文/冯凝
        民族主义是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而雪耻型的民族主义，则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痛苦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前者或许是中性的，后者则必然是病态的。近年来的中国电影（其实何止电影），在中国正向大国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摆出一副真正的大国心态以配合中华民族与日俱增的各种实力，所以我们能看到《建国大业》中比以往稍显冷静的对待历史问题，不再提及蒋公便恨不得先打三十大板而后快，而我们的国家主席也在聆听别国首脑发表不同政见时只是微微一笑绝不发作。然而凭这些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国家和民众已经彻底摆脱了那一种自慰式的民族主义心态了吗，我们的百姓真的已经不自卑的欣羡那些民主的大国优越的生活条件了吗，我们真的已经走出那些被歧视被侮辱被屠灭的岁月阴影了吗？从《叶问2》，或者说，从我预言的《叶问2》即将取得的成功看来，远远没有。
        《叶问2》包括他的前篇讲述的俨然是在20多年前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已经讲过的故事，无非是一代宗师开武馆收徒，经历磨难最后打败外国拳击高手的套路，只不过在这部作品里融入了以往大宗师不曾有过的还原人性的设计，比如“尊敬”老婆，比如打不过就跑——当然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那种掌控整部电影的情绪与心态的立场，与老历八早我们的民众为之热血沸腾的《霍元甲》无异，放开了说，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所谓的精神物质文明建设的两手硬的抓开明多少——这是从观众角度说的，但这种现象不失为一面镜子，折射出电影制作者的某种心态。这种心态到底是什么呢？年轻的香港导演叶伟信和他的团队当然懂得怎样的电影能够在情节，情绪和情感三个方面挑拨起日益麻痹的观众内心深处的神经，王晶屎尿屁的一套是有追求的叶伟信所不屑的，而王家卫式的小资情调就算他能够勉强操控但墨镜哥已经在拍摄同一题材的《一代宗师》，于是百般无奈之下叶伟信终于打着回归原始，振兴港片的旗号，开始玩弄起影视界很久没有发作的民族主义了，果不其然不明真相的民众正中下怀。
        这几年反日反美反法反发达国家的浪潮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似乎冷战过后的人们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保存血性，甚至ZF高官都以某种方式认为这是一种新青年的表现，如果说游行示威这一系列活动是对曾经飞扬青春的五四一代或者五加一四一代人的祭奠的话，那么现如今的这些活动是不是只有祭奠或者表达心声的实质价值有减少呢？毕竟这一类活动的最终结果是没有结果。所以香港电影工作者正好抓住时机，将这种屡战屡败的民族主义体现设定在可以无所忌惮可以以艺术手段放大的电影中，而只要政治正确，他们无须负责。《叶问2》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呼之欲出了，我们看到一个武术宗师的武技和人品无需进化（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还需要练级和废几次武功），就可以傲立世界之巅，在他的战斗中，他无不以自己的武德和功夫彻底征服对手，无论这个对手是世界之王还是本土冠军，我们太需要以这样一个形象为我们民族代言了，就像现在不能打球的姚明一样：谦逊，智慧，以德服人的同时又恨有几手，所以当去年季后赛第二轮第一场湖人对火箭姚明坚持返场的时候，解说员要说一句，姚明给中国人长脸了——也许这句话在当地的美国球迷看来，会是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一种诡异的代表逻辑吧。
        那又是谁给了叶问这样一个代表中华民族的身份呢？当然是导演设定的几场华洋拳赛了。其实两部叶问电影的实质就是让叶问最终打败片中所涉情境中武功最高的外国人，而且往往都是在一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仿佛只要赢了这一场，日本英国就会立马投降，将殖民地让出，并且起立鼓掌，赞同叶问所倡导的“人与人要互相尊重”，在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个岁月，企图以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武术家的一番心平气和的劝说，让外侮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难道不是导演的痴心妄想么？但事实上，包括我自己在那一刻，是有一丝对叶问的膜拜和信仰的，我相信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中国观众都会在一瞬间沉浸在民族主义膨胀的意淫快感中，这是因为叶伟伟德体育最新网站艺术手段做足了最后一场大战戏的场面，用娴熟得足以媲美好莱坞的镜头语言，拳拳到肉的蒙太奇剪辑，去经营这场战斗，所有黄种人集体的自大在这一刻攀至顶峰，场面宛如抗日战争的最后大决战一般——这背后事实上难道不是雪耻型的民族主义，生怕外侮再来侵略而事先给自己服下的劣质定心丸么？就算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在此得到了展示和被认可，但他的攻击性和防御力，说到底是一种观赏大于实战的表演艺术，抱着以强身健体为宗旨的精神的一种运动，不然为何连区区泰拳拳王都能轻易的挑衅我佛山少林寺的大师父呢？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不正常的心理去审视这部电影本身，《叶问2》可以算作今年开年以来国产电影中的佼佼者了，他成功逃离了续集必然狗尾续貂的宿命，讲述了比第一部更为精彩的情节，即使这些情节无非就是通过几个角度展现一位大师的每个方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困扰宗师生活的已经不是现有的武学修养，不能符合他日益增长的对付反派的武技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是应该拿仅有的存钱给孩子付学费还是付房租之间的矛盾，叶问在香港经历的，更像是一名落魄的艺术家，在无人赏识的情况下满腔壮志未酬无用武之地的无奈，这让观众无疑对他增添的认同感，要大于我们在于仁泰的《霍元甲》中看到的，满家灭门还去异地邂逅清纯少女的经历。对比《霍元甲》，《叶问2》同样有说教，同样有武德高于武技的理论基础，但叶伟信所理解的咏春拳，显然比于仁泰所研究的迷踪拳深刻——一名化至臻境的武学宗师，必然将拳法中的风格与行事准则处世哲学融合，拳如其人，叶问的咏春带有女性的阴柔，他的行事便有着能躲则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智慧，在民族大义关乎信仰的时刻又能挺身而出，这叫做大丈夫的能屈能伸，而《霍元甲》除了告诫人们武术是防身的（最后也没防住被毒害了）之外，我只能记得这似乎是李连杰说过的最后一部武术电影（那《功夫之王》难道是文艺爱情片？）。
与此同时，叶伟信还原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香江样貌，虽然我并不了解真实境况当是何如，但至少他不是在车墩随便拉两个路人就冒充十里洋场，各种置景和与之相配合的镜头运用，令人从一开始就投入到影片呈现的时空中，若没有黄晓明给美特斯邦威做广告一样的山寨潮人服饰，电影院至少在这100分钟内不会有笑场的。
        当然，这一切的论述要建立在《叶问2》可以被冠之以中国观众看后得出精彩绝伦的名分的前提基础之上。从媒体场结束之时阅片无数的记者们自发响起的掌声来看，《叶问2》的大卖似乎已经成为了既定的事实。我相信带着当年看《霍元甲》的心态看《叶问2》你不会失望，但如果你能跳出那狭隘的民族主义去欣赏一部优秀的港产动作电影，那种感觉将更加纯粹。

叶问2，从LOGO设计上来看，那个2字写得很特别，2字写得这么特别，使电影本身就不会那么2了，因为连2这个数字，设计的都这么好看，可见电影工作者的用心。
电影开头，叶师傅练功教拳的天台阴雨绵绵，电脑动画的设计，让这个场景看起来更像是铅笔动画，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居然有一些感动，而这感动来自何处，恐怕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黄晓明的出场依然很帅，但是这份帅气随着他的对打转头显得有些突兀，我还是很怀念他演的许文强，没有发哥的痞气，却有一种自己的味道。导演给晓明同学安排了许多搞笑的桥段，和师傅甄子丹搭在一起也显得蛮好看。

在铺天盖地的电影宣传中，我没有一次看到过释小龙的名字，而在电影的开头字母里，我看到了释小龙，而且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这位曾经的功夫童星，在这个主题非常明确的功夫片里却没有大展拳脚，而是当了一个小小的配角，这配角发福土气、没有任何的攻击力，要说这样的角色交给谁演都可以，那还要释小龙做什么呢？

洪金宝大哥在戏里面死得很壮烈，但是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大哥在里面这样被打死，有些惨不忍睹。但他的角色很真实，为了生活，他能忍，手下200个兄弟要吃饭，膝下7个子女要抚养，大哥的角色很到位。

虽然情节老套，人人都能猜到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但《叶问》卖得本来就是功夫，洪金宝大哥的武术指导很到位，每个镜头看起来都让人紧张，每个一次出拳都感觉非常华丽，让我想到《导火线》，一场电影看下来，你会觉得腰酸背疼，看得就是大哥们的功夫。虽然不能总喊口号，但是人的精神是需要被鼓舞的，电影多多强调爱国的精神，宣传对人类的彼此尊重，还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P.S 任达华的啃鸭子的表演，没有台词却如此生动，难怪会拿下金像奖影帝，还没看《岁月神偷》，一定会更有味道吧。

看完《叶问2》8个小时之后，我对男友说，咱们再把《叶问》翻出来重看一次吧，他变得有点困惑，反过来问我，你为什么保持激动这么久？

仔细想来，不是因为甄子丹长得漂亮，打得漂亮，不是因为叶问其人其事激动人心，统统不是。甚至，同样的故事，冠以其他人头上，我也会激动依旧。叶问的形象满足了我长期以来的精神诉求：越是真正的高手，大隐于市，越是最为低调平静的那个人。
 
当太多人将自己的生活重心设计为展示的时候，我们以所谓地位、金钱占有量作为成功的标志，却不再静下心去评判自己是否还有真正的幸福感。占有再多的物质意义何在？除了挥金如土那一瞬间可以拥有短暂的感官刺激所带来的快感，之后则是无尽的虚无。满室仓惶还不如一贫如洗。

而叶问的形象，即使最窘迫的时候依旧觉得挺拔。在叫嚣的周遭中，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强大，却不会刻意展示，那样的光芒才让人折服。

对于这个世界，时常觉得疲惫，觉得与世界的绝大部分交往依旧构成困难，觉得自己笨拙无措。叶问的形象，叶问形象产生的共鸣，至少让人心里觉得温暖，原来那么美好的向往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精神领袖。

不同时代的英雄们与“白日梦”
——从《叶问》系列看电影对社会心理需求的迎合

弗洛伊德认为，在梦中，我们的过往记忆、创伤刺激、白日经历等残片混合在一起，经过一系列无意识的加工之后，糅杂在一起，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中得到实现。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尤其是如今的主流商业电影，与“梦”本身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和功能。事实上，早在电影诞生初始，便有人提出了电影就是梦工厂的说法。我们在电影中所观看到的故事，所获得的满足和快感，恰恰来自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匮乏。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观影活动，我们的缺憾得以补足，由此心灵得到慰藉，尽管仅仅是个美妙的幻觉。唯一不同的是，与梦的无意识相比，电影是人们有意识的造物，因此，它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完整性，可以说电影是一出美满的“白日梦”。
自从卢米埃尔兄弟拍出第一部电影，短短的百余年间，电影迅速覆盖并取代了许多传统艺术的基本功能和社会位置。成千上万的人义无反顾的钻入电影所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教益，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和价值，获得生活的方式与时尚的信息，祈求从心理上逃离日常生活的繁琐与痛苦，遗忘世界的苦难与不公，从而进入正义永远战胜邪恶、爱情永远征服死亡的完美世界。于是，电影院成了跨越种族、国籍和文化的“教堂”，在电光幻影之间，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典仪，获得宣泄和抚慰，享受安宁与独处。
然而，大众的心理缺憾和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成功的电影恰恰就是踏准了这样的节拍，适时的送上最符合时代心理的“白日梦”，填补缺憾、满足需求，因而为当时的大众所接受，收获不菲的票房与口碑。《叶问》和《叶问2》这两部从本质上讲并不太出色的影片，就是因为符合了这一规律，造就了成功的典范。《叶问》获得第二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过亿的票房，以及《叶问2》目前不俗的表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香港功夫片历史，几起几落，其每次勃兴，都无不与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有莫大的关系。
【马永贞】
60年代至70年代中上期，是香港制造业的成熟期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全盛期。那时的香港人大多数都把全副精力用于奔忙事业和拼命挣钱，因此单打独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大佬的个人英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而为人们炮制一个乌鸡变凤凰的“香港梦”则成为那个时期电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在那个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影院的观众也以男性为主，因此，用男性的阳刚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观众的心理需求的香港功夫电影迎来了一个高潮期,其代表人物有张彻、胡金铨和李小龙。
以张彻的《马永贞》为例，山东小子马永贞独自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打拼，虽然在社会底层做苦力，但因为身怀绝技，逐渐成为上海滩知名人物。有了声名之後的马永贞逐渐迷失了初到上海的本性，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并崛起成为大上海一帮势力。然而，猛虎终归山上丧，他也逃不过人在江湖、利字当头、惨遭厮杀的宿命。
那时的香港已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背景下的“集镇”,发展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都市”。它的强烈的世俗化、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功夫电影的价值取向及其发展流变。马永贞不再是老粤语武侠片中老成持重、行侠仗义的君子,而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的“现代”青年。他的卑微出身和奇迹般的成功，无不令坐在影院里那些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们欢欣鼓舞，极其有效的预支了他们对于成功的喜悦。同时，对于那些在经济大潮中业已获得利益的人群来说，马永贞后半段的经历，则迎合了他们的迷茫与思考。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面对诸多利益诱惑，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向上爬,而难免以个人的欲望取代了正邪之分、是非之别。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欲望、集体与个人的碰撞之中，这些人难免会产生一种无助的茫然感。马永贞的成功映照了他们的现实，同时马永贞失败也让他们寻求到了一种虚拟的赎罪感，如同在教堂中做礼拜一般一吐为快。人最恐惧的就是未知的不确定感，当电影为他们展示的最终结局出现在眼前时，他们的恐惧随之消失，得到的是一种确定的释然。同时，马永贞的失败也为他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提前警醒，可以让他们有所警觉，最终安然度过，从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正是因为恰如其分的迎合了时代的需求，《马永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将第16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收入囊中，同时成为香港电影里程碑级别的巨作，最终启发了一整个时代的香港黑帮电影。“马永贞”这一银幕形象也从此家喻户晓，他身上所具有的个人奋斗、迅速暴富、违背既定规则等等特质，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标签。
【黄飞鸿】
80年代至90年代初，当年埋头打拼的香港人都已获得了不同的成就，开始走入中产乃至富豪阶层，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鲁莽，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和理性。他们开始关心更加宏大的主题，比如国家、民族等等，加之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使得这样的思考更具复杂性。同时，男性在获得自身成功以后，开始需求感情的慰藉，追求美和浪漫。因为经济独立，很多女性也已不再是男性单纯的附庸，她们走上社会，并且越来越多地涌入影院，成为不可忽视的观众。这个时候，香港的不少功夫片导演便适时地随之转型，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成功、有产、心怀天下的男性形象，同时为加强女性地位，又为功夫片增加入情感成分，因而大获成功，成为香港功夫电影的又一高潮，其代表人物有袁和平、徐克、成龙、李连杰等。
以徐克版“黄飞鸿”系列为例，黄飞鸿是个成功男士，拥有自己的产业——宝芝林，兼任当地民团教头，与黑旗军的林永福交情颇深，在佛山当地拥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黄飞鸿与十三姨的情感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可以说，这样的人物设置，完全符合了当时主流观众的心理需求。
其实以黄飞鸿为主角的电影早已有之，从1949年香港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开始，如今已经有100余部“黄飞鸿电影”问世。每部电影中的黄飞鸿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或是个严谨的老人，或是个顽皮的少年，或是个唯唯诺诺的闷瓜，或是个气度不凡的圣人，但无论如何变化，黄飞鸿终归是个武者、侠士。到了90年代初，这种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徐克操刀的六部《黄飞鸿》，将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真正推到了“侠”之大者、一代宗师的地位之上。
徐克版“黄飞鸿”秉承了“黄飞鸿电影”的内在精髓，但又完全再造了一个全新的“黄飞鸿”形象，并使之成为经典。相比关德兴版那个行侠仗义的严肃长者，徐克的“黄师傅”则处在青壮年，举手投足间没有了原本那个代表传统父权文化的权威形象，转而以另一种潇洒利落的风姿彰显他的“新一代”王者之风。相比成龙创造的欢乐英雄式的青年黄飞鸿，徐克的“黄师傅”则又多了成熟稳重，时时彰显一代宗师的气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之侠，正邪分明、忍而后武。徐克有意突出了黄飞鸿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这个内忧外患的社会转型期，黄飞鸿面对时代变化会有思考，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会有痛苦，面对新科技会有茫然，而面对爱情又会有无措。黄师傅不再是个只会好勇斗狠的青皮，而是一个处在社会变流中愿意思考、企图改变的中产阶级。他不再只是悬壶济世，而是忧怀国家，将原来的修身习武、为民除害提升到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及国家存亡的高度之上，多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厚重感。虽然历史的局限注定他的眼界是狭小的，但他的人格和心境却使他本能地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他对责任的承担也许是被动的，但一旦承担了就义无反顾，他也许无法改变社会，但却绝对是一个时代转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徐克版的黄飞鸿揭示了香港与内地之间无法割舍的历史，并深刻地探讨了属于香港人的历史情结以及那个时代人们所期待的人格境界。
徐克版“黄飞鸿”从青年时代转向壮年心态的经历，迎合了香港的社会发展阶段，引起了普罗大众的共鸣，难怪连关德兴本人看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年仅《黄飞鸿》第一部就狂收3000万港币，荣登年票房前十名，同时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的最佳导演奖，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新“黄飞鸿”身上所拥有的有产阶级、反思、理性、忧国等标签，成了那个时代香港人的写照。
【叶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所产生疑虑和担忧在逐渐消除，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文化寻求认同的心情则日益迫切。因此，渗透着浓浓乡土、家国的意识，彰显民族精神的电影作品，更能迎合此阶段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均感觉到来自西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侵入压力，这样的痛苦也需要一种途径来进行消解。于是，在《叶问》及《叶问2》中，便不再有黄飞鸿那样对义和拳的反思和对中西关系的探究，转而变成了二元化的简单对立，在击倒外来的日本武士和西洋拳手的一刹那，国人集体释放抑郁胸中的苦闷。
在宣扬民族精神，迎合时代背景的同时，电影也在进一步的迎合大众的个体需要。这个时代，集体主义开始让位于个人主义，于是影片便同人们探讨起在一种民族的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和个体伦理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选择？在民族危难到来之初，叶问并没有想担当正义，他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生存下去。但终究覆巢之下无完卵，叶问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他必须用他的功夫，为生存而战，为妻儿而战，为朋友而战。也许观众会将他的行为理解成为人性尊严和民族正义而战，但这都不重要了，叶问已经成为一个英雄。而叶问走上英雄之路的心路历程非常丰满，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性情的真人，让他做出既合乎历史也合乎人性的选择。这一刻是一个普通人生命中的光辉一刻，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更为接近真实的人性因而感人至深的英雄主义。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英雄的时代，不如说是缺乏真实可信的英雄的时代，以往的“高大全”形象已经败坏了大家的胃口，使得一个个英雄形象变得那般虚假，因此遭到人们的抛弃。但这并不证明我们不需要英雄，其实人们永远在期待一个英雄的出现。只不过，这个英雄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不是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神，他首先应该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从这点来看，叶问爱妻、无不良嗜好、整天努力在外扒拉钱养家、并不像惹是生非，怎么看怎么像当代大多数工薪、小白领、小资的生活写照，小人物们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其实并不是无能，而是为了自己对家庭那点小小的责任。明崇祯年间，如果皇帝不搞驿站大精简，如果不裁掉一个叫李自成的小驿卒，那么历史上也决不会有“闯王”这个人物了，所以不要把大家逼急了，没准里面就藏着张问、李问什么的。
马永贞、黄飞鸿、叶问等英雄，与其说是电影工业制造出来的，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自己内心中呼唤出来的。电影人只是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将人们渴望的形象以技术手段投射到银幕上，使得这些“白日梦”看起来如此真实可信。当然，制造“白日梦”同时也是个技术活，影片获奖大卖并不一定能证明是你的活儿好，手艺上叶伟信要向张彻和徐克多多学习。


参考文献：
戴锦华 《电影批评》
蔡洪声 《香港电影八十年》
陈墨 《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与衍变》
孙雁冰 《剑啸江湖侠客梦》
陈捷 《叶问：个体伦理、民族正义与历史选择》

导演叶伟信在宣传电影时，无意中“刮”了票房毒药周董一巴掌。

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影视展中宣传时，他被记者问道：
原本盛传会加入李小龙角色，你也曾说有意找周杰伦演出...

可是叶伟信被问到此事，突然笑脸一收、脸色大变说：
“证明我很走运，他答应我就惨了！”

哈哈哈哈哈...
这次有心的“失口”太好笑了！
相信『艋舺』的钮导也是这么想的吧？

不过这件事让周杰伦所属的台湾杰威尔音乐公司知道，立刻发表了下面的意见：

周杰伦所属的台湾杰威尔音乐公司回应：“杰伦和公司并不认识这个导演，他说什么，我们都没有意见。”关于周杰伦会不会再接拍电影的问题，杰威尔音乐公司称：“电影当然会再接拍，《青蜂侠》在今年底上映，敬请期待！不过今年他的既定计划是新专辑和演唱会。”

怎么感觉上有点恼羞成怒呢？哈哈哈..

如果周杰伦有演出『叶问2』，你还会去支持吗？
我不会，我认为与他合作的人都有点倒霉。
碰什么死什么...

叶问（甄子丹 饰）携家眷来到香港，艰难度日。叶问开武馆宣扬咏春拳术，但无人问津。某日，黄梁（黄晓明 饰）登门拜访，比武之后，甘愿携一班兄弟，拜在叶问门下。黄梁因故与洪拳门下斗殴，结果被捉。叶问来救，却巧遇昔日对手金山找（樊少皇 饰），两人冰释前嫌，却不想被洪拳掌门洪震南（洪金宝 饰）拦下，以致众人被警察（郑则仕 饰）拘捕。洪震南提醒叶问，欲在香港开武馆，必须接受各大门派挑战。于是叶问单刀赴会，最终与洪震南对决，不分伯仲，叶问因拒绝缴纳会费，而遭到洪门寻衅滋事，以致武馆被关。背地里，洪震南替英国警察操持华洋比赛，但始终未有报酬，深感不平。拳击冠军龙卷风来到中国，在比赛现场中侮辱中国武术，打伤中国拳师。洪震南挺身而住，血溅现场。为了中国武术的荣誉，叶问接受了龙卷风的挑衅，为民族大义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