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勇气，是在灾难来临时挺身而出，而不是在和平安宁的岁月里道德绑架。

　　面对灾难时选择逃亡的人不是懦夫，但选择留下来帮助其他人的人，一定是最富有勇气的。

　　在二战时就有这么一群勇敢的人：奥斯卡·辛德勒、威尔姆·欧森菲德（《钢琴家》中救了主角的德国军官）、魏特琳（华群）、何凤山、杉原千亩、拉乌尔·瓦伦贝格、约翰·马吉、贝德士、辛德贝格、卡尔·京特、寂然法师、罗伯特·威尔逊、刘易斯·史迈士、韩湘琳……以及约翰·拉贝。

　　因为张纯如和邵子平博士的努力，这位“南京辛德勒”的日记才得以重见天日。

　　拉贝是一名纳粹党员，但如正锋利的刀子在强盗手中可以拿来屠戮、在医生手中可以拿来救人一样，南京事件时期，拉贝一直利用他的纳粹党员身份与日军周旋，和魏特琳等人一起尽可能地保护了难民营、以及他自己家里的中国人。

　　拉贝赤手空拳面对五万精良武装的日军，他能够延缓日军恶行脚步的，只有自己的纳粹党员身份、以及德国是日本盟友这个外交问题。日本士兵经常趁着拉贝不注意就跑到难民营里抓人充当慰安妇，高度的精神紧张让拉贝奔波得筋疲力尽。

　　在南京保护中国难民时，他经常只睡不到四个小时，中途因为太劳累昏倒过两次，而他把自己的财产捐出来救挤难民，也耽误了他的糖尿病治疗，再加上之后受到纳粹和盟军的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这一切都让他走向了最后的凄凉结局……

　　我不知道得用什么样的字眼去纪念拉贝，但我想，也许“好人”二字最贴切不过了吧。

　　拉贝先生不是“救世主”，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字眼远比前者更加高贵。

　　十年前《南京南京》上映后，我在上海东方卫视的节目《拉贝的南京》中，看到陆川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段话：

　　”我不相信拉贝救了20万中国人，如果他能救这20万人，就一定能救原本被杀掉的那30万人，他没有救下，就意味着他做不到。我认为是日本人杀够了，不想再杀了，所以才让拉贝难民营里的20万人活下来。“

　　陆川这段话让我很反感。后来我去查询一下陆川对拉贝等人的看法，发现他不只一次、也不只在一处地方，反复对拉贝等人进行各种阴阳怪气的评论。

　　陆川有些观点可以商榷，而有些则是薄到了极点。这里举出他的一些观点评论下——

●陆川：“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

●陆川：“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问题并不是“只记得”，而是“不记得”。正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世珍奶奶所说的，面对乱世中勇于挺身而出的拉贝等人，“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而且犹太人感谢辛德勒、何凤山等人，甚至为纪念辛德勒而拍摄了一部《辛德勒的名单》，是否就因此就等于淡忘和否认大屠杀呢？感恩，就等于忘记历史吗？感恩，与铭记历史是冲突的吗？陆川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看成矛盾关系呢？我完全不能明白。陆川的字面意思，我还是能理解的。的确，见义勇为的人，并不是一宗案件的全部，因为还有加害人和受害人等等，面对罪犯也不能一味期待路人仗义相助，但是否就可以因此忽略掉勇于出手相助的人呢？陆川如果被抢劫和谋杀时有人出手相救，他是否会因此主张不要感谢见义勇为之人呢？）

●陆川：“而且，第二年2月份，拉贝不是也走了吗？”

（南京大屠杀也被称为“血腥六周”，1938年2月，与中国难民熬过了最痛苦的“血腥六周”的拉贝，迫于政治压力把难民区交给了新的负责人，然后就在中国人的迎送下走了。回到德国后，他还不忘了抨击日军的恶行。我不明白这个所谓的“第二年2月份”有什么好阴阳怪气的，说的好像拉贝什么都没做或者半道就走了、甚至还可以因此无视掉他的善行一样。还别说，陆川的确说拉贝"半道就走了"，见下一条。）

●陆川：“我作为中国导演，就觉得‘南京大屠杀’归根结底是中国和日本的事儿，拉贝虽然有份，但半道就走了；而且中华民族多少年来起起伏伏，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救人”，而不是“外国人”。感谢拉贝的义举，只是一个人类应有的感恩之心而已，就像犹太人感谢辛德勒、何凤山等人的义举一样，而不是所谓的“哪次是外国人救了我们”。如果犹太人说"集中营只是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事儿，何凤山是中国国籍，所以不必感谢中国佬”，这样可以吗？陆川企图拿行善人的国籍说事，以此达到淡化、甚至抹杀对方曾经行善的事实，这种行为用中国话叫作“忘恩负义”。至于陆川话中的“但半道就走了”，见我的上一条反驳。）

●陆川：“《拉贝日记》中记有日本人来找妓女的事，拉贝轻描淡写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

（我实在不明白这条有什么好批评的，为什么一定得要求行善人必须完美呢？再说了，在南京承受日机轰炸的那一刻起，拉贝就已经冲出家门，把那些在街上“与己无关”的中国难民拽到自己家里加以保护，这难道还不够美德吗？陆川仅因为拉贝日记中一两句话没有表达出圣母心，就对当事人冷嘲热讽，是否过于刻薄和断章取义了？而且事实上拉贝日记中也不全是陆川所指责的这样。但愿陆川在“严于律人”的同时，可不要“宽以待己”。）

●陆川：“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救助当时的中国人，那就和辛德勒比较相似，和辛德勒的意义也比较接近，但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个第三方。”

（这条我懒得反驳。认同这句话的，如果不是有病，那就是有病，或者是有病，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病。）

●陆川：“如果你去看《拉贝日记》，你会注意到，过年过节，他们还点蜡烛，都有烤鸡吃，魏特琳的日记也写道，他们的厨房里面还有鸡蛋被日本人去偷。”

●陆川：“辛德勒是作为犹太人的对立面来拯救他们，但拉贝不是，他是纳粹，是中国的第三方，不是当事者，仔细看他的日记，过节他还吃烤鸡呢，他和辛德勒没法比。”

（告诉我，那只烤鸡做错了什么？！陆川为什么要一而再地跟那只烤鸡过不去？！谁能告诉我，那只烤鸡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拉贝和魏特琳过年过节吃只烤鸡，就成了一大罪过……？而且，为什么要用一个好人来否定一个好人呢？我无法理解陆川的三观。然后，陆川强调拉贝是纳粹，所以”和辛德勒没法比“，但实际上辛德勒也是纳粹，而且他不但有烤鸡吃，还整天寻欢作乐。我可没见过犹太人因为辛德勒的纳粹身份，就抹杀掉他救助犹太人的功绩。的确也有人纠着拉贝的纳粹身份不放，这就是在日本的慰安妇事件庭审中为右翼辩护的日本律师。我不明白陆川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有加害方和被受害方相关的人，才有资格出来见义勇为，而路人却没资格。难道陆川被几个强盗抢劫时，不会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救助、而只等着强盗团伙中某个人良心发现吗？）

　　…………

　　最后这几条也在《南京南京》中呈现了出来，陆川镜头下代表着人类良知的不是“第三国”的拉贝，而是影片的主角、来自“日军”的角川。陆川固执地认为只有加害方出了个良心未泯的人，才能称作“辛德勒”，而第三方是不行的。

　　当然历史上也的确存在着在战争中依然坚持善良的日本人，比如龟井文夫和木下惠介，这两人都是因为拍了让军部不喜欢的电影而被禁止从事电影行业，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几年后日本会战败，可以说是怀着终身无法施展才华的心情接受惩罚的。这两位导演在战争时期哪怕只是稍稍表示了一下质疑，所付出的勇气也要远远大于战争结束后大声痛骂法西斯的人们。

　　我无法理解陆川为什么要对一个好人百般苛刻，与此不同的是，陆川却同时对日本演员说：“你们不要像演坏人那样去演，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的祖辈（也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是一支训练有素，有尊严，有信仰的，铁血的杀人机器。”

　　我在这里只批评陆川奇葩的双标行为，没有针对日本演员的意思，他们能来中国参与二战影片的演出，就意味着尝试接受中国方面的史观，行为本身就值得肯定。我也不反对将日军进行客观化的描述，我一直觉得《帝国的毁灭》出彩之处，就在于把希特勒还原为普通人，让观众看后陷入思考。

　　陆川的《南京南京》还有一处扯淡的地方，就是拉贝的中国秘书，在《南南》中他一度当了汉奸、最后死了。历史上这位秘书叫韩湘琳，一直活到了80年代。他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对难民营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陆川还不忘了利用这个角色的老婆之口讽刺了一下拉贝：“你为拉贝卖了十几年的命，他扔下你不管自己跑啦。”但其实早在南京遭遇日军轰炸时，拉贝就已经安排韩湘琳一家离开南京，只是因故最后没能离开，只好躲在拉贝家中。《南南》一片对此的描述完全颠倒黑白。

　　韩湘琳的女儿后来还参观过拉贝的故居。

　　记得还有个陆川的粉丝“红旗”，为了声援陆川，也跟着冷嘲热讽了一番，说是“拉贝是外国人，会赞扬拉贝的，不是跪舔外国人久了，就是本身是外国人。”

　　我不知道这位红旗所指的“外国”是指哪国，反正下边要提到的这群人，国籍都是中国。

　　那么，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这些幸存者们，又是怎样看待拉贝呢？

李秀英：“当时只要遇到了麻烦，中国人就去找拉贝，他立刻就来。拉贝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和日本人谈判……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拉贝是纳粹党员。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它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拉贝是一个好人，我们将永远怀念他。……那时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同日本人谈判。要是没有拉贝，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日本人杀害。拉贝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

伍正禧：“拉贝是一个有坚定果断和品德高尚的德国人。有些报纸报导说，他是一个纳粹党员。不管他是或不是纳粹党员，他救了许多中国人的命。那个时候表现出了他的高尚品德，这是最重要的。……那时要是他不把大家组织起来，日本人肯定还会更加疯狂……他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话，对保护他们作出了他个人的贡献。”

潘开明：“要是没有他们，一定还会有许多中国人被杀害。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的一些情况，都是我们装在心里想要说的话。不管拉贝是不是一个纳粹党员，都改变不了我们对他的看法。”

穆喜福：“我们全家人永远感谢拉贝，要不是当年受到他的保护，我们一家53口人，不可能全部活下来，早就被日本人杀害，骨头打鼓了。”

丁永庆：“拉贝是个大个子，待人很好。他在院子内搭有芦席棚，让周围的居民居住。”

汤英：“经历过大屠杀的人知道什么是人间地狱，我能活下来，如果没有拉贝先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一去南京，我就去拉贝先生的小院去看看，那个小院还在，一到那里，在泪水里，我总是想起好多好多往事，我现在老了，但我时常带着儿女们来，好让他们记住一个恩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性的人。”

孙有明：“拉贝和家人在院子里用床单做了很大的一面纳粹党旗，日本人从天上看见，就不敢扔炸弹了。”

吴克政：“大家都不会说德语，都和我爸爸一起喊他‘喇叭’”，很多人都还记得‘喇叭’戴着那个袖标，经常上街走，指着纳粹党徽，喊‘嗨！希特勒！’，来制止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

王凤英：“拉贝成立的难民区，我们这五个人到这个难民区里避一下，我们这五个人就没有死，要不然，在（珠江路）那个地方，就活不下来了。”

芮体和：“我是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先生虽逝永生。”

李俊：“我那时候才13岁，跟着家里人躲到了拉贝先生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我们，院子里搭了不少棚屋给难民们住……当时难民们都说拉贝是'活菩萨'。”

李世珍：“有一个家族37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全被绑好了跪在地上。（日本兵）准备砍头的时候，拉贝刚好经过，他就和日本兵交涉，最后把这37个人都带走了。后来这个家族的人都说，如果没有拉贝，他们整个家族就灭亡了。其实我们都一样，如果没有拉贝，我恐怕早就已经埋在地下几十年了。”

（注：李世珍奶奶在德国电影《拉贝日记》演了一个难民，她表示：“第一次演电影，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报答一下拉贝，他救了我们那么多人的命，我们却没能为他做点什么。”）

夏淑琴：“我们都感激拉贝先生。”

（注：2009年2月5日，夏淑琴诉日本右翼侵害名誉权案在日本终审胜诉。她也是拉贝在日记中提到名字一个的幸存者。）

　　…………

　　拉贝帮助过的，并不只难民区的几十万人，在他自己的家里，也藏着600名中国难民，拉贝以自己的个人名义保护着他们。

　　而据幸存者丁永庆等人所述，当时拉贝家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年12月19日晚上，有两个日本兵在拉贝住宅越墙而入，企图作恶。被拉贝知道后严词叱责，那些日本兵看清他是德国人之后，只得悻悻地收起枪，要拉贝打开大门让他们出去。拉贝用身体挡住大门，断然拒绝：“不行！你们从哪儿进来，就从哪儿出去！”两个日本兵只好翻墙出去。院内的难民见到这一幕，不禁拍手欢呼起来。

　　即便完全忽视掉拉贝在难民区的贡献，那么他在自己的家救下的人数也相当于半个辛德勒，但在陆川的描述和《南京南京》中，这一善行却被抹杀得一干二净。

　　在网上盛行着“完美受害人”的风气，而在陆川等人眼中，好人也必须是完美的，如果一个好人达不到条件绝对完美的标准，那么即使他/她做了好事也得打折扣。

　　但在我看来，纳粹党员的约翰·拉贝、奥斯卡·辛德勒、威尔姆·欧森菲德也好，美国人魏特琳、中国人何凤山、日本人杉原千亩、瑞典人拉乌尔·瓦伦贝格……也好，亦或《卢旺达饭店》的主角保罗·卢斯赛伯吉纳等人也好……

　　无论他们是哪国人、是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心态救人，只要他们敢在危难中向别人伸出援手，他们就是富有勇气的好人。

　　纵观下来，陆川和他脑残粉们对拉贝说尽各种风凉话，而当年真正面对日军刀口死亡威胁的人们，无一不对拉贝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有些人关心拉贝是否反犹，我想这个反而不是重要的问题，纳粹德国暴发反犹活动时，拉贝主要是活跃在中国。重要的是拉贝做过什么，而并非他是否德国人或纳粹党员。

　　而且有两个反例能说明拉贝至少并不强烈反感犹太人，一是他在南京难民区的同伴乔治·罗森博士是犹太人（电影《拉贝日记》中有这个角色，由丹尼尔·布鲁赫饰演），因为自己的犹太身份饱受歧视，拉贝在日记中对此表示了同情；一是拉贝回到德国后，曾出钱买下了一家犹太人的房子，间接给他们提供了逃亡国外的资金。

　　拉贝的晚年很凄凉，他并没有因为在南京的善行而得到好报。

　　首先是回到德国后因为宣传南京事件，被认为是破坏了德日关系而被纳粹盖世太保逮捕，战争结束后又因为纳粹党员身份又被英国和苏联逮捕，之后一直穷困潦倒。在这种情况下，拉贝说了一句很悲凉的话：在南京，人们叫我“活菩萨”，在这里，我只是一个贱民。

　　1948年，柏林遭遇冷战危机，拉贝一家的生活跌到谷底，此时南京市民募捐了2000美元汇到德国帮助拉贝度过难关。南京人并没有忘记他。

　　1950年1月5日，拉贝在疾病中去世。

　　回顾拉贝坎坷的人生，最后十几年可以说忍受着肉体上、精神上、生活上的多重折磨，去世后还得忍受陆川之流的风凉话。

　　同样不幸的，还有魏特琳，她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我快要筋疲力尽了。”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选择了自杀。每当我看到这个结局时，眼眶里总是充满了泪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京事件的主谋——朝香宫鸠彦王，由于麦克阿瑟的决定而被豁免，最终并没有起诉他。由他主导的南京事件一系列恶行，全部被推到了松井石根头上。

　　朝香鸠彦爱好高尔夫球，还担任高尔夫球俱乐部名誉总裁。他一直幸福快乐健康地生活到1981年4月12日去世，享年93岁。比拉贝和魏特琳多活了几十年。

　　朝香鸠彦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释放的日军军官，包括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等无数军官也得到了赦免，即便被判处重刑的东条英机等人，也得到了麦克阿瑟的准许进入了靖国神社。原子弹惩罚的只是手无寸铁的平民，而不是这些高高在上发动战争的官僚。

　　好人无好报，坏人得善终。

　　（PS：拉贝的孙子在2009年4月给香川照之颁发和平奖，以感谢他出演电影《拉贝日记》朝香宫鸠彦王一角。）

　　1997年，拉贝墓碑被移到南京保存，回到了他当年保护过的人们身边。

　　拉贝不是“救世主”，他是一个好人。

[参考文献]

上海东方卫视TV节目《拉贝的南京》

《陆川回应质疑》

《时代周报》2009年4月20日

《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1期

《南方都市报》

黄慧英《拉贝传》

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