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条件(第一、二部)

        在日本二战反思电影中，小林正树的《人间的条件》无疑是部鸿篇巨制，同时又是一部个人史诗。它以六部近600分钟的篇幅，从一个反抗制度的日本人坎坷的经历，通过一个留有底线的日本人的眼睛，向我们全方位讲述了日本二战中后时期，在中国被占地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战时生活。整部影片反思之全面，之深刻，之犀利，之痛彻都堪称日本同类影片中，最有力度的一部。

        《人间的条件》实际上分为三段，第一、二部讲述的是主人公尾在当时日本所谓的“满洲”地区的劳动营的经历，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它距离真实战场有些远，又是侵略战争后的结果呈现，表现的是战争过后，一个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各方势力相对处于均衡状态的殖民生活。尾是一个有着道德理想的青年，与爱妻一起来到劳动营工作，在他看来，应该善待营内的中国工人，包括后来军方运来的被俘中国军人。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一段应该是最后痛感，同时也最值得一看，因为小林正树和日本同类影片通常表现战争对自身国民心灵和生活的戕害，或者深入剖析战争引发的缘由不同，它直面了日本人对当时中国劳工的迫害，同时以客观而包含感情的情节表现着中国劳工们的坚韧、抗争、勇敢和爱情。尾作为一个反抗制度者，在这一段其实心灵焦灼最为剧烈，他试图阻止同胞对中国人的迫害，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试图抓机会将其除掉的敌人。但是，他的努力并未换来中国劳工的信任，正如片中尾最后无奈的表示，似乎因为他被贴上个日本人的标签，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坏人，是禽兽。而极具反抗精神的中国俘虏们不断反抗、逃跑，这又迎来了劳动营强硬派的进一步咄咄逼人，这更造成了尾的痛苦，他要平息同僚怒火，承诺反抗事件不再发生，又要去劝说中国劳工坚持到战争结束，不要再做过激的反抗，他会保护他们的权益。然而，他无力阻止两边的行动，这又造成了对两边承诺的落空，从而让他更被双方同时不信任，这个“道德洁癖者”就这样陷入这样一个信任度不断降低，日渐被孤立的循环。同时，小林正树也展现了被占地区更丰富的生活形态，如比中日对立更复杂的，包括了其它亚洲民族掺杂其间的利益纠葛；比如中国妓女与中国劳工间肉体之外，一段动人而悲剧的爱情故事。在这战时的特别年代里，尾身为侵略者的身份，在被占地只能极端的选择自己的立场，而他企图平衡自己道德焦虑和现实残酷的挣扎，挡不住劳工的逃跑和被处决，更让自己最终被迫与妻子分离，走上了兵役之路。

        在第三、四部中，表现的就是尾在训练营的经历，如果说在劳动营，他身为技术官僚，还有些腾挪的空间的话，那么作为几乎被惩罚式的投入兵营的他，在高度制度化和层级化的军队，其施展的空间则更加狭窄。在这一段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军队作风和新兵备受的折磨，是的，在美国反军队体制影片中，展现的情景和本片几乎一模一样，包括有一位不堪身心之苦自尽的军人。或许因为这种熟悉，这一部分不如第一段故事那样更抓人，更具有令人动心的戏剧冲突，但是作为这整个系列的中间部分，却又必不可少，保持了尾心路历程的完整性。我们看到，尾身上依然带着锋芒，试图为军营的不平事发出声音，他被军官认为是块优秀士兵的好料子，却偏偏不领情的一再“闹事”，特别和老兵的对抗极端尖锐。与第一段故事相比，我们可以从这段发现，尾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他之前无法以俯视的姿态拯救受苦受难的部分中国劳工，而在军营里，他也无法平视拯救他自己的同胞，在变异的制度体系下，已经没有种族之分，只有压迫与被压迫的现实，小林正树也通过尾的经历让人直视这系统性的军国主义体系下，军队内部的相互倾轧，训练出的只能是凶狠的去残酷压榨更弱小的被占地人民的军人。而到了第五、六部，小林正树的批判又更深了一层，尾的道德焦虑从俯视到平视，到了这第三段故事，日本兵败如山倒时，只能仰视被围剿和追杀的困境。当败退的日本士兵和日本移民仓皇而逃时，面临的也将是中国被占地人民压抑太久的复仇怒火和此时出兵的俄国大兵的追击，昔日他们曾经如何对待被占地人民，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甚至自己提及同胞被追杀和强奸，都没有一丝痛苦，因为这似乎只是那个疯狂年代的血腥循环。尾在这里已经变得比当年做一个劳动营管理者时更加现实，再没有太多理想主义的道德焦虑，倒是对了更多对生存、对亲人不能再见的怀旧焦虑。片中，他与一群逃难的日本移民一起东躲西藏时，死守一袋粮食，哪怕队伍中有人即将饿死也不拿出，因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这些粮食留给有能力活下去的人才更有意义。片中也展现着军国主义思想对日本军人毒害之深，一小队日本军人，甚至还幻想藏入山中，等待各国矛盾爆发，他们再杀个回马枪。而也正是在这现实的情况下，我们也发现那些所谓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脆弱，神风攻击队只是少数，更多人如片中一般甚至相互厮杀，也不再有心情坚持什么军国主义复辟的幻想。而尾，则彻底在颠簸中无所依靠，在无助中倒在水洼中，而这，对他更是一种解脱。

        《人间的条件》以六部的鸿篇巨制般的篇幅，却又落脚于一个小人物在二战中的命运，他不是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为天皇效忠的符号，也不是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鬼子的符号，他不是符号，小林正树首先将他还原为一个人，一个热血青年，一个有着道德感的普通日本人。然而，个体对体制的反抗向来都是一场悲剧，何况他反抗的体制的对立面又是一个不可能接纳他的群体。于是，他从坚定的反体制的那一刻起，他也成为了一个符号，这枚符号映衬的是周围一个个典型的符号，他们或者在战争中坚守底线，或者为非作歹，或者求生挣扎，一个个典型的形象组成了更全景的中日战争全景图。从整个影片的线索看，小林正树设定了一个线性的与战争进程吻合的尾的心理轨迹，而同时又在每个时间段发散式的将各个人物呈现，并将其矛盾交织，让影片不断有新的矛盾点，观赏性也很强。而贯穿影片始终的一种焦虑和压抑，也让这部巨作反思和批判性更强，不愧为小林正树反思日本二战史的力作，也在日本反战电影中留下了极具力度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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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很在乎日本人对战争的认识，好像日相如果能在南京下跪，就能平复。而作者的视野更深远，战争是以国家的名义最邪恶的行径，几千年来从没有停止过。何以为人？70年过去，述求不断变，可问题一直存在：何以为人！被鞭挞的不是主人公的脊背，是作者的灵魂，是人类的良知！也许良知才是人间的条件。 偶然想到《金陵十三钗》，除了时空的阻隔，我们的三观也大有问题呵。

 《人间的条件》：战争的真相与人性的消亡
文/盒饭君


【一】

历史是一段具有欺骗性的故事，正如那句“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些记录过去的文字中仍带有强烈的主观偏向。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逃不脱这样一种现象。就像战争中，军队总得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那冠冕堂皇之下总隐藏了一些意识形态的“阴谋”。利比亚人民反对暴政统治的卡扎菲，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伊朗等国的“制裁”，不管是为了“自由”还是清扫“恐怖分子”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都是一个看起来伟大的理由。

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事件”日军称中国毁坏铁路或者士兵失踪等诸多理由，掀起了一场对华战争，这场战争也披挂着“东亚共荣”的外衣。这亦是一个看似堂而皇之的理由。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民族主义的熏陶和渲染之下，对这场战争可能再熟悉不过，甚至因为人教版多年的历史课本，在世人心中都种下了仇恨的情绪。然这种悄无声息的仇恨，也是中国民族主义隐藏的目的。不管怎样，毕竟日本引发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终究错误在他们，所以也很少有中国人去深究，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对于日本的全面否定，对国人惨状的描述，对这些台面上的大是大非都不做深究，哪怕细节上某些日本人揣着人性的善，仍然不能磨灭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所产生的仇恨。

因了民族主义情绪，因了历史书写者的意识形态差异，所以战争没有绝对的真相。所谓的真相，也只有经历了那场“末日劫难”的人们能够零散地拼凑出一星半点，但亦很难做到真正的中立态度去看那些细节中的人性光辉。

小林正树，日本导演，生于1916年。1941年早稻田大学哲学系毕业，就职松竹电影公司任副导演，同年征召入伍，先后在满洲和冲绳服役。战败后被俘，在战俘营从事劳动。1946年回松竹复职，入著名导演木下惠介门下，专职从事电影事业。小林正树与黑泽明、木下惠介、市川昆，并称日本影坛四骑士。

就是这样一位导演，经历了那场战争的导演，拍出了一系列战后反思电影。他的哲学思维，让他更加独立中立的去看待那场战争带来的苦痛——不管是给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对于那场战争的反思，给世界电影史带来了无数佳作，中国人在反思，日本人在反思，所有参战国都在反思。纪录片、剧情片，无疑好一段时间的作品都围绕着那段不堪的历史展开叙事。

1959年，小林正树拍下了《人间的条件》（有译名：《何以为人》），这部制作长达三年的三部曲（6集，片长9小时38分钟）被誉为“反战电影的最高杰作”，它“深刻描写了战争扼杀人性的不合理性”，作为一个参战日本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剖析那场不义之战给中日普通民众带来的苦痛。

电影一直围绕主角梶在战前、战时、战后的一些悲惨遭遇而展开。战争让法律、道德、秩序陷入混乱时，他用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感化身边人，以人的姿态和命运做出对抗，终究一直支持着他活下去的信念（过一个普普通通人的生活），没有把他带出死亡的宿命。

看罢9个多小时的电影，再反观中国人拍的那些抗战电影，总觉得少了一种大气。中国人并不缺少大气的精神，只是中国人的大气体现出来的则是电影《东京审判》里面梅汝璈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对座位排序的抗争，亦或者曾经热血一时的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对待日本人的那种嫉恶如仇。中国电影喜欢站在一个束之高阁，超越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而把仇恨或者伟大种植在人们心中。当《南京！南京！》出现时，一部没有真正主角的群像电影，开始看到那场战争中不一样的人性光芒时，那种看似有意为之的角色安排，都成了绝响。

当然，在此笔者亦不是想全面否定中国的电影事业，亦或者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在《人间的条件》里，电影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对中国人的刻画，显得单调而模式化；9个小时看一个人的悲剧，在情节上越看到后面越会觉得单调等。但这些仍不能磨灭一部具有人性光辉的电影，导演小林正树拍出《人间的条件》亦需要承担的巨大舆论压力。小林对于自己国家错误的反思，最终电影得到公映这一点，却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现象。尤其中国关于自身问题的电影，太多都成为禁片，不免让人觉得一个国家不能正视自身错误和缺点又怎可能真正把前路走得更加辉煌？文艺中的自我反省，仍需要电影审查机构有一个大肚能容的心态。这也是在看完韩国电影《假日》之后，我发出的一阵感叹，这一点在中国文艺事业中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这个坎让电影成禁片，让书成禁书，却也让人们对审查机构的狭隘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容易产生“敌意的反抗”。


【二】

黑白电影，看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古旧的亲切感。《人间的条件》，有译名《何以为人》。怎样才能称其为人？人性则是小林正树在这部耗时3年片长9个小时的电影中极力诠释的，这部影片塑造了梶这样一个悲剧英雄，他的悲剧某种程度上因其对战争的真相看得太透，同时又无法逃脱一个普通人的软弱，所以注定在这种不平衡中难以追求其内心的向往。神性的向往与人性的身躯，妻子美千子在梶心中成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亦是一种平淡安宁生活的具象表征。“活下去，回到妻子身边”这一精神信念，最终仍然没能支撑他疲倦病患的身体撑到那一刻。

梶：王，你终于没看的黎明就死了，但是你的同胞，肯定会再黎明的曙光中，安葬你。在误以为自己袒护的战俘王亨立已死时他如是说道，可经历太多的苦痛与折磨，梶他自己亦没有等来天明的那一刻，便被冻死在皑皑白雪之中。

在第一二部当中，梶和妻子美千子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在战争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一直期望自己能够免于兵役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这种生活却被梶心中的人道主义给打破了，他无法做到折磨那些人，便注定不能和管理战俘的人同流合污，也因而显得阻力重重。

梶终究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化人。他因为一篇《殖民地劳务管理问题》的报告而被指派到满洲负责劳务工作，改善劳工环境。他的软弱和理想主义，让他极力想和那些战俘们成为朋友。然这群中国战俘，事实上很多只是日本兵抓来的普通民众，在他们心中自然对这些日本人有着一种本能的仇恨，又怎么可能以朋友相称。逃亡，是他们可以免于沉重的劳动和严酷工作环境的唯一方法。

在这两部电影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形象：慰安妇、“汉奸”小陈、战俘。

慰安妇在侵华战争中，日本至今都不愿意承认的问题，在这样一部电影中出现了。电影中似乎还暗指了日本慰安妇的形象，在最后一部里，一个村落里面活着一群日本妇女，他们靠和苏联士兵发生性行为得以存活下来，同时还“接待”日本兵。而另外一个镜头，则是一群流亡的妇女小孩走在一条大道上，一辆苏联军车丢下一个奄奄一息的被强奸的日本女人，从其他人口中梶得知，他们是在日本“艺妓”帮助下来到这里，而这些艺妓都被苏联军队抓走了。

而慰安妇与战俘老高的爱情也是这两部电影中一个很特别的场景，同样遭受日本人的欺辱，最后惺惺相惜，可最后因为老高逃跑，而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这段难得的爱情也因此陨灭，片子最后，那个慰安妇一直追着梶和美千子的背后，拿石头扔他们，并不时喊着“日本鬼子，不得好死！”

影片里的小陈，是一个软弱善良的人，他知道梶对他的好，也明白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初尝男女之欢的他，在慰安妇的怂恿之下，帮助那些战俘逃跑。可他又不得不面对梶对他的好，以及与梶作对的日本人对他的威胁，最终无法面对这多方面的压力，小陈奔向电网陨灭于此。

梶：要是仅仅因为我是日本人，就攻击我的话是不对的，你们就要失掉这里唯一的朋友。

电影中，梶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一直忽略了战争这个前提，仅仅是希望在战俘营和他们成为朋友，以人性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可也因了他的这种性格为他后来被迫招进军队埋下了伏笔。

而在电影2小时45分左右，关于拯救那几个被误以为逃亡的中国战俘，梶在和王亨立谈话中，王的那番话更强化了他最后的悲剧。他是实实在在的站在战俘和更多受难的中国人这边的，但深受日本人带来灾难的中国人却很难把日本人当做朋友，这也是最后梶落得日本人不相信他，中国人亦不相信他的结局：

王亨立：如果在这个时刻你失败了，没有人再出于人的角度相信你，你自己也不会再相信自己。你既然自己明白，为什么无所作为呢？
王亨立：小的过失或者软弱，你会犯，我也会犯。但是只要更正就可以被原谅，但是在关键时刻的过失和软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的犯罪。
王亨立：那个瞬间是，抑或成为军国主义的同党，抑或成为美好的人的分水岭。

在战乱的年代里，梶的人性光辉与努力，最终在影片结束时，被慰安妇的“日本鬼子，不得好死”的呼喊声中送上了征兵的路上。


 【三】

梶：我不只是控告吉田一个人，在这个控告里，我可以把它归结为军队的荒谬，因为它的荒谬行为，小原的死不是因为家庭原因：真正的罪人，是军队！

梶的性格，有时候会让人生起“烂好人”的评价，对待身边人都有一种保护的欲望，不管他们是弱者，亦或者朋友。第三四部影片里，梶以一名出色的军人身份进入到军队，他具有较好的素质，不管是射击还是行军，但是他并没有很轻松的度过上前线的那段艰苦岁月。

征兵入伍的日本人，他们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父亲、儿子、丈夫，但是进入军营，等待他们的是军事化的训练，与磨灭人性的杀戮。电影中小原的自杀控诉了军队中不合理的制度，老兵欺负新兵，对新兵的欺辱已经超越了体罚而进行精神上的折磨。抹去中日战争中谁对谁错的疑问，在日本军营内部，这种老兵对新兵的欺辱更像敌我矛盾，动则打至吐血。

小原军事素质不好，家庭环境不畅，战友的欺辱，以至于最终让他选择自戕。“死了的军人不能再站起来，他死于维护一个人的尊严。”在小原经受不住训练与战友非人的折磨，选择自杀的那个画面，不免让人想起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式的荒谬与讽刺。“我们都得死，迟早的事。”小原犹豫着多次用步枪对准自己开枪，没有得逞，每次开枪使观众的心跟着一次次被抓紧，当他恍然明白，“是命运的先兆么？不过，为什么要那么急着去死？”却不小心，枪走火了。

然在军营中，梶还邂逅了真助、丹下和自己战前大义参军获中尉军衔的景山。他们都是一群并不愿意参与战争杀戮的人，只是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命运，尽管主动参军的景山，也并不是嗜杀之徒。景山的软弱心性，尽管是一个军官，他也没有站出来和那些老顽固兵对峙来保护新兵，同时，他对自己的故友梶的保护也显得那么软弱。景山作为一个军官，他亦相信日本战败是不可逆转的情状：“不用再揣测所谓的机会了。部队从这倒那分开，不管对国家的期望，这就是现实！”

真助和丹下某种程度上是同样的人，不希望打仗的他们一个选择逃亡，一个选择向苏联投降。在真助逃亡之前，他和梶进行过一次谈话，在真助的认识中，进入军队，对于多数人来说不管胜败都很难战争结束之后回到过去的样子，精神和肉体都很难回归：

真助：你选什么？一个人们自由的信念之地，或者一个能找到你妻子的地方？
梶：我跟她保证会跟她再开始的。
真助：你认为，我们还能回去么？
梶：不知道。我想！

战争终究是一个无情的环境，而军队背后所谓的国家精神与意志需要的是泯灭人性，让人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就像梶第一次杀人之后，他心中想的是，他杀人了，美千子会原谅他么？梶和很多的士兵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心中也并没有埋下一个杀人机器。而这不是军队所期望看到的：

军官：军人的命运本应明确的，指明他们家人不应该干涉军政的，那军队的解决方法又是什么？

小原：通过对祖国的吸收而得来荣誉。

军官：感到害怕的军人比共党更危险，共产党人起码能勇敢的战斗，可是你，却在战斗面前哆嗦！

梶在这样一个抹杀人性的环境里，他不能选择逃亡，不能选择自杀，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在真助逃亡前借助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一把。他以软弱甚至懦弱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部下，他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活着回去，希望自己的部下能够跟着他一起活着回去，哪怕以懦弱的方式，但他亦不得不带着自己的队伍上前线面对生和死的考验。

他的软弱，也因了他对寺田所言：

“不考虑你母亲眼泪的白痴！当她知道你的死，死在战场，就是白死。你有一天会明白的。”

三四部结束时，梶带着自己的部队与苏联坦克开始了一场生死的对战，然他无法保护自己的每一个部下，寺田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他终究还是知道，寺田如果一直跟着自己，便不会从一个新兵长大……在战场上，为了活下来，梶杀死了一个自己的发疯的战友，若不杀死他，可能招来苏联兵，可杀死他之后，这个软弱的善者又无限的迷惘！

梶：我是个怪物！但是我要活着！


【 四】

逃兵，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种“可耻”的人。但是人的生存都不存在，又何谈耻辱。活着，终究是前提，如果想活着也是可耻的，想过上和家人在一起团聚的生活也是不应该的，那社会将陷入永久浑浊。我们会觉得逃兵可耻，我们会觉得韩信能忍胯下之辱，什么样的耻辱是可以忍受的？是为了伟大的目标，亦或者仅仅作为一个普通人，过普通的生活？

作为一个想活着的逃兵，作为一个有人性的逃兵，梶一路上不断的救助各种普通民众，面对未来他自己都不确定的时候，心中仍然想着能够和美千子过上美好的生活。可面对自己身处的满洲国，他自己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处身之处，脑中想着的是自己老婆被人欺辱，自己曾拼死保护的战俘被杀的画面：

梶：男满洲这个地方，就像日本人的坟墓，日本人还有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吗？

途中遇到的一个女人，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梶一直坚持的核心：“我开始羡慕一家人一起生活的美好！”梶心中响起美千子的声音，“家是一个如此美好的保护自己抵御外来事物的场所！”然而为了这个目的，不管是他还是其他士兵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于他们而言他们并不想如此：

丹下：可能我们正在为一种毫无价值的自由付出昂贵的代价！

梶：这是个虚幻的幸福，我们所分享的所有欢乐，是以中国人的牺牲为代价，为了生活我现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要杀人、抢劫，因为我必须战斗！

其实某种程度上，梶并没有站在真正的人性的高度，他的人道主义和软弱有时难以区别开来，但电影的巧妙之处，梶、丹下以及路上救助的一个女人，他们行经一个村庄时，日本女人被中国自卫队的士兵打死，梶说他要埋葬了这个女人再走，而丹下说，“如果你埋葬那个女孩，你同样也应该埋葬那些满洲人！我来替你做这个！”这句话让丹下这样一个配角的角色体现出了别样的光辉，点醒了在人道主义和软弱之间徘徊的梶。

“即使在红军中也有流氓，几即使只有几百个当中的几个。”丹下因为苏联军队强奸日本女人时所想。然也相反衬出他们几个日本并是千千万万残暴的日本兵中例外的几个，然梶却从这件事中看出了这种互相杀戮欺辱的真相：“红军应该不同于日本和美国的军队。这是一段无足轻重的历史，可是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极其重要的！这将使个从所未有的不可磨灭的伤疤，仇恨的血液将在伤口中继续流淌，人和人之间传达着滋长不可磨灭的怀疑！如何向人类解释，这个不可弥补的耻辱！”

现如今这种耻辱还在每个深受其害的人身上流淌，直到今天，仍然活着的中国慰安妇仍然在向那些没有认识到这个“不可弥补的耻辱”的日本人讨回他们的尊严。电影不仅涉及到慰安妇等问题，还暗指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战时中、日、俄三方复杂的政治利益关系。

士兵A：我们真的迷路了，这个神圣的运动把我们带远了，关东军的部队得把我们带离那！
丹下：是的，他们应该要这样！不过他们的领帅被留在或者是回到了日本，
寺田：如果我们输了，即便是日本……
士兵B：日本旧要开往美国！
丹下：是的，那么苏联就会代替满洲国统治中国了！
士兵B：由蒋介石统治。
丹下：这我不知道，反正是中国人途中被捕又能怎样？苏联不需要他，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中国的解放，中国真的能被解放吗？
士兵C：这么说来苏联喜欢没有目的的军事活动。
梶：这个解放，以怎样的手段才能够实现？
丹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好了革命的准备。
梶：国内战争。

然而电影的末端，使梶一行人走向战俘以至于最终给他带来致命伤害的竟然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慰安妇村。作为普通的民众，他们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这群普通的日本女人，和更多的普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战争亦是深恶痛绝，为了阻止在村中爆发的战斗，一个女人打乱了梶的计划。剧情在这里，梶有两个选择，殊死一斗或者缴械投降。他的人道主义或者说软弱，让他选择了后者。为了保护村中的女人，他带着自己的部下选择了战俘的生活。

电影到此处，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前后照应。一如电影开始，梶作为一个劳工管理者，极力为自己管理的战俘争取利益，但到了末端，他却以战俘的方式出现，而那些当初他所反对的那些严酷管理环境依旧存在。成为苏联战俘的他们却忍受着日本人翻译皆川和日本管理者野毛的虐待。悲哀的是梶极力保护的寺田也被野毛害死，梶的嫉恶如仇，让他最后一次发泄了心中的不快——打死了野毛。

经历了千辛万苦，等待梶的应该是柳暗花明，但电影到此处并没有给梶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这场战争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是一场灾难，于更多普通日本人来说，亦是如此。尽管心中不断响起美千子的话语，仍没有让他活着回到原来的生活。正如之前逃亡的真助所言，无法回到过去，一语成谶的命运悲剧因为战争而必然地降临在梶身上。

“真正的罪人，是军队！”


【五】

之所以说这部电影是经典，一半的评分给了剧情的大胆，对人性的思考，对战争贻害的表现；另一半还得给导演小林正树。在现今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因在中国出演不少战时的电影，回到日本都会被一些激进分子打，我们又怎么来看待小林正树拍摄《人间的条件》那个时候所面临的压力。1959年，二战日本宣布投降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个军国主义思想仍然占据人们心灵一角的力量，必然给小林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小林正树做到了！

很多战后反思电影，都不及此片来得深刻直接。《泥之河》，导演小栗康平在影片中以小孩的视角，亦对战争之后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但那种反思在多年之后的1981年，亦是点到为止。而且在《泥之河》里，影片几乎重心全放在了战争对日本人的影响之上。

而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起来，对于那段战争历史的表现，更多的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却很少有被称作“反思”的电影，或陆川的《南京！南京！》算得一例。《南京！南京！》中的角川作为一个日本兵，终究出于一个人的姿态对中国弱者表现出一种扶助和不忍心。然并非在众多国人影片批判日本民族之时出来说说日本的人性美就是反思。从中国的角度，笔者认为，所谓的反思，我们亦要考虑为何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曾经自诩为泱泱大国、天朝上国，却无法抵御一个岛国的侵略？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思想上的偏见等等，中国的电影事业，或者很多方面都有待更进一步的发展。《地雷战》《地道战》《血战台儿庄》《太行山上》《紫日》《小兵张嘎》《鸡毛信》，如此我们耳熟能详的战后电影太多，可都几乎如出一辙，在电影中除了弱智化日本人，则是残暴化日本人，或许中国的电影需要另一种声音。

当然中国导演们亦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抗压精神，以至于在电影审查机构的“删减裁”之下能够出一些真正受民众喜欢的电影，或有一天，中国的电影事业才能真正的发展起来。而电影审查机构的狭隘，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阻力才能看清文化亦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才能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