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64年前篇

〈昭和64年〉由横山秀夫的著名小说改编。 影片以昭和64年（即1989年）发生的绑架撕票女孩翔子事件为主线，这个未破的悬案一直是县警察署历史上的最大污点。警察署的新闻发言人三上在平成14年为了重查这桩旧案，而与警察公关部、记者协会、刑警部等起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然而人性的光辉始终在黑暗里隐隐出现，父亲坚忍不拔，三上的执着，给了黑暗现实一抹亮色。

横山秀夫的别名可以叫“警察局一生黑”。这部改编其小说的《昭和64年》有着非常明显的横山招牌：从一个突发的离奇案件切入，案件本身却并非重点，而是以点辐射，形成一张交错密布的警局人事网，逐渐暴露每个个体面对种种集团力量的铰合，各自小心翼翼地谋划与抉择。 表层对警察体制的批判最终导向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尖锐观察：关切与冷漠，集体感与自私——就像菊与刀般，看似矛盾其实只是表里两面。存有私心的个人多是无意识地伪装成一种与周围人相同的姿态，表面礼貌实则冷淡，例如已成惯例的下跪公关法，又或是对他人客套的关切——以上种种都不过为的是不凸显自己，从而躲在各自封闭的套子里但求无恙。 所谓的“昭和64年”快捷得仅有7天。那一年初雨宫年幼的女儿绑架被杀，同日，天皇驾崩。画面里电视小屏幕里的大人物与大银幕上痛哭的小人物形成绝妙的对比——表面上人们好像更关注耸动的大新闻而忽略对身边小人物生死的关注，真正可怕的是，实际上他们除了自己，什么都不关心。 所有这些从离奇案件切入引人，再由负责过本案的三上警官的中年危机作线，一方面三上要在警局内部的各方角力下处处周旋，展现作为整体的环境对个人的牵制掣肘，一方面家庭内部与失踪女儿沟通无效则昭然揭示个人又是如何将自我封闭。 影片最大的力量并不在推理本身，而是来源于逐渐显山露水，对整个国家、体制、警察局、家庭溃于蚁穴的那种崩坏感的暴露。微妙之处在于，人人总希望独善其身，而人人又无法逃脱独善其身引发整体崩坏后为自己带来的连环恶果。 影片在四分之三处就揭露出罪犯，显然，揪出某个真凶式的推理绝对不是影片的重点和终点，更何况影片本就是要说人人皆有恶。当案件的罪犯提前揭露，想要继续维持叙事的张力就需要别的因素加持。 横山给出的办法是以细致的笔触描写内心来持续抓人，电影在这方面当然难做了些。过分追求横跨十四年两起案件形式的相似和扣合，又过分强调拨电话破案的偶然解题法，回头想来到底是有点经不住推敲，只慢吞吞堆情绪，终有些微拖沓。 但幸好永瀬正敏饰演受害者的父亲深情却不滥情，多处煽泪无数，长相绝对不算高大威猛英雄类的佐藤浩市也很适合三上的角色，动人之处是完全将面目模糊善恶难辨中一点点人性亮光照出来。《昭和64年》的卡司太强大，连配角都是横跨偶像与实力两派的瑛太和三浦友和，就算不是迷妹都觉得要被星光晃瞎。 结尾看似干了碗“我们彼此关切与相拥”的鸡汤，但一切真的会好转吗？动情是有代价的，罪犯因为动情而露出马脚，受害者父亲因为动情而搭上了时间——他被永远地留在了昭和64年，恰恰说明这种深情的关切与现实情形的全然相隔，至于三上的前路也未可知。而多数人则在其中摇摆挣扎，就像电影里那些来来去去的小人物，还有你我他。

没看过原著，单说电影本身

1，太多的篇幅给了叽叽歪歪的记者和疲于应付的宣传部，却完全没有交代背景，就像菜市场的泼妇吵架。满脑子都是问题却得不到解答：

在三木来之前新闻都是实名还是匿名？是只因为交通肇事案匿名吗？但记者们的反应不像啊...

如果使用实名，如何保护像三木所说的保护受害人类似被强奸者？

如果一直是使用匿名，宣传部和记者协会每天都要这样吵架么？

怎么喊了句“我要相信记者们”之类的话就突然对全剧除了吵架几乎没有有效沟通的记者完全信任以至于不计后果的相信了呢？这应该是热血高校的画风不是这种文艺片的套路啊！

2，女儿丢了？！难道是又一起绑架案？哦原来是离家出走...但夫妻俩一会着急一会不着急，仿佛他俩是薛定谔，女儿是薛定谔的女儿。只截取的细节比如家暴，但女儿为什么如此恨三木完全没有提，全靠脑补

3，我想知道谁把“悬疑”的标签加上的，悬疑要素超过脑筋急转弯了么？最后抓捕犯人不带摄影录音，冒着分分钟被翻供的风险玩追捕

文艺的不对劲，悬疑的不到点...真的是日本片+钢琴曲+慢节奏分分能让文青高潮啊

文| 淹然

「昭和64年」，不是电影原名。濑濑敬久导演的这部电影，分为上下篇，浩浩汤汤四小时，但片名只是一个看似素淡的数字——「64」。

1989年，也就是昭和64年，随着裕仁天皇离世，昭和年代的最后一年，只逗留了七天。而在这匆匆七天内，群马县发生了一起幼女绑架案，结局以罪犯漏网、幼女惨死收尾。举国迎接崭新的平成年代降临之际，这起代号「64」的案件，自然很快湮没于大众视线之外。

这就是片名的一语双关，但电影的主要篇幅，并未囿于这七天。影片讲的是，「64案」如何在此后漫长的十四年，让一些人永远留在了昭和64年，止步不前。

「大于一」的图谋

《64》是日本推理作家横山秀夫的小说，也是电影改编的来源。相比濑濑敬久，横山秀夫倒更似此片的「第一作者」，因为原作足够优秀，留给濑濑敬久的发挥空间不大。

全片覆着一片灰冷色调，契合故事沉重的步伐，此外无甚别致的风格。导演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合理删减小说情节。从结果看，上下篇叙事节奏得当，导演还在下篇后半段塞入了一段原创情节，强化主题。

说回横山秀夫。他没有东野圭吾、京极夏彦、宫部美雪那么闪闪发光，却领受了「一笔入魂」的最高褒赞。横山秀夫写社会派推理，这一脉的前辈——比如松本清张、森村诚一都是中国读者熟稔的，他们笔下更关心的，是为何杀人，而不是如何杀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下，人心怎样地一点点委顿，甚至崩坏。

俄国作家布罗茨基有一个说法，「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小」与「大」，也是横山秀夫一直在处理的问题。国家、制度、组织，是「大于一」的，轰然碾压而来。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庶民、个体是「小于一」的，微如纤尘。

《昭和64年》里，自然还有横山秀夫常常写的警界内幕。十四年前的「64案」，因为录音设备突然故障，错失了唯一能记录绑匪声音的机会，但瞒藏这一污点却成了历任刑事部长不变的目标。十四年后的今天，「64案」逼近最后时效，东京长官欲下访群马县，督促警方全力侦办，但这只是门面功夫，实质是要趁此撤换刑事部长。

「即便『64案』完结了，刑事部也不会得到祝福」，这是男主角三上发出的一句慨叹，出现在电视剧版《昭和64年》中，但被电影版舍弃了。这正是最可怖之处，警方各路人马以「64案为」猎场，瞄准的却只是自身利益。至于真相与凶手，为了组织的运转，是可以被悬置起来的。

「小于一」的境遇

那么，《昭和64年》里，那些「小于一」的存在，又是怎样的境遇？

雨宫，「64案」被害幼女的父亲，永远活在了昭和64年。这个角色，类似横山秀夫处女作《罗宾计划》里的刑警沟吕木，后者因为眼睁睁看着三亿元事件的最大嫌犯无罪释放，人生的指针就此停摆在了十五年前。

这是横山秀夫最爱描写的境况，时间无法减淡伤痛，但记忆却没能坚固不催。雨宫说，「我对女儿的记忆渐渐模糊，只留下一颗没有着落的心。」

失职的警方，不曾向雨宫递出应有的道歉。雨宫就靠自己的笨力气，为女儿讨公道，就像《砂器》里跑断腿的老警察，有着日本人那种典型的执著与坚毅，令人敬服。

三上，原刑警，却被发配到了宣传部，成了与记者打交道的新闻官。这是一个不怎么常见的警察形象，虽然内心深处沸腾着一颗警魂，但而今身为文官的他，被刑事部看低，也被长官嫌弃。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是告诉人们何为警察，不是为组织忠心耿耿卖命，也不是破案就足够了。

触发三上成长的，是一桩交通事故。肇事者是公安委员的千金，上级勒令三上向记者隐瞒肇事者的身份。三上慢慢发觉，宣传部与记者之间，不应是持续的斗争，而是彼此信任，因此，他最终违逆命令，公布了肇事者讯息。但不止于此，他还向记者们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这个老人就是事故中的死者。

记者们其实并不对这个老人感兴趣，一如昭和64年时的前辈们，眼里只有「大」新闻，比如天皇病逝，比如肇事者的官家背景。但三上终于看见了，看见了每一桩案件背后，都关乎一个人的生命与尊严。

与此同时，当年参与过「64案」，如今遭遇女儿失踪的三上，开始懂得以另一种眼光审视雨宫，不是警察与受害者家属的关系，而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去对待另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雨宫。基于这层蜕变，三上成了「64案」后，雨宫开始信任的第一个警察。

如你所见，三上是父亲，雨宫也是父亲，电影里还有另两个父亲。一个是「64案」搜查班成员幸田，为声张正义却遭组织打压，不惜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个是「64案」真凶，让他最痛苦的，不是被逮捕，而是在女儿面前被逮捕。这段情节，正是编导的原创，强调了罪犯身份之外的父亲属性。

电影「昭和64年」的推理成分并不重，甚至在推理情节的布排上，尚不如电视剧版来得悬念迭起。这是社会派推理一直遭人诟病之处，但比较本格派，社会派推理的长处，是为人物赋予了更真实的血肉。

回头看「64」这个数字，它的背后，是破碎的家庭，失意的父亲，卑微的警察，腐败的官僚，堆叠着「小于一」的伤楚，「大于一」的漠然。这已经不是用一个推理标签，可以涵盖的了。

原载「北京青年报」

昭和64年，也就是1989年，裕仁天皇病逝，由皇太子明仁登基，改年号为“平成”。于是昭和64年仅存7天。小女孩翔子的绑架案，便在这期间发生。新闻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着“天皇病逝、新旧年号交替”这样的“大”事件，没人关注这起绑架案。在精明的设计下，绑匪成功拿到赎金并逃脱。而小女孩翔子的尸体，在一个废弃的停车厂里被找到，冰冷地躺在狭窄的后背箱里。前篇后篇加起来4个小时的电影，便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此悬案在县警察局里交接了14年，还有1年便要过公诉期了。警局内部，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各个派系都想在上层领导来视察时，扳回一局。翔子绑架案，成了派系斗争中的一个切入点。曾参与此案的刑警三上，现作为宣传官，再度去拜访受害者家属，传达上层会来慰问家属的消息。

曾经忙碌的工厂，早已颓败，一片萧条。工厂最里面是翔子一家人的住处，一幅幼稚孩童的画，挂在门口积了薄灰。门口还放着一把鲜亮的小伞，这个家似乎还停留在那七天里，未被时间洗刷过，就那般矗立在那里。翔子的父亲雨宫，一头凌乱的灰白发，木讷而又苍老，夫人去年因脑梗去世了。雨宫对于所谓的慰问很不满，这令三上觉得另有隐情，陆续找到曾经的办案人员，了解事实的真相后，三上很愧疚。同时他身在的宣传部门，也深陷在各种麻烦中。一名孕妇撞了人，上头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要求隐瞒孕妇的名字，以及老人赖川亮次已在医院去世这件事。记者协会的记者们对于当局的作法相当不满，起头闹事。正义良知与官僚主义，让电影变得厚重，人物内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激发的外在显现，使得人物变得鲜活与复杂。不盲目扩大人性中的某一面，不加滤镜的遮掩，把生而为人的悲哀感表现的淋漓尽致。并没有因为电影时长的局限，把那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女儿对父亲三上的不满离家出走，父亲在家庭里显现的另一面的暴戾，妻子表面上的波澜不惊，两个办案人员因疏忽以及官僚作派的弊端而自责与不安，雨宫的绝望与无奈，这些在两极边缘上的人物，生活的疲惫感如影随形。被各自不同的皮肤包裹着人们，在人情冷漠的世界，努力把生命中的空白填满。

三上最终还是公布了孕妇撞人案的详细内容。而这些强调着公平公正的记者们，只关注孕妇来自有钱有势的家庭以及县警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对于车祸中去世的老人赖川亮次，无人问津。努力生活，最后还未被命运善待的老人，死后无人认领尸体，渺小的他仿佛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妻子去世后便独居，没有可以回去的故乡，没有孩子。三上去了老人生活过的地方，老人用的毛巾还在晒在那里，在风中惴惴不安地飘荡着，老人经常去的小酒馆里，大家有说有笑，没人在意这样一个老人，是不是还在人世，又或者发生了什么。听着默默无闻之人的琐事，不依不饶的记者们，毫不罢休。三上要求他们听完整个故事，老人其实是个色盲，为了能让自己找到一份工作，刻意隐瞒了这件事。此时会场一片沉默。就如再无人关注的绑架案一样，只有父亲雨宫在电话亭里，从电话薄的A开始，不论寒暑，默默地拨打着电话，食指指尖磨出了老茧，电话上的数字也被磨掉了。在听见绑匪的声音那一刹那，他无声地崩溃了。

那个绑匪出现在电影后篇里，面带凶煞，在知道自己的女儿被绑架时，却露出了软弱的一面。作为推理片，它不够曲折与刺激，冗长而又压抑，大义凛然时带着牵强。人自身矛盾的内化处理很到位。总以为雨宫在找到绑匪后会实施一系列的报复，或许他想过，所以才去找了绑匪的小女儿，最后又痛哭流涕地把女孩送回了家。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一种介乎于正义公正与法网恢恢之间的暧昧。

敏感的人刀刃永远是向着自己的。感伤主义者对着他人的伤口作诗流泪。残暴的人强迫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冷漠的人习惯冷眼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