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

《钢琴师》是一部好电影，虽然输给了《芝加哥》没有拿到那一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可我还决心写一写它。水了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沉下心来发个有意义的帖子，望大家赏脸。

题外话：阿德里安·布劳迪也凭借此片斩获了第7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成为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影帝；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也收获了最佳导演奖。但那一届最佳影片输给了《芝加哥》我觉得是个意外，毕竟最佳导演都收入囊中了，作为歌舞片的《芝加哥》毕竟也不是奥斯卡最喜欢的feel，又是历史片、又是剧情片、又是战争片、又是文艺片，历史上获奖的影片多达27部，1961年——1970年占主导地位的歌舞片这次打败《钢琴家》，难免会有影迷不服。

影片是以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开头，因为男主并不会弹钢琴，所以我刚开始看到他沉醉于钢琴的那一段表情竟觉得有些滑稽，因为镜头没有让他的手和脸一同出现在一个屏幕里，我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广播站被轰炸，斯皮尔曼依旧如此淡定，仿佛从来不为他的生命担忧。在家里时，爸妈告诉他们要离开华沙，瓦列很不相信，可是他的声音很小，我必须竖着耳朵才能听到，便可笑地认为他没有什么演技可言（影片过后我才真正明白，并不是歇斯底里在屏幕上大叫才叫演得好，有些人，比如阿德里安，他不必说很多话，凭他的表情，凭他的肢体语言，就可以完成所有语言可以做到的事）。瓦列在被送往犹太区之前这一段演员塑造的已经很成功了，就是一个真正的瓦列，没有被战争摧残的瓦列——绅士、彬彬有礼、纯粹的艺术家。 斯皮尔曼一家要卖掉钢琴换取食物的那一段，瓦列只有一个镜头，就是他盘着腿坐在椅子上，向争吵的众人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句“take it”。镜头离得太远，我没看清他的表情，但没有温度的一句话，瓦列的不舍但又无奈就跃然而上。瓦列救那个被卡在墙下的男孩，拒绝伊萨克让他做犹太警察的帮助……只是影片的一小部分，暂且略过不谈。前50分钟，波兰斯基更多的是想表现当时残酷无情的形势，德国军官的残忍与冷酷，对生命的漠视；犹太人的任人宰割，听天由命，以及被德国人认为最下贱的生命。对于这个“钢琴家”的描写，也许直到50分钟以后才正式开始。 但其实剩下的故事也很简单，无非一句话可以概括：一个犹太钢琴家在别人的帮助下一步步逃离魔窟，最后以自己的一段钢琴曲感动了一个德国军官，最终成功地生还了。虽然瓦列的求生欲望很强烈，他总是在不停地奔波，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忍受饥饿和寒冷之苦，还要一次次化险为夷，但不得不说，瓦列的逃亡之路是很被动的。他的职业是一名钢琴家，也许他的确天才，可他在逃生这方面的智商几乎为零。如果一路一路没有贵人（梅耶克、多萝塔夫妇、吉勃克辛斯基等人）相助，凭借他的微薄之力是不足以捱到战争结束的。举个例子，在马里克给瓦列提供的房子里，瓦列为了够一个东西打碎了许多盘子引起了邻居的注意，他不得不按照马里克说的去找多萝塔夫妇。我觉得真正有意义的一段是德国军队开始对波兰人发起攻击毁掉了他在战争中最后住的那一套房子，瓦列才开始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始了逃亡。影片中通过瓦列头发和胡子的生长来衬托时间的流逝，瓦列在最后遇到了德国军官，他告诉了军官他的职业，军官便让他弹一首曲子。阿德里安演绎的瓦列从刚见到军官的恐惧，到坐上琴凳刚开始弹琴的虚弱与陌生，到逐渐地沉浸于琴声中，越来越激情澎湃，也许他的琴声里融入了国破家亡的悲痛、自己这几年逃亡的悲惨经历，所以才会如此有震撼力，以至于竟然感动了一个德国军官。阿德里安在这一段的表现非常好，把一个一直在听天由命逃亡的软弱的犹太人被战争所改变成现在的样子精辟地表演了出来。但起推动作用的，还是瓦列演奏的那一曲肖邦的《第一叙事曲》，完全的催泪弹。

他战战兢兢地搬来椅子坐在钢琴前，不安地抬眼看他，但又很快移开视线，那人的的烟灰军装，以及别在腰间的枪灼伤他的眼睛。他把指尖放在黑白琴键上，骨节僵硬，颤抖着不知所措。但只要跳跃那双沾满污垢的手，他就是音乐世界的神。

他从未听过这样悲怆动人的《升ｃ小调夜曲》，使他忘记琴架上的纳粹军帽，忘记德国军装肩上显赫的军衔，只在这首融入奏者全部苦难与哀伤的乐曲中蹙紧了眉头，若有所思。从听到第一个音符开始，他就感知到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嘤嘤共鸣。

这是1944年华沙犹太废墟。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战役，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而波兰犹太人，乃至全世界犹太人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他们被迫戴上蓝色大卫之星袖章，禁止进入公园和餐馆，甚至不准走人行道。拉德加斯特火车站更是所有犹太人的恐怖梦魇。大批的犹太人就是在这里，坐着装牲口的火车，被送往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

瓦拉迪斯罗·斯皮曼(Wladyslaw Szpilman)的亲人也在其中。作为波兰天才钢琴家的他，被一位听过他演奏的警察所救，才幸免于难，开始了四处躲藏，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

有一次他进入一所废弃的住宅寻找食物，不幸与一位德国军官狭路相逢，就在他静等死亡来临的时候，那位军官得知他的身份以后，却叫他演奏一曲。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当时斯皮曼绝不会想到，自幼热爱的音乐，早已使这名军官的内心充满对苦难人民的慈悲与怜悯。这位将来会有数十名犹太人请求赦免无罪的德国纳粹，名叫威尔姆·霍森菲德（Wilm Hosenfeld），出生于1895年，他像任何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一样，参加了纳粹冲锋队，两年后又加入了纳粹党。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而陷入狂热的心醉，完全没有预想到“卐”字标志即将给全世界带来的灭顶之灾。

二战爆发，霍森菲德再次应召入伍，１０月，他被派往波兰帕比亚尼采，管理战俘营。

就在这期间，霍森菲德对他所拥护的希特勒“平等”主义产生了困惑。他深深同情挣扎在纳粹铁蹄下的波兰人民，并为他所效力的组织的罪行痛苦万分。１９４０年冬的一天，霍森菲德看到一群德国兵毫无道理地毒打一个波兰孩子，随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所有的热情都熄灭了。看到我们的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德国军人，我感到羞耻。”

１９４２年，霍森菲德晋升上尉。他在驻地开了波兰语课，请来授课的是他一位波兰朋友的哥哥。当德国人节节败退的时候，这位教师对他说：“你们打败了，扔掉你的军装吧！我们会把你藏起来。”霍森菲德拒绝了，他说：“我知道上帝在诅咒德国人，但我不能抛弃我的同胞。”

霍森菲德对犹太人的善行，仍不能改变法西斯的穷途末路。1944年12月12日，苏军抵达，德军撤退前夕，他最后一次来到钢斯皮曼的藏匿地点，像往常的许多次一样，他带来了食物，甚至还留下了他的军大衣。他问了斯皮曼的名字，希望可以再次听到他的演奏。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７日，霍森菲德被苏联红军俘虏。１９４７年７月，他在战犯营中风，两年后拖着病体接受审判；１９５０年被判处死刑，后减判为２５年苦役，他被指控犯有侵害波兰平民罪。

直到这时，斯皮曼才知道霍森菲德的悲惨遭遇，他立即上书给政府请求帮助，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他在波兰，我们可能给他自由。但是我们的苏联盟友不愿释放他。”

判刑一年后，霍森菲德再次中风，瘫痪在床；１９５２年死于狱中。

恢复和平以后，斯皮曼将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死亡的城市》，于1946年出版。但由于书中描写了波兰犹太人对当时苏联的不信任，遭到苏联查禁。直到90年代，这本书才改名为《钢琴家》在美国重新发行。2002年被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搬上银幕，一举夺得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

可惜，斯皮曼没有看到他的朋友霍森菲德感动全世界的场面，他于2000年7月6日逝世，享年89岁。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这对老友，56年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只是这一次，没有恐惧战栗，没有负罪歉疚。

“肖邦？”

“肖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