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反抗

一看電影名稱"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Die letzten Tage) 便知道女主角必要一死, 而故事當然也圍繞蘇菲最後的五天. 一齣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電影, 發生在德國納粹時期(1943), 不太沈重但警世.

看完電影, 令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電影開首女主角及其兄長在大學校園裡急忙擺放傳單時的背景音樂及情景. 那令人緊張的節奏在電影末段Sophie, 哥哥Hans, 及友人面對審判及處死時再一次奏起, 很有震撼力. 這兩段音樂在電影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沒有它的襯托, 電影的壓迫感便難以發揮得淋漓盡致.

電影導演是Marc Rothemund, 之前未看過他的作品. 女主角Julia Jentsch原來曾演"The Downfall" (Der Untergang, 2004), 但沒有印象. 電影囊括了十七個國際獎項, 資料如下:

Silver Bears Berlin 2005 for Best Leading Actress & Best Direction
3 German Film Awards 2005 for Best Film (Silver), Best Leading Actress (Julia Jentsch), Audience Award
Audience Award & Best Direction Brasilia 2005
Audience Award Hamptons 2005
Bernhard-Wicki-Award 2005
German Guild Award 2005
European Film Awards (Julia Jentsch & Marc Rothemund)
Bavarian Film Award 2005 (Producers' Award)
German Film Critics Award 2005 (Best Actress)
Source: German Films

另外也被提名今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沒有吸引人的面孔, 沒有一絲幽默輕鬆, 唯一慘不忍睹是三人面臨處決時的景象, 掩了雙眼, 電影用全黑畫面交代, 空白銀幕維持了好一陣子, 把觀眾從銀幕帶回現實當中, 給人更真實的感覺. 整齣電影都是那五天(1943年2月18日至22日)所發生的一切, 審問, 審訊, 心理戰, 內心的鬥爭. 不花巧, 不造作, 審判場上納粹德軍的虛假殘酷在眾目睽睽之下更形實在.

    
   
  
    女人学哲学，毁了女人也毁了哲学。这句话是大学的时候看一个当代女哲学老师视频的时候她说的。从古至今，女性在很多领域就予以否定，但正是这样的声音，使得一些女性显得特别耀眼。白玫瑰运动中的苏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男尊女卑在我这个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家中显得不是那么明显（也可能我只是没有遇到），但是在社会里面却常常可见，有时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大部分现在的女性的职务还是结婚，生子然后相夫教子，这并不是不好，只是在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里面，强制性地接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普遍现象了，在家里，孩子听父母的话，在学学听老师的话，在社会听长辈的话，这种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女性的，再以此发展下去，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白玫瑰运动是纳粹时期的一次非暴力反纳粹运动，女主角苏菲就是其中一员。942年5月，她进入慕尼黑大学就读，主修生物学和哲学，并参加了白玫瑰组织，他们通过散发传单来表达组织的担忧和要唤醒德国民众的决心。组织大部分参与者是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和教授，撰写的大部分传单经由邮递传到各个城市，在慕尼黑大学发放第六份传单的时候被捕，并以叛国者的罪名送上断头台，年仅22岁。传单内容大量饮用的德国哲学家，文学奖和政治学家等的作品。
    导演选取的是他们被捕后的几天审讯直到送上断头台作为叙述内容，主角就是苏菲这位女性，在刚被逮捕的时候，盖世太保看了她的证件以后，说道:女流之辈。当然，在他们眼中从未想过一届女流竟也参加了这类政治运动。再之后，导演冷静却又充满力量的叙述了之后对这位女性的审讯和监押。镜头简单，叙述流畅且冷静。在看这类电影的时候，我总是等着一波又一波情绪的渲染以及对自由之类的主题的高喊和争取，但是导演没有，一切都那么自然并且缓慢地进行着。
  在审讯的过程中，苏菲开始展现了她的冷静和智慧，和审讯官周旋，但是后来证据确凿以后，她表现出了从容和坚定。在她哥哥招认并揽下了所有的罪行以后，苏菲不再辩解，并且强而有力的和审讯官辩解甚至有几次让审讯官都无言以对，而这种无言以对并非来自于她的辩解力，而是来自于她坚持的出发点，良知。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总是很困难，不是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而是要坚持太困难。苏菲最后选择的决绝让她得到了勇气，正如她提到的良知，给予了她最后的勇气，因为任何她知道，良知是一道防线，她必须要守住这一条防线。
  电影里有几点内容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反思。



第二天审问的时候，
审问官说：“你不像那个埃泽尔一样卑鄙地在慕尼黑酿酒厂地窖里制造爆炸，你虽用了一些错误的谣言，但却以和平的方式斗争。”
索菲：“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辩护，我们只是说出我们的想法，但是却和制造爆炸的像恐怖分子一样的行为截然不同，但是在集权统主义下的德国，当然是坚决不允许的。话语权向来应该是最为人的权利，而作为人应该是我们所有人来最根本的条件，之后再是男人，女人或者亚洲人欧洲人之分。

在他们的第一份传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国家从来就不是目的，唯有当他成为让人类实现目标的条件时，他才具有重要性。人类的目标不外是提升个人的力量来促成进步。如果有任何国家体制阻挠个人内在力量的发挥、妨碍思想的进步，即使她的思虑再细密、结构再完备，她还是有害而无用的。”


无论你生在怎样的国家或者环境里面，认清并且实现自己永远是第一位。在当下我们生活的环境里，有太多人迫于无奈选择了一种自己并不喜欢的生活方式，并且毫无知觉地一直过活下去。笔者所在的公司里面也有很多，无论男女。这种凄凉的生活现状，一方面归咎于社会的整个价值导向，当然还有一方面归咎于个体的认知。然而个体的认知需要从最初开始就有外界的引导，在现金的社会风气下真的很难把责任归结于谁。即使现今的社会主导下，我们也应该有逆流而上的觉悟和勇气，并且就像每一份白玫瑰时期的传单最后一句话：“ Please make as many copies of this leaflet as you can and distribute them.”

有趣的是，在第二份传单里面，他们引用了老子的话：
在第二份传单里面，他们也引用了老子话：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故无失。夫物或行或随；或觑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译文]

想要治理天下，却又要用强制的办法，我看他不能够达到目的。天下的人民是神圣的，不能够违背他们的意愿和本性而加以强力统治，否则用强力统治天下，不能够违背他们的意愿和本性而加以强力统治，否则用强力纺治天下，就一定会失败；强力把持天下，就一定会失去天下。因此，圣人不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把持，所以不会被抛弃。世人秉性不一，有前行有后随，有轻嘘有急吹，有的刚强，有的赢弱；有的安居，有的危殆。因此，圣人要除去那种极端、奢侈的、过度的措施法度。

真是字字读来。。。。

再说会女性的话题，导演的切入点就是苏菲本人，其实在白玫瑰组织里面，勇敢的不仅仅是苏菲一个人，但是作为一名女性的确值得让人佩服，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她会被选为德国伟人之一的原因。我喜欢独立而决绝的女性，因为这让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会觉得他们是在和一个独立的人相处而非一个附属品。这样的女性的魅力总是无穷的并且充满了他人对他们的崇敬。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苏菲也付出了代价，她考虑到的是她的良知和后代。人只活一世而人类却还需要绵延。就像她在庭上说的，明天站在这的就是你。


我们在社会导向逆行的当下，不能失去最后的信念，即使什么不做，但念想，这个东西不能丢弃。即使在大风中，也要抓住地上的石子。不过，关于那个黑暗时期的提问，非常有意思。这个问题是美国高中的一次课堂上，老师讲到纳粹的时候学生提的问题，大概意思就是：难道那些德国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吗？通过这个问题也有了后来有名的一次为期一周的课堂实验（电影《浪潮》）。对于这个问题，课堂实验给出了答案，然而我们还可以给出一个答案，那就是问问我们自己，你觉得出什么xxx了吗？在当下我们生活的环境中。

电影在结尾的处理我特别喜欢。在被宣布死刑以后，牢房监管员私下地让他们三人见面，并且给了苏菲一根烟。他们三人轮流地抽着烟，没有太多的言语但是脸上是一种幸福和平静，因为他们所做的没有白费而且他们靠着对良知的坚持，所谓死而无憾，比太多长命百岁的人活得更坦荡。也正如苏菲最后的遗言：Die sonne scheint noch！太阳依旧灿烂。







他们死后，第六份标题为“同学们！”的传单，被人几经周转带到了英国，后来被盟军通过直升飞机投放于德国上空。这份传单如今名为：一份德国的传单，慕尼黑大学生宣言，其内容写道：我国人民一直以来所遭受的那种卑劣暴政结束的那天预估即将到来。如同德国人在1813年时曾经盼望大学生帮忙推翻拿破仑一样，现在他们也盼望着大学生帮忙推翻纳粹的恐怖统治。“斯大林格勒的亡灵是如此的恳求着我们！”



最后我附上他们第一份传单的结尾的诗，来自于歌德的诗《The Awakening of Epimenides》
（Epimenides, 埃庇米尼得斯是古希腊的预言家，诗人传说他在洞穴中沉睡50多年，醒来以后成为了预言家。这首诗就叫做 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

Though he who has boldly risen from the abyss.

Through an iron will and cunning
May conquer half the world,
Yet to the abyss he must return.

Already a terrible fear has seized him;

In vain he will resist!
And all who still stand with him

Must perish in his fall.

HOPE:

Now I find my good men

Are gathered in the night,

To wait in silence, not to sleep.

And the glorious word of liberty

They whisper and murmur,

Till in unaccustomed（奇怪的） strangeness（冷淡）,

On the steps of our temple

Once again in delight they cry:

Freedom! Freedom!


ps：如果想看白玫瑰的六分传单的，可以找我，但只有德语版和英语版。

我们的小站：//site.douban.com/283620/

在审讯室里、在拘留所的临时关押处、在赴死前的牢房中，索菲曾多次透过窗户眺望天空，脸上露出一抹令人迷惘的笑容。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一部七十年代的阿尔巴尼亚老片：《宁死不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银幕上英雄不少，《宁死不屈》里和女游击队员高唱游击队员之歌奔赴刑场的女学生米拉，就是其中光彩照人的电影形象之一。片中有一个假枪毙情节，盖世太保故意把米拉带到阳台上，让她放眼自由的天空和美丽的城市，以激起她的好生恶死之心。那个表面上道貌岸然的敌人还用一段充满诗意的台词去诱惑米拉，原话忘了，这段台词的大意是：窗外阳光明媚，人们过着美好的生活，可是，姑娘你却在这里坐牢，最终你会死去！这段台词是邱岳峰配的，它成就了一位表面温文实则凶残的纳粹刽子手，也成就了一位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女英雄。
时至今日，英雄和献身提的少了，不过面对类似的牺牲，我们多少还会有些动容：谁不知道活着是好的呢？为什么有些人为了自己认定的事业，为了自己理念中可能能拯救也可能拯救不了的某个群体可以做到殒身不恤？太史公有云鸿毛泰山，他们的死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吾知也有涯，这些问题恐怕还真不是很好回答就是了。
当今不轻言献身和英雄，好在人道主义这个东西还可以谈。这部片子里的索菲，大致也是为了它而死的。我看片儿有个习惯，就是比起正面角色我更喜欢注意反派。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同索菲针锋相对最多戏份的警察摩尔——他对索菲的审讯从一开始的铁面无情到第二天的铁板松动，直到最后去刑场送索菲最后一程——并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反派。他并没像许多片子里表现的那样对索菲残虐无情严刑拷打，而是冷淡但周到地礼貌待她，为她倒了手磨咖啡。当索菲对他说起犹太孩子被成批送到集中营，护士还骗他们是去天堂的时候，摩尔的嘴唇抽动了一下，感觉他的心也跟被拧了一把似的，却还是强迫自己说那是国家必要的举措。但谁都看得出他已经开始想方设法要拯救索菲，让她承认自己不过是被胁从才一时糊涂做出散发传单的愚蠢行为，借以躲避死刑。尽管摩尔的努力是无效的，甚至也不能说他就一定理解索菲的理念，但索菲还是在他看似冷酷的心肠中打开了一丝缺口。死刑执行前，摩尔去监狱里见了索菲。索菲对他说她的父母会理解她的做法，摩尔点了点头——不发一语，却胜似万语千言。
摩尔和索菲又让我想起另一对很有名的审讯者和阶下囚：李忠岳和秋瑾。李钟岳字申甫，清末山阴县令。他作为满清官吏，却一直都很欣赏秋瑾的才华。常用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的诗句训教自己的儿子：“以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到秋瑾事发，“犹思竭力保护之。”秋瑾被捕后，李忠岳不忍心对秋瑾动刑，居然在公堂为秋瑾设座，两人就像主宾那样以平等的身份交谈，除了案情还交流文章书法。秋瑾更是用朱笔给李忠岳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句令后人传颂的绝命诗。上官对李忠岳厚待秋瑾十分不满，勒令李将秋瑾“就地正法”。李悲愤进言“供证两无，安能杀人？”遭申斥，不得已而行刑。刑前李对秋瑾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秋瑾死后，李更是力保秋瑾最后的尊严，不枭首，不剥衣，虽被革职，也并不后悔，只是“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卸任归家，李忠岳的精神也垮了，他经常独自一人“注视默诵”秋瑾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边诵边哭，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甚至七八次的地步。这份悲愁无法自解，李忠岳最终选择自缢以谢秋瑾。死时距秋瑾赴义之日不过百余日而已。李忠岳之殉秋瑾，“浙人追思之，及秋案昭雪后，乃为立祠西湖上，岁时祀之。”李的神位最终入祀秋瑾祠。秋、李两家也成为至交。
如果非要说摩尔同李忠岳都是志士，显然是不对劲的：他们不过是在当时的现存体制下选择捍卫体制本身的普通人。摩尔最终批捕了索菲，李忠岳选择审讯而非援救秋瑾，都证明了他们同对方并非站在同一个阵营里，更谈不上理解索菲和秋瑾的所作所为。但他们却也出于某种原因，对自己审讯的对象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善意，我愿意将它们归结为“人道主义精神”，又或者借索菲之口将其归为“良知”一类。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但却明白如何做是错的——或至少是隐约觉得“这么做或许不对”，这也就有了摩尔为索菲送行，李忠岳为秋瑾自杀的两幕。
秋瑾殉难，我们或许只会扼腕，而不会怎么后怕，因为秋瑾之死是完全没有法律程序的合法可言的，你可以说清廷昏腐，但也只是如此罢了，能怎么样？但索菲之死可就吓人了，她所经受的审判程序几乎完全（非全部）是合法的，没有严刑拷打，鲜少精神虐待，该有的法律程序都有，但法律本身的内容却是恶的——你们看，有时候合法比非法更善于杀人。这是两种不同的严丝合缝密不透风，哪种都有残酷的地方……但索菲和秋瑾们却仍旧敢于在这间铁屋子里用生命发出呐喊，我想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摩尔和李忠岳们的存在吧——如果在制度的维护者身上，你都能看到策反成功的希望，那就更没什么理由去怀疑自己的信仰和选择了。《希望与反抗》影片结尾处，女狱吏出于同情，明知违反规定，还是给了索菲一根烟的时间让她和同志见面……索菲的眼眸中溢出的除去笑意，还有希望。

说起狱吏，我就又想起十几年前读过的一本书。书名和主要情节印象不深了，但对里面一位狱吏的名字——韩加德尔——倒是印象深刻。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狱吏反动派，他简直太不称职了，居然为监狱里关押的革命者们提供良好的饭食、住宿条件甚至图书，还带领他们制作植物标本……总之在韩加德尔的管理下，监狱实在不像监狱，折磨和惩罚也实在不像是折磨和惩罚，但这个形象却让人愿意相信它是真实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做不了索菲和秋瑾能做出的壮举，但在最大限度秉持个人良知的范围内，并不妨碍我们做一位警察摩尔，或是一位没有自杀的李忠岳、一位活在现实中的韩加德尔。我们可以说，英雄用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享受的和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是那些心存良知的普通人、那些韩加德尔们，保护了英雄心中的希望呢？

索菲的希望，或许其中有一部分就来源于他们。
于是，索菲的反抗，才是那样无悔而毅然。

让人过目难忘。他们已经彻底背离了其所服务的那种基本价值，赤裸裸的成为恶魔的帮凶。



深深愿，人类社会早日结束类似的悲剧一再上演！

问一下，反问，自问，苟安的人们，当正义来临，你我何以自处？

也就在昨天，韩寒一篇新文，让我对这个刚有家有女的男人有种意料之中的心灰意冷。
好在今天看完这部电影，心情为之振奋。
 
韩寒说中国之乱由民众的素质而定，但我不明白，如果我们对邪恶不敢指手划脚，对正义不敢高声颂扬，我们国人之素质怎么会提高？
而我也相信，弃善扬恶，不是人之本性，只有当弃恶扬善者遭到迫害，遭到诽谤时，人性才会改变。
 
如韩寒之论，苏菲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值，因为她所为拯救的人民，在她的眼里不都是希特勒的应声虫吗，那她为什么还要印传单去唤醒他们？
她大可以在家里抱着老公奶孩子，国人素质太差，一点也不管其他民族的人权，等过个几百年，他们素质自会提高，那时强国就不是梦了。
 
然而，苏菲，没有这么做，因为她受过教育，有自己的思想，她坚持自己的正义。
如果一个从谎言中醒来的人，不去唤醒沉睡在谎言中的人，那她醒来的意义又是什么？
 
想起谭嗣同的诗
望门透趾思张俭, 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 留将公罪后人论.

1943年2月17日，索菲接受德国秘密警察头目莫尔第一次审讯
莫尔：“索菲娅·玛格达莱娜·朔尔，来自乌尔姆，1921年9月5日生于福希腾堡，信仰新教。父亲叫什么名字？”
索菲：“罗伯特·朔尔，以前是福希腾堡区的区长。”
莫尔：“保育员毕业？”
索菲：“是的。”
莫尔：“第二个常住地是慕尼黑23区弗朗茨·约瑟夫大街13号施密特的一座带花园的房子？”
索菲：“是的。”
莫尔：“被判过刑？”
索菲：“没有。”
莫尔：“根据大学主管所言，是你把传单从栏杆处撒了下去？”
索菲：“大理石栏杆上到处都有。我走过时推了一把。”
莫尔：“为什么？”
索菲：“出于爱玩的天性。但我立即知错了，我意识到把那些纸推下楼是一个错误的行为。我后悔了，但是改变不了事实。”
莫尔：“朔尔小姐，你在大学里所撒下的传单乃是属于战争特别处罚规定的范畴。你要不要查对一下什么是叛逆罪和包庇敌人罪？”
索菲：“我与此无关。”
莫尔：“牢房、监狱或者死刑。”
索菲：“我真的没做什么！”
莫尔点燃一枝烟，“要吸烟么？”
索菲：“不用，谢谢！”
莫尔：“但是你吸烟的吧？”
索菲：“偶尔。”她有些紧张，手放在双腿上来回摩挲。
莫尔放下香烟，把两沓传单放在皮箱上进行比对，说道：“大小正合适。”
索菲：“凑巧罢了。”
莫尔：“为什么你要拿着一个空箱子去大学？”
索菲：“我要回家，回乌尔姆，所以得去拿些衣服。那是我上周带给母亲的衣服。”
莫尔：“带去乌尔姆？那么远？在一周的中间时刻？”
索菲：“是的。”
莫尔：“仅仅是为了送几件衣服？”
索菲：“不，也为了看看我的朋友和她初生的婴儿。另外，我母亲病了。”
莫尔：“但你为什么要在一个星期的中间时候回去？这可是上课时间，这太仓促了！”
索菲：“因为我的朋友比原计划提前去汉堡。所以我也把周末的旅行给提前了。我本想赶12：48的快班火车，我还我和姐姐的男友约好了在霍尔茨辛基火车站见面，你不信可以问问他。”
莫尔：“他叫什么名字？”
索菲：“奥托·艾歇尔。他坐从索恩过来的车，11点半到达慕尼黑。”
莫尔；“艾歇尔的拼音是‘E’吗？”
索菲：“不，是‘a-i’。”
莫尔：“你没有带脏衣服去乌尔姆吗？”
索菲：“没有。小件衣服我自己手洗，大件的还没有清洗。”
莫尔：“你其实没有必要带干净衣服。你想一口气向我说明你得额外多带一个空箱子来装干净衣服？”
索菲：“我得考虑到下一周，那时我在乌尔姆。”
莫尔：“你在大学里干了什么？你要去乌尔姆哪个地方？”
索菲：“我和一个女性朋友约好了，她叫吉泽拉·舍特林。我们约好今天12点在英国公园的湖畔小屋共进午餐。”
莫尔：“尽管你要回乌尔姆？”
索菲：“我昨晚才临时改变决定，所以今天要去上学跟吉泽拉告别。”
这时门外的工作人员递给莫尔一份资料，并把桌上的箱子与两沓传单抱走了。索菲双手攥在一起，神情不安。
莫尔：“为什么你的哥哥会和你一起去学校？而你只不过是想和舍特林做短短的告别。”
索菲：“我们经常一起去学校。汉斯是要去神经科。”
莫尔：“主管说你们11点的时候出现在二楼的楼道里。你们去那儿干嘛？”
索菲：“那是我们在去见吉泽拉的路上。她正在胡伯教授关于哲学入门的课堂上。”
莫尔：“但上课的地方是在一楼。”
索菲：“是的，我们早到了10分钟。我就指着心理研究所给哥哥看。那是我经常上课的地方，在第二层。”
莫尔：“那些传单在哪里？”
索菲：“我看到地上到处都是纸张，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东西的话。”
莫尔：“没有看吗？”
索菲：“看了，不过只是快速浏览一下。我的哥哥还开了一个玩笑。”
莫尔：“政治玩笑？”
索菲：“不，是关于浪费纸张的。他跟我一样，不问政治。”
莫尔：“最近在德国国家博物馆里女大学生的暴动，省党部领导的演讲，你也都参加了？”
索菲：“没有。”
莫尔：“出席是一种义务。”
索菲：“我不关心一切政治。”
莫尔：“你怎么看待几天前，党部领导在国家博物馆所说的女生们更应该为领导们生孩子，而不是在学校里闲荡，甚至当他不那么好听地允诺要把她们分派给自己的副官？”
索菲：“这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莫尔：“你在学校里的状况让你很有嫌疑性，我建议你马上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真相。”
索菲：“我要争辩我与传单一点微末的关系都没有。除了那个愚蠢的玩笑。我理解，你们会一直保留对我们的怀疑，直到真正的嫌疑犯被抓。但我的哥哥和我真的与此无关。”
莫尔：“你是不是认为在这次调查中我们歪曲了你的思想信念？”
索菲：“我对你已是开诚布公的。”
莫尔起身出门，瞬即折返，说道：“朔尔小姐，我们的同事在你的箱子里找不到传单的影子，你的哥哥在审讯中也证实了你说的话。你轻松些了？”
索菲：“我没有什么担忧。”
莫尔提起电话让记录员进来，随后向索菲说：“我现在口述一份记录，你听仔细了，如果跟你所言不符的话，请打断我。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朔尔小姐？”
索菲：“明白了。”
莫尔：“然后你将被带往后面的监狱暂时关押，但是，那之后，也许你今晚仍能回乌尔姆。”
莫尔转身问记录员是否记录好，念白略去……索菲没有异议，然后被带往监狱。

次日，由于证据不足，索菲被初步判定无罪释放。她暗自庆幸，长舒一口气。正当索菲准备在离院单上签字的当口，电话铃响了，是莫尔打来的。洛赫接完电话，不再让索菲签字，而是再次带她来到审讯室，显然莫尔又掌握了新的证据。

2月18日，第二次审讯
莫尔：“你可以脱掉你的大衣了，坐下吧！”
莫尔手持索菲的离院证，看了看对面这位文静的女孩。然后将离院证放进资料夹，开始发问。
莫尔：“你父亲去年坐了6个月牢，因为他称我们的首领是‘人类上帝的人质’。”
索菲：“他因其‘阴险’被捕，并被剥夺了工作。”
莫尔：“我在想你父亲是如何承认的。你曾经是德国女青年团的成员？”
索菲：“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政治思想。”
莫尔：“哼哼！典型的民主！你为什么参加德国女青年团？”
索菲：“因为我听说希特勒把我们的国家带向强大、幸福和安康。关心每个人都有工作和面包。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幸运的子民。”
莫尔：“你是单身的吗？”
索菲：“我订婚了。和弗里茨·哈特纳格尔。他是前线的上尉。”
莫尔：“在斯大林格勒？”
索菲：“是的。”
莫尔：“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索菲：“半年以前。”
莫尔放下烟蒂，猛地将台灯照向索菲，后者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尔后缓缓睁开。莫尔突然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枝勃朗宁手枪，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莫尔：“认识这个吗？”
索菲：“我哥哥有一枝。他是国防军的中士。”
莫尔：“如何解释他抽屉里有190枚子弹？直径9毫米。”
索菲：“那也是我哥哥的。”
莫尔：“你最后一次买邮票是什么时候？”
索菲：“大概两个礼拜前。”
莫尔：“哪里买的？买了多少？”
索菲：“在利奥波德大街23号的邮局。10张12分的，也可能是5张6分的。我记不清了。”
莫尔：“没有更多了？”
索菲：“没有了。”
莫尔从包里又拿出一叠邮票。
莫尔：“认识这些邮票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真不认识？”
索菲：“真不认识。”
莫尔：“我们在你哥哥房间里找到的。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他用这么多邮票来进行大量印刷品的寄发。”
索菲：“你问的是我最后一次是在哪里买的。”
莫尔突然声调提高到了80分贝：“无耻！你们当中究竟是谁想拿这些邮票去干嘛？邮寄那么多印刷品干嘛？”
索菲：“向亲朋好友表达祝福，我们写了很多。”
莫尔：“那么你知道这些邮票了？”
索菲：“我只是猜测而已。你是从我哥哥那里搜到的，不是从我这里。”
这时盖世太保警察进来了，双手抱胸，站在门边。
莫尔：“你有一台打字机？”
索菲：“在我哥哥的房间里。那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她把它借给我们，我哥哥就可以用来打印东西了。”
莫尔：“打印什么东西？”
索菲：“关于哲学和神学问题的论文。”
莫尔从包里取出宣传单页：“不是这些传单？”
索菲：“不是。”
莫尔：“也许是这样的哲学和神学问题吧：‘希特勒不会赢得战争，只会拖延战事。’或者是‘罪行不会为德国赢得战争胜利。’又或者‘未来的德国会变得封建。言论的自由，认识的自由’。”
索菲：“这不是汉斯写的。”
莫尔：“你写的？”
索菲：“不是。”
莫尔：“但是你相信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
索菲：“我不关心政治。”
莫尔拍案而起：“不管怎么样，根据字体比较，这些诽谤书出自你们屋里的打字机，并从月初开始寄给了很多奥古斯堡和慕尼黑的居民。”
索菲：“我不知道这事。”
莫尔：“坐着！你给我注意。”
说完，径自出门去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了。手里拿着另一份证据。
莫尔：“你哥哥想把这份诽谤书销毁的时候你也在场。认识这张纸吗？”
索菲：“不认识。”
莫尔：“把它念出来，在你说错话之前。”
索菲照着念：“20万同胞为了一个军事伪君子的面子牺牲了。”
莫尔：“这话让你联想到什么？想到在其他6种传单上演奏的音乐？那么这手写体呢？”
索菲：“不认识！”
莫尔再次咆哮起来：“够了！诽谤者传单的发起者是一个叫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的人——你们一位来自因斯布鲁克的朋友。我们在你们那儿找到他的来信。这种字迹确认无疑。普罗布斯特也是被首领仁慈关怀的一名医学学生。自家人，应该对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心存爱恋！作为享有特权的人，却不断宣扬家丑，而其他人却战死在前线。除了你的哥哥和克里斯托弗·普罗布斯特还有谁参与这份传单？”
索菲：“你不要恶意诋毁！”
莫尔：“你对我隐瞒你们屋子里存在的证据，尽管你知道完整的事实真相！”
索菲：“我只承认我知道的东西！”
莫尔：“你想听听你哥哥是怎么说的吗？就在他像你一样拐弯抹角说完话之后。‘在我终于意识到，面对东方战线的失败和英美军事力量的强大，我们国家的军队已不可能把胜利引向我们这边。我经过许多痛苦的思考之后，终于承认只有一种办法才能减少无谓的牺牲和避免统治欧洲的想法。那就是缩短战争。另一方面对我而言，对待那些被我们占领的地区和人民来说是一种梦魇。”
索菲：“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解释，丝毫没有责备之意。”
莫尔：“这是对武装力量的败坏和极大泄密！”
索菲：“我仍然不相信这是我哥哥说的话。”
莫尔：“啊，你也觉得这里面有说错的地方是吗？”
索菲：“除非我哥哥当着我的面说，否则我不相信我哥哥会说这些话。”
莫尔：“绘画师艾克迈尔跟你说过些什么吗？”
索菲：“是的。艾克迈尔几个月都在克拉科夫干建筑。他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可以进出他的画室，向我们的朋友展示他的作品。”
莫尔：“复印机上留有指纹证实是你哥哥的。他已经全招了。他让人记录下来，全都是他一人所为。拟定六种传单复印和派发。那他一个人得一夜之间在慕尼黑发出5000份传单。你肯定和他在一起。今天上午你也肯定和他一起在学校楼台上。难道你还要告诉我们你对此一无所知？难道你认为这些传单是无害的纸张？承认吧！是你和你哥哥制造和派发这些传单的！”
索菲：“是的！我为此感到骄傲！现在我哥哥和我会被怎么样？”
莫尔：“你早该考虑到后果了，朔尔小姐！”
索菲：“我们的家庭会受到牵连吗？”
莫尔：“这另当别论！”
索菲：“我要去厕所。”
莫尔：“现在不行。是谁写了这些传单？”
索菲：“我！”
莫尔：“你又撒谎了！朔尔小姐。我们几周前就派专人跟踪研究，结论是写传单的人极有可能是个男的，学文科，是你哥哥写的！谁拿这些诽谤书去寄的？”
索菲：“我哥哥和我。对不起，我真的得去趟厕所。”
莫尔拿起话筒，让警察头目洛赫进来，令其带索菲前去卫生间。在洗手池前，索菲强忍悲痛，没有哭出声来。门外传来洛赫的催促声，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暗下定了决心。
莫尔：“这是什么意思？‘希特勒的失败’、‘自由’？在慕尼黑大学、路德维希大街上的“”标志被划掉。还有在玛丽安广场和高丰格大道上也一样。”
索菲：“是哥哥和我干的。”
莫尔：“你哥哥在学校里被抓时曾经说到：‘快回家去，告诉亚力克斯，他不用等我了。’舍特林正好就站在附近。这是告诉施莫尔逃走的暗示吗？”
索菲：“汉斯和施莫尔有约，他不想让他徒劳地等他。”
莫尔：“你跟施莫尔谈论过这个计划吗？”
索菲：“没有。”
莫尔：“跟格拉夫呢？”
索菲：“也没有。”
莫尔：“你为什么总是要撒谎，朔尔小姐？”
索菲：“我没有撒谎。”
莫尔站起身，拉开窗帘，这时已经是次日清晨了。
莫尔；“这是，是你今天的供词，请签名！”
索菲无奈之下依从了……莫尔让洛赫把索菲带走。

2月19日，第三次审讯
莫尔：“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泯灭的良知。‘白玫瑰’组织让你们不得安宁。谁是‘我们’？”
索菲：“我哥哥这样写的。”
莫尔：“在第４页传单最后写着‘请将此单复印并广泛传播’。最后这里号召反抗运动。这听起来不像只有一两个罪犯。”
索菲：“我们没有组织。”
莫尔：“关于维利·格拉夫你知道多少？”
索菲：“中士，和我哥哥一样是学医的，偶尔会来看我们。”
莫尔：“据我们所知，他也在画室里帮忙复印传单。我们发现了他的指纹。”
索菲：“但他完全是另一个时间到画室来的。”
莫尔：“什么时候？”
索菲：“元月中旬，当我们向朋友们介绍艾克迈尔的作品时。所以可能有其他人的指纹留在上面。”
莫尔：“还有谁也在？施莫尔？”
索菲：“可能吧，我不知道。我只是开始的时候呆了一会儿，后来去听音乐会了。”
莫尔：“普罗布斯特是不是负责在萨尔茨堡和和林茨的传单？”
索菲：“不是，汉斯没有告诉他，因为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莫尔勃然大怒：“我要你他妈的给我说出事实真相！我期待你现在终于可以给我说出实施者和操纵者！格拉夫？安内利泽？”
索菲：“我一共才见了他们8到10次。”
莫尔：“都谈了些什么？”
索菲：“关于文学和科学。我认为格拉夫完全与政治无关。”
莫尔：“与政治无关但向他透露过计划？”
索菲：“我声明，格拉夫与我们的传单毫无瓜葛。”
莫尔：“舍特林呢？”
索菲：“我跟吉泽拉经常见面。自从我们一起在慕尼黑上大学，我认识她是在青年义务劳动军里。”
莫尔：“那我们的帝国将充斥着非政治人士和运动的拥护者。”
索菲：“那对你来说也会是最好的秩序，莫尔先生。”
莫尔转身在文件柜里取出一沓卷宗。
莫尔：“根据我们的确认，所谓的‘白玫瑰’组织仅在元月份就弄到了1万张纸和2000个信封。这是谁干的？”
索菲：“哥哥和我。”
莫尔：“这似乎让人相信，因为最初的4页传单只印了100多份。但你还是不肯跟我说明你哥哥和你能够单独将第5、6份传单印了千余份。还能拿去邮寄。”
索菲：“我们没日没夜地工作。”
莫尔：“佩服！除了你有记录可查的课程之外？”
索菲：“是的，我们要揭穿表象，我们的反抗有广泛的基础。”
莫尔：“我们知道，你哥哥格拉夫，施莫尔，还有富特文勒，维滕斯坦曾经一起到过前线是么？他们都在慕尼黑读大学。你们之间难道不会有什么政治意见的交流吗？”
索菲：“我哥哥对我说起人民死亡的悲痛，但不论及他的朋友。”
莫尔：“这我可不相信，朔尔小姐。”
索菲：“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对政治意见的表达。”
莫尔：“人们怎么看待你们发传单的行为？你们从哪里得来的地址？”
索菲：“从国家博物馆里的电话本上抄下来的。”
莫尔：“看一下斯图加特：1月27日及次日上午，在那里通过邮局发出了700份传单。与此同时，在这里———慕尼黑，派出了约2000份传单，这不可能是你哥哥一个人干的，2000份呐！”
索菲：“27号晚上是我坐快车去斯图加特的，传单就在我的箱子里，等我到了之后，我把约一半的传单塞进火车站旁的邮箱里，剩下的在第二天派到郊外。”
莫尔：“但是1月28号一天里你哥哥不可能将2000份传单放到慕尼黑各个电话亭和电话本里。还有其他地方，谁在帮助他？”
索菲：“我当时不在慕尼黑。”
莫尔：“谁在支持你们派发传单的行动？”
索菲：“我父亲每月给我150个帝国马克。我哥哥有军费补贴。”
莫尔：“你们两个人就靠这点钱生活、印传单和邮寄？每次你回乌尔姆单趟车费都要15个帝国马克。”
索菲：“我们会向朋友借钱。”
莫尔：“谁借给你们钱？”
索菲拒绝回答。
莫尔不再追问，拿起记录本：“在左边一页的上面，有字母‘E’表示单词‘收入’，资金后面注的名字表明是谁借钱给你们。”
索菲：“是的。”
莫尔：“下面还有你未婚夫的名字。他也是参与者之一？”
索菲：“他不是！我们每次借钱都是有理由的。不信你可以问问他们每一个人。我哥哥和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莫尔：“你没有考虑到后果。如果你和你哥哥把什么都承担下来……我们知道所有人的名字！你最好想想吧，朔尔小姐，最好跟我们合作。那可以减轻对你们的判罚。想想你们可怜的父母和你们所带给他们的耻辱吧！”索菲：“莫尔先生，你指责我们犯了泄密罪，现在又要我出卖所谓的同犯来使得自己好过一点吗？”
莫尔：“揭发犯罪行为不能算是泄密。”
索菲：“但我哥哥的朋友们与此无关。”
莫尔又把洛赫叫进来，令其带走索菲。

2月20日，第四次审讯
莫尔给索菲泡上一杯咖啡。
索菲轻啜一口：“这是正宗的咖啡豆。”
莫尔：“朔尔小姐，德意志的幸福也涉及到你对吗？”
索菲：“是的。”
莫尔：“你不像那个埃泽尔一样卑鄙地在慕尼黑酿酒厂地窖里制造爆炸，你虽用了一些错误的谣言，但却以和平的方式斗争。”
索菲：“那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们？”
莫尔：“因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
索菲：“你所引用的法律在1933年权力被篡夺之前还能保护自由的言论，但现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自由言论导致牢狱甚至死亡之灾，这与秩序何关？”
莫尔：“如果人们不遵循法律那应该遵循什么？同样的，谁来赦免？”
索菲：“遵循良知。”
莫尔轻蔑地回应：“是这样。”随即拿起法典和索菲的记录本，“这是法律，这是人。我作为侦探需要检查两边是否全等？如果不是的话，必须找出哪里出错了。”
索菲：“法律是会变的。而良知不会。”
莫尔：“那如果每个人都自行决定其良知正确与否会怎么样呢？特别是当罪犯想要推翻首领的时候，又会怎样？这必然是一场罪恶的混乱，所谓的自由思想、联邦主义、民主？我们曾经拥有这一切，我们也已经知道了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索菲：“没有希特勒及其政党人们最终也会拥有权利和秩序。法律保护是让每个人免于专制而非为了随大流。”
莫尔：“专制，随大流者？你怎么可以如此轻蔑地谈论？”
索菲：“是你在轻蔑我们。当你因为一纸传单把我哥哥和我称为罪犯，虽然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试图用言论说服别人。”
莫尔：“正因为你和那群人不知廉耻地享用着特权，你们才得以花我们的钱在战争期间继续读书。而我在那该死的民主时代只学会了做裁缝。是什么让我今天成为警察？是占领了普法尔茨的法军，而不是德国的民主！如果运动没有爆发的话，我至今还只是呆在皮尔马森斯的一介乡村卫士。《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记录、通货膨胀、失业率、经济危机都是由我们的首领希特勒解决的。”
索菲：“让更多的人徒劳地送命！”
莫尔：“这是英雄之战！你拿到的食品配给票和我们是一样的，和那些你鄙视的战斗着的人们一样，你拿到的和我们还要多，还要好！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你为什么会有牢骚呢？我们的首领和德意志民族在保护你！”
索菲：“或者留在这维特斯巴赫的宫殿里，或者我的家庭受到株连？”
莫尔：“我们的士兵是在解放欧洲，使其摆脱富豪统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一个更强大更自由的德国，避免再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奴役，我告诉你！”
索菲：“当不久以后这场战争结束，德国又重新进军另一个陌生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就会指着我们说，我们毫无反抗地忍受着希特勒。”
莫尔：“当我们获得了所有战争的胜利，流血牺牲后终于换回了德国的幸福和自由，就像你当初在女子青年团所梦想的那样，你又会怎么说？”
索菲：“这样的信仰会在希特勒的德国消失的。”
莫尔：“如果我说的成真了呢？你是天主教徒？”
索菲：“是的！”
莫尔：“教堂也要求你们要坚定信仰，哪怕是你出现了怀疑。”
索菲：“但在教堂里，人人都是自愿的。而希特勒和纳粹份子剥夺人的其他选择。”
莫尔：“为什么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想法且甘愿冒险呢？”
索菲：“因为我有良知。”
莫尔：“我不能理解，以你的天赋和智商竟然不能思考和感觉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忠诚、幸福’，有道义、有责任的国家政体就是我们的思想意识！”
索菲：“难道纳粹假借自由和忠诚的名义在整个欧洲造成的可怕的流血牺牲还没有让你睁开自己的眼睛吗？如果不在希特勒羽翼未丰时去除他的权力同时建立一个新的欧洲，那么德国的名义就会一直蒙受耻辱。”
莫尔：“新的欧洲只能是纳粹的。”
索菲：“当你们的首领精神错乱的时候是吗？你只需想想种族歧视就够了！在我们乌尔姆，以前有一位犹太教师，被抓到冲锋队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过并遵守命令朝他脸上吐口水，当晚他就消失了，就像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上千人一样。据说他被送往东部进行义务劳动。”
莫尔：“你相信这样的胡说吗？他们是自己迁移走了。”
索菲：“来自东部的士兵都说他们是消失了，希特勒是想让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灭亡，这种癫狂的想法他20年前就有了。你怎么会相信犹太人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人呢？”
莫尔：“这种分类只是为我们带来了不幸，但是你属于疯狂的，少不更事的青年，因为错误的教育，可能我们也有责任。如果是我会用别的方法教育像你这样的女孩。”
索菲：“你信不信？我非常地震惊当我得知纳粹份子竟用毒气和毒药来消灭患有精神病的孩子，我母亲的朋友们曾向我说过，那些孩子是怎样被护养院的护士送上货车的。其他的孩子问，‘车子开往什么地方？’护士回答说，‘车子开往天堂。’然后余下的孩子们唱着歌登上汽车。你认为，我受了错误的教育是因为感受了这些人的缘故吗？”
莫尔：“那是毫无生活意义的人生。你也学过护理，你肯定也碰到过精神病人。”
索菲：“是的，所以我更加确定，无论什么情况，没有人有权对此进行判断，只有上帝才有这权力。没有人知道一个精神病人的灵魂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痛苦中会形成怎样神秘与内在的成熟。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莫尔：“你必须得适应，因为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你所说的与现实无关。”
索菲：“我所说的当然与现实相关。与道义、道德和上帝有关。”
莫尔猛地起身：“根本没有上帝！”说着走向窗边，沉吟片刻，“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只是很信任你的哥哥，认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自己只是参与而已。难道我们不可能这样来写记录吗？”
索菲：“不用了，莫尔先生，这与事实不符。”
莫尔：“听着，我有一个儿子，年龄比你小一点，他有时脑子里也会出现荒唐的念头，但现在他去了东方的前线。因为他意识到了这乃是他的责任。”
索菲：“你仍然相信最后的胜利吗，莫尔先生？”
莫尔：“朔尔小姐，人一旦把什么都考虑清楚了就不会再着迷于他处事的过程了。这关乎你们的性命！这里，我为你的记录想了以下内容：‘经过谈话后形成的看法是：你与你哥哥共同的行为在这一战争阶段被视为反国家，尤其是反前线苦战的军团的罪行。应处以最严厉的判决。’？”
索菲：“不，从我的观点出发不对。”
莫尔：“承担错误并不意味着出卖你的哥哥。”
索菲：“主意很好，但如果重来，我还会选择这样。因为不是我，而是你有着错误的世界观。我还是之前的观点，我为我的民族做最好的事情。我不会后悔，我也会承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
莫尔无可奈何，“记录员进来记录口供。告诉领导，我们这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