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了电影《芳华》，出于评论者的习惯，又读了严歌苓原著。比这两者更好看的是《芳华》引起的讨论。少有一部电影（及背后的原著），能够让人群的观感严重分裂（上一部是《金陵十三钗》）。从这个角度，《芳华》不见得是好电影，却是好文本，借此厘清历史、畅谈价值观只是其一。其二，没有比这本书更适合用来解析严歌苓的了，因为这是她的“自传”。

《芳华》原著，本名《你触摸了我》，严歌苓写的是她熟悉的文工团生活。她用萧穗子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写作，从叙事上是“不利”，这种全知视角不得不加入大量对“不在场”的脑补。但从作者本人的抒情达意上，却是“有利”，萧穗子只是一个假托，严歌苓有意地把自己的家庭背景（父亲是下放的文人）、成长事件（写情书被检举揭发差点自杀）、生涯转折（战地记者）、职业选择（成了小说家）都安在她头上，借此告诉读者，萧视角，即是作者视角。这部小说可视为严歌苓对往昔岁月的一次回顾，也就最能见严歌苓本人的“态度”——

没有哪位作家，忍心去丑化笔下自我的化身。严歌苓让萧穗子说出的反思和感悟，即是她对那段往事的真态度。

她的真态度即是：这些曾经聚在一起的人们，果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阶层属性，这样很好。

而这种隐藏在故事里的冷眼，完全没有被冯小刚领会到。冯小刚在近乎失控地意淫往昔美好的同时，仍然对人性的善恶存有一种本能的道德观，以至于电影里呈现的人物，和小说里描述的，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以至于评论《芳华》，无法独立来谈电影，是电影和小说的矛盾共同构建了这一文本的复杂。

冷笔之一：从何小曼到何小萍

原著里，何小萍叫何小曼，身份没变，一个黑五类的女儿，母亲改嫁革命干部，她成了受尽欺辱的拖油瓶。原著关于她家庭生活的篇幅并不短。有一段描述，呼应了她在文工团里因海绵事件被羞辱的情节。母亲把唯一的红毛衣给了继妹妹，何小曼怀着嫉愤，把毛衣偷走，连夜拆线、染色、晾晒，最后重新织成一件黑毛衣——并且，把原有的两个小绒球，塞在了胸衣里。事情败露，她受到母亲的掌掴。

如果说对她少年时代的白描还看不出严歌苓的态度，那对她后来的文工团生活，严歌苓的下笔则不吝于鄙夷刻薄。

因为贫穷，因为品貌不佳，因为不良生活习惯，何小曼在文工团成了被公然歧视的人。皮肤黑，一身馊味，一头粗糙纱发，“一个头长了三个林丁丁的头发…原始毛人”、“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她会舔舔又包起来…等熄了灯接着舔”。这些具象的描述带着浓重的嫌弃口吻，众人对她的蔑视仿佛也是完全合理的。和电影将她塑造为清秀、清白、隐忍地躲在被窝里给生父写信的形象相比，原著里的小曼是一只地下老鼠，作者用俯瞰的眼光描述她的卑贱气息。

电影以浓墨重彩描写的两件事，一件，何小萍为了给生父看到自己进步，偷了军装去拍照，留下她一生中最美的影像。另一件，众人为胸衣海绵的事审判何小萍，让她发出愤怒的尖叫。前者是她人生中为数不多的闪光时刻，也拍出了她的青春秀美，但在原著中并没有这个细节（且和原著的暗黑基调很不协调）。后者，则连事件的定性都改变了。原著里，何小曼不但就是海绵胸衣的主人，还是惯犯（少年在家时就干过），众人对她的审判变成了红色时代斗私批修的正义行为，她那一声近乎歇斯底里的尖叫“我没撒谎”也成了对她人格的嘲讽——当然，即使海绵是她的，也不构成人品问题，但在叙事结构里，这种写法，即是把众人的欺凌又一次合理化。而在电影里，冯小刚则把事件拍成了青春美少女的作恶，何小萍是清白的，“我没撒谎”是她在压抑中爆发的呐喊，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意味（导演在访谈里证实了自己主观的厚道）。

这是两个人：被侮辱的何小曼有着令集体厌烦的卑微，被欺凌的何小萍却闪动着人性的光芒。最直接体现严冯二人分歧的，是何小曼（萍）的流放事件。

在刘峰被下放到伐木连后，电影里的何小萍因为厌恶集体的冷酷，采用了自我放逐手段，拒绝跳独舞。在装病被发现后，政委将计就计，把她哄上了舞台，在她差不多要重新燃起对集体的希望时，再一次彻底地抛弃了她。——冯小刚拍这段戏未必是为了批判时代，但很明显，他试图将何小萍塑造成一群无意识作恶者中唯一高贵的人。与之对应的是后来萧穗子探望战地的何小萍，后者绝然说出，“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林丁丁）”。这几乎就是她对整个故事的表态了。

然而在原著里，何小曼拒绝独舞，是出于私心，被萧穗子居高临下地鄙夷了。

“台下掌声口号声战马嘶鸣声，何小曼刹那间成了骑兵独立团两千人的掌上明珠。她站在出场位置上，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这么迅疾，这么毫无预示。她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当主角真好，当掌上明珠真好。……她后来向我承认，是的，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那感觉真好啊。……她也承认我猜对了，她就在侧幕边运气、起范儿的瞬间，又被希望腐蚀了。持续装病，是持续被希望腐蚀，人们是可以宠她的，夜里为她端茶端尿，白天为她端饭端水，看来她有希望跟所有人回到同一海拔。”

高贵没有了，光明被消解，何小曼依然是被主角看不起的小老鼠。严歌苓吝惜于赋予这个角色明媚的色彩。而在全知视角下的主观口述，则充满了对小人物的玩味感。这和萧穗子对刘峰的揣摩并列——在整部小说里，被萧穗子以主观揣测来脑补其不良动机的，始终只有何刘两人。玩味着小人物的不幸，揣摩着“其实他们也没多高尚”，是这部小说的主基调。

然而在电影里，在一部总体相当令人不适的电影里，何小萍却绽放了傲然的光华。


冷笔之二：刘峰，一段性骚扰的悬案

比起黄轩，更适合演刘峰的可能是黄渤。

原著里，没有女人去爱刘峰的原因跟雷锋的高尚、超我的净素、性压抑这些，关系并不大。尽管原著里有大量上述的分析，说服读者刘峰“不能爱”，同时又按耐不住地反复描述刘峰的“不可爱”：一个身高一米六二、带着乡土气息、从山东某县贫困剧团里翻跟头上来的凤凰男，在文工团这样以红二代为马首、阶级分明的集体中，他唯一的效能是充当万能服务员——电工、木匠、快递。所有人都在享受他的服务，而荣誉则是虚假的，谁也没有上当，去向他“学雷锋”。雷锋的重担和美名不过是毫无权势者的生存法则。而他——居然想吃林丁丁这块天鹅肉。林丁丁的惊吓来自于刘峰跨越阶层表达出的性欲，这戳破了不成文的规则，林的追求者，“一个追求者是宣传部的摄影干事，一个是门诊部的内科医生”。而郝淑雯的男友和未来丈夫，则是某军工厂厂长的儿子。她们看不上刘峰，和他是不是雷锋无关，而是他的阶层属性决定了他不在择偶视野内。

和刘峰相比，黄轩的白净、挺拔、秀美让人无法用俯瞰的眼光去理解角色，也削弱了原著里众女兵和刘峰的距离感。黄轩有一张天然的恋爱脸，冯小刚对刘峰的赋形塑造带有主观美化，最直观的体现则是在整个故事的核心——触摸事件。

电影里，俊美的刘峰在邓丽君歌曲的浪漫鼓舞下，向心仪的林丁丁表白，并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她。加上前期对林丁丁形象的刻意铺垫（对刘峰眉目传情，被删除的片段里还有两人拉手的情节），观者很难对黄轩的角色产生厌恶感。这个拥抱毁了他的前途，决定了他一生的畸零。导演让何小萍被骄傲地流放，说出“我永远不原谅她”，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导演本人对触摸事件的定性——因时代对人性的压迫而造成的悲剧。这已是整部电影里为数不多的、对时代残酷性的否定（尽管，避重就轻）。

回到原著，整个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

萧穗子听完林丁丁的哭诉后，脑补着当时的场景。“注意到了吧，刘峰成功地把林丁丁诱进了这个相对封闭的二人空间。…一旦进了这里，关上门，即便林丁丁呼救也未必有人听得见。…一边抹，一边暗自惊叹到底是上海女子，这手感！细嫩得呀，就像刚剥出壳的煮鸭蛋，蛋白还没完全煮结实。…脸蛋就这样好了，其他部位还了得？手从脸蛋来到她那带柔软胎毛的后脖颈。…都是夏天的过错，衣服单薄，刘峰的手干脆从丁丁的衬衣下面开始进攻。…我拉开灯，看见的就是这个刚被人强奸未遂的林丁丁。”

刘峰不再是被邓丽君歌声鼓舞的求爱者，而是带着赤裸性需求的进攻者。萧穗子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和揣摩，就像一个八卦强奸案细节的吃瓜群众，啧啧有味地感叹着，“摸了吧，爽不爽，皮肤好不好”，庸俗得不堪入目。而这当事的两者却都是她的亲密战友。

在对《芳华》的评论里，我看到一些令我愕然的言论。如两位社会学、人类学的女性学者淡豹、一音顷夏都从反性骚扰、反荡妇羞辱的角度批判《芳华》，作家侯虹斌也撰文认为刘峰的无辜是“主角光环笼罩”，而“（性骚扰）错误，可以是以善良、好人的形象出现的”。

我愕然的不是以上诸位的内在逻辑——我极其赞同反性骚扰、反荡妇羞辱的论述，尤其在女权主义有待发展的中国。我愕然的是这一套外部逻辑——《芳华》是一部美化性骚扰的作品吗？《芳华》的悲剧性论述是一种荡妇羞辱吗？《芳华》的争议点是性骚扰是否应得到惩罚吗？

严歌苓最擅长营造的，是叙事陷阱。“触摸”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不论是电影里的强抱，还是在原著里写实了刘峰的猥亵，“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口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邪，从她衬衫的背后插进去……”，坐实他的性侵行为，等于默认在故事结构里，他被流放具有一定合理性，跟她此书的批判主题（荒诞时代压抑人性、鼓动人们告密）产生了不协调，甚至是反方向的力。这是严歌苓用笔的主观恶意。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残酷，她并非没有体验，严歌苓曾因给男兵写情书受到处分，在政治高压下，她差点自杀（小说里这个情节发生在萧穗子身上）。人性里对爱欲的渴望被政治压抑，成为原罪，那是一个巨大的时代问题。刘峰即使不“触摸”林丁丁，只是表白，他同有可能坠入深渊。更不要说在触摸发生的仅仅几年后，中国开始严打，当街拥抱甚至可能被枪毙。在时代成为更大的恶时，设置一个可能会触碰性别议题的情节，引起的争论虽关乎正义，却跟时代的残忍毫无联系。刘峰在“触摸”事件里究竟是不是加害者，影响了整个故事的批判逻辑。从一个时代受害者的故事变成性侵犯受惩罚的故事，大大降低了时代的痛感，也让作者的忏悔批判显得轻薄。

有人提到另一部电影，王小帅的《青红》。在那里面，男主角是实打实地犯下了强奸罪，没有人会觉得强奸有理，但却能从导演的叙事逻辑里，感受到痛苦。个人的罪和时代的罪并无冲突，被包含在更大的悲剧里。而《芳华》，则恰恰相反。如果说冯小刚还试图刻画刘峰的善良美好，那严歌苓原著就是锋利无情地对小人物再次践踏，“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另一处对刘峰有主观恶意的评述，出现在战场上。萧穗子想象着，刘峰在九死一生的关头，“刘峰露出得逞的微笑：这就是他要的，他的死将创造一个英雄故事，这故事会流传得很远，会被谱成曲，填上词，写成歌，流行到一个女歌手的歌本上，那个生有甜美歌喉的林丁丁最终不得不歌唱它，不自禁地在歌唱时想到他，想到他的死跟她是有关系的，有着细细一根纤毫的关系，但她脱离不了那关系。夏夜，那一记触摸，就是他二十六岁一生的全部情史，你还叫‘救命’？最终送命的是我”。这里确实出现了被害者有罪论，荒诞的是，这段话语的存在，恰恰不是为了论述“性骚扰的被害者有罪”，而是“那个被你们认为高尚的时代的被害者，他就是这么猥琐”。性侵者试图用死亡“惩罚”被性侵者，时代政治的严酷，战争的残忍，被消费、消解，也没有人须为悲剧感到忏悔。这是严歌苓的多重叙事陷阱。

原著里的何小曼嘶喊着“我没撒谎”，刘峰怒斥审讯他的人“我没这么下流”，在电影里全部成立，在原著里，作者却于高空俯瞰着他们，讥笑着，“别逗了，你们就是在撒谎”。


冷笔之三：何小曼和林丁丁的殊途同归

七十年代末的文工团，在远离政治风波的乌托邦里，作者主要刻画了四个女性人物，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郝淑雯是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红二代，“贵族阶层”，红色时代骄纵跋扈，改开年代成为富婆。林丁丁是小资产阶级的上海小姐，除了美貌是硬通货，可以成为向上攀爬的资本外，一无所有。何小曼也是上海人，来自更底层的家庭，父亲畏罪自杀。萧穗子对这三者的观感，以及她对自身的定位，呈现的是严歌苓本人的阶级意识。

对郝淑雯，她是带一点嫉妒的仰视。对林丁丁，是带一点不屑的平视加俯视。对何小曼，是带一点轻蔑的俯视。而她自己，属于一个跟政治特权无关的阶层：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技能，在随后到来的经济浪潮里，超越了丁丁小曼，而又不沾铜臭。严歌苓写林丁丁的两次婚姻，一次嫁入红色豪门，被大家族鄙视，离婚；一次嫁给海外华人，以为一步登天，结果天天包春卷，离婚。对这个人物的嘲弄意味跃然纸上。但却不是在嘲弄她的世故势利，而是嘲笑她麻雀攀高枝的不自量力。

严歌苓对郝淑雯这样的特权人物，即使下笔并无美意，也绝不会那样作践她。四人中郝淑雯和厂长儿子结婚后，成为寂寞的富婆。萧穗子依然和她很亲近，也是从她这里，得到了另外几人的音讯。即使郝淑雯亲口向她坦诚，当年正是自己教唆穗子的初恋检举揭发了她。这段惨痛的青春往事被道出后，萧穗子的反应是——没有反应，默然接受，连和解的过程都没有。比起电影里何小萍的“永不原谅”，萧穗子与郝淑雯的和解轻得毫无分量。

与之互文的是萧穗子重遇刘峰后，刘说出一段对下岗工人的看法，“一个国家这么大，跟一个大工厂似的，产品总得改换，机器也总得更新，咱们就算是些老机器老零件，老螺丝钉，给换下来了，扔了，不换不扔工厂就得关门。不是好些工厂都关了门？工人不都得下岗？咱打完仗也就下岗了。哪个国家都一样，当兵的嘛，仗打完了就都是换下来的废零件，旧螺丝钉。不能说螺丝钉旧了，没用了，非不让扔，那会行？不讲道理了不是？”。这段文字让人想起去年大热的一次演讲，贾行家说某个春晚看到小品“我不下岗谁下岗”，演播厅响起经久不息的残忍掌声。创作者让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角色说出这样温顺的话语，仿佛在给自己的良心涂脂抹粉，释然地叹息一句，“啊，他们真善良”，解构了一切时代之痛。

电影有一处拍得特别不好，强行安排萧、刘、郝三人巧遇。郝淑雯仗义地为他代付一千元后，转头就和萧穗子讥讽起丁丁发福和刘峰的假肢，冷酷得有点突兀，而这一段在书里并不发生在同一场景。且讽刺的是，刘峰借走郝淑雯的钱后，消失了，“郝淑雯算了算，发现刘峰借她钱的时候，就打算要搬家和停机了”，和冯小刚试图温情脉脉地体恤老兵、给刘峰留一丝尊严相比，严对底层人的碾压更赤裸。一直到刘峰死亡，这笔钱他都没还上。“放下电话她解释，刘峰过去跟她借过一万块钱，用了十来年还上了九千”。

更奇怪的是严歌苓给小曼、丁丁这两人安排的结局。何小曼：丧偶单身，给一个海外华人当保姆，伺候他养老送终后，被恩准免费住在他的房子里。林丁丁：离异单身，给一个海外富商看房子，教华人的小孩唱歌。到头来，她们都成了海外高华的服务员，看似生活无虞，实则彻底失去了在社会中改变自身阶级属性的能力。

想一想吧，为什么要这么写？谁是海外华人？海外华人是谁？

如果说安排这两人殊途同归，不足以体现严歌苓的势利，那何小曼和刘峰最后的归宿，则让整部小说（和电影）陷入了浓缩鸡汤式的虚无。两人超脱了战友们的汲汲营营，实现无性的事实婚姻，过上了知足常乐的日子。这种叙事逻辑延续了严歌苓一贯的小人物三段论：受尽苦难——精神升华——岁月静好。一切结构性的冲突和压迫、阶层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最后都以小人物自己的“想开”终结。在严歌苓其他女性题材的小说里，这种对女性苦难的玩味是与男权结构挂钩的，而在《你触摸了我》里，则不仅是女性主义的问题，是严歌苓自身固若金汤的阶层观念的问题。

严歌苓并非出自权贵家庭，她的身份和萧穗子一样，父亲是作家。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美国上流社会东方贵妇的矜持，结合、消融、整合成一种新的东西，属于严歌苓独有的，胜利者的阶层歧视。她写底层小人物每每有一种俯瞰感，写他们的苦难，写他们反抗但失败，最后赞美他们的安静、顺从与精神胜利。字里行间啧啧连声，尽是冷笔与势利。



冯小刚的《芳华》不是严歌苓的《触摸》，对于这两者间的矛盾，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电影的视觉语言呈现的是对红色年代的意淫，是冯小刚毫不掩饰的赞美留恋，这与真实历史相比，很令人不适。而严歌苓小说则冷静得多，并未痴情怀念文工团的乌托邦性质。这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冯小刚没有把严歌苓的批判性拍出来。实则是严歌苓对批判话题冷感。而另一方面，冯小刚似乎真诚地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厚道美善，于是将两位主角拍得很美，很纯净，结局有一股“我把自己都感动了”的鸡汤味。这和严歌苓小说本身的冷酷截然不同。这两人对文工团的怀念基于不同的立场，在冯小刚，是“老子出息了可以重温旧梦”，在严歌苓，那段岁月却代表着卑微和耻辱，于是写作成为了一次自我疗愈，甚至是报复。

相同的是，他们俩谁也不想去批判那个时代，他们只想搭一个背景，然后各造各的梦。

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个艺术家，说自己在八十年代坐过牢。酒酣耳热，一桌人都笑听他讲牢狱中的趣事。他说自己那年才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坐牢最难受的是想女人，想得发疯。有一次在操场上列队跑步，他看到不远处有几个女人，顿时激动起来。当他跑到那几个女人跟前时，突然闻到其中一个身上的女性荷尔蒙味，他一下子失控了，像一头疯牛般狂奔过去，一把抱紧那个女人，像吸血鬼那样，在她脖颈间深深地、猛猛地吸了一口。啊，那一刹那，他说有一股东西仿佛从脚底直冲脑门，把他整个人奇经八脉都打通了。在场的女孩被他挤眉弄眼的夸张讲述逗得哈哈大笑。

看《芳华》，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他，想起他说的那股“女性荷尔蒙味”。

电影不难看，也有人感动啜泣。但问题不在于好不好看。冯小刚在“张艺谋化”，这样说不精确，应该说那一代男性导演，在经历了最初个体化的自由表述、百花齐放后，开始回溯自己的精神母源——集体主义审美。其中以张艺谋为代表。集体主义审美有几大特征，一是高饱和度、高视觉冲击力的大色块，二是高重复性的口号和画像，三是高统一性的动作仪轨。革命年代的忠字舞，满街红色标语和毛画像，这种记忆是深入骨髓的，变成几代人的民族性格，沿袭到今天就是奥运开幕仪式上的人海战术，成千上万人做着同一个动作，形成巨大的视觉震撼，而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是不重要的、可被替代的，他们是细胞，服务着首脑。

在《芳华》里，反复出现大面积的红色，红旗、红墙、红背景的毛像，如花似玉的文工团美女在红色里唱响青春，在泳池边展示雪白的大腿。导演的用意是直白的，他不是在沉淀、反思、批判、怅望、否定，或者什么曲折幽微的表达，他只是在单纯地重温旧梦，梦里有他念念不忘的文工团女兵，夏天穿着的确良，露出洁白光洁的脖颈，一股女性荷尔蒙气息——在那个时代，她们不是他的。

冯小刚自述这部电影的由来和他当年在文工团的经历有关，原著和编剧严歌苓也在文工团待了十年，萧穗子这个角色有严歌苓本人的影子，严在原著里，把自己当年的经历（被恋人检举揭发）安在了她身上，让她代表自己说出许多对往事的思考。编剧和导演在面对同一段历史时，视角是天然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严歌苓的角色正是冯小刚当年垂涎而不得、试图通过电影再次意淫的。多年后，功成名就的冯小刚邀请一位当年的文工团姑娘来订制剧本，再通过一场盛大的选秀挑选出“冯氏文工团”，拍成这部电影，这场行为艺术的含义超过了电影本身。

在电影进入视野之前，导演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女演员，要求能歌善舞、美貌、非整容，他要符合自己记忆的天然美女。在角色确定后，观众看到了一套照片，幸运的女孩们穿上导演念念不忘的白衬衫，露出幸福笑容，而照片上也特别标注了这些美丽面孔的特征，如：吊烟眉、丹凤眼、微笑唇、精巧鼻……美被一把标尺具象化了，被缺乏尊重地、赤裸物化地展示出来，却没有人感觉有问题。这些被甄选的女孩在这些照片里、在电影后的各种采访里，露出与当下时代有些错位的、春风得意的笑容，也确实像红色时代重现。

在我幼年的模糊记忆里，父母曾经暧昧地讨论过一部电视剧《红颜劫》（估计没几个90后知道），并且提到一个我当时不解的名词，林立果选妃。中选的女孩是南京军区的舞蹈演员。这段历史，冯小刚应该知道。那是更真实、更残酷的芳华，背后埋葬的青春难以为世人所知。几十年过去，冯小刚反倒用电影镜头完成了一次精神选妃，骄傲地告诉全世界，权力时代他没资格做的事，资本时代，他有了。冯裤子出息了。

作为世界上极少数有文工团的国家，这个群体的属性是模糊的。无论导演和编剧本身都有理由去怀念她。在动荡岁月，文工团就是乌托邦，除了物质上的相对保障，也与激烈的政治冲击保有距离。对文工团的怀念，先天地带有柔光滤镜，注定了它不可能是一部“写实”作品。

在时代里沉沦、被毁尽芳华的是一代不可言说之人。是与何小萍父亲同龄、在各种运动里尸骨无存之人。回顾历史，就算不刻意着笔于血泪疮痍，至少也不尽是蓝天红旗、青春玉腿。时代的痛楚在这里被最大限度淡化了。电影里，高干子弟郝淑雯骄傲地宣称，“江山都是我们打下的”。在文工团快要解散的时候，她和另一个高干子弟迅速走到了一起，走进了新时代。戴上墨镜，穿上牛仔裤，下海经商致富。芳华逝去对她们来说是时代创痛吗？不是。郝淑雯们不曾吃过时代的苦，她的怀旧是人人皆有的青春感伤。旧时代她是既得利益者，新时代她依然是。而作为第一男主角的刘峰，从贫困的剧团里翻着跟头上来，在文工团只能靠学雷锋立足，靠给有北京背景的同伴当快递积攒人缘。最终被时代彻底抛弃，彻底放逐，只能辛酸地过完一生（原著里因病去世）。

问题是，对这种因时代、制度、阶层造成的悲剧，编剧和导演是持同情弱者、批判时代的态度，还是顺理成章认同其逻辑合理性？一个情节：退伍多年后，时髦的郝淑雯在街头偶遇刘峰，他正为讨回拉活的小车被城管推搡，一只假手掉到了地上。郝淑雯目睹了这凄凉的场景，为他仗义执言，垫付罚款。下一个镜头，她看着刘峰的背影，和萧穗子开起了玩笑：林丁丁中年发福了，现在让刘峰用假手摸都不愿意了吧。两个人就这样欢畅地笑了起来。她们的战友正因为那一次触摸，毁尽芳华，到头来却成了玩笑的话题。

我在想，冯小刚到底知不知道，这段玩笑是非常恶毒、非常残忍的呢？残忍来得如此直接，如此轻浮，实在无法让人感受到导演对此有任何否定态度。他也许只想借这一幕来自嘲，他迷恋的文工团女神终将发福，一代人的芳华终将逝去。这种感叹远远超过对那些被时代埋葬者的悲悯。

原著小说里，严歌苓让刘峰说了一段类似“国家不再需要咱们了，我不下岗谁下岗”之类的体恤温言。瞬间让我想到了贾行家的演讲，和黄宏的小品。伤残老兵的凄凉处境不需赘述，时代抛弃了他们。谁该为此负责，肯定不是文工团的姑娘。但在那个封闭的小环境里，萧穗子们直接参与了作恶，欺辱何小萍，驱逐刘峰，这不光是时代之恶，也是每个参与者的选择。电影没有表达出对时代的反思批判，有人说这是因为审查制度，“如果表达了就看不到这部电影了”。这种想法太自作多情了。

客观来说，严歌苓的小说比电影丰满很多，至少不像电影，近乎失控地意淫往日美好。有别于电影创作的男性视角，原著里严歌苓写了对往昔岁月的反思。不过这种反思并不涉及时代结构、政治体制，也就谈不上时代性的批判。严歌苓把这一场悲剧定性为人性的问题，类似“人们不能接受平凡，不能接受活雷锋也有平凡的人性，只有不被善待的何小萍懂得他的善良和平凡”这样的解读，对于刘峰承受的苦难来说，太轻薄了。严歌苓本身的立场就是轻的，以至于电影也不可能扎根在一个沉稳的地基上。国家苦难成了一场青春颂歌。就像今时今日，那些遍布各大城市的公社饭店、毛家菜，服务员穿着淘宝批发的绿色军装，用印着工农兵的搪瓷缸倒茶，墙上依然有革命口号。一切都轻了，变成了cosplay。而《芳华》正是这样一场红色时代的cosplay。

借用李伯通的评论来结尾——

“那些被阉割的灵魂，只不过恰好青春正盛，才能将那个时代冠名为芳华。这种怀念具有强大迷惑性，让如今这些可以随意做丰胸手术、对着明星大喊老公老婆的年轻人误以为往日并非地狱。”

冯小刚的《芳华》是穗子朱唇皓齿咬破的西红柿，是练功房里低鸣的大提琴，是泳池旁戏水女孩儿们湿漉漉的乌发和男孩面前着急收衣裳时的娇羞，是深夜里不曾捅破薄纸的青春男女，往灯外围一圈红纱布，让毛绒绒的灯光变成罗曼蒂克的红，听邓丽君靡靡之音。

冯小刚给了自己的芳华最大的善意。尽管有长达6分钟的战争长镜头，冯小刚似乎更迫切记录的是那些致敬青春的画面，他曾在文工团里做美工幕后，远远能看到翩翩起舞的文艺兵，在自传里，他曾写道：

“她的长相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脖子十分的光洁，光洁的颈部优美地立在军装的小翻领中。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光着脖子空堂穿上军装，把军帽塞进军挎包里的走出军营。严格地说，这种着装是不合条例的，但看上去楚楚动人。现在只要是提到性感这个词，我首先想到的画面就是以上的描述。直到今天我都想为这样一个细节拍一部电影，抒发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女兵情节。”

或许正因为此，冯小刚镜头下的文工团红楼仿佛大观园，女孩子们，被加上了一层贾宝玉般的滤镜，纵然耍小性子小心机，也是可爱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他承认创伤，却不愿有更写实的收场，主角们都有比小说里更温暖的结局，仿佛那一代人的芳华，就这么随着清丽的镜头凃写了记忆，抹平了悲伤。




触碰
严歌苓的小说原名，叫你触摸了我。冯小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不行，活雷锋的触摸事件，太敏感，恐怕不能过审。于是改叫《芳华》，芬芳的气味，华丽的色泽，一如导演回忆里的青春。

电影里黄轩饰演的刘峰，是对同志如春天一般温暖的社会主义暖男，是人民的标杆活雷锋。小说里的刘峰相貌能打五六分，圆脸浓眉单眼皮，肤色细腻白净，身高一米六九。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自知不重要，却用无数不重要的小事很快在文工团里证明了自己的重要。

细皮嫩肉的林丁丁，有种上海女子天生自带的娇嗲，在电影中梨涡浅笑，走几步使不得，娇贵得脚上长泡，书里更是”天生“轻伤，尽一份本职就是英勇。想必在刘峰心中，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样的女子平日说话还带几分天真，撒几分娇，对男孩的殷勤半推半就，自然讨喜。

刘峰对丁丁的好，丁丁不是不知道，那时的好感不方便明说，刘峰就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小驼儿，填上芝麻糖，做成甜饼，为了请丁丁一个，请了同屋里所有人。丁丁不止是刘峰面前那个有点天真孩子气的丁丁，丁丁做着跟大多数文工团女兵一样庸俗的梦，找一个首长做儿媳。她在两块手表之间轮流倒腾着，送上海表是宣传部摄影干事，送摩凡陀的是门诊部的医生，表的上岗时间取决于追求者的到访时间。

直到刘峰的触摸。在舞美库房里，刘峰邀请丁丁看自己给炊事班马班长结婚打的沙发，丁丁和“其他女性一样，跟任何男性相处，只要不讨厌他们，就会来点儿小调情”，她的娇嗔和有意无意的糊涂给了刘峰错误的信号。

刘峰的拥抱让活雷锋下了神坛。与电影里被旁人发现不同，书里的丁丁是喊了声救命逃离了舞美库房。丁丁并不是嫌弃刘峰，只是感觉到幻灭。书中说道，就仿佛刘峰一直展现于世人的超我（superego)是那么完美，可那么一瞬间，发现了他掺杂着自我和本我。刘峰吃破烂饺子，给北京同志背礼物，栅栏里猪跑了追猪，都那么的理所应当，因为他本来就是英雄，是好人，而突然间"人设"崩塌，就像唐僧耶稣有了七情六欲，值得口诛笔伐。他的真情被误会成下作，保卫干事坚定认为刘峰是想触碰丁丁脊背上胸罩的纽襻。批斗大会上，刘峰自个儿反省，“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茅坑，臭的招苍蝇，脏的生蛆”。

刘峰被赶到了伐木连。走之前纸壳箱里装着的标兵证书、奖状、锦旗，一股脑要扔出去，何小萍看了又看，感叹全是好字啊。那时的刘峰已经不屑于这些好字了，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讽刺，这些用前半段青春累积下来的“好”是那么的虚伪，他忙乎着给大家贡献了那么些真情，可他索取那么一点点的真情落得了这般下场。

那时的何小萍，人生里从没有收到过好字。电影里的小萍为了给还未平反的父亲寄一张军装照，偷了丁丁的军装去照相又悄悄地还回来了。书里的小萍小时候随着母亲改嫁就成了拖油瓶，在继父家里，母亲是不敢宠她的，小萍想要一件母亲的红绒线衣，母亲掴了她几记耳光，说她长大了再给她，她几乎是奔着红绒线衣长大的，可是三年后，红绒线衣在继父的主张下给了妹妹。书里的小萍偷来了红绒线衣，拆成线头，烧一大铝盆黑水，硬生生地把红绒线衣染成了黑色，再悄悄地穿上。书里并没有偷军装照相的情节，但并不矛盾，小萍是不敢向任何人要的，她的人生缺乏最基本的善意。

刘峰的触摸拯救了她。那是在文工团的舞蹈排练里，男女伴舞有几分假公济私的缠绵，没有人愿意托举小萍，刘峰自愿跟嫌弃小萍的朱克换了位置。书里写到，“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他给她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他把她搂抱起来，把她放置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她的亲父亲那样扛过她......让她感到安全踏实，感到被宝贝着，感到，那一会儿她是娇贵的，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

“那时候恋爱是件漫长的事，似乎滋味太好了，一下子吞咽首先要腻死，其次是舍不得，必须慢慢咂摸，慢慢地品。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可以是性部位。从两只手打颤带汗地握在一起，到肌肤和肌肤零距离厮磨，往往是几个年头的历程。”

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年代，触碰成了一辈子的赌注和惦念。刘峰因为触碰林丁丁，被派到了前线，几乎抱着求死的心，断了一臂，多年后仍然惦念着林丁丁。镜头里的刘峰看着郝淑雯递过来的丁丁远嫁澳洲发福的照片，眼里仍是温暖。书里的刘峰看到丁丁照片时，脸上是静静的微笑，穗子后来回想，他断是看不清的，为什么不带上老花镜？或许他其实并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他只要丁丁安好，只要丁丁永远是那个梨涡浅笑，我见犹怜的稚气女孩，容不得岁月让她老去，只愿她得天独厚朱颜不改，才不枉自己过去轰轰烈烈投入的青春和深情。




生病与英雄

生病在《芳华》里反复出现。小萍是喜欢生病的，在教条而刚硬的社会里，只有生病才有了多余的温情。幼年的小萍只有把自己折腾得发高烧，才能换来母亲的拥抱。小萍甚至嫉妒林丁丁那断不去的小病，楚楚可怜，才能引来分外关心。

小萍依赖着生病把自己从看不懂的世界推开。她潜意识里以为，如果刘峰不配做英雄，那么英雄或许不值得稀罕。刘峰走后，小萍偷偷换了体温计，用装来的高烧拒绝了领舞机会。可是生病的是这个世界。团长知道她的装病，反而借机宣扬，小萍同志轻伤不下火线，带病领舞，鼓舞士气。再后来，被利用完宣传价值的小萍，被下派了战地当护士，书里写到一次拯救伤员的行动中，小萍用裹尸布缠着昏迷的战友爬了一公里路。等小萍醒来，报纸上是一个陌生而好看的女兵照片，手指尖捏着一枝野花，花瓣似乎挠痒了她的嘴唇，照片旁写道“战地天使何小萍”，门外挂着大横幅“响应军区号召，向何小萍同志学习”。何小萍慌了神，一辈子被作轻作践的她不懂如何饰演一个报纸上的陌生女人，她在恍惚间为无数崇拜者写了签名，握了许多双热切的手，背着别人撰写好的演讲稿。我猜她或许有那么瞬间想起了刘峰，刘峰当标兵的时候，在摔下神坛之前，是不是也这么被人热情地崇拜过，期盼过；这么多双伸向她的手，有多少是伸向那报纸上明媚的战地天使，又有多少是伸向那曾经整个文工团都不愿触碰的何小萍。何小萍精神分裂了：“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我离英雄差太远。”

一个英雄我方唱罢你登场的时代，集体主义追求的是如阿波罗般完美的神，文工团是让士兵们望梅止渴的宣传机器。而那个挨打也要穿上红绒线衣，往乳罩里用粗针麻线填上搓澡用的海绵的何晓萍，离”英雄“差太远。她和为林丁丁驻守在文工团放弃大学进修机会的刘峰一样，他们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狄奥尼索斯，烟火人间流年太美，不忍错过。




尾声

冯小刚就像不愿苛责林丁丁的刘峰一样，给了镜头里的每一个女孩善意的归宿。他没有提到林丁丁是怎样果真给将军当了儿媳，却被全家嫌弃没文化，离婚嫁给了海外的潮州饭店老板，又二度离婚，最后在澳洲大城堡房子里当香港富豪孩子的保姆，教他们唱华语山歌。他没有提到郝淑雯明知是穗子情书往来半年的意中人，却出于嫉妒用主动钻进蚊帐的方式赢取了胜利，最后嫁给他人成了富太太，却过得不幸福，也结束了婚姻。他没有提到刘峰是不愿意”欺负“小萍的，他们互相搀扶，相依到老，他心里还留恋着那个林丁丁。

岁月像一张温柔的大网，选择性地过滤了那些黑暗冷冰冰的故事，放大了那些温暖的色泽。平凡之人或许无法抵抗时代的洪流，无法选择相逢于战火纷飞或是盛世太平。但每一代的青春都有相同的印记，你们的邓丽君是我们的周杰伦，每个男孩心里都有一个林丁丁。

愿流年可忆，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