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卢布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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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时53分47秒至3小时1分45秒，几乎整整8分钟的镜头，都是安德烈·卢布廖夫旷世名作《三位一体》：庭树与宅邸组成的背景是静谧的；天使三人坐在那里，形成一个稳定的构图结构；镜头以极其微小的位移，缓缓扫过圣人的衣饰；歌声渐渐响起，圣人的目光中仿佛绽放出奇异的光芒……无论是从部分到全局，从细节到整体，从画面到音乐，都呈现出最后的神圣，而斑驳的画作又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无不传递出15世纪俄罗斯著名圣画家安德烈·卢布廖夫精湛的技法，和对宗教深厚的情感。

但是画作作为一种静态之存在，当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用8分钟的叙事完整而详细地展示历经四百余年的《三位一体》时，他并不是仅仅从艺术角度来捕捉画作的境界和精神性的高度，而是将镜头慢慢从画作移向现实：歌声慢慢停息，雷鸣轰然响起，在淅沥的雨声浸润的世界中，画作被打湿，放眼远处，是氤氲的河岸，是悠闲的马匹，是雨中的自然，这一种和谐、美好的存在似乎是画作对应的现实，当从8分钟的画境转向最后的雨境，寂静而悠远，沉默却在演说，喃喃而来，是真正的逼真世界的到来。

是15世纪安德烈·卢布廖夫的画作，也是20世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寓言：从最后剧情到画作，是黑白到彩色的过度；从画作到意境，是彩色到黑白的转换，黑白和黑白之间的彩色，圣画被完全独立出来，而这展示卢布廖夫精湛技术和宗教内涵的作品实际上已经湮没了，历史并没有提供关于卢布廖夫绘画的时间和地点的线索，也就是说，塔可夫斯基完全凭借着想象“创作”了这幅圣画，而这种想象式的再现，无疑变成了塔可夫斯基的言说——从镜头之外到电影里面，塔可夫斯基在卢布廖夫身上投射了一个关于艺术、生命、宗教、国家和民族的沉重母题，而卢布廖夫最后对铸钟少年博利斯说的话，也成为自己的一种现实期望：“铸钟不是成功了吗？怎么还哭呢？……和我一起走吧。你铸钟，我画圣像……大家都欢天喜地，这可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没有人会责备你……”

安德烈·卢布廖夫最后在安慰，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最后在表达，安慰和表达构成了一种言说，而这种言说是对沉默的否定——就像电影最后两章的标题一样：遭受三年战乱的弗拉基里尔，一只烂苹果象征的饥荒，跟随着鞑靼人离开的哑女、瞎了一只眼的基里尔回来，构成了1412年的“沉默”；而遭受了温疫之灾的博利斯用自己的技术终于铸造了一只大钟，完成了教堂的仪式，这个1423年的“钟”是对“沉默”的解构：当大公和神职人员举行大钟的落成仪式，基里尔站在卢布廖夫面前说：“当时我的灵魂是肮脏的。但是为什么神圣的事业都给了你？”基里尔本来和卢布廖夫一起去了莫斯科，甚至可以一起留下来画圣像，但是他因为嫉妒而离开了修道院，他扔下的一句话是：“这里出卖了永恒的东西，你们是买卖人！”然后愤怒地离开了，当他再次现身时，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嫉妒的灵魂是肮脏的，回来是忏悔，却也是疑问，“为什么神圣的事业都给了你”的背后依然是肮脏的灵魂，是嫉妒的心理，那一刻，卢布廖夫选择了沉默，因为一旦言说，也会跌入嫉妒的困境中。

但是，在卢布廖夫的沉默中，钟声第一次敲响，在基里尔的疑问没有解答的场景中，敲响的钟似乎就是卢布廖夫的一种回应和回答，那是信仰的回归，在“沉默”和“言说”之中，卢布廖夫似乎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定义，博利斯在离开仪式现场孤独坐在那里的时候，卢布廖夫上前安慰他，博利斯对他说：“父亲根本没有传授我关于铸钟的技术，他一声不吭地死了，把一切都带到了坟墓里……”父亲将铸钟的秘密带入了坟墓，也是一种沉默，但是博利斯却凭借着自己的技艺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举动，于是卢布廖夫对他言说，并将铸钟和作画的成功并置在一起成为一种“庆祝”的仪式——博利斯坐在那里的一堆火变成了取暖的木炭，而木炭的纹理在塔可夫斯基的镜头下不断被放大，最终变成了《三位一体》画作上的纹理，现实中的温暖已经化作了创作的动力，而创作不论是铸钟还是绘画，就是对世界和自我的言说：1423年，信仰之钟响彻在弗拉基里尔的土地上；1423年，入侵的鞑靼人被赶出了俄罗斯土地；1423年，卢布廖夫也终于完成了传世名作《三位一体》。

从沉默到言说，实际上是卢布廖夫走出的一条信仰之路。作为莫斯科近郊的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修道院的一名圣像画家，卢布廖夫已经声名远播，在1405年“费奥潘·格列克”一章中，格里克遇见了前来的基里尔，他询问基里尔来自何处，基里尔告诉了他自己的修道院，格列克说出了卢布廖夫的大名，然后借慈善家谢尔盖耶夫的口，说卢布廖夫绘画“淳朴无华”，于是希望卢布廖夫来这里为大公绘制圣画。格列克称卢布廖夫的绘画“淳朴无华”，这其实是圣画的一种境界，但是这种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知识，所以格列克感慨说：“谁增加了知识，就意味着增加痛苦。”格列克的感慨其实代表着他的艺术和宗教观，知识增加的是痛苦，所以他不需要另外的知识，他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理解上帝。当卢布廖夫来到莫斯科，在白桦林和格列克的对话中，两个人的分歧便显现出来。格列克靠在一株倒下的树上，他对卢布廖夫说的是：“我只侍奉上帝，而不是为了人民。”在1408年的“侵袭”中，当鞑靼人的铁骑踏平了弗拉基里尔的土地，当大量生命被入侵者屠杀，格列克也根本没有提及人民，而当卢布廖夫拒绝作画时，格列克却告诉他自己经历了太多的圣画被毁——格列克在“侵略”中记挂的依然是圣画，依然是上帝，那么显然，他恪守着自己的原则：和人民保持着距离。所以在河边，卢布廖夫反问他的是：“我真不理解，你有这样的思想是如何能绘画呢？”

对上帝侍奉的格列克和目睹了现实的卢布廖夫，显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而在他们对话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个超现实的场景：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最后登上了山坡，然后被钉上了十字架。这是《圣经》的具象化，这一个关于受难与复活的场景，完全是俄罗斯化的救赎，卢布廖夫和格列克的分歧依然存在，当格列克认为谋害耶稣的人是犹大时，卢布廖夫却认为上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犹大，而是法利赛人所为，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法利赛人就是不断入侵的鞑靼人，“男人所要承受的灾难越来越多：一时是鞑靼人每岁三次的掳掠，一时是饥荒，一时又是瘟疫。但他仍然不断地工作着，仍然驯顺地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没有绝望，而只是祈祷着，忍耐着。为了得到足够的力量而向上帝祈祷着。难道上帝还不能原谅他们的愚昧吗。”从受苦的男人切入，受难的耶稣更是一个民族的写照，“应当常常提醒人们，他们是人，他们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是同一血统，同住一片土地。”把耶稣之死的罪恶归罪于法利赛人，又从鞑靼人对俄罗斯的入侵返回来关照民族救赎的方法，很明显，格列克所侍奉的上帝只是求上帝之名，而卢布廖夫需要的是受难而复活的人民，也只有在人民身上才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我对上帝保持沉默。”这是卢布廖夫面对格列克所说的话，从沉默到言说，从上帝到人民，卢布廖夫的精神之路其实是曲折的，它掺杂的是质疑，它遭受的是怀疑，它经历的是颠覆之后的重新命名。首先就是对上帝的某种否定，电影一开场几乎脱离剧情的段落“序曲”就是一个隐喻：在破落的教堂旁边，一只用破布缝制的气球已经完成，下面的火焰正在燃烧，叶菲姆急切地爬到了气球里，然后让下面的人松开了绳子，于是气球上升，叶菲姆高喊着：“我飞了！”气球在爬升，从叶菲姆的视角，看到的是底下的河流，是奔跑的牛羊，是凋敝的乡村，是荒芜的原野，但是气球并没有飞远，它开始下坠，最后掉落在水塘边，而高喊着“我飞了”的叶菲姆也在坠落中变得毫无声息。

从教堂飞升气球，从气球俯视大地，“我飞了”的叶菲姆就是上帝的一个肉身，但是这样的上帝永远无法变成真正的俯视者，上帝在简短的命名中最后坠落，这是信仰的沉沦，也是上帝之死的肉身再现，所以对于这片苦难的土地来说，格里克所说的上帝只在圣画中，而卢布廖夫在质疑这个上帝的同时也在寻找着真正的上帝，它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它是隐秘的，也是被看见的，它是高高在上的，也是在大地上行走的，他背负着十字架，也在复活中拯救着众人。对于卢布廖夫来说，对上帝沉默就是对人民言说，而他对人民的理解和关注，以及让自己成为他们的一员，经历了肉体的痛苦，也经历了灵魂的历练。

在去往莫斯科的路上，为躲避那场大雨，卢布廖夫、基里尔和达尼拉在茅屋里所见的“流浪艺人”便是人民的第一个代表。“上帝造了修士，魔鬼造了流浪艺人。”卢布廖夫作为修士在屋子里躲雨，“流浪艺人”在那里载歌载舞，但是话语中充满了讽刺，他们讽刺达官贵人，在一阵阵笑声中其实是对于流浪艺人自身命运的喟叹，当“流浪艺人”唱着歌走出屋子，外面的雨让他全身湿透，而他脱光了衣服依然唱歌，“流浪艺人”不仅毫无身份，也没有财产，赤身肉体的他们只有一个肉身，而这似乎也是俄罗斯大地苦难人民的集体症候，而此时经过了几个骑马的士兵，他们闯入了屋子将“流浪艺人”带走了。没有了歌声只有沉寂，没有了赤裸的肉身只有一个空无，卢布廖夫自始至终对“流浪艺人”保持着微笑，但是流浪艺人的缺席也让他开始思考。

“流浪艺人”消失了，这是“人民”第一次缺席，而在“节日”一章中，卢布廖夫在夜晚的树林里看见了那些被称为“异教徒”的那些人。这是多神教的“库巴拉之夜”，男人和女人点起火烛，脱光衣服，在庆祝中完成肉身的结合。多神教是基督教传入俄罗斯之前当地人民的“土著宗教”，他们信仰万物有灵，而万物有灵论让激情在盛夏中尽情绽放。卢布廖夫作为一个闯入者进入了他们的领地，他甚至看见了裸女的肉体，在诱惑面前他选择了逃离，但是被那些信徒抓住并被吊在树上。最后是那个叫马尔法的女人将他的绳子解开，卢布廖夫认为“乱干是罪过”，而马尔法质问他的是：“为什么骂我们，又说要用火烧我们？……难道爱是罪过吗?……为什么要强迫我们信你们的信仰？”卢布廖夫脱身离开，但是对于马尔法的这个问题，他始终没有回答，这样的沉默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找打答案。

基督教需要的是禁欲，多神教却在万物有灵论中表达着对肉身的崇敬，一种宗教和另一种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冲突？而所谓的罪恶就是在这种异化中产生的，但是，当基督教定义他们为异教徒的时候，卢布廖夫作为闯入者也被他们定义为异教徒，而那些基督教信徒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必须扼杀这一种异教，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卢布廖夫就看见了那些骑马的人在追捕多神教的信徒，马尔法一跃入水才逃过了劫难，当她游过卢布廖夫的船只时，似乎再次质问了身为基督徒的卢布廖夫：“为什么要强迫我们信你们的信仰？”而在这个时候，卢布廖夫依然无法回答。

一种宗教和另一种宗教的矛盾，必然以暴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延续到鞑靼人的入侵，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屠杀，“入侵”的1408年，鞑靼人跨过了那条河，他们的铁骑踏上了弗拉基米尔的土地。在这个入侵过程中，大公的弟弟无疑成了罪恶的犹大，正是他称鞑靼人是“兄弟”，甚至带着他们进攻弗拉基米尔都城，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那里的居民被鞑靼人屠杀：有人咒骂鞑靼人，他被绑在了木板上，鞑靼人将滚烫的油泼在他身上，然后拖出去投入到大火中；卢布廖夫的弟子福马在修道院作画时离开了他，而在弗拉基米尔，他也死于鞑靼人的箭下；哀鸿遍野的弗拉基米尔，所有的教堂也被毁于一旦，鞑靼人甚至把绘制在墙上的玛利亚称作“娘们”——这是对宗教的亵渎，而在暴力面前，手无寸铁的俄罗斯人民毫无抵抗力，和一个宗教对另一个宗教的暴力一样，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同样是一次毁灭。

玛利亚是“娘们”，异教徒只能逃离，魔鬼造的流浪艺人消失了，上帝到底在哪里？在麦地里，卢布廖夫就对格列克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画不出来。我不能这么画，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明白么……我不想吓到人们。”但是，作为闯入者的卢布廖夫，作为见证者的卢布廖夫，作为创作者的卢布廖夫，在对上帝沉默之后，也在寻找着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其实就在现实中，就在苦难的大地上。在“流浪艺人”身上，他看到了不屈乐观的精神，在异教徒身上，他看到了对自由的渴望，而在鞑靼人的入侵中，当鞑靼侵略者企图强暴哑女时，卢布廖夫竟举起斧头杀死了强暴者——当卢布廖夫举起武器杀了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犯了杀人的禁忌，但是在保护弱者保护土地不受侵犯的意义上，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是一个被救赎而复活的俄罗斯人，鞑靼人在攻占了弗拉基米尔时对大公的弟弟说：“没有我们，你们自己也会咬自己。”这是一种讽刺和嘲笑，大公的弟弟就是出卖的犹大，而真正解救这个民族的也只有自己，只有击败钉死耶稣的法利赛人，只有赶走入侵者，沉默的上帝才会开头说话，才会自我救赎。

博利斯精心制造的钟终于完成了，终于带来了第一声声响，这是宗教的回归，这是信仰的言说，父辈的秘密已经埋入土中，只有醒来的俄罗斯人才会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博利斯完成了救赎，卢布廖夫也完成了自我命名，当经历了怀疑，当遭受了痛苦，当面对了沉默，卢布廖夫背负起了自己的十字架，更是将一个民族的悲壮和苦难、新生和希望融进了画作中，这是对信仰的虔诚，对普世之爱的执着，对民族苦难的体味，对艺术的敏锐的感知力，就像他曾经对学画的福马所说：“真正的祈祷能让不可见变成可见。”

1)可以说,电影中最重要的假定性之一就是,电影形象只能以有声有色的现实生活本身的真实自然的形态呈现出来。影像应当是极度自然的。我说的自然,并不是文学理论上通常所说的自然主义,我强调的是电影形象要有可以通过感觉去感知的形态。

“梦境”在银幕上依然要以生活本身的那种真切可见的自然形式来构成。

2)现在我们拍摄《安德烈·鲁勃廖夫》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影片故事发生在15世纪。最令我们苦恼的是要想像出“当时的一切是怎样的”。我们不得不依靠一切能够找到的资料:古代建筑,文字资料和圣像画等等。

如果我们采取再现绘画传统的方式,再现当时绘画中表现的世界的方式,结果必然会出现一个风格化的、假定性的古代俄罗斯世界…我们的创作目标之一,就是要现代观众再现15世纪的真实世界,就是在服饰、语言、习俗和建筑上,都不能让观众有这是“古迹”和“展览品”的感觉。为了达到直接观察般的真实,“生理上”直接体验的那种真实,不得不稍稍违背考古学和民俗学的真实。

3)这部关于鲁勃廖夫的电影……对我们来讲,真正精神上的英雄是鲍利斯卡。影片意在表现黑暗年代如何激发出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狂热能量,它在鲍利斯卡身上苏醒,为了铸钟而猛烈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