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

《新女性》虽是部默片，整个故事叙述非常流畅细腻。有人说电影的人物塑造上有其立场，但个人认为这绝不影响想要批判和反思的问题。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女主韦明为追求婚姻自由而逃离了原来的家庭，可惜她的爱人毫无担当，最终抛妻弃子。韦明将女儿托付给姐姐只身来上海。她成为了一名音乐老师，同时也认真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不久，韦明被假装单身的妇之夫王博士热烈追求，此人追求不成就使绊子让韦明被辞退。丢了工作无法糊口又急需筹钱医治病危女儿的母亲不得不被逼走上“一夜风流”赚钱的路，恰巧又遇到了王博士，立即反抗的韦明受到百般羞辱。王博士还和报社记者联手制造舆论迫害她。当韦明女儿殒命时，韦明选择了服药自杀。在电影的结尾处她的好友阿英在教室教着一批年轻女学生高歌，病榻上的韦明呐喊：“我要活啊！”顷刻间，香消玉殒。

王博士，虚伪的好色之徒也，令人唾弃。恰恰这样的男性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有体面的工作和“完美家庭”。当他们假装单身对女性追求不成，便用手中权势去迫害和践踏女性。先是让韦明丢了工作又拿着一点点信息不断加工编织假故事和报社记者合谋污名化她，还要保全自己。这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自私、虚伪、懦弱、恶毒被一览无余。相信不少人见过这般嘴脸。

而这位衣冠楚楚的小报记者也是曾以“帮助”之名企图侵犯韦明的。他们用掌握的资源来构陷女主，炒作和消费女性（包括她们的死亡）而获取利益，还达成一己私欲。他们是麻木、冷血、爱置身事外又吃着人血馒头的人。

而王博士的妻子她表面虽行宾客之礼，实则粗鄙、善妒、难以沟通，从她拒绝韦明的烟等诸多小细节都可看出其性格中的傲慢。她们只能看到其狭隘世界里小小的一隅，闹腾时丈夫送个礼物就能打发了。不过只是屈于男权的可怜受害者罢了。某种程度上说，她们还有可能是父权制度的维护者。

余海涛和李阿英的人物塑造颇有左翼色彩。余海涛是一个为人正直、善良又理性的男性，他收入不高却甘于贫穷，有铮铮傲骨，嫉恶如仇。同时，他乐于帮助韦明，经常点拨她。李阿英是该片“新女性”的象征，她积极乐观，敢于赤手空拳和王博士对打，“像男人一样去斗争”。但李阿英很大程度上是去性别化的，她少了很多女性特质。诚然去性别特质的女性在被“性幻想”和“性污名化”上不容易吃亏，难道，成为新女性一定要去掉女性的特质（包括生理）吗？

韦明和《悲惨世界》里芳汀这样的女人，其处境和遭遇令人同情的，尽管她们有时情路踏错，有时追逐了名利，但她们始终试图依靠自身力量生活下去又被一次次被逼上了绝路。单用虚荣的结果、轻贱自己、（过于理想主义）实践能力太差（这属于娜拉出走的议题，早就讨论烂了）和自作自受去侮辱和批判这些女性，我认为是十足的坏。很多悲剧往往是时代造就的，而且每个人境遇不同，根本无能为力。历史上很多香消玉殒的悲剧女性大多具有才情或有撩人美貌。她们平时受人追捧的，但只要暴露任何的缺点就会立刻受到攻击。当女人获得成功时，人们不会承认她的实力，而是猜测她是不是通过性交易才获取了成功。她们受难时又容易遭受“贞洁”攻击，认为她们是不洁的人，咎由自取的结果。这种司空见惯的想法是在父权文化下构建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在原始社会“外婚制”和“乱伦禁忌”产生后“性交换”就出现了，女人像货币一样从这个部落交换到那个部落，而古老部落的食物（物品）分配权在男性手上，“性交换”的女性可以从他们手上获得更多食物、房屋居住权等。张念教授说：“启蒙之后的现代女性闯入了公共领域，注意，这个领域是父权或男权中心制。比如，一般流行用语中的成功的女性。不但成功的标准是由男人们制定的，而且女人的成功要打个引号。女性的成功是否基于她自己的实力，在一般的社会意识当中，对于一个成功女性，我们会对她产生很多猜疑，她是不是基于某种性交换原则才达到了她今天所有的成就。我们对一个打引号的成功女性的怀疑，其实就牵扯到最早的性交换原则下“女人”符码的产生。女人作为交换介质，或者斯特劳斯说的符码，用信息学的话说，是系统的源代码，输入之后，形成男性的权力联盟或权力系统。这种父权结构下的文化无意识，如今习惯性地以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闯入公共领域的女人们，在性交换这个层面上，无论是拒绝还是默认，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父权文化下，人们永远会带着这样的偏见去定义女性的一切。带一点身份信息再加以无限想象污名化一女性太容易了。

由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是阮玲玉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女主韦明也与阮玲玉的命运极为相似。韦明的原型是自杀身亡著名女演员艾霞，她出生于书香门第，为了摆脱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从福建来到了上海。在那个时代才学和美貌兼备的女人并不多见，她在上海迅速走红，成为了知名演员和作家，但不久就自杀了。阮玲玉的死就更为人熟知，“是谁杀死了阮玲玉”成为了当时公众的大探讨。“那些因《新女性》里对‘黄色小报’的批评而被激怒的小报记者们，通过制造更加恶毒的谣言来报复阮玲玉。莫名其妙地，她被描写成一个找男人只认金钱、对婚姻毫不真诚的水性杨花的女子。这些绯闻在影迷中引起很大震动，一时传言四起，小报大卖，海上影坛耀眼的明星瞬间竟成了无德无耻的坏女人。”阮玲玉于1935年3月8日服用安眠药自杀。阮玲玉也是一个受左翼文化熏陶的人，《新女性》就是左翼文化下的作品。同时，在当时电影界的女演员们都在试图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女戏子”身份，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成为“合法的”文艺工作者。“改革话语、大众色情文化及女演员为生存和争取社会地位的努力这三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女演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是许多挣扎于其中的女演员所无法应付的，但也为女演员提供了一个脱离下流社会泥潭的机会。”【节选自《诗与政治》】阮玲玉就是在这样新旧交替时代生活的女性。

韦明这样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却又被男权逼上绝路的故事让人痛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你曾有过类似的遭遇和压迫，一定要记录下来，不要随便放弃斗争。女性摆脱压迫这一的斗争是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所有经历也都将是部斗争史的一部分。个人认为韦明还是有幸运的地方。她有爱她的姐姐，勇敢和积极向上的好友阿英，还有正直热心的余海涛一直陪伴其左右。电影结尾处，在歌声中，韦明虽死，韦明追求“不倒的女性”精神是活下来了。还记得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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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4.21 电影资料馆修复版 阮玲玉真的很美..之前总会把张曼玉代入她的形象，可的确是很不一样的。没有锥子脸蛇精眼，也许算不得漂亮，可那种柔美的风骨让人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低头时浓得化不开的愁怨，笑起来嘴边的小梨涡俏皮中带着媚态，瘦削的身材隐隐衬出完美的比例，旗袍是为这样的东方美人打造的。

看得出她在这部绝唱中对角色的投入，如此才貌的一位女子，新的学识新的思想勇于去爱，也对那时候婚姻对女性的桎梏有了略显极端但也算清醒的认知，却也逃不过被爱人抛弃、被各色登徒子觊觎美貌用各种手段强压哄诱、被舆论和社会拿来当桃色谈资的命运。但她还是在那种绝境中做了最大的抗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一次性出卖自己的身体也不愿从此委身自己鄙夷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言非但没有成为击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反而激起了她的不甘和倔强，最后几句“我要活！”真是让人禁不住战栗，这里要吐槽一下明明是默片后来又给配上音的感觉真奇怪。

不过电影里左翼价值观对于新女性形象和力量的定义也很鲜明，就是身为劳工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代表的那位阿英，不仅在精神思想上是坚毅强悍的，甚至连外貌体格都开始去女性化，比如那段经典的男女对打，还有结尾处作为新女性希望的女工们也是完全质朴的形象，像女主这样还舍弃不掉“跳舞这种腐化的爱好”的新女性，对比之下就仿佛成了“有缝的鸡蛋”，摆脱不了弱者的地位和悲剧的结局。也许在1935年那种激荡的社会环境中，的确只有足够刚硬的女性才能实现自我拯救，可作为现代观影角度还是忍不住喟叹：韦明真是错生在了那个年代。再想想，放到现在，她的那种处境还会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校长会果断拒绝赞助费的诱惑保持立场不开除她吗？医院会本着人道主义给她的孩子治疗吗？小报记者会放过美女作家身上捕风捉影的绯闻吗？出版商会真正地哀痛她的才华而不是可惜她没有遗作少了卖点吗？……想来想去好像也是个无解！也许...也许还有万能的微博求助吧……

看完之后很震撼，感动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女性主义。韦明，现在看来都可算是新女性。她的先进思想在那个年代大概率走向悲剧。

韦明至少是个小家碧玉以上，受过良好的教育与新思潮的熏陶，才会自由恋爱、私奔。同时也遭遇了被爱人抛弃，这可能触发了她的女性主义，后面我们会看到她选择做不依附于任何人的不婚主义者。伤心之余，她毅然走向大城市，她清楚大城市才是新思想的温床或者说是包容之地，这在现在也是一样。她平日笑靥如花，待人和善，热爱自己的工作。在上海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可自立，一切合她心意，与艺术，知己相伴。这时候可以看到韦明很快乐，她要的本就不多。

可紧接着姐姐与女儿的投靠、被人陷害丢失工作开启了她悲剧的下半场。毫无疑问韦明是一个漂亮的女性，但她的悲剧一生都与男性有关。年少时的父亲反对她的恋情（先不说父亲是对的）代表着父权专权，随后被心爱的情人抛弃（情人大抵说了一些我养你之类的话），到后来的严辞拒绝上司求婚被资本解雇。家庭，爱情和事业上占齐了。

这里说一下余海俦，他和韦明志趣相投。但韦明始终觉得他们走不近我觉得是因为余骨子里的男权思想。他懂得‘不倒女性’，但他不欣赏韦明去跳舞，觉得奢靡，还说你该多和阿英这样的女性接触。用现在的话就是爹味太重了。韦明对享乐的向往或是对艺术的追求，不需要被指指点点。有人说她如果和余结婚就不会发生悲剧了，可这又陷入了女性一定要依附一个男人的逻辑里，况且这个男人不一定能保护心爱的女人。

“结婚，结婚能够给我什么呢？终身的伴侣，终身的奴隶罢了”“你们设下了种种的方法，叫我们女子不能不，在各方面来出卖给你们”韦明振聋发聩的呐喊，现在看来都算是先进，她整个影片里呈现的就是独立，是不依靠其他事物或他人而存在。宁可去卖身也不愿依附于人，只想做自己，这在当时的环境可想而知很难。令人印象深刻的另一处，便是看到报纸上评她自杀的‘女性中为弱者’后临终的“我要活啊！”更确定了整部影片女性主义的基调。

最后我想说我很喜欢‘不倒女性’的不倒翁，这个象征手法也是简单直接，韦明一定希望她的女儿可以理解她的女性主义。这里引用下千鹤子老师的女性主义定义—追求自由的思想，女性只要自由自在的活着，怎样都可以。

当年的禁片，现在看来后劲还是很足。

作为“新女性”的韦明，看似独当一面，但只要男权社会轻轻抖一抖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她立足于社会的资本就顷刻间归于灰飞烟灭——丈夫抛妻弃子（自由恋爱破灭）、校董王博士追求不成令学校解聘韦明（职业发展受阻）、小报编辑色色不成遂造黄谣（荡妇羞辱）、出版社编辑把韦明包装成“美女作家”宣传但拒绝预付稿费……

五四过去十几年中，封建和资本对城市职业女性展开双重围剿，令她们难有立锥之地，“出走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影片布景中时常出现民国月份牌，上面的女郎精致短发，烟视媚行，宛如圣像，却终究或主动或被动地沦为被观看乃至消费的对象。韦明自己也难以拒绝这种被观看的诱惑，主动迎合男性欲望的投射，将自己月份牌女郎一般的照片放大后洗出来挂在起居室内，并且赠送给男性朋友。

接受过新式教育、拥有教职和作家身份的“新女性”韦明，在思想和行动上存在明显的分裂：一方面，在在婚姻观上持左翼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我是不会结婚的，我不做你的奴隶”），另一方面，她为在上海发展，把女儿交给姐姐抚养，赡养费用尽时，她才被动地接受姐姐带女儿来上海找她，为了继续维持她单身职业女性的体面（“这儿还没人知道我有孩子”）把女儿安排在旅馆居住，直到女儿病重，韦明为交医疗费典当又借钱，她都不愿向自己最亲密的编辑朋友吐露用钱的原因。

影片一开始韦明怀里抱着的短发女性不倒翁玩偶，它穿着短裤，手持工兵铲，在小小的地球底座上昂首挺立，它被韦明称为“不倒的女性”，韦明显然十分珍视它，在书桌上拆开它包装，在书桌上摆弄（“怎么也不倒”），很讽刺的是，“不倒的女性”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韦明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病死的女儿怀里，这个小小的女性，还未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站起来，就倒下了。

而真正不倒的女性，是韦明的朋友、女工音乐教师刘阿英。她一头未经烫染的齐耳短发，步伐坚定健硕，她把所谓的靡靡之音《桃花江》改变成劳工歌曲《黄埔江》，在王博士上门骚扰韦明的时候，果断重拳出击，拳拳到肉，打得王博士落荒而逃，打得影厅里观众痛快大笑，特别是至少有仨刘阿英用脑壳正面撞王博士脑壳、并把他撞翻的镜头，大有同归于尽的气概和不倒翁般的韧性。这大概才是导演心目中真正的“不倒的女性”（刘阿英的外在形象确实也接近韦明手中“不倒的女性”不倒翁玩偶的形象），在这里，导演或许借由人狠话不多的刘阿英表达了立场：新女性，干才有出路！

女主原型是自杀的作家兼演员艾霞（严以南），而饰演者阮玲玉又在影片上映后一个月服安眠药自杀。韦明之前，尚存万难。艾霞而后，此又一人!

五四运动后百年的今天，很少再听到新旧女性之别的讨论，相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女性身份更多地融入集体主义叙事，被放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框架中被考量，但不要忘了，我们确实是站在前人累累的白骨上，用力去摘取那号称自由、平等的桂冠。

2023-03-29 19：00于中国电影资料馆 ▪️也想拥有一个名叫“不倒的女性”不倒翁

▪️其实是纪录片吧，导演怎能想象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社会环境仍同从前一样，对女性处处不宽容，处处不留情。

▪️“我要活啊！”又悲又怒，其实看到这里还抱有一丝期待，觉得她还有从病床上坐起那一天，活得春意盎然，凄风苦雨丑恶嘴脸都被埋在从前。炉火烧尽之后去吹它的灰烬，可以短暂看到红色火星，然后是永久的熄灭。 ▪️看着阮玲玉笑起来感觉能闻到春桃和百合的香气。

▪️男伴侣让她怀孕之后弃她而去，男出版经理看不到才华只看得到美貌，男记者猥亵她失败转而写丑闻攻击她，男老板追求她而不得就使坏让她失业，男老鸨介绍她做妓女赚钱。 女性同事李阿英算是同为女性主义者的代表，也只能尽绵薄之力帮她打走下流的追求者，老同学骂她狐狸精勾引自己的丈夫，房东让自己的女儿做妓女，还要拉韦明下水，韦明的姐姐和韦明相比更加软弱，空有关爱妹妹的一片心意但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