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民谣代表人物沈庆将《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方灿星、播出方浙江卫视、网络转播方腾讯告上法庭，并索赔500万元人民币。沈庆指出，在该节目的第三季和第四季中，选手帕尔哈提和张磊分别演唱了沈庆的作品《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均未得到他本人授权。

沈庆并非第一个打侵权官司的音乐人，但他的官司收获了大量的关注，也最具备示范意义。在尚未起步就被盗版行为击垮的音乐行业，“先富起来的”音乐节目并没给予“还没富起来的”音乐人足够的尊重。沈庆一案，或许能给习惯性“装傻”的音乐节目们上一节课。

沈庆：1次点击赔1分钱，10亿次呢？

当沈庆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中看到帕尔哈提演唱《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时，很难像普通观众一样单纯欣赏，他脑海里蹦出的是，“咋没向我要授权呢？”

1995年，沈庆就成为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会员，他的所有作品的版权事宜都交由这个协会打理。按照常规流程，音著协在授权之前会想他确认授权方式和费用，最后由他决定是否授权。

他心想，音著协签约会员众多， 代理的歌曲版权众多，难免有疏忽，或许忘了问自己就自作主张授了权。于是，心平气和等着音著协汇来版税。

然而，版税尚未等到，沈庆又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中看到张磊演唱《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首歌了。沈庆这才开始有些坐不住，他给音著协打电话询问，原来音著协并未授权这首歌给《中国好声音》，按照沈庆的说法，节目制作方灿星和播出方浙江卫视从未主动联系过他，尽管他的个人微博的私信是开放的，而他的公司电话能轻易在网络上查询到。

此时，包含《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帕尔哈提版本和张磊版本的视频在《中国好声音》网络转播方腾讯视频上的点击量已经突破10亿次，歌曲的音频版也被堂而皇之的放在QQ音乐的显眼位置。

沈庆拿着这10亿次点击的公证书和音著协出具的未授权说明，状告浙江卫视、灿星以及腾讯，并索赔500万人民币。“我们简单算，1次点击收1分钱广告费，很低很低，那十亿次造成的损失就超过千万，而且全世界还有盗版情况下，点击1次只赔1分钱的。”

天价侵权案”在网络上发酵，音乐人纷纷站出来声援沈庆。

灿星：500万难以接受，2万如何？

据灿星副总裁陆伟介绍，《中国好声音》歌曲版权的常规处理方法是先列一张节目中将使用的歌曲清单，先发给音著协，每年灿星将给音著协支付一项类似于“打包”的整体费用。而不在音乐协授权范围内的歌曲，将发给各大唱片公司，等人认领，再付费。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一直处在无人认领的状态。

无人认领，是灿星每年都会遇到的状况，但如何解决陆伟并未说明。2015年下半年，灿星和沈庆终于联系上了，双方都说是自己主动，无从考证，但联系上之后的对话相差不大。

经过一番沟通，灿星愿意向沈庆支付2万元费用，完成一个补授权行为，但是遭到沈庆拒绝，后者提出了300万，遭到前者拒接，直到此事拖上了公堂，变成了500万。

“我们觉得没办法接受。”陆伟说。在这期间，灿星表示曾联系音著协补授权，但是沈庆已经不让授权了。陆伟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强调：“这是一个协商的问题。”

此案第一次开庭时，灿星并未提交向音著协购买版权的证据。沈庆说：“口水仗的话说来说去没有意义，你有什么主张，拿出证据来，”

音著协：不是我的锅，不背！

明明沈庆已经把《寂寞是因为思念谁》版权交付音著协打理，而灿星也向音著协发去了歌单，却导致了这首歌无人认领？

“是音著协的工作疏忽吗？”记者问。“不能说是音著协的疏忽。”陆伟回答得有些暧昧。一方说音著协没授权给灿星，一方说交了版权费，又不承认音著协漏掉了《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记者拨通的音著协副总干事刘先生的电话。

“首先，我不接受你的采访。我把背景情况跟你介绍一下，这事跟音著协没关系。第一，证明（歌曲未授权灿星的说明）已经很清楚了，第二， 灿星从来没有跟音著协签署过任何关于涉及节目制作著作复制权的协议，也事先从来没找过协会。”

著作复制权，在此时间中可以简单理解歌曲的翻唱权。刘先生短短的三两句话，让事情原委清晰了许多。

业内声音：业内侵权普遍 大多明知故犯

“这种现象在音乐界已经存在很久了。“资深乐评人王俊认为，长期以来音乐产业发展缓慢与版权意识不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让年轻的音乐创造者看不到未来。”

王俊向记者举了个例子，“如果《歌手》这档节目未经湖南电视台授权就在其他网站播出会怎样呢？发现之后去声讨 ，别人也只是会说不好意思忘了通知你了，给你2万块吧，他们自己也是不能接受，那你有什么理由可以不打招呼就用音乐人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将心比心。”

王俊介绍，国内音乐节目对版权的态度一直处在“装傻”的状态，“基本上你不找我，我就用了，所以沈庆敢于站出来，不是为了他一个人站出来。”

同时，王俊也认为音著协尚未尽到应尽的责任，“按理不应该让沈庆本人去提出这个事，广大音乐人把作品委托给你，《好声音》《歌手》这么有影响力的节目，难道音著协没有想到给自己曲库里的歌曲维权吗？”蒋开儒曾经和王俊聊天时提到，自己每年从音著协拿到的版权费用只有数千元，而他的作品《春天的故事》总在不同的电视节目、音乐会上频繁翻唱。

3月9日，国内知名民谣歌手李志在微博上宣告：“法院最终判决酷狗构成侵犯李志音乐作品著作权、录音制品表演者权和录音制品作者权，作品合计约50首。”这场官司耗时两年，酷狗因侵权赔偿李志28200元。李志写了一条长微博，将两年为了这场官司的花费仔仔细细算了一遍，还倒贴了1616元，一场艰难的胜利。

沈庆作为大陆校园民谣代表人物，知名度尚高，状告灿星所吸引的媒体关注尚多，也相当有底气地提出了500万的索赔要求。但对于名气不足，人脉不够的大多数音乐创作者来说，打官司实乃耗时耗力的难事。沈庆的挺身而出或许为广大音乐人以及音乐行业树立了一个范例，正如电影《无间道2》中倪坤的经典台词：“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在内心深处，汪峰可能幻想过很多次被万众瞩目的场景——他习惯性地昂起头，眼角还有些湿润，举起奖杯，张开嘴巴，那些宏大词汇在聚光灯下显得格外有力。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汪峰发飙撕媒体”成为了近日朋友圈的头条。 9月10日，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导师混战第二场的录制现场，汪峰战队在和庾澄庆战队的比拼中票数落后，汪峰因此公开质疑当晚的媒体评审团，因针对自己而对学员做出不公投票。 和以往一样，一石激起千层浪。汪峰在音乐世界里所描绘的“疯狂逐梦的大街”，没能在网络世界里赢得掌声和敬意，却换回了最让他尴尬的调侃和戏谑，他的自我表达正让他陷入一个又一个话题漩涡。

站在“公道”那一边

与往年由101家媒体评审参与投出各组冠军不同，《好声音》今年抛出了“导师混战”的全新玩法。 每场录制由两个导师战队的学员两两对决，由评审团全权决定谁去谁留。此阶段导师不打分只点评，只拥有一次挽救一名学员的权力。每场导师混战产生5个晋级十强的名额，两场共10个名额。按照抽签，那英战队对阵周杰伦战队，哈林战队对阵汪峰战队。 那英还开起了玩笑：汪峰在后台很紧张，我还跟他说呢，你跟媒体关系不咋地，赶紧地好好聊聊。”不料玩笑变成现实。 51位评审被安排坐在舞台面向导师席的左侧，前三排以专业评审为主，后两排则是媒体评审。投票开始后，从第一排起逐排投票，前三排的投票处于胶着状态，汪峰战队选手还稍稍领先。可是从第四排开始，媒体记者们齐刷刷地举起蓝色牌支持哈林战队的选手，只有个别投给汪峰战队。最后，在某轮比赛的间歇时间，他发表了那段引发争议的即兴演说。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一定要跟你们说对不起。请原谅我的直白，你们没有输在音乐里，你们没有输在哈林老师的眼里，你们也没有输在对方学员的精彩演唱里。你们输在世俗的非议和偏见里，那些非议和偏见是对你们的导师的。”之后，他还感谢了节目组，以及评审团中的音乐制作人、乐评人、DJ。 据说，汪峰说这段话的时候情绪平稳。9月11日晚，他再发微博：“事实毕竟是事实，是人都会有正义感，公道自在人心。”这一次，他没有像上次“改稿”一样，站在自身商业利益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公道”那一边，以俯视的姿态，拒绝了原本在节目设定中代表“公道”的媒体们。

真人秀的游戏规则

相似的情景也曾在那英身上出现。 《好声音》第一季时，导师和媒体评审还可以共同决定他们的去留。当时，媒体手中一共99分，主考核导师手中有100分，大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分配给两位学员，得分高者胜出。很明显，那英爱多亮胜过张玮。不过，媒体投票后，张玮比多亮票数高，加上那英给的分数，多亮还是遭遇淘汰。 最后一轮赛制跟第二轮相似，面对站在舞台上接受考核的张玮和梁博，那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你们什么口味。今天媒体的选择总是跟导师不一致。如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得够明白了吧？你们能作出选择吗？”还好最后的结果随了她的心愿。 与从前的选秀节目不同的是，《好声音》晋级的权力不仅仅握在主办方、评委或者大众的手里，歌手在导师转身后就变成了权力主导方。抢人在导师们之间上演，素人与名脸交锋。世界上没有绝对公正，但收视率可以是一个准确的数字。荧屏里的“权斗”能保证《好声音》收视率和热门话题。同样，权力的失衡会损害节目口碑。 韩红的出格，削减了洪涛对《我是歌手》的控制；《青歌赛》中的评委完全夺去了大众审美；通过参与四季《好声音》，那英的权力在上升。但是，她很快就学“乖”了。她没在“公道”和个人审美上大费口舌，而在抢人环节妙语连珠。这正是一个真人秀节目所需要的。 转椅上的四位导师风格迥异，本身就是节目所需的冲突元素。如今的赛制新玩法增加了评审团来分散权力，也是为了增加戏剧性。不过，这种改革必须在一定限度内的，节目依旧依靠导师们的名人效应，所以网传的汪峰被“团灭”几乎不可能发生。 诸如此类的真人秀规则，汪峰不可能不懂，但是他选择不去遵守。他一方面享受着真人秀节目带给他的曝光率，另一方面又利用曝光率尽情地自我表达，相比那英，情商立见高下。既然要完全坚持，当初何必坐在这里？ 2009年，包小柏因不满曾轶可晋级呛声：“我以我25年的专业经验来保证整个比赛的标准，今天她留我走！”最后，他真的走了。

令人尴尬的“教父形象”

至少，汪峰曾经的营销是成功的。 所有人都熟悉汪峰的代表作《怒放的生命》，这首歌的前身并不为众人所知，所表达的主题截然相反。“这就是怒放的生命/成为一台报废的机器/这就是我梦想的仙境/一望无际无爱的丛林。”汪峰的两面，一览无遗。忠于自我的是失望和愤怒，而让他实现自我的是热烈的歌颂。 据说，许巍通过《蓝莲花》成名后，汪峰通过七个人辗转找到了许巍的电话，在电话里告诉他：“你是我唯一的对手。”在那段时间里，他将许巍认定为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 后来，《飞得更高》和“神舟六号”一起“发射”，大多中国人才看到了这个成功营销的案例——汪峰。他在歌里描绘一个虚无缥缈的高度，喂歌迷一碗鸡汤。之后的几年，中国GDP飞涨，政府集中力量办了几件大事，汪峰切中了不明所以却又亢奋无比的时代心态。 再后来，如所有人看到的那样，汪峰的自我表达正让他陷入一个又一个话题漩涡。互联网开始争夺官方话语权，舆论的价值取向正在向着汪峰并不熟悉的方向延展，主流的“教父形象”在全名狂欢的网络世界里尽显尴尬。此时，另一个成功营销的案例出现了。 作为中国第一位举办“场馆级”巡演的独立音乐人，李志风头正劲。今年3月，汪峰转发了李志宣传巡演的微博并评论：“好样的，兄弟！今年我20个城市，和你一起歌唱！这条路有些艰辛，充满挑战。但只要你热爱，那感觉无与伦比！我知道我不会孤单，一定有你，有更多执着的人加入进来。我说过：我们就是梦想！所有的呼喊和歌声会告诉你，那不是空话，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告诉所有人，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 喜欢汪峰的中产阶级或许在问：“李志是谁？”李志的粉丝则大跌眼镜，有网友设计对白——“汪峰：你的梦想是什么？李志：你傻逼。” 相比汪峰惯用的“梦想”、“珍贵的艺术家”等宏大词汇，李志显得特别“屌丝”（无贬义）。后者谩骂虚名，嘲笑歌迷，批评媒体，远离圈子，追求真实。尽管表现得有些刻意，但他十年如一日地经营着“逼哥文化”，在互联网上收获了一大堆文艺粉、公知粉和媒体粉，给他带来众多低成本资源。 在公众形象上，汪峰和李志似乎处于对立面，但两人对待音乐的认真和勤奋却如出一辙。在屌丝和文艺青年用口水建造的舆论场中，反主流的“逼哥形象”显然更胜一筹。 汪峰在《花火》中唱到：“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与疯狂。”然而，这正是他难以做到的，像李志一样，“装逼”不被人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