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构建了一个由大数据和遗传技术统治的乌托邦，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就会被告知他未来会患上的疾病和预期寿命；人的工作和阶级几乎完全由基因决定；人工受精、基因检测等遗传技术将取代自然的生殖过程。所有人都能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个乌托邦的邪恶之处：既然人的地位完全由基因决定，人的阶级从出身将被注定且毫无改变可能，那么人与人的不平等将毫无掩饰地变成社会的规则，并且除非所有人的基因相同，这种局面将不会有任何改观；与此同时，因为人的命运在一开始就被基因注定，人的自由意志失去任何作用，被挤压到极其狭小的角落。在这样的乌托邦里，人既不平等，也不自由。该如何走出这个乌托邦带来的困境呢？一个方法是让所有人的基因都变得“完美”，这样平等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会陷入一个更加荒谬的境地，如果所有人都按照“上帝”的模子打印出来，那么所有人都完美了，但是所有的人也就相同了，那么社会就会变成一场毫无乐趣的桌球游戏，因为桌面上每个球都是相同颜色的，所以谈论哪个球进洞将毫无意义。或者完全抛弃生命科学和计算机，这样反智的构想也会让历史的运转变得虚无，这显然也不应该是科幻电影应该谈论的。电影选择了一个并不聪明的解决方法，用后天的努力来补足先天的缺陷。尽管优质基因和精英阶层直接挂钩，但是当优质基因无法转变成优质的生产力的时候，比如在因祸致残的时候，他的社会地位将不被认可，所以，优质基因和优质生产力构成了精英阶层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如果劣质基因能够产生优质生产力，那么这种基因决定论构建的乌托邦能否被打破呢？电影其实是根据这个思路展开的。为了延续自己的身份和阶级，优质基因的人会雇佣劣质基因的人作为替身，电影称这种行为叫“搭顺风车”。电影的主角是一个拥有劣质基因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医学技术，克服了高度近视、身高缺陷和心脏病的制约，从而拥有了不亚于优质基因的能力，胜任了精英阶级的工作，甚至躲过了每一次的基因检查，最后圆了自己的太空梦。这个设想乍看理所当然，既然先天因素是决定好的，不可更改的，那么可以改变的只有后天的个人意志的因素。所以如果后天通过加倍的努力就可以拥有和优质基因完全相同甚至更加优秀的能力，那么基因决定论不就站不住脚了？那么优质基因就不应该等同于精英阶级，基因和地位就不等同，通过使个人意志所发挥的作用高度膨胀，不同基因的人之间就有了平等的可能。

对这个设想的批判，只消参照另一个文本——花木兰的故事。与《千钧一发》最为接近的文本并非使张艺谋的《影》，而是花木兰的故事。一个处在男权社会的女性，通过乔装成为男性，以男性身份承担了男性的义务（参军）和规范准则，而没有露出马脚。要想指出《千钧一发》里的设想的荒谬之处，只需要问，花木兰的故事是否是女性主义的理想范本？让女性成为花木兰是否是实践女权的唯一方式？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是否只能通过女性承担男性的义务和责任实现？显然不是这样的。花木兰想要实现和男性的平等，只能通过化装成男性，毫无保留地接受男社群的行为准则实现，这不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而恰恰是对男权的顺从。这个文本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表面上实现了男女的平等，实际上却抹杀了女性主义叙事的可能——对女性的颂扬如果只能通过以男性身份的的方式书写，那么女性身份的话语权就完全被剥夺了，女性就会陷入完全的失语的境地。并且，如果女性和男性的基因差别决定了女性在力量、体力上和男性有差距，那么，让女性以男性标准来承担男性的义务，不仅不会消弭这种差距，而是放大了这个差距，这一种不平等是得到强化的——女性只能通过后天的训练才能弥补先天的差距，这实际上是在承认女性先天不如男性，女性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如男性就会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戴锦华在《性别与叙事：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中写道：“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女性，女性话语与女性的自我叙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在受苦、遭劫、蒙羞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英雄，这两种主流意识形态镜像之间，“新女性”“解放的妇女”失落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与瞬间中。”对于这种叙事的反驳是显而易见的，女性也许在力量、体能上与男性有先天的差异，但这可以用来证明男女间的先天不平等吗？并不是这样的，不需要去提女性在思维上、感性上的相对优势，只需要去问，为什么力量强、体能好等阳刚的特质被认为是优势？这种阳刚的优势是基于社会分工体系的，阳刚的特质被认为是更适合战争、劳动，但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这种差异被淡化了。阳刚真的是比阴柔更加优质的特质吗？我想，孰优孰劣本来就是个伪命题。差异本身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先天上、基因上的差异本来就无孰优孰劣可言。正如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说的，“我一直寄希望于女性的生命体验所累积的历史，能够成为另一种资源，成为面对由男性主导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以便给我们打开可能性。我想提醒大家，想象不必那么单一，想象应该由更多的路径和更多的打开空间。”

现在回到《千钧一发》。《千钧一发》的狡猾之处是他预设了一个前提：基因差异等同于基因不平等。他告诉你，一些基因比另一些基因优质，比如视力好的基因比近视基因优质，高个子基因比矮个子基因优质，健康的基因比患病的基因优质。因为有些基因比另外的基因优质，所以人们要选择优质基因，摒弃劣质基因，所以持有优质基因的人和持有劣质基因的人是不平等的。这种说法看似没有问题，实际上却非常可疑。先不去谈多基因性状、表观基因组学这些复杂的生物问题，就先去问，健康、被推崇的性状（比如高个、双眼皮）等的基因是否比其他基因更加优质。疾病基因就是劣质基因吗？一个非常著名的反驳是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的患者在一般的地区适应力要弱于健康人，但是在非洲等疟疾流行的地区，适应力却要强于正常人，因为在镰刀型贫血的红细胞虽然携氧能力不如正常红细胞，但是它却能抵抗疟原虫的生长和繁殖。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疾病是相对的，一个地区的疾病很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地区的优势性状。此外，疾病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也不可忽视，如果没有癫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造诣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如果没有精神分裂，梵高也无法完成他最重要的画作。如果没有阿斯伯格，自闭症，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天才（爱因斯坦，牛顿等）推动科学、艺术的进步。就更不要说，因为对疾病的恐惧，催生了多少的科学和艺术的成就。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说明人类不应该与疾病抗争，而是说明，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需要更加谨慎一些。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对疾病的军事化隐喻是疾病最恶毒的隐喻，因为这势必会导致对患病的人的污名化。同样，认为有疾病的基因的人和健康基因的人不平等同样恶毒，因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德滑坡——由对疾病的恐惧到对患病的人的污名化再到对持有患病基因的人（将要患病的人）的污名化，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同样，性状之间就更加没有优劣之分，就以高个子和矮个子为例，谁不爱《魔戒》里的霍比特人呢？那些一度权倾朝野的人，如拿破仑、希特勒，也都是著名的矮个子啊。

其实再往深一层看，基因不平等的背后其实是评价标准的单一。片中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是个竞技式社会，电影里的阶层是阶梯式的，从公司的高管、航天员，到公司的普通员工，到公司的最底层的清洁工。执法部门、频繁的基因检测、毫无隐私的工作环境让权力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酷似福柯的全景式监狱。失去工作能力和基因标准不合格就会让人瞬间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这样的竞技式社会明显是有一套单一的评价系统的，那就是工作能力的高低。因此，工作能力更高的基因被认为是优质基因，不利于工作的基因是劣质基因。这也是为什么片中弟兄两人每每到了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就会到海里比赛谁游得更远。两个人都接受了社会里未言明的准则——证明自己能力的高低只能靠体育竞技。这给我的荒谬感不亚于《送我上青云》里的“博士”为了证明自己能力背起了圆周率，或是两个要决斗的人拿出来的绝招却是在小霸王里比谁的得分高。因此，对于基因不平等的反驳，其实只需要回答，社会评价标准到底应不应该单一化。只要社会评价标准不单一，基因差异就有意义。一个生物学的反驳方法是，如果社会评价标准单一化，那么在科技的发展后无可避免地会让基因单一化。而我们知道，所有的进化，都来源于基因的多样化。地球上的生物之所以没有灭绝，也是因为有多种多样的基因和物种，得以在各个灾难来临时保存生命的火种。

其实对性别不平等，种族不平等，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社会的多元化，对个体与个体的差异的尊重，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推崇花木兰式的性别叙事，更不应该让黑人去把皮肤漂白，而应该认识的性别间的，种族间的差异，去尊重和了解每一个个体。同时，为了避免评价标准的单一，社会上应该要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多种多样的文化，而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统治，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官方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的声音最统一的时候，也往往就是种族屠杀、战争等人道主义悲剧发生的时候。我所期待的乌托邦，是所有人不再被打上种族、性别、疾病的标签，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认识和尊重彼此的差异。我乐观地相信历史有其力量，我也乐观地期待着这样的未来。这也是我对所有不平等的乌托邦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