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春天》看完第三遍了。其实这一次里，给我感受最深的不是马修，也不是莫翰奇，而是蒙丹。
一直以来，我都对蒙丹这个孩子的存在意义感到奇怪，第一第二次看的时候，留给我的影响大概就是反面教材的坏孩子吧？甚至第一遍我没看仔细，直到最后还以为是蒙丹偷了院长的钱。
直到第二遍，我知道了院长的钱不是他偷的，才在第三遍看的时候重新审视了这个人。

刚出场的时候，他就被送他来的人认定为“变态”，或者心理障碍。之后做的拉帮结派，包括和莫翰奇之间的小冲突也显示他的确是个有着黑社会倾向的坏孩子。
不过，他对莫翰奇说的那句“你母亲一定是妓女”，或是在课堂上说“我不想见家里那老家伙”，都让我们基本猜到了他是怎样的一家庭情况。
自从他脱离了课堂后，我们可以看见他不断地遭受被院长关禁闭，或者是殴打的待遇。所以，他逃离了这个辅育所。结果由于院长的钱被另一个孩子偷了，他被抓了回来，遭到更加变本加厉的虐待。

让我了解到蒙丹内心的，是当他被院长送回管训中心时，回头对马修老师笑了一下。我不禁开始思考，那个最后的笑容的意味。
在最后，蒙丹把辅育所一把火烧掉了，但是为什么会正好在马修老师带孩子们出去的时候才烧呢？我可以大胆地推测，蒙丹想要向院长报复，但是他并不想伤害马修老师和孩子们，所以才一直等待到那一刻才放火。
所以，即使只有一点点，我还是看到了蒙丹的良心。也许他真的被马修老师部分感化了也说不定，那个笑容，也许还是带着祝福的意味在里面吧……

描写老师和孩子们关系的影片很多，感人的也不少，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辅读学校的孩子们被新来的学监兼音乐老师马修先生吸引，爱上了音乐爱上了合唱。事后我发现，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是一个纯私人事件。
我就读的的初级中学曾经非常烂，它座落在市郊结合部。当时没有公共交通直达，沿大马路走入一个小镇，穿过农田，翻过小桥（不知什么原因人们在小桥上锁住了铁门，只能从铁门上翻过去），过河后沿苗圃走，路边是硕大的建筑工地，四十五分钟后到达新开的学校。
我们是第一届入学生，都是考重点高中的落选生。老师分为三类：外地急待回沪的各色人物，新分配到学校工作的大学生，本市混得不得意的老师们。这样组合效果自然有趣。我们班上曾有一位娘娘腔男生上课练习京戏，被老姑娘班主任阻止，两人互相抓脸对打，一路厮打到教务处长办公室，后者阻止了暴力继续。班上还出过一少年犯，长得很帅，是击剑队的高手，人很善良但爱偷东西，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他为骄傲，还背着老师组织了同学们去少管所探监。可以想像那是一段多么混乱的时光，那所学校的学生缺乏是非观念。
我们的音乐老师姓顾，原谅我当初年纪小，没有打听他的前世今生。如果很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参考＜放牛班的春天＞。
顾老师告诉同学们他在组织一个合唱队，既然大家都闲，不如过去磨磨牙。他有一架钢琴，站在钢琴前咿呀几句就可以站队分组，我被分到女中音组。
电影里马修老师的嘴脸顾老师都给演示过：”腹收紧，胸要挺，头要抬，眉眼要往高里拉，气息顶得牢牢的。“他的右手五指撮成一团，做成撮东西的样子，在自己头顶百汇穴上轻轻一抓，看样子像是通过揪一把头发的手段要把自己提到半空中，然后他说：“让声音向上竖起来，像管子一样通到天上。”这个动作马修老师在电影里也做过，表情和气势都十足一样，可惜没给配上台词。
顾老师那样一抓，我们的声音都变成管子，一路通上去，可惜功力不够，通到半空里突然咣当一声掉下来。顾老师把琴声停下来，跑过去打开大音箱，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大音箱，里面传出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声音。顾老师指指丹田说：“如果你们用这里的气把声音顶住，管子就一直通到天上，和他们唱得一样了。”我们就继续顶管子。顶管子是个体力活，可惜电影里简笔带过，观众会误以为放牛班的孩子们一日间就顶起了管子，尤其是那个莫杭治同学，简直惊为天人张嘴就是管子，其实有副好嗓子和顶起直管子之间还不能划等号，且得花点时间才能踩到准点上。
有一次在我努力顶管子时顾老师把同学们一并招集到我跟前，他请大家看我的嘴，他说你们看她的舌头，紧张地顶满口腔。他说声音是纯自然的东西，舌头这么不老实，声音就死在肚子里，管子爬不上去了。我面红耳赤，但同学们没笑，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舌头都不老实不好意思笑话我。经此一役，只要一竖管子，我的舌头都软瘫在口腔底部，不敢乱摸乱动，给吓出来的。
但声音是不可琢磨的东西，如何自然地发出声音来，这个秘密不是讲课能讲清楚的。有一天我的同学在二楼向着三楼的顾老师喊：“顾老师上班迟到了。”顾老师上课时表扬了这个同学，他说你们可听见她的声音了？像小云雀一样向我抛出来，听得我浑身舒服。“终于有人发对声音了。”他笑着说。听他那么说，我才知道他忙了半天是在教我们如何正确发声。
孩子的懵懂都是相通的，放牛班的孩子唱半天歌也不见得知道自己在钻研音乐或者合唱艺术，他们只是走在马修老师指出的路上。而孩子们的聪明也是相通的，他们知道哪条路能给人带来快乐，一直走下去会通到天堂。从学校到家里的路十分漫长，原本我们是一路打闹，到桥洞底下打几把牌，在路上偷几个玉米才回家。但现在有点不一样了，所以一路走一路哼哼练谱视唱，时间过得快得多。
和放牛班一样，我们自然而然就获得了小小的成就，初二时荣获了上海市合唱比赛的第二名，因为这个比赛跨越了各年龄组，而我们学校又是一穷二白的烂学校，这也算是奇迹了。遗憾的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莫杭治那样的音乐天才，否则顾老师的执教生涯会更添浓重一笔。
以我本人来说，五音不是太全，节奏感就更差了。顾老师肯定明白这一点，记得他试图让我在某次合唱排练时承担三角铁的击打工作。显然我的表现一塌糊涂，此后顾老师就不敢再让我做与节奏相关的任何工作。你们看到电影里的小男生完全抓不住音准，马修老师就安排他做谱架子，这一段让我想到了三角铁，微笑ing。
但顾老师的女中音选择并不多，所以我还是被他弄进了三人组去单独排练。我们参加了另一次比赛，在半决赛被刷了下来。顾老师也许有点失望，但他的情绪没让别人看出来，他只说别的学校都选小小孩子，没变过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我们已经够强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学校的孩子懂得唱歌。
顾老师五十多岁，微胖身材，他的声音非常好听，松软可口像新出炉的面包，我想他应该能唱相当美的歌，可惜无此耳福。他的手指粗而柔软，击打钢琴时而有力时而灵巧，这样的手指用来做指控合唱团的工作实在很妥当，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看看马修老师的手指头。后来还见过一个男人拥有顾老师同样的手，这是我痴迷他的原因之一。
顾老师和马修老师的不同是，他从来没有介入我们的个人生活或者思想教育。现在想来他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教师，除了音乐之外，他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两年的密切接触下来，我只知道他有一个音乐家的女儿，专攻某种乐器。也正是因为他只问音乐而马修老师还介入了孩子们的生活，我才会更吃惊于他的成功，他仅仅通过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和专注改变了孩子们的生活。
我的成长路上没有任何艺术的启蒙教育，我出身于理工科家庭，母亲是个从不看电影不读书不听音乐的工人，初中时代是鬼混的三年，高中时间花在准备高考上，大学在医学院里度过。我不是文学爱好者，按某朋友的推理，我缺乏人文教养。如果今天的我对生活甚至艺术还存在一点欣赏的热情，那就是顾老师留下的礼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改变了我的生活。音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即使是最简单的音乐。它改变人的方式可以是惊人一致的，比如顾老师与马修老师。
大学时候我去过一次母校，那天顾老师不在。写这篇回忆时去google了一下，找不到他的任何记录，这说明顾老师已经很老了，落后于这个时代了，也说明他日后没有扬名立万。我不知道我的大多数同学散落在哪里，估计没人成为音乐家。
　　

其实观影之前，看它的剧照已经可以隐约嗅出一丝《春风化雨》（《死亡诗社》）的气息来。一群顽劣成性的学生，一位充满爱心，循循善诱的教师，再加上一个或几个顽固不化，粗暴专制的学校领导——这样的人物组合几乎已经形成了教育题材电影的一个固定的内在结构——所以有人说这电影“古典”、“传统”。但是导演出色地运用了音乐来作为影片的主要表现手段，从而使法国人特有的优雅浪漫，在这样一部几乎完全遵循传统套路的、中规中矩的电影中，依然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春风化雨》带给观众的第一感受是心灵的震撼，那么我以为《放牛班的春天》给人的第一感受则是心灵的沉醉：孩子们清澈的眼神，甜美清亮的童声合唱，以及悠扬的歌声中放飞的童心、梦想、感激、怀念……这一切无不美得令人动容。

此外，非常有趣的是，由于这个学期开始上教育心理学，我在影片中看到了如果是放在从前，自己绝不会注意的一点：那就是行为主义者与人本主义者的对立：）以中文系学生的眼光来看，可能只会看到校长习惯性的咆哮如雷加大棒政策与Clement Mathieu学监的温和诙谐、善良宽容这两种作风、两种人格的鲜明对比，但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这实际上还反应了两种教育理念、两种心理学流派的对立。以“行动——反应”为口号的校长自然代表着刻板冷酷的行为主义者，频繁而花样繁多的惩罚措施便是他的强化手段。为了让学生学会正确的反应，这种强化是非常及时而有力度的——校长在惩罚犯错的学生时，其态度可说是雷厉风行、不遗余力。刺激－反应的联结当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结果表现出来就是学生在校长面前噤若寒蝉，规规矩矩仿佛机器人，而在校长背后则是放肆捣蛋无所不为；并且，当面被压抑得越厉害，转过身来作为一种报复，也就更加地恣意妄为。行为主义者的做法之弊端也在这一生动的案例中暴露无遗，那就是将人视为动物，仅仅进行简单的、刻板的行为训练，而无视人丰富的内心活动和情感因素。话说回来，仅以行为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校长的教育手段也颇多可指摘之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的强化只着重于负面惩戒而忽视正面鼓励，永远只把眼睛钉在学生所犯的错误上，对他们的淘气顽劣行为极度敏感，而对他们的正确反应熟视无睹，更遑论及时加以引导，促使其转化为积极反应。学生们无时无刻不被告诫着不许这样做，不许那样做，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所以，即使是典型的行为主义者，肯定也会对这个校长的教育方法大摇其头的，因为他太缺乏建设性精神了。当然了，影片本来也就是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庸碌小人来做Clement Mathieu学监的陪衬，我们不必对他抱太高期望。
相比之下，Clement Mathieu学监便是春风化雨的人本主义者了：）他与校长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我想主要还在于他将学生当成同自己一样的，有血有肉有尊严的活生生的人来看待，会在满足学生作为正常人类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引导教育。让我们来看看马斯洛提出的人类七大基本需要中，Clement Mathieu帮助学生实现了哪几点。首先是安全需要：虽不能说他将学生完全从校长的淫威下解脱出来——某种程度上他自己也是这种淫威的受害者——但至少他在心理上总是站在学生一边，并竭力为犯错的学生寻求庇护，保护他们不受伤害：因此，他首先是一个能给予学生安全感的老师。归属与爱的需要：他给予弱小而无依无靠的Pépinot更多的关爱，到最后几乎完全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尊重的需要：当发现校长的十万法郎是Corbin所偷时，他询问了原因；想要一只热气球的愿望是意料之外的天真和单纯，为此他不忍心打碎这个孩子的人生梦想，于是又一次成为了包庇窝藏“坏孩子”的“同谋”。审美需要：这无需拿什么特别的例子来多说，整部电影的核心事件——成立合唱团——足以凸现这一点。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集中体现在那个有着“天使脸孔”的音乐天才Pierre Morhange身上，可以说，完全是Clement Mathieu的慧眼识珠，为Pierre Morhange一生辉煌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基础，搭好了阶梯，令他实现了原本无法想象的人生价值。

再说一点跟心理学有关的东西，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这个老题目。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对自己心目中的“好学生”和“坏学生”，无意识流露的态度会有多大的反差。课上，小Pépinot因为答不出玛丽莎内是怎么死的而被罚抄答案一百遍。课下，校长和蔼可亲地给了他最喜欢的乖孩子Boniface饼干的奖励，说：“你知道玛丽莎内是被枪决的吧？”Boniface自信地说：“是的，先生，就像拿破仑一样。”校长十分尴尬。另一幕，Clement Mathieu在厕所里堵住了偷他乐谱的学生，刚好被学校的老师Chabert撞见。Clement Mathieu想要大事化了，谎称是在教学生合唱。Chabert不相信，警告Mathieu不要总是袒护学生。Mathieu愤愤地说：“你真是看什么都觉得是坏事！”Chabert转过身冷漠地说：“在这里吗？没错！”如果一个老师认定自己的学生无药可救，那么自然学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坏事，哪怕他们什么都还没有做，也很可能是在进行预谋策划。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心态一旦过了头，势必就要演变成罗森塔尔所说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可以想见，在老师的偏见与歧视之下，再天性纯良的孩子，也极有可能成长为心理扭曲的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