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迪·拉巴基是个非常具有莎乐美式浪漫主义人文关怀的女性导演，十几岁就修过学士学位，20岁初通过研究生学习后第一部作品就获得阿拉伯电影展奖项。十余年后她的《焦糖》和《我们现在去哪》全然磨合了她对自身所长的理解，并依此担就女性地位和反战类深重题材进行自编自导，站在了世界舞台上。

《我们去哪儿》这个故事以中东地区宗教冲突为背景，虚构了一个信息半封闭的小镇，镇上的男人们受到外界宗教冲突的影响，穆斯林信徒和基督教信徒经常大打出手，还手持枪械。镇里的女性，作为完全不参与外事的穆斯林女性，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或丈夫在冲突中丧生。最终无法忍受生离死别的女人们团结起来，通过一场场啼笑皆非的暗中行动来平息冲突。

电影的开场和结尾画面是严谨的前后呼应式——葬礼、穿黑衣服的女人、哀歌、形体舞台剧化的表演，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外，还有听觉的并行，导演纳迪·拉巴基再次植入了法式舞台浪漫戏剧的演出手法，然而却弱化了主题的表达效果，于是不得不通过旁白这种最明显的解说手法来增强因女性浪漫而牺牲的戏剧主题突出点。

在故事情节上，纳迪·拉巴基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女人，她的头脑绝对是法国女人那种浪漫之下思维逻辑连贯强势派的，每一个情节的扣接转折都会早早埋下牵引的线索，就像是那种与人交谈中早就把整个谈话走向和内容都设计好，对方无论说什么都最终要将谈话结果引向自己所要的结局之中。片中基督教男孩之死到被人发现因而引发整个小镇再次点燃宗教冲突这个桥段，是导演兼编剧的纳迪·拉巴基最缜密一笔，且非常具有故事性戏剧性，将整个故事推向高潮。

用自己的性别和身份写故事，别说做电影，除了特殊职业，在现在强调平等和无性别差距的情况下，很容易让人反感生疑。故事中，导演纳迪·拉巴基把男人全部塑造成好战分子，他们的角色定位统一是“勇猛、好战”，就算是前一秒刚和美艳绝伦的女人跳舞喝酒，后一秒可以为了男人间一点不和言语持枪群斗，而女性，片中所有的女人，角色定位统一是“善良的母亲、唯唯诺诺的妻子和沉默寡言的女儿”，她们在日夜的宗教争端中因亲人离散而不顾一切反战反争斗。这种大规模的性别介入定位角色，有点过度戏剧化，这个问题在其另一部作品《焦糖》中更为突出。然而对于此质疑，纳迪·拉巴基说：“用自己的身份和性别来写作和拍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靠的事情，因为对于作者而言，说出自己的话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写了一个男性的故事，那么我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一桩任务和作业，未必会做得这么透彻。”

一个出生在阿拉伯世界的女性，却在事业和人生中不仅不叹息自己的性别，反倒不在乎运用好自己的性别理解力去完成和成就自己的事业及人生，这是极具莎乐美式的自信和独特。

同时，鉴于导演每次在电影中探讨的话题都大涉世界，而非小情小爱，也不得不就戏剧化导演过度性别介入角色定位的问题。知己知彼的对待自己和所要讲好的话题观点，这个从自身切入来说感受会更真实更容易打动人心。因为对于生命，对于战争，我们不可能想对于小情小爱那样有万花筒看世界的千奇百感，和平和冲突一直是最终反复的动向。

论电影中极具浪漫手法的歌舞音乐和喜剧桥段，确实带入了女性柔美的特色而淡化了冲突，比起用真个篇幅用大手笔特技烟火来营造的战争，这种反战题材有些弱势，却一直顺笔于导演植入角色定位的关键性——女性，不是在墨西哥战争中出来的女游击队，而是以妻子和女儿母亲角度来柔情化解冲突的感受，她们渴望家庭完整的悲伤以柔克刚地穿破冲突和武力，至于歌舞，其实如果这不是一部反战题材电影，它真的可以媲美巴黎大剧院里的歌舞剧或者宝莱坞的香艳歌舞，喜剧的剧情也十分能调侃刻画出小镇里朴实生活画面，没有比喜剧更适合乡村，这个可参考东北二人转！

纳迪是个非常懂得用自身所长或特色来谋划人生的女性，与其说谋划，她那浪漫主义手笔又光彩熠熠夺人眼目。比起探讨哲学或雕塑的法国女人莎乐美，纳迪却又将这份自信和夺人眼目的浪漫运用到了人文关怀里，这与她的出生有关。

片尾最后一幕“我们现在去哪”，棺木因宗教冲突导致不知葬于何处的提问，神来一笔地结束了全片，留下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我们要去哪”的哲学探讨，这部全片女性构建画面感的电影又仿佛将高更的画作呈现眼前——“我们现在去哪儿？”

宗教信仰也挽救不了的人类战争与冲突，最终归于人性的自我探索和思考，万念粉扎皆因欲念而起。为情感介入进而反思人性反思冲突这一新而现存的角度，细腻真挚的感动而鼓掌。为自身同为女性却无力所为而绝望。

中东人自己拍的片子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故事，从不装神弄鬼，要不就实实在在的写实主义，要不就热热闹闹的蒙太奇主义，不像欧洲人拍个中东非洲现状片，神神叨叨拿腔拿调。
我这句话是有所指的，说得就是今年柏林拿了最佳编剧的那个什么《睡眠症》。我至今没有原谅它。
法国影评说拉巴基的这部电影表达了信仰和死亡。似乎稍微流于表面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党同伐异。对于这部影片还是不要剧透的好，否则少了很多乐趣。
拉巴基把这部电影拍得热热闹闹，拍得很梅里爱。她动用了所有的类型片：音乐剧，剧情片，纯喜剧，还有煽情。影片中的和平主义是务实型的，正是这点让人觉得有趣。很多中东片都讲求务实性，这和我们印象中受宗教政治控制的印象不同。比如《十八天》中，在埃及革命里买国旗的小贩，和宵禁军人合影的小孩；又比如说在《Cochon de Gaza》里卖猪精子的老头；又比如说《越位》里化妆成男孩的女球迷。你可能觉得宗教是不能亵渎的，政治是不能逾越的，但是它们颠覆了你的预设，于是剧情就开始变得有趣。影片中的角色也会犹豫是不是会遭受惩罚，但更重要的是眼下的生活，而为了这种生活，拘泥于某种例律的行为反而成就罪恶。所以这些女人们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信仰，其实她们只是改变了宗教仪式和信仰的外貌。
悲喜交加，夸张之至，如同50年代的意大利电影。

黄莺莺在九七年出了张唱片《我们啊！我们》，同名曲副歌唱起来似极了“Woman, Ah！Woman”。——题记

地理概念上的中东与宗教世界里的穆斯林交织不清。宗教和政治让这一地域不太安宁，西方世界对丰盈资源的觊觎无非火上浇油。支撑这个绝对男权社会的是那些坚强隐忍的女人们，尽管我们看不到她们的面容。近年中东电影的兴起让世人有机会看见黑纱背后的笑泪，尤其当这些影像出自她们之手，感受尤为真切。

Shirin Neshat，伊朗人，电影《Women Without Men》导演。四个不同背景的女人，却都直接或间接地因为男性而让生活失色：婚后不幸的，追求自由和自立；向往婚姻的，遭遇强奸而失信；热血激昂的，因亲兄逼婚寻短；无奈卖身的，渴望改变却迷途。魔幻现实主义的滤镜给影片上了点灰蓝，让现实不那么伤感，给了理想线天光。避世的柏拉图终究不是办法，大环境如是，你想抛弃社会，社会偏偏寻你，难道真真只有卖身女的亡故才是另外一个开始，才能看得见那一片梦田？

Nadine Labaki，黎巴嫩人，电影《Et maintenant on va où ?》导演。与第一部电影《Caramel》相比，新片变得更加深刻饱满，不变的是积极乐观的态度。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伊斯兰教徒们和基督教徒们大抵和平相处。一日，大城市里两教又开始了流血冲突，女人们，为维持村里安宁的生活倾其所能，不论信仰，企图避免冲突的蔓延而继续扩大寡妇的队伍。戏里的男人们终日埋头为所谓的“理想”而奋斗，把争执扩大成宗教迫害。忠诚这东西，让人纯粹得可怕。连两教的主事都能和平沟通甚至“串通”，昏了头的是那旺盛的男性荷尔蒙。可笑的是，女人们在宗教里不断寻找救赎而将生活继续，男人们只是把宗教当作他们的“红宝书”，一呼百应。结局的最后一句话呼应电影片名，还是有种“革命尚未成功”的迷茫。

这片土地是否真的注定颠簸？这里的女人们是否真的有摘下黑纱的一天？我对这边土地有着和对黄土地一样的疑问。真的，现在我们该走向何处呢？

很久没有如此装叉的在深秋夜晚跑去一个四面漏风的露台咖啡厅看这样一部小众的电影了。。被冻得瑟瑟发抖之下，不写点什么太对不起自己了。。

影片的译名太雅，配上宗教和平的主题，我原本以为这是一部悲伤满溢的史诗风格电影，没想到却是一出混杂了歌舞搞笑的轻喜剧？这么说好像也不合适，毕竟死亡和冲突也是影片很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只不过呈现的略显夸张。大概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这类片子看起来总是很难亦步亦趋的跟上影片节奏，于是片中那些穿插的歌舞片段就好像中场茶歇一样，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但整个片子的情节铺陈还是有些杂乱，直到最后结尾点题，突然有种恍然的回味：女人们为了避免无谓的冲突选择了改变信仰，生者打破了看似不容水火的宗教界限，携手为这个年轻的生命送葬，然而死者的灵魂又将安葬何处呢？

死后的归宿应当是所有宗教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这大概是终其一生的寄托所在了。影片的立意无疑是反战，却很巧妙的避开了沉重的主题，没有深究宗教冲突，而是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在偏远的小山村以各种戏谑的方式让不同文化信仰的人能够和平相处。然而导演本身对这种理想化的处理方式似乎也并无底气，这才在片子最后把这个难题抛给观众。片中有一个片段是那个被流弹击中而丧生的孩子的母亲，闯入教堂对着圣母像声泪俱下的控诉，最后抛下一句，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这段陈述似乎是为后来女人们各自改变信仰做的铺陈，使得这种常人（有宗教信仰的人）看起不太能理解的转变看起来不那么突兀。而在我看来，我更愿意将其解读为，生命至上的信念应当高于一切。

可是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信仰的中国，在谈理想都嫌奢侈的当下，又有谁能够始终如一的坚守内心的信念呢？一念起万水千山，一念灭沧海桑田。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理解那种看似无谓的宗教冲突，但是我们也始终无权去指责他们捍卫信仰的过激行为，至少他们心中有一种无法撼动的信念，不管这个信念是对是错，它都是在这个纷乱芜杂的世界中好好生存下去的动力吧。

上个世纪70年代兴起、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史学流派叫“微观史学”，讲究叙事具体而微，却能够见微知著。所以，我喜欢本片的小巧叙事。

一个只有一条路通向外界、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借助两个年轻人把村子东西卖出去再买回各家所需物品。四周埋着地雷，偶尔会炸死乱跑的羊，像村长说的：这只羊牺牲自己，挽救了一条人命。

村子生活着两个教派的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从临近结尾几名女人挖出早先藏匿的枪支，我更愿意相信他们的亲人是在外面因为教派冲突而死，而不是在村子里。

女人们珍惜小村的和睦。而男人们则很容易因为一件事冲突，就像拉货青年不小心弄折了基督徒的十字架，接着就是清真寺被赶进一群家禽牲畜。更在另一拉货青年在外面被乱枪打死后几欲引发灾难后果。从隐忍的母亲那里得以体现出来，为了阻止灾难，甚至不惜开枪打伤剩余的儿子，只是不想让他也死掉。

对此，女人们想尽诸多办法：电视播放时政新闻时故意吵架，请回了外面的舞女团，借助大麻，最后甚至改信对方教派。这个过程是有趣的，欢笑后面隐藏的也是女人的无奈，就像寡妇对着在自家点打架的一群男人们喊：难道我们女人天生是为你们这些男人哀悼的么？

在某评论中经提示：寡妇的扮演者也是本片导演。早先还真忽略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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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评论

纳迪·拉巴基在这部电影里提供了一种“消解战争”的方法。毫无疑问，她是真诚而且真挚的。影片中的人物也一样纯洁而美好。这种解决矛盾的途径比任何一种老奸巨猾的解决办法都要行之有效。
——好莱坞报道者

幕后制作

影片入围了2011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并代表黎巴嫩报名参加20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它的故事实实在在地发生过，那是在一个孤立的小山村里，几个不同信仰的妇女，因为不忍心看到人类因为宗教的原因相互残杀而自我牺牲，以唤醒自己男性亲人的良知。虽然有现实的故事打底，但是让纳迪·拉巴基拍摄这部电影的契机并不是这个故事，而是她的的孩子。2008年5月7日，纳迪·拉巴基一边在考虑是不是要个孩子，一边在考虑自己的新片。也是在那一天，贝鲁特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道路封锁、宵禁和航空管制又一次降临到了这个国家。于是，纳迪·拉巴基便在思量，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后代免于愚蠢的因为毫无必要的缘由自相残杀。

有人觉得影片涉及到了战争，可是纳迪·拉巴基却觉得恰恰相反。她说：“这部电影是讲述如何避免战争的。在黎巴嫩生活，你一定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做生活在恐惧之中。所以怎么样离开这种生活才是必须要考虑的。战争是人类荒谬的举动，所以，让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反战，谈不上是天方夜谭。因为我是女性，所以很能理解女性的感受。所以在《焦糖》和这部电影中使用女性作为主角，能更加清楚地表达出我的思想。因为用自己的身份和性别来写作和拍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靠的事情，因为对于作者而言，说出自己的话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写了一个男性的故事，那么我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一桩任务和作业，未必会做得这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