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潜伏看得意犹未尽，最近又开始看孙红雷的另一部片子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还没有看完，但老实说，虽然剧情还算可以，但确实与潜伏还有差距。不太喜欢孙红雷在这部片子里演的立青。然而，里面有两个人物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个是瞿霞，其实起初不太喜欢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太老气了。所以关在监狱里前的时候，我都没太在意这个角色，虽然片中预设角色的性格与气质是我喜欢的风格。然而，说起来非常吊诡得是，当这个活泼泼辣伶牙俐齿的瞿霞小姐被送入了监狱，不堪八年的监狱生活的折磨而丢失了青春的活力之后，突然觉得这个演员终于与角色融合了。

     尤其看到瞿霞与老穆结婚后，我的震动真的一点不亚于立青。那样一个活泼，伶牙俐齿，洋溢着青春活力与魅力的瞿霞（指角色，不是演员）最后却嫁给了一个骨子里头都是呆板的老穆（真的天生适合在我党机关做行政工作，演老穆的演员我觉得选得很合适）。。。。天啊，在那一刻我心中不觉得有了些许的心痛。。尤其瞿霞与老穆那唯一的一段感情戏，让我觉得很“幽默”，真的很“幽默”。或许，我们应该理解，瞿霞经过牢狱，经过丧失至亲（这个至亲也是其自信的根基）之痛，确实不免希望过安稳有安全感的生活。然而，对立青那刻意的回避，自信与活力的丧失，却恰恰表明她所谓这些不过是种逃避而已。瞿霞已经不可能再拥有那种幸福了，那种自信，那种拥有依靠，那种充满希望的幸福了。所谓的革命信仰不过只是种惯性，一切都抵不过现实的侵袭了。。。幸运的是，导演很体贴，他是按照后面的瞿霞角色来选择演员的。。。

     你可以说瞿霞毕竟遭遇了牢狱之灾，因而个性的改变不可避免。然而，林娥却不是这样。。。如果说瞿霞前期灵动的自信是因为有瞿恩这个依靠的话，那么林娥之“死”却恰恰是因为她依靠在了瞿恩上。瞿恩是本片中的一个“完人”，恐怕就是对G党不满的人看了，也不会厌恶这个革命导师。“他身上洋溢着光芒，给予你方向”，这就是我看到的瞿恩。瞿霞立青之闪耀恰恰依赖于他。然而，他却“毁”了两个女人，立华与林娥。如果说，立华之“毁”是她承受不了他的光芒，不堪其重的话，那么林娥之“死”，乃是因为她为了瞿恩不自觉得甘心丢掉自我。。。看刚开始出场之林娥，自信，从容，身上的才华与光辉跃然纸上，两眼放着光芒；而在立青在瑞金再见到她时，是怎么一个人物呢？非常普通，言必称丈夫如何如何。。。再也没有了那种光彩，那种让立仁丢掉魂的魅力了。。。至于瞿恩死后，那更是连魂都没有。。。刚看到立青准备追林娥这一集，觉得很荒谬。。真的，立青从没喜欢过林娥，现在这样做，算什么呢？不过是种逃避。。。

    写到这儿，突然觉得这部片子的编剧对于人性的刻画，是有的，（其实一直比较在意立仁与立华，他们的身上有更多的人性的冲突）然而关于感情，却怎么看怎么突兀。。。

   写到这儿，突然觉得很同情女生，特别是才华横溢的女生。瞿霞与林娥“之死”代表这些女生的两种归宿。。。也许还有第三种归宿，一直倔强的坚持自我，然而代价往往是，孤独。当然，也不是说女生选择前两种归宿就一定不好，通过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认知，依然可以活得有滋有味。然而，至少，“少女瞿霞”与“少女林娥”，以及她们所代表的那种美好，都已死了。。。。

　没法不注意到它是张黎的作品，他的《走向共和》与《人间正道是沧桑》恰是中华民族近代百年的一头一尾。
　　该剧和走向共和一样也会引起争议，但走向上刚好相反，走向共和是不合正统的新意太多，颠覆性太强。而人间正道是沧桑恰恰会是正统教科书的电教版，没有新意。
　　
　　其实这出戏既宏大又细腻，同样的事件描写角度就立求新，然后在一些细节里他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轻声细语地呈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多样，惊鸿一现，决不展开，需要你仔细去听和想才会发觉这部戏里内涵丰富得快盛不下了。关键你要有双会看的眼睛。题材出新意的有：
　　1、首次大篇幅描写了黄埔军校，国共第一次合作中的东征与北伐。
　　2、土地革命时期则以中央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为主线，描写了中共特科的传奇经历。以往作品仅暗算和陈庚大将有过描写，但没他写得全面。
　　3、抗战前后，着重点放在了国共合作有交集的部分，如共产党改编的谈判，陪都重庆的空战合作，闪击延安。
　　4、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国军调与苏军存在；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当时中共最现代化的军工生产，肯定了先进武器在解放战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将历史的真实叙述周全了。
　　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辽沈战役中的情报战；红军与抗战时期的军校与黄埔军校的遥相呼应。
　　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描写了重庆轰炸与空战，间谍战则选择了淞沪保卫战。重庆空战与密码战已有谍战剧表现过了，但人间更有历史真实感和容量。
　　仅这些题材取新的描写就已经非常繁杂头绪众多了，要让情节前后呼应而人物描写连贯又丰满就很不好协调，因此人物始终让人觉得写得不够足额足量。国民党的部分以新吸引人，但我以为抗大实习段落和军工段落描述最为鲜活与丰满，白凤兰的农民义军段落最为画龙点睛，可能与这方面的材料占有与发掘更多而且语境相通所以容易写得活。国民党方面明显在鲜活性上差一些。
　　
　　张黎从来关注大题材，大开大阖，尤其偏爱以家庭个人角度诠释历史。而这个故事所取的家庭关系，人物安排，关系走向几乎含有历史的象征意义，而有些台词近乎谶语。
　　1． 长幼子之序正与国共革命时的关系与前后顺序一致。
　　2． 柔性而包容的女性在兄弟势同水火的争斗尽全力缓冲了彼此的致命伤害，她始终是这两个浪子同时可倚靠的后背，体现了亲情之外的理智之光与道德坚守，她才是这个家最重要的粘和剂。
　　3． 立青最终成家立业，儿女成双；而立仁孑然一身后继无人；立华的后人终究仍与立青的孩子同出一个血脉。个人与党派和国家的命运几乎同此喻。
　　谶语：家中的逆子—逆子不败家
　　 中华民族两个最好的导师，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
　　 国民党之于共产党--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
　　 大海是有自净能力的—中华民族本身才是真正的大海，要相信民族的智慧，敬畏历史
　　

　　之二
　　最欣赏白凤兰这个段落，摆脱了具体历史真实的束缚，仅用寥寥几笔竟能如此传神而到位地叙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
　　最触动人的一段是范锡亮与立青这段对白。立青上山在白凤兰那儿任党代表，立青向被俘的范希亮索要军需物资，范责备立青堕落成真正的土匪了，立青没有任何愧疚地回应，如果是那就是了，你看看他们都是什么人，真正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是没交再交不起的租，讨还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还乡团怎么对待他们的，逼得人没有活路了才上山当的土匪，你们正规军就在剿杀这样的土匪(大意)。
　　乍看在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但我却以为这段对白说明了立青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坚持，会和他们坚持，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这个时候他不再激于义愤，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天地良心，是社会良知的坚守，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承担。为什么中共在全社会层面一直有朋友，不是策略手段，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有着对于公正公平的追求，各阶层有良知的人群再不同意中共的暴力手段，但仍有一个共识基础，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要改革，农民问题确实是个问题。
　　
　　在知识界这个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歇过，费孝通1936年写就的《江村经济》中这样描述：“中国的土地问题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用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对土地制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江村经济》是费孝通留英的社会学博士论文，1938年以英文版成书首次发表后再版多次，在西方社会学界极富盛名。
　　
　　而《乡土中国》集结了他更多的抗战期间与战后的多篇实时发表的文章，中国土地必须变革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必要性，改良策略以及在国家文明转型中的作用他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
　　“乡土经济中土地问题早已存在，但是在传统经济中却有一道防线挡住了…佃户和地主中间的严重冲突。这道防线是乡土工业。一个自己没有土地的佃户，在男耕女织的农工合作下，勉强能达到他们生活的小康水准，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乡土工业的衰落由于它和西洋机器工业竞争的结果。贫穷跟着乡土工业的衰落侵入乡村，一家的生活压在土地上了，…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暴露了。不饥不寒是民生的最低水准，如果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当承认争取这水准是公道而且合理的。可是中国不停地在被解除它原有的工业生产力，小康的降而为小贫，小贫的降而为大贫，大贫的铤而走险……农民们在要求回复失去了的生活水准。破坏乡土工业的力量是深入的、遥远、庞大、有力的，它背后还有着巨舰大炮，“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而且是现代化的。缺乏团结力，缺乏科学知识，分散在乡村里兼营着农业的传统工人，对于这个力量怎能抗得住，可是地主的势力，和外来工业势力相比，却脆弱得多，于是为了生存不能不奋斗的农民挑选了地主做对象。”
　　他几乎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呼吁上层实行切实可行的改良，恳求地主放弃不合理的利益，努力转型为国家也为自身寻求生路。
　　“当西洋工业势力侵入打击中国乡土工业时，地主们…就应当勇敢地迎战。这战线上要不能获胜，他们的生存总难维持，不论直接清算他的是谁。和农民“不饥不寒”的水准去对抗是徒劳无功的，只有承认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而在土地之外另谋出路，在已经成熟的西洋侵略性的工业经济的摊头，要确立我们民族工业的阵地，…还得依赖有耐苦的农民以生活程度来和西洋劳工相竞争--这是从经济上说的。从政治上说，西洋工业背后随时可以转变为军事侵略的政治压力，也必须以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统一才能应付，那更需要国民中80%以上的农民的支持。…地主阶层…只有以放弃地租为条件来和农民共同克服这危机。”
　　1936年时还只是偏远乡村上空的晴空霹雳这时已经成为席卷全国的暴风骤雨了。说实话，很佩服的倒不是他对于土地改革给出了社会学方面的理由，而在于他点到了土地制度变革的根本意义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紧密关联，退租和平均地权并非现代农业的终极目标，退回小农经济是让农民休养生息，以便为国家提供工业化必需的稳定的社会基础与农业基础。与中共日后的路径完全一致。
　　
　　

　　之三
　　超越个人与自身阶层的利害得失，为底层弱势人群谋利益的，叫社会的良知；背叛个体家族利益与本阶层既得权利与利益而追求社会公正的叫高尚；能同时具备以上两种认识，抛弃自我进而负担起民族，国家历史责任的叫崇高。纵向看中国，孙中山是，蔡锷是，毛泽东是，周恩来都是。横向放眼世界，胡志明是，尼赫鲁是。
　　尤其是尼赫鲁，婆罗门种姓家庭，父辈起即为律师，家庭豪富，其父拥有的住宅欢乐宫(1900年之时)是维多利亚式建筑，有大阳台，圆柱、拱门，玫瑰盛开的花园，修葺一新的草坪，齐根平整的糙球坪和网球场，还有一湾游泳池。十几岁时父亲能携其赴柏林的特蒙伯霍夫机场观看飞机着陆表演。无论是在旧传统下还是殖民社会里，家族都是上等阶层，既得利益者，职业收入丰厚，前途光明。本人在英国哈罗学校(丘吉尔的母校)，剑桥学习，修法学后获英国律师资格，7年纯正英式贵族教育，回印度在家乡的高等法院任辩护律师，真可谓往来无白丁。他选择为印度独立和改变社会不平等而奔走后，抛弃了律师职业，捐出家产欢乐宫作为党产。因从事的事业先后八次被捕入狱，父亲，妻子，妹妹都曾被捕入狱，年迈母亲在游行中被警察乱棒毒打。说实话，仅就牺牲如此之大的既得利益和放弃如此高的社会地位而言，我还真没在中国高层革命者中找到一个，国共都算上也没有。要不是一百多年里中国总算还出了些人物，不然真对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彻底没信心了。
　　
　　我以为立青这个人物说清了一个刻意缩小的事实，无论国共两党主导的哪一场中国变革，都是由知识阶层(指广义的知识阶层非职业)引领和发起的，他们才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诱因与掌舵者，而这个群体的思想境界与实践能力是社会变革成功与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怀疑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力量推崇备至的真诚，但是揭开历史的面纱，正是中共对于大众力量的头脑作用，中国革命才没有成为一场农民起义，传统意义的改朝换代，而是开始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与文明类型转换时期。
　　民族、国家决不能缺少这个群体(也有人用精英阶层这个称谓，总之是指其责任承担而言，不指其社会职业与地位)。其实中华文明能历经千年而不绝，很大的原因是中国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总会有这样一个群体充当起文明延续制度重建的再生细胞，尽管有专家批评说中国封建社会总是在复制，进步缺缺。但这总比被野蛮民族攻城掠地后从文明进入荒芜要好吧。
　　从时间纵向上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努力的延续。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任务不光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还有一个全新的考验，完成文明转型与进步，从农业文明进步到工业文明。
　　传统知识阶层在这个转型期(1900年前)的表现令人失望，而清朝统治阶层是最大罪魁，基于自己小团体或是民族私利而错失1900年以前的变革时间窗口。知识阶层抱残守缺，形不成改革的中坚力量或是强大社会氛围，最终中国的社会变革只能依靠外来输入性“病毒”才最终完成。
　　缺失了引领性的知识阶层，中国社会的反应就好象是没有头脑的躯体在作痛苦的挣扎，太平天国义和团就属此类，他们解不开文明进步这道题，他们的社会地位，自身经历与眼界决定了他们只能回头向过去寻求出路。现在有许多声音在嘲笑甚至猛批他们的愚昧与野蛮，这是极不公平的，这个阶层是社会所有压力与矛盾的最大承受者，基于无法承受之重而生成的反抗是社会压力释放的必然，而寻找面向未来之路不是他们的责任，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当时中国已经伤痕累累了，头脑却停摆找不到新路，如果连负伤吃痛后基本的生理反应都没有，这个民族就没有血性了。
　　
　　以日本同时期由下层推动最终自上而下完成的明治维新为座标，中国的清朝统治阶层与当时的知识阶层要对中国六十多年的苦难负最大责任。
　　当日本这个座标树立之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就此形成。自此以后的所有变革都是输入性“病毒”，再无内部主动与渐进改良之路可走。中华文化本身不再能支持中国知识阶层拥有引领新时代的能力，只有深刻理解和明瞭独立与进步两大任务的群体才能挑起这副重担，他们的知识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重构，这个人群必然是知识阶层，然后还必须是接触西方文明的那个群体。另一个特征也因输入式外来式的特征而不可避免，那就是暴力革命传统。就这样中华民族从此开始面对
　　两个最好的导师，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
　　
 
  

作者：丰满充气的娃娃　回复日期：2009-06-08　17:01:54　
　　之一：一直有很深的黄埔情结,总算有人拍了一些黄埔,毕竟那是中国最早的正规军校。有些人从黄埔开始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真不容易啊！
　　
　　之二：当我们能非常客观全面的了解历史，了解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党派、每一个主义，甚至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说出瞿恩的感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不是灌输出来的。
　　客观的记叙历史和表现历史多么重要。
　　惜司马迁等虽受酷刑，但中国几千年史毕竟被较正常地保留下来了。
　　
　　之三：感觉周、毛正是因为横垮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多个阶层和经历，才在道路的选择上有了清晰和深刻的认识。靠良知有些崇高，不如说有切身经历，既上过也下过，才感同身受，有大同之心。
　　知识阶层正是上下层的纽带，所以义无反顾地需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就算不主动选择，也要被历史所选择。
 

 

作者：骨咪纹　回复日期：2009-06-10　10:00:50　
　　RE:丰满充气的娃娃
　　
　　电视剧评论写成这样有些不伦不类，但的确因此剧而起，有感而发。有许多内容写了一半觉得过严肃扔着。
　　虽称娃娃但很成熟。
　　我以为中共的领导层至少分三层：农民本色的底层，基于自身利益的觉悟。中小知识阶层的高层中的中低层，如林彪陈赓之辈，个人感觉朱德刘志丹这些也算是这一阶层，个人道路本有多种选择，主义一知半解，这时常识性的判断与个人品质就起很大作用。这批人很重要是中枢。最后才是毛周之高层，他们是既有信仰又有创新力的阶层，尽管本无意创新，但属于事到临头逼得出来的那种。
　　
　　看了很多论坛的贴子，觉得太缺两样东西，事实依据和多角度的比较。很想说声给个依据先。所以在文中写了很多依据性的东西，不做过多评述。
　　
 

作者：骨咪纹　回复日期：2009-06-14　14:22:01　
　　Re:充气娃娃
　　是的，视角有了变化，虽然前后不统一。
　　
　　这段历史以往的视角基本是中共的，而现在人们可以从民族国家相对超然的高度而非敌手角度非左即右的来看国共双方的行为，从国际格局来看国共之争结局的对于中国地位之意义。我以为将来国民党盖棺定论恐怕只能由大陆承担，无法承认同为中华民族，从政党意义上就意味着绝后了。而从民意上说，国共争功抗战前提抗日为功，如果这段记忆化成了东亚战争和南洋战争，亲属灵位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还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这段历史第一个感概是残酷，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质疑它是否为民族之悲剧，第二个感概是巨大，因此而产生变革的广度与深度无可比拟（建国后的经济建设直至改革开放都是它的延续）。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看，孙中山之于清王朝，蒋介石之于北洋军阀，中共之于国民党，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着前浪，中华民族以一种非常中国化又极具时代特色的方式在重生，整个民族生命力被不断唤醒，不断凝聚，不断整合民族的力量来应对挑战，内外格局都需要中华大统出现更合适的守护者。这么多用生命填写的选票推举出这样的政治精英，世界级的领导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强的军队，付出多少生命代价才煅造出以弱胜强的军队气质，它的力量属于全民族。
　　
　　作为全民族神器的持有者而非主义或政党的基点，心态不同角度就会宽广，所有为民族流的血，甚至是正面而健康的对手竞争的意义都将被肯定，当然要正视其中的残忍与极端，会作为教训与警戒而存在，而不仅仅是敌人的罪行。我以为这个角度符合历史。
　　
　　
　　
　　这段历史将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传奇，主义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它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就政党和政治力量而言，过去只偏重了本体的意志力与主观努力，好象某一方可以单方主导历史，忽略了刺激-反应-再应对-再反应的过程--国民党对待中共的手段与方式煅造了中共。正是它的大开杀戒与毫不妥协替中共完成了人员的筛选与组成结构的彻底变更，帮他作了斗争方式与道路的选择，无意中逼使他完成了对苏联的断奶，完成了本土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头脑，与中国的社会最重要的基石――农民浑然一体，拥有了撼动旧基石，重塑新基础的安全保障。国民党的挑战激发出了中共非比寻常的创造力，而在这个挑战与应对的互动中，国民党几乎没有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中共最好的敌人，国民党成就了中共。漫长夯实了基础，苦难成就了辉煌。同时国民党也为中共立下了超越的标杆。
　　
　　（对手或是敌人成就了你，特别在比较印度独立过程中感受最深。同为英殖民地，白人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均走宪政授权而和平取得独立，印度宪政授权走不通，只能走抵抗之路；而英殖民地政体与国民党政体对待对手截然不同的方式，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革命之路。）
　　
之二
　　
　　就国家而言，我不同意内耗无谓之说。作为世界格局中的民族国家，处在主义决定阵营，合纵连横同时又接阵对垒的二十世纪，浪漫理想与残酷现实，导师与对手的双重性，应对民族国家对手的挑战构成了民族的需求。民族也是有生命体的，所有的合力才完成了历史，这份选择是全民族的，光荣与苦难也归属全民族，只见个别不见整体力量不对，过溢过贬更没必要。
　　
　　被这部戏带动着一步步去了解历史的细节与背景：瞿秋白多余的话，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出身，职业与革命背景与印度之比较，中印不同道路的选择，同盟会的革命史，中共土地革命全部的沿革，国民党土地制度改革的夭折，抗战时期中共军政民三合一的对抗形态，苏联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国家的恩怨情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见闻，抗战前后苏日与美日的涉华事件，苏美对华援助，尼克松与基辛格对世界与中国的见解与判断，中印边境战争；再被牵引到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外蒙独立，内蒙自治，新疆的三江革命（或称叛乱），马仲英的河湟之变，云贵30万少数民族基督徒的精神领袖――柏格理。
　　
　　走完这一遍长出一口气，世界风云诡谲，国内波涛汹涌，挑战非比寻常，回应能力也要超凡，历史的公正与无情正在此点，他的标准是做到而不是想到。统观整个革命史，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历史选择的是人，更合适的人。真正敬佩的是中华民族还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用自身的精血在养育与筛选合适的人选，直到这样一股政治力量慢慢生成。他们逐步具备了创新力，拥有大胆实践力，有极强的纠偏的能力，在本土的根基扎得最深，可以开启最大的民族能量，所有用生命撞击凝聚成的经历，经历转化成经验养育成就了这批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民族选择了扛着红旗的这群人，不是这面旗，更不是道路。直到49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列宁主义都还没法在中国真正落地呢，中共走的都是自己的路哪里是马列之路，中共是农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原创者，哪条是从马列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所以有句话是至理名言：我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似我者死，活学我者生。
　　
　　民族选择了勇于试新试错的人，又有自我纠偏能力的人，没有最对只有更合适（现实从来有很多选项不是只有华山一条路，谁应对更好谁正确而不是反之；合力造就历史，哪有先验设计的主观道路行得通）。中华民族这项选择的正确要历经中苏蜜月，中美朝鲜战争，中苏论战，中美和解直至中苏再度握手才能看得更透彻，从苏联模式的追英赶美，直至向西方经济模式转型，这项选择的红利一直支撑中国完成了多次巨大的转轨。
　　
　　余秋雨有个比喻，中华民族是个马拉松选手，一个个曾与中华民族同行的古老文明都消失了。而这个马拉松选手冲进了一个短跑运动会，必须与短跑运动员赛短跑。深以为然，中华民族要想不进博物馆享受固化的荣耀，就不能再向后看，必须向前冲，哪怕已精疲力尽，哪怕咬碎钢牙也要重抖擞，而且文明的厚度，历史的沉淀转化成的民族自尊心也不允许我们停留在排尾，甚至只是二三流的国家。这就是整整百年中华民族承受脱胎换骨式巨变的内在动力与生命力。
　　

想了很久要把这个听来的事情记下来，但是想来想去却无法开头。好在后来想到了〈宋家王朝〉里的那句话：“遥远的中国住着三个姐妹，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
虽然港人拍这种片子显得有些好笑，但电影其实是不错的。这句话也放之四海而皆准。

遥远的中国有一个古都，古都里住着一个寻常的读书人，老人。不知道他有几个太太，但他有五个子女。
大女儿生性淳朴，远嫁，一生平安喜乐。二女儿婉转狡慧，嫁了一个国军军官。大儿子浑身上下的温度好像总在四十度，他跑去寻求真理，后来在共军的野战军里当了参谋长。
家里还有两个幼子，他们像所有读书人家的孩子一样，安静的生长到了十几岁。他们爱逛戏园子，爱学西洋音乐，能诗善画。年长一点的二儿子首先到了叛逆的年纪，他像大哥一样走出了家门。沿着长江一路徒步，家人只知道他后来到了武汉，而后便音讯全无。
最小的孩子受到大哥的影响，跑到了解放区，他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富贵人家的叛逆女子。他们一起用文艺当作武器，贡献着自己。
至于那个徒步走出家门寻求真理的二儿子，很多年后，家人才知道，他遇上了自己的姐夫，那个国军军官。于是奔波沙场，直至远渡。
五几年炮击金门，弟兄二人分别在两岸布防。此后大哥死于政治事件，一家人再没重聚。

在看了张黎的新作《人间正道是沧桑》之后听完了上面的故事。之后又看到有人抱怨这部剧诸多巧合。其实，老辈人看戏的时候往往几声喟叹，故事就隐藏在叹息之后。就如同剧中立青立仁和立华的故事，排除他们分别在两党极高的地位，不知有多少老人要在观剧之后感叹命运的相同。
在《走向共和》之后便比较认准张黎的片子；《大明王朝》自然是好得不得了，除了那个喜剧女演员扮演的足智多谋的王妃；《中国往事》是个及格分，但是影调悠扬，也有回肠荡气之美。比起时下大多捧小脚之作，张黎至少是个有文人气以及有基本审美准则的导演。

从技术方面来说，剧本有好也有不好。但瑕不掩瑜。比方说后面年代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但本子本身却越来越拖。不过至少，在所谓“主旋律”的外衣之下，看得到编创人员尽力一碗水端平的苦心。
只是觉得，把杨立仁写的太悲惨，孤苦伶仃。

说到人物原型，林娥和瞿霞的身上分别都看到了龚澎的影子。那也是个美丽而高贵的女人。
还有理想和信仰，瞿恩的死就像是一个符号。他所代表的中国早期革命家们如流星般陨落。从此，这个世界便是权力阴谋的角逐。

张黎有这样一段话：“我片子里的这些人，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这种背叛了出身的人跟那些社会底层出身的人不一样，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完全是两种坚定信念的体现者。"
或者正因为这种思想，才让这部电视剧跳出了窠臼吧。

说到演员，喜欢两个角色以及演员，杨立仁和董建昌。两人都算是导演的御用，除了张黎的片子在其他片中的感觉都甚怪，仿佛没找到主心骨。比方黄志忠，或许杨立仁没有感情戏是刻意的，因为他在其他情感剧中扮演的情圣式的人物简直是不自然到极点。包括孙淳，前一个袁世凯，后一个瞿恩，比他演的那些都市情感剧中的钻石王老五不知强多少倍。
女演员们。除了吕中是老戏骨，瞿妈妈风生水起一灵百灵。其他三个年轻的女演员，都不同程度的有着变化。比方说张恒和杨雪，此前的剧和演技都比较垃圾。在这部剧中不仅有变化有出彩，杨雪还给人一种长开了的感觉。比先前耐看。这或许都是好导演的功劳。
柯蓝是我一直以来都喜欢的，虽然不是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出来的，但聪明人终归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力。几部戏都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但第一男主角孙某，放在人堆儿里简直是太失色。尤其是黄埔时期的几位军人，各个不亚于他。
好演员压着场子彪戏，往往是图穷匕见。一个不小心，就玩儿现了。

感慨归感慨。
回到故事的开头。那个随着姐姐姐夫去了台湾的二儿子。在九十年代初回国一次大陆。
老人看着三弟四五岁的孙女，说，“听这一口京片子，脆响。”

从此以后，青山埋骨斯人远去。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而那一句关于京片子的话，是我对于整个故事的唯一记忆。

《走向共和》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即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正气浩然，有不避史实地酣畅（虽然多少也有走样之处）。这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所没有的。可以说，《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个关于共产党人逐步成长并最终夺取政权的故事，这段历史很值得去说，因为从来没有人说透说清楚过。多年以来我们早已被官方宣传搞得恶心不已，真相往往以碎片的形式出现在一些段落里，难见全豹，惟有拼凑才能看个大致的残破模样。但大家都不是干这个的，没有拼凑的心情。最终仅能靠对碎片信息领会一二才能“悟”到。并不遥远的史实靠“悟”，这很滑稽，可惜只能这样。这个电视剧的是出乎我的预期的，它完全是在不断规避历史真相，自始至终靠若干男女的情感关系来维持叙述，恰与《走向共和》相反，其无力已可想而知。
当然，张黎是吃这碗饭的，他不这样搞，片子没法播放。这个放下不谈也罢。
我对孙红雷不感兴趣，他在片子所饰演的角色也不足道。其他角色也差不多，大都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啰里啰唆。惟一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瞿恩这个人物。瞿恩被杀之后，后面几十集我也都快进了看。
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瞿恩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他作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导师，博学、有见识、有教养、理性、温和、懂得敬畏、充满爱意、忠贞无比……几乎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美德都集于一身。当然，这个人物在中共早期党史中是不存在的，他是蔡和森、瞿秋白和周恩来等早期中共领袖的结合体，甚至还超越了这些人的品性。他是个彻底的理想化或脸谱化的人物，是上帝的化身，人间的教父。按理说，这只是一个“假人”而已，没必要谈论。但我很喜欢，我仰慕和敬重这样并不存在的人。
由瞿恩我想到中共党史中的早期人物。老实说，都是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大多出身高贵，却心系贫苦，私德和公心都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人格魅力无与伦比。他们早年接受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系统教育，然后通过留学掌握了西方文明中的精彩之处，在马克思那里获得激情和灵感，继而对这个国家提出自己的看法，贡献了自己的行动。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群带有儒家情怀的理想主义者，正如片中瞿恩所说的那样，理想主义者分两种，一种是实现个人理想，一种通过个人实现了群体理想（献身）。他们的努力就是做后者，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人吧。
换言之，他们标识着那个时代前卫知识分子最高的文明程度。对，就是文明，而绝非野蛮、无知、阴谋、残暴和其他。1935年，瞿秋白的死预示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整体灭绝。面对专制和暴政，反对者只能采取同样的方式才能推翻它，然后取而代之，以改朝换代的方式继承被推翻者的衣钵，农民首领MZD自此走到前台。
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残酷的现实中，理想主义是无力的，它彻底改变了1935年后的中共党人的思想和行动。此后，理想主义不再是斗争目标，斗争完全成为一个军事力量推翻另一个军事力量争取执政权的血腥行为，从而进入了十年前刚刚摆脱的皇朝轮回的宿命之中。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人具有精神导师的魅力，同时使整体偏离文明。

大约三个月前我已经在网上看完了这部电视剧。当时我曾跟人开玩笑说，把这个电视剧看明白，中国革命史的后半部分就不用学了。
本剧所呈现的历史时段，恰好是国共两党两度合作又两度分裂，并最终以战争方式决出雌雄的二十多年。对高中历史课稍有印象的人应该还记得，以前的课本上都是这么描述国共两党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实际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代表），而中国共产党则代表革命的四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前者是反动的，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进步的，是完成革命的力量。国共两党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上述两种阶级力量的斗争，是受剥削、压迫的下层群众与剥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必然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
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中国社会的变迁，近三十年来国内的学术与舆论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领域，阶级斗争早已失去了当年在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纲”的作用。而在大众媒体上，人们也很难再从中发现阶级斗争这四个字。更有批判者将这种斗争哲学称之为狼性哲学而对之大加挞伐。而这种转变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当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和谐社会”。
在这样的学术和舆论氛围之下，《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出现可谓正逢其时。说实话，以一部长剧来讲述国共两党二十多年的恩恩怨怨，需要魄力，更需要智慧。本剧成功的避开了前述“阶级斗争”的纠缠，而把国共两党斗争引入近代中国两个特殊的家庭。对这两个家庭的安排颇具匠心。杨家的父亲杨廷鹤是晚清革命志士、同盟会元老。我们知道，既是同盟会元老，那便是孙中山先生的战友。两个儿子杨立仁、杨立青也都先后被卷入中国的政治斗争漩涡，一个跟着国民党一个跟着共产党。这意思就很清楚了：国共两党本是同根生，一家人。君不见海峡两岸对立之处再多，总还是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要尊孙中山为国父——咱们国庆节的时候天安门毛主席伟人像跟孙中山的伟人像正好隔着长安街相望。从共产党的革命道统上讲，共产党跟孙中山的国民党之间原本是前后相续的，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是对孙中山革命道路的背叛，因而不是正统。而杨家的女儿杨立华是国民党监察委员，剧情交待其“与孙夫人过从甚密”，那么很显然她就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民党左派”，或可认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左、中、右共聚一家，都齐了。
另一个革命家庭瞿家，母亲瞿妈妈从前到后也没有见给出姓名，只是国共两党的年轻人均称其为瞿妈妈。或许本剧想要塑造的正是一位大写的革命母亲的形象，她胸怀宽广，意志坚定，是所有青年革命者共同的母亲，他们可以信赖她、依赖她、爱戴她。儿子瞿恩是中共早期要员，女儿瞿霞深受哥哥影响，也早早走上革命之路。
两个家庭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从一开始，瞿家在精神上就占据了上风。瞿恩是杨立华精神上的爱人，是杨立青的精神导师（也可称为革命导师），还在一定程度上是杨立仁的情敌——杨立仁当然是失败者。杨家的弟弟杨立青则干脆走到了哥哥的对立面，成为中共军队要员。而瞿恩的儿子则由杨家抚养，成为杨家的一员。其中所隐含的潜台词观众自会参悟，无须赘言。
这样，国共两党之间的恩恩怨怨，被成功地纳入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情仇。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黄埔军校的内部斗争、四一二事变、南昌起义、西安事变、重庆谈判等穿插其中，构成故事演绎的背景和线索，使整个故事显得有历史的厚重感。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本剧也较以往的革命叙事大有不同。杨家兄弟二人的形象对比鲜明，哥哥沉郁而理性，弟弟阳光而感性，颇能让人联想起这两个党派各自的最高领导人的性格差异。作为革命领导人的瞿恩，本剧着力要表现的是他的真诚、豁达，以及最重要的——乐观。有些人从他的姓氏上猜测他的原形或许是瞿秋白，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从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看便知。我更愿意这么想，这个瞿恩身上集合着中共早期的那一代领导人身上的所有优点，是一个理想的集合体，而不是以某一个人为原形。
不管是国民党这边的杨立仁、杨立华、楚材、董建昌、范希亮等，还是共产党一边瞿恩、杨立青、穆震方等等，我们从中找不出传统意义上的反面角色来。这是导演张黎的一贯风格。张黎的历史剧作，对历史人物一贯抱有“理解之同情”，这使他的剧作人物形象更为丰富和饱满，具有立体感。以本剧的杨立仁为例，他曾对父亲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您可以怀疑您儿子的人品，但不能看不起他所从事的事业。这句台词都有其特殊的用意，不难参透。
本剧肯定谈不上完美，如有的网友所说，本剧在感情上显得有些“用力过度”，导致了过犹不及的效果。有些情节的处理也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这些都不重要，单从一个立意上，本剧就足以盖过当下很多流行剧——我们可曾见过哪一个电视剧以历史正剧的方式正面演绎这段历史而又拍得比本剧好看的吗？而从编剧和表演上，本剧的水平也是上乘。两相结合，足以保证本剧在当代中国众多影视作品中鹤立鸡群的地位。
说了这么多，好像还没有对这种“从阶级斗争到家国天下”的革命叙事的转变作个评价。我个人认为现在对此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更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谨慎的保留，理由在此不赘述了。单从历史剧叙事方式的转变来说，本剧的出现正顺应了时下大众文化氛围转变这样一个趋势，也必定更符合一般电视观众对这段历史的情感想象，这一点是必须给与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