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朋友看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恍然想到了几年前的陆勇案。

因为白血病友代购印度药格列卫，以“妨害伟德体育最新网站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最终在声援之下，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认为是病友们自发组织的购买行为而非销售行为，为了买药伪造伟德体育最新网站卡的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在公诉阶段无罪释放，比电影里程勇经审判获刑五年的结局好了很多。

电影剧情本身并不复杂，瑞士公司开发出来的药，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印度的仿制品价格，药效相似，于是等死的患者们便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走私并贩卖印度药的男主程勇身上，一个中年危机的底层屌丝一跃成为病友们的救世主。

在中国，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刑法》上，与瑞士药效相同的印度格列卫，怎么就成了“假药”，禁止销售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处理。

所以，未经批准的印度格列卫，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二

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决定从专利角度，给诸位讲讲影片中的暗线——假药背后的故事。

现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走私的印度药，与正版瑞士药，是两种不同的药。

这个改动很重要，他赋予了男主侵权的正当性，不再只是破坏国家对药物的管理秩序那么简单，隐藏了他在侵犯另一家公司专利权的事实。

毫无疑问，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真药，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于1998年发明的甲磺酸伊马替尼，在中国也有卖。就是片中4万一盒白血病人吃不起的那种，也就是片中接二连三给警方施压的那位金主爸爸。

同年，印度NATCO公司生产了仿制药VEENAT，NATCO公司旗下有个代理商CYNO公司，又借此仿制了甲磺酸伊马替尼，即片中的印度供药方，价格相对低廉，在中国是卖不了的。

简而言之，现实中的印度药在研发材料和成药技术上上是侵犯了瑞士药的专利权了的，只不过印度药在瑞士药的结晶方法上进行了细微的改良。

当然，印度的专利法留了一个bug，第3节（d）条规定，已知的药物的衍生物不能申请专利，除非它们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功效。

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药物开发后并申请了专利，但随后创造一个新的版本，原专利不适用于新版本。

再换句话说，洗稿不算抄袭。

于是，瑞士诺华打了7年官司，还是在2013年4月1日收到了印度最高院的败诉判决：驳回格列卫药的专利申请，自始至终不存在专利权。

就这样，印度的穷苦人民可以无视瑞士真药方的资本家嘴脸，继续合法地吃着便宜药。

而各国的《专利法》都不同，瑞士诺华的抗癌药，在中国，则成功取得了专利权。

中国的白血病患，只能乖乖的掏天价医疗费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两种不同价格的背后，是三个国家的专利博弈。

三

电影为了过审，不敢直面的问题，其实借被捕的反派张长林之口说了出来：“最难治的，是穷病。”

穷是原罪，听着多么的不政治正确啊，但我们应该直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为过高的专利费买单？

法律应该保护专利吗？答案是应该。

专业的研发过程，是费力费钱费时的，不保护专利，将不再有药业公司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得了病的人都没得救，更多的人会在病痛中死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片中挣扎着的舞女小偷牧师。

不保护原创，我们的社会将会止步不前。

而对原创更细致的区别保护，则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这需要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需要立法、执法的巧妙拿捏。

有人认为，不再将销售假药的人入罪处理就行，这种思路回避了另一个问题：万一倒贴钱的程勇是将药卖到两万的张长林呢？

在生死这种刚需面前，乞求渠道的垄断者良心发现，贴钱卖药，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

事实上，我们的最高检、最高法也是这么做的，2014年11月18日，陆勇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在司法上是进步的，但实事求是，这种一蹴而就的做法既没有保护好专利权，又没有解决病人们大量的用药需求，还有可能破坏药品管理市场秩序。

其实，我们的《专利法》已经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让国务院专利部门裁决来这个问题：

《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此外，在药品价格构成方面，也是有空间操作的，譬如和电影结局那样，将代替药物纳入医保体系，或者对特殊药品进行关税减免，让普通人也能吃得起救命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英雄主义也不一定要靠阶级斗争实现。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

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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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救命药

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伟德体育最新网站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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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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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复杂的故事

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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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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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质疑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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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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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

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

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

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参见报道原文：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

我非常赞同Peter Cat的这个观点：电影的本质是真实。但Peter Cat似乎是从一种本体论的角度来谈论这种真实观，他所说的“机械真实”指的应该是摄影机只能去拍摄现实之物（个人理解，希望能再多多阐发）。我对电影的真实观则建立在观众的体验上，在我看来，能对电影真实与否作出判断只能是观众。对于导演来说，他是完全可以脱离现实进行虚构与想象，但素材一旦被组合为一部电影，它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真实感。我说的真实不是从影像对现实的记录这个角度谈的，这当然也是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曼多萨便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过饱和的真实影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借助于其它许多方式来让影像获致真实感：可能是演员的表演创造的真实感，这里我想举吕乐那部美妙的作品《小说》；或者是情绪上的真实，比如安东尼奥尼、王家卫或娄烨的电影……总之，这些都可以归入情境的真实，观众正是在情境的真实中才获得自身体验的真实。

阿巴斯对此的论述，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电影不过是作假。它从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英寸他所见证的东西……电影未必要表现字面上的真实。其实，真实是可以被强调的。它可以通过介入和干涉而变得更明显而精练……”（《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电影中的真实是重构的真实，与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产生关系，它实质上引向一种情境的真实。在《樱桃的滋味》中，男主角在行车过程中与路人展开的对话并不如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那样出现在同个场景。在拍摄现场，阿巴斯实际上分别与男主角和路人对话，然后再将其剪辑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作假”，但在组合后出现于电影中却是完全真实的。观众如果不从阿巴斯自己的讲述中获知这个真相，那么他们绝不会怀疑影像背后有这种人为的操作。

这样，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情境的真实来为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作出简单的界定。如果说，电影与电视剧真的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不在于画面的精致，而在于是否创造出情境的真实。电影必须不断地创造体验的情境，让观众感受到“电影性”，无论这种情境是通过动作（运动－影像的机制）还是氛围（比如《咖啡时光》）获得的。但对电视剧来说，只要有不间断的动作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动作没能引发情境也是可以的。因为即便情境缺失，观众仍然可以看完全剧，由动作所传递的故事已足够能满足他们。

我想，韩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这种真实感的丧失。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越来越像电视剧，只有不断生成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又触发不了情境。这与美国电影恰恰相反，美国的情形是电视剧越来越像电影，因为电影人越来越懂得了如何在迷你剧中创造情境（影像的氛围）。但在影像真实感的创造上，韩国与美国其实是一丘之貉。两者正是制造虚假影像的强大国度，极少创造过什么真实的影像。其原因虽然复杂，似乎也一目了然。作为弱民族，韩国人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打上强心剂才能应对自身历史的短暂。这表现在其热衷于将别国的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来伪饰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这同样表现在蔚为壮观的整容行业中，对面容的刻意更改出自同一种伪饰心理。正是为了掩盖自卑的心理，导致对“美”过度的追求，而这已经深深镌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病态的基因中，从而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把捉真实的能力。其中一个结果便是电影行业只能生产虚假的影像。

与韩国人民这种内在的对真实感的丧失相对，美国人民之所以也极少拍出真实的影像，原因出自外部环境的超真实化。可以说，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景观的无限制生产，从而遮蔽住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如同地层一般，这种对真实的认知被挤压在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和拟象社会三重地层之下，要想再次挖掘出来显然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何好莱坞电影从未能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创造出新影像，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二战后那种凋敝的景象，而正是在这种破败的环境中，真实从原先遮蔽的状态中显露出来。好莱坞这个虚假之国，发展出的是另一种叫作“类型片”的东西，而这种东西的发明除了商业目的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藏无法生产真实影像的事实。正是为了遮蔽影像的虚假，类型电影开始按照特定的模式作用于观众。不再将观影的可能性开放给观众，让他们像奴隶一样自发对影片中设置的机制作出反映，以此来捍卫好莱坞在全球的霸权。

此点与韩国电影可谓如出一辙，韩国电影人用来隐藏自身只能制作虚假影像的方式同样是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制作类型片。《🚕》原本可以是一部相当好的艺术片，但却硬生生拍成了多重类型混杂的商业片。这虽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着实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之所以不能被拍成艺术品，除了商业上的考量，还应该在于类型片因为其特定的制作与观影模式，可以逃脱了观众对影像虚假的指责。他们不再能够指责一部艺术品失真那样过问一部类型片其影像的真假，而是询问自己是否能从影片中获得观影乐趣。类型片将电影变为娱乐的商品，是以功利主义的衡量标准来一决高下的。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似乎可以更为深入地来谈谈韩国电影中“真实事件改编”的问题。缘何韩国人如此热衷于改编真实的事件，除却票房的考虑（这一点Peter Cat已经提及了），还在于他们需要利用历史的真实性来掩盖他们制作影像的虚假本性。我并不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在改编后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电影确实改变了现实，比如《熔炉》），恰恰相反的是，历史事件以献祭的方式被电影利用了。我们可以反过来观察一下那些使用原创剧本拍摄的韩国电影，因为它们俯拾皆是，我就不必再举出片名。这些电影有什么特点呢？它们往往假得难以置信。要么是过度的血腥暴力，要么是浪漫唯美的爱情。这是两种极端，无法在中道上行走，恐怕也暴露出韩国影人掩饰捕捉真实能力不足的动机。

“真实事件改编”首先为电影讲述的事件它自身的真实性保驾护航。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中的金四福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正是他驾车载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前往光州。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潜在地保证了影像可能具有的真实感，也能够隐藏韩国电影人创造不出真实影像的尴尬境地。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如意算盘打错了。“真实事件改编”不仅没能掩盖住韩国影人的弊端，反而将其暴露无疑。《🚕》最后加入的纪录视频就是明证，真实的Jurgen Hinzpeter现身银幕，瓦解了整部电影制造的真实幻想。布列松的这句话是对的——“在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中，真实突出了虚假，而虚假阻止人们相信真实。”（《电影书写札记》）这正是《🚕》中发生的情况：金四福的故事在这小段录像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溃败于地。

所以，我觉得事实很可能是这样：韩国影人的如意算盘原先是想借助改编“真实事件”，来让电影更具真实感，当然这是潜意识中的；但结果其实反其道而行之，想想河正宇改编自余华的那部同名电影吧（《许三观卖血记》），原本以个体悲剧折射民族苦难的故事被活生生地改变成了一部浪漫温馨的家庭喜剧，足够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认为这是刻意为之、属于灵活改编，那么你已经被这个民族所制造的假象团团围困了，事实就是他们对真实缺乏精准的捕捉能力，自然也就遑论对苦难会有多少适度的认知。一个虚假的国度，如何能想象他们会拍出真实的影像呢？Peter Cat讲得非常对，在大多数这些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真实是被践踏的。因而也就不必再去谈什么目光伦理。

陆勇，

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却在2013年的中下旬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争议的不是其它，正是轰动一时的“ 假药案”。

5年后的今天，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但在不少人看来，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却成为了所谓《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低配、甚至抄袭之作。

所以，今天我就来科普一下陆勇的故事。

现实中的他比电影更为传奇。

陆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

新千年伊始，他开始勤勤恳恳地创业。

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百度词条上是这样写的：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它的特点是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在骨髓内聚集，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并且能够通过血液在全身扩散，导致病人出现贫血、容易出血、感染及器官浸润等。 ”

这种病分为三个阶段，慢性期、 加速期和急变期。

在慢性期间还可以通过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在加速期和急变期的时候这些药物已经无力回天，此时需要更加强烈的方案，要么通过骨髓移植，要么就清除白血病细胞，恢复骨髓造血功能或回到慢性期，也就是所谓的化疗（但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延缓病情）。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的角色正是如此，他家财散尽，付不起昂贵的格列卫来维系生命，病情从慢性期演化到急变期，因为没有合适骨髓移植，只能通过化疗来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通过医生建议，陆勇选择服用瑞士产“格列卫” 来控制病情，但在两年后，因为“格列卫” 的昂贵药价和各种其它医疗支出，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开销大半。

在生的迫切下，陆勇不得不再次奔波寻找新的治疗方式，阴差阳错之下，他偶然从韩国病友的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 药性相似度达99.9% ，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无数家庭因为瑞士“格列卫” 的高昂药价而倾家荡产，病急乱投医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反倒令患者痛不欲生。

《我不是药神》中就出现了这个桥段，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打着“格列卫”的名号，兜售比起程勇更加便宜的真正假药，骗取那些买不起正版“格列卫”患者的钱。

虽然最终被程勇所搅场，但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张长林这样的人在卖着这样的黑心假药。

意识到这点的陆勇，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

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

《我不是药神》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一开始程勇在替人买药的同时还赚取暴利，直到后来才醒悟。

但在现实中，陆勇并没有这样做。

陆勇知道自己的家境还算是殷实，但还是差点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所压垮，世上不知还有多少更加穷苦的人为了不拖累家人而放弃生的希望。

就像黄毛。

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打工多年，只因自己身染重病，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但哪怕是黄毛在调侃地说着，我家里人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也能从他年轻而又炽热的眼中感受他对于家的思念，能够不再孤独一人的奢求和活着的渴望。

“他才二十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

陆勇接触到的许多“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便是如此。

他由衷的说： “说实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自己也开厂，不需要靠这个牟利。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帮助病友。”

于是，

在他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

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伟德体育最新网站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

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进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曾经一个月要花费2万余元买药，如今只要三四千元就可以维持一年用量。

“总有人不愿成熄灭的灯柱，要做那唯一的光。”

陆勇便是如此，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做成千上万病友的指路明灯。

面对争议和不理解，陆勇孤军奋战。

现实生活中的他，没有黄毛、没有思慧、没有受益，也没有刘牧师，只有他一个人，但陆勇也明白，他是许多家庭的唯一希望。

所以这份执着他坚持了很久很久，从2004年到2018年，已经整整14年。

如果按中国人平均70年寿命来算的话，陆勇起码有五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了那些“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友们中来。

我们需要陆勇这样的人，

同时也需要《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

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小时代”的浮华之下，还有着这样的人在顽强地活着。

它不歌颂权贵，也不歌颂超级英雄，它只歌颂我们身边的事情，歌颂普通人的平凡之光。

它很独特。

但这份独特，这正是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需要的。

PS:挂一位B站的抄袭up主 “宇哥讲电影”

本来不想在影评里挂人影响大家兴致的🤐但由于这位up主死不承认的态度，且屡次举报、留言无果🙃所以最终迫不得已只能挂在人气比较高的这篇原文里曝光，望大家谅解🙏

感谢所有特意从B站赶来豆瓣提醒我和帮忙举报的朋友们👍

部分抄袭对照

PPS:视频已删除，但up主至今仍未道歉

本文不授权也没有授权过除豆瓣官方以外的任何公众号转载。

1.领班跳舞的时候，思慧起哄的声音最大，喊脱裤子的时候，甚至有了恶狠狠的发泄报复意味，当程勇看向她的时候，思慧的眼睛里含着满满的眼泪。可以想象思慧曾经受到过怎样的侮辱，委屈，轻慢。

思慧这样悲愤，说明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可生活就是这样，第一次你跳一支舞，后来你脱一件衣服，再后来你能主动摆一床情趣睡衣，不跳也得跳。再再后来即便已经找到了程勇作为“靠山”，被领班一叫就走却已经变成了本能。环境对人的腐蚀能力是潜移默化的，当你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再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思慧是为了女儿没得选，普通人，如果有选择，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能走这条路。一步都不能。

2.思慧的女儿看到程勇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没有惊讶，也没有好奇，而是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冷漠和阴沉。说明程勇不是第一个来他们家的男人，小姑娘不是第一天见到妈妈带陌生人回来过夜，并且她相当讨厌这些人。

思慧说，孩子半夜很容易醒。而思慧家那么逼仄狭小，隔音效果你觉得呢？那么你想一想，小姑娘以前半夜醒来，可能听见了什么？可能看见了什么？

在青少年犯罪学或者发展心理学中，按照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Cognitive-developmental theory），思慧女儿的年龄正处于思维、认知和道德构建的重要阶段。而她在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些，又因为自己的病过早的尝到了人情冷暖。再加上单亲的因素，这种小孩子的人格其实已经很扭曲了，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引导，将来她的三观很难正常，人际交往和婚恋也不会顺利，因为她已经很难拥有对他人的善意和信任，也缺乏道德意识。

想想白夜行里的唐泽雪穗。

有关成人依恋和原生家庭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几乎是终身制的。在小女孩的视角里，她看不到，或者说因为太小而不能理解思慧的牺牲，那么在她看来，妈妈是怎样的人呢？

思慧拼了命和病魔抢女儿，可是照她这种养育方式，这孩子就算活了下来，将来又能过得好么？

一个道德发育不良，人格扭曲，有严重童年阴影，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女孩，如果到了叛逆期，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她从小接受的是这样的性教育，将来到了青春期，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3.当程勇蹑手蹑脚的出门，并且说了一句：别吵到孩子。思慧关上门以后不易察觉的笑了一下。他和她以前的客人都不一样。他是唯一维护她的尊严，考虑她孩子的感受，唯一把她当人看的人。其他的客人可能曾怨过她的孩子败坏了兴致，所以她才会主动说“你要是介意孩子，我们去楼下宾馆”，只有程勇说，别吵了孩子。

从程勇坚持送她回家时，思慧的表情就一直麻木而呆滞。因为她知道程勇想要什么，自己该做什么，而这些都是自己厌恶的。在程勇没有做，蹑手蹑脚的走了之后，她脸上才偷偷笑了这一下，变得灵动起来。

4.思慧打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扎起头发一边抡起折凳砸，这一段致敬的是张柏芝在《喜剧之王》里，第一次听周星驰上课的那一段。“折凳抡人”在周星驰的很多电影里都有体现。食神里借着戴眼镜的评委大妈还说了一句类似于“好折凳，折凳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它可以随手可得，还可以坐下来隐藏杀机。”

张长林从畏罪潜逃到接受审讯的那一段，像是真的犯罪分子一样。不仅本片，张长林的扮演者王砚辉的演技精湛到，他在《烈日灼心》里的那一段审讯，甚至被人当成了真实的刑侦录像。

张长林卖假药，恶意竞争，哄抬药价，可是当他落网后，被各种逼供，始终也没有供出程勇。也算是盗亦有道。

读到这里，你是不是对张长林突然有了一丝感动？那就对了，你看，人性就是这样，好人成佛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坏人只要放下屠刀就可以了。

5.口罩象征病人们的心防，或者说尊重。程勇刚开始推销被拒的时候，病人们带着口罩。后来第一次和病友群群主们谈合同的时候，要求大家摘下口罩，因为他觉得大家不尊重自己，大家在一片压抑中纷纷摘下口罩，象征大家走投无路迫于形势屈服于他。程勇嘴上一脸嚣张的说，嫌有菌是吧，那你们走吧。手上却悄悄地掐灭了烟。当时吕受益是第一个摘下口罩的，后来当团队解散的时候，吕重新带上了口罩。老吕死了以后，程勇从吕家出来，楼道里的人看着他，却都带着口罩，并都对他一脸冷漠。当程勇在囚车里游街的时候，人们自发主动的摘下了口罩，象征大家已经完全接纳了他，尊敬他。

6.群众向瑞士药厂示威的时候，吕受益只是远远的一脸看戏表情的吃着盒饭，仿佛事不关己。因为他对瑞士方面根本不抱希望，也因为他是唯一知道有廉价药的人。

7.吕受益说当初不想死是因为儿子，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不想死了。他离世看得最后一眼也是儿子。不想死是因为儿子带来了生的希望，再次想死是因为不想再拖垮家庭让妻子儿子将来没有希望。

老吕为了希望而生，又为了希望而死，他不知道，其实他只要活着，对他妻子来说，就是希望。

8.吕受益的橘子。吕受益在宣传海报上就一直握着一枚橘子，在剧中也一直讨好似的对别人说“吃个橘子吧”。但是只有黄毛一个人吃了。还是在他的追悼会上躲在角落里偷偷的吃。

9.黄毛一直在立各种flag。三个人斗地主，那一轮老吕是地主。结果程勇只剩最后一张牌被黄毛的双王炸了，导致老吕顺利出了牌。程勇发怒把牌扔黄毛脸上的时候说，你炸他啊，你炸我干嘛？黄毛解释：不炸，你跑了。内心就是我不能让你跑了，跑了，药怎么办。后来吃散伙饭的时候，黄毛第一个跳起来把杯子砸了。 吕受益的橘子只有是黄毛吃了，结果吕的追悼会过后他也死了。黄毛曾经跟程勇说，车让我开一下呗。程勇说：你开个屁。黄毛说：“开一下又不会死。”结果他保护程勇的时候，第一次开车，然后就死了。程勇说让黄毛回家一趟，黄毛说，不回了，家里人以为我早死了，别回去再吓着他们。黄毛本来打算干完这一趟就回家的，火车票都买好了，结果就这一趟就死了，到死也没回成家。黄毛第一次被程勇抓的时候，眼瞅着抓不上了的时候，他出车祸了；他最后一次被警察抓的时候，又是眼瞅着抓不上的时候，出车祸了。

10.除了上文提到的尊重外，口罩的另一个象征是人对自己生命的珍视。老吕不想死的时候，口罩能戴三层，当他自杀的时候，没有戴口罩。黄毛是病人里唯一自始至终没有带口罩的，也是唯一一个事事好勇斗狠不要命的。他工作和吃饭的地方是屠宰场，见惯了刀锋、尸体和鲜血，另一方面，屠宰场一派污浊，惜命的病人根本不会去那里；和张教授打群架的时候大家本来想着是自保，黄毛第一个冲上去把保安一脚踹倒；警察搜查店铺的时候，程勇和老吕都蹲下了，只有黄毛凶狠的瞪着警察；在夜场跟领班起冲突的时候，黄毛第一个握紧酒瓶准备砸场；散伙饭上跟程勇闹脾气，让碎玻璃杯把自己扎得满手血。黄毛的台词很少，但是眼神和气场很足，他眼神一直是恶狠狠冷冰冰又充满挑衅的，只有三次，他的眼神曾经柔软过，第一次是程勇给他发工资，第二次是在码头看夕阳，第三次是他以为他逃脱了警察追捕后那兴奋的一回头。

黄毛很小就离家出走在社会上闯荡，他究竟曾经历过什么，才把他变成如今这种“恶狠狠冷冰冰充满挑衅，看着沉默寡言，却随时准备不要命”的样子呢？

11.程勇的父亲在片头，医生说他病危的时候，他吃饭洒得到处都是，还闹情绪拒吃。第二次程勇喂粥的时候，当时程勇挣到了第一笔钱已经安排程父做了手术，喂一半被小澍打岔程勇一时分心没顾上，程父着急了用上海方言说，你先让我吃饭！说明确实好转了很多。标志着程勇生活从此进入正轨。也是他决定金盆洗手的原因之一。

除了家人的牵挂外，另一个原因是，程勇其实一直是怕被抓的，风险他也看的到的，但是没有真的遇到过被抓的情况，所以尚存侥幸心理。后来警察真的来抄了一次店，正是那一次让他感觉到威胁是真真正正存在的，然后他抽了一夜的烟选择放弃。

插播一条：感谢来自评论区真正的警察叔叔们的专业化补充，电影里有几处明显的穿帮：a.搜店的时候，警察没有出具搜查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七条，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进行检查时，在场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否则就是程序违法。b.作为辩护律师应该想办法帮程勇脱罪，然而片中的台词张嘴就是“虽然我的当事人犯罪了”，在法庭还没有判刑，也就是罪名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律师不能替他的当事人认罪，这是违反职业道德的。c.程勇从监狱出来，居然没有剃头。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出狱时却还穿着以前的衣服，这不可能。

12.程勇第一次拉刘牧师入伙的时候，忽悠他说，神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个时候他说这话只是为了赚钱。吃散伙饭的时候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不想坐牢。后来老吕死了后，他在明知道自己可能会坐牢的情况下决定以成本价甚至赔钱代购药，那个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想，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3.片尾程勇终于被抓的时候，即使警察把他的脸按到地上，他也一脸坦然安详。然而当他看到那些抱着药箱逃走的下线们也被警察抓了回来的时候，他的情绪终于崩溃，因为挣扎而变得扭曲的脸上写满了难过与不甘。还有那绝望的眼神，那一刻，他仿佛是倾尽所有仍然无法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14.程勇听见吕受益清创的惨叫，被吓得坐立不安。而老吕媳妇坐在他旁边一起听着，却面无表情。说明她已经听得太多了太久了，听到习惯了，麻木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王传君这里的表演还可以更进一步，比如嚎着嚎着突然破音了，或者嚎着嚎着声音突然变成了一种扭曲的呜呜咽咽，显得太疼了太虚弱了已经筋疲力尽了发不出声了。他其实不需要一直嚎得那么始终一贯的惨烈。再比如，他跟程勇寒暄的时候可以声音嘶哑一点，更加能体现已经被折磨得很久了。

有人提到王传君是受了妈妈在医院的影响，所以这一段，见仁见智吧。

15.警察曹斌一直在自己的良心和职责中纠结。第一次他跟局长说，他在侦查中发现印度药有效，局长打断了他，于是他选择了职责。第二次他在楼梯上劝局长别查了，局长说，法比情大，我忍你够久了，让开。于是他再次选择了职责。当老太太向他求情后，他去洗了把脸，然后看向镜子，那个时候他在自我拷问，他自己和他镜中的影子分别代表了职责和良心两个立场。然后镜头聚焦镜子里的倒影，暗示他要选择自己的另一面，选择良心了。接着辅警进来问他怎么办，他说放人。再然后黄毛死了，曹斌至此完全站到了良心的一边，选择背下处分彻底撂挑子。

16.在机场的时候，曹斌对程勇说，咱哥俩找地方喝一杯？那个时候曹斌已经知道了程勇的身份，很可能就是来提醒他小心甚至是来通风报信的。可惜程勇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结果当晚就被抓了。等程勇出狱的时候，曹斌去接他，说了同样的一句，咱哥俩找地方喝一杯？这一次程勇没有拒绝。第一次他拒绝，一是儿子走了伤心，二是因为晚上病人还等着他送药；第二次他应邀，却得知病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他。

“别卖药了啊，格列宁纳入医保啦，没人买印度药啦。”

“纳入医保了？哦，那挺好。”

纳入医保这件事，程勇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这些年究竟有没有人来看过他呢？

（有狱警提醒我说，只有直系亲属才能探监。可是这不是恰好证明了，确实没有人来看过他的事实吗？连直系亲属，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来探望过，不是恰好证明程勇处境凄凉么？）

17.思慧第一次问程勇，外省卖不卖。程勇脸色一变说，不卖，要低调，我不想坐牢，闹大了大家都没药吃。重出江湖的时候，也只肯给卖给旧名单上的人。后来印方说药厂已经查封，程勇反而放开了，决定卖外省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可能快进去了，因为他不能保证印方不供出他来，比如搜到他的签字合同。其次是印度药厂已经查封停产了，索性破罐破摔能救多少是多少。

18. 在码头看夕阳的时候黄毛走在程勇身后学狗叫逗程勇，暗示他忠犬属性，后面为了掩护程勇，不惜自己开车冲到警察面前挑衅，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他死后程勇坐在他屋里对着遗物哭悼的时候，镜头里闪过一条白狗。

19. 曹斌曾经极度看不起程勇，在警局里他曾经气到歇斯底里的要揍程勇，当时曹觉得程没出息还打老婆简直混帐，结果被其他警察拉住，程勇靠在墙角畏首畏尾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后面黄毛没了，程勇追到医院瞪着猩红的眼睛咆哮着歇斯底里的要揍曹斌，此时程觉得曹冷血没人性，结果被其他警察拉住，曹斌瘫倒在墙上手足无措的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程勇曾经问黄毛，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黄毛说是，然后看了程勇一眼，补充了一句，以前是。

其实这个转变不止黄毛，曹斌也是。

20.程勇拉神父下水的时候，大道理一套一套，假装自己是为了救人，然而他实际是为了赚钱逐利；后来在被曹斌质询的时候，他抽着雪茄说“我这么大的厂子我能赚多少钱，你说的那个能有我这值钱吗”，假装自己逐利，其实是为了能接着救人。

21.程勇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放眼望去，印度各种脏乱差，背景音乐也是garbage garbage垃圾垃圾，可是在一片垃圾中，有救命药，小孩子在楼下空地活泼的嬉戏；上海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干净又繁华，病人却吃不到药，小孩子冷漠的看着妈妈接客。

22.吕妻在家宴上，把荤菜调换到了程勇跟前，又满含热泪的、虔诚的直视着程勇的眼睛，敬了程勇一大杯酒。后来在追悼会上，她面如死灰，看都懒得看程勇。

在她看来，给她希望的是程勇，毁掉她希望的也是程勇。

在老吕媳妇跪求程勇重新出山的时候，我突然有个疑问：打开销售渠道的思慧是老吕联系的，翻译神父是老吕联系的，甚至一开始印度药的信息也是老吕带来的，老吕才是白血病患者。既然所有的线索老吕都知道， 程勇干不干真的重要么？神父已经有了印度人的电话，他们要是愿意，完全可以自己把线搭起来去跟印度人谈判把代理权抢过来啊，程勇说的没错，他又不是白血病人，为什么一定要拉着他呢？

老吕媳妇的演技很精致。她很聪明，没有像现在很多演员，演寡妇就是在葬礼上哭天抢地大吼大叫。确实的，人在悲痛到极点时候，是哭不出来的。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23.思慧的丈夫在得知女儿生病后选择了抛妻弃子。但老吕在查出病的时候，老吕媳妇只怀孕五个月，完全可以引产。可是她没有。医生说老吕要骨髓移植，但仍然可能人财两空，她毫不犹豫的说，我们做。

夫妻本是同林鸟，有人选择了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人本来至死不渝，却不得不面对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24.程勇进去的时候，有一条街的人送他。因为他是他们的药神。三年后格列宁纳入了医保，人们不再需要吃高价药了。于是当他出来的时候，接他的只有曹斌一个。当然，你可以抬杠说，病人可能在这三年中不幸过世了。可是一条街的人死完了？夸张了吧？就算病人没了，那病人家属呢？家属来代为致意，有吗？你也可以说，家属不知道具体出狱时间。可是，如果是经常来探监的，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具体时间？只要有心打听，会不知道具体时间？

至少，思慧和神父，作为老员工老朋友，该来吧？可是人呢？

程勇为了救人，送走了儿子，赔光了厂子，还失去了三年自由，可是当人们不再需要他的时候，来接他回家的就只有他相爱相杀的小舅子。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

影片前半段病人送了一面锦旗：仁心妙手普众生，徒留人间万古名。

初看是觉得无厘头，全场都笑，看到后面才知道，原来这锦旗恰恰是对程勇的预言。

（事实上，连曹斌接程勇也是穿帮镜头。评论区的狱警叔叔指出：程勇已经离婚，所以曹斌不算直系亲属，不具备探监资格。曹斌是公安系统，而监狱是属于司法行政系统下面的监狱管理局来管理的，名义上都是警察，实际上隶属于两个不同系统，所以不存在内部消息一说。如果曹斌能够得到消息，只可能是：a.通过监狱的狱政管理科审批。（不是特殊情况一般不允许）b.认识看押他监区的人传话（违规行为）。）

25.老吕死了，老吕媳妇不原谅程勇，黄毛不原谅程勇，病友们在老吕家门口乌泱泱站了一大群，全都阴森森的瞪着程勇。连程勇自己都不原谅自己。

可是老吕的死，是人家程勇的错吗？程勇要是真的不管老吕，老吕应该都死了多久了。就像程勇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一大厂的工人要养，他不想坐牢，有错吗？病人不想死，那他程勇就想吗？可能他错就错在他不懂有句话叫升米恩，斗米仇。救人是不够的，人们要的是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没有救到底，那你就有错。

于是程勇为了救人终于把自己救进了牢底。

明明是团伙“作案”，最后坐牢的只有程勇一个人。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26.每个角色在面对可能影响自己命运的“大佬”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变得卑微，甚至谄媚。比如思慧面对夜场领班，比如老吕面对程勇，比如程勇面对下访车间的领导调查团，比如求情的老太太面对曹斌。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但人在偷生的时候，也确实能卑微如蝼蚁。

27.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是，张长林卖假药的宣传大会上，BGM是《感恩的心》，另一个很讽刺的地方是，张长林之前卖的是面粉做的完全没用的假药，十来年没出事。后面张卖的是有效果的走私药，结果没多久就被抓了。而且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通缉他。

28.剧中的患者们，包括现在看了这个片子的观众们，都在抱怨特效药为什么要卖那么贵，为什么要研发那么久，为什么我们没有自主研发的国产靶向药。但你去高考报志愿的版面看看，全都在生物劝退，制药劝退，化工劝退。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天灭理化生，退坑保平安，计算机大法好，金融饭碗宝。生物化学圈子里，读博读不下去转行的，因为待遇差养不起家买不起房不敢生孩子被迫转行的，在实验室待太久已经和社会脱节的，甚至三四十岁项目做不出成果没结婚没存款最后压力太大跳楼的，多的很。

至于投资圈，很少有资本愿意给生物行业砸钱，毕竟坑太大，风险太高，回报率太低，回报周期又太长。

2002年，部分国家GDP总量，第三列以美元计量，第四列以人民币计量

一个制药公司的研发投入成本都赶得上一个国家一年的全国生产总值了，就问普通资本谁敢轻易碰这个无底洞。如果真的是像大家说的一样为了牟取暴利，为什么不选来钱快来钱多成本小的项目，反而要填医药这个坑？项目成功了还好，项目一旦失败，几十亿几百亿就等于打了水漂。

这也是印度药这么便宜的原因，因为它是盗版，他只要照抄配方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长年累月的研发，它的科研成本为零。

所以问题就回来了，穷人不想死，那辛辛苦苦搞研发的科学家和投资人，就应该死么？

绝症A已经研发出了特效药，所以你们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那还没有研究出对症药的绝症B的患者，就活该等死么？

非要拿利润率说事的，建议你查一查福布斯全球五百强利润排行榜，看看制药企业们分别排第几，再看看榜单上第一名是谁。

29.很多人感慨药价过高才把人逼成这样。药厂定价是因为药厂有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药厂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要养活科研人员，要购买实验耗材，要有资金和动力研发更多的药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药品不是食品，可以薄利多销，药品只有对症患者这唯一的销售空间，药厂必须在有限的专利保护期内面对有限的人群收回前期几十年投入的高昂成本。药价还包括了交给政府的税钱。

一个产品能够上市，是经过了企业市场调研和政府物价与质检部门审核的，换句话说，这个药价是消费者，企业，监管部门三方博弈所达到的一个制衡。在这个平衡点上，企业能够盈利，政府能够收税，消费者也不会绝对买不起。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贵呢？不是因为瑞士药厂追逐暴利涨价了，而是因为印度药厂的超低价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平衡。黄毛说过，就算把药卖五千，也还是有人吃不起。世界上永远存在“更穷”的人，那么降价要降到哪里才是个头呢？所以，无论瑞士原版定价多少，它哪怕良心大爆发愿意赔钱卖，只要有人敢出价比它低，消费者总是倾向于选择更低的，这就是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企业间价格战的原因。瑞士卖四万，程勇卖五千和瑞士竞争。程勇卖五千，张长林就敢把扑热息痛加面粉卖两千和程勇竞争。

再举一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一支高档大牌口红，国内专柜卖400，国外卖300，机场免税店卖200，你去美妆圈打听打听，求代购的人少了吗？连口红这种可买可不买的消遣品，差价最多也就一二百块钱，尚且能有大批求代购的，那你凭什么认为，作为不得不买的救命药只要通过降价就能彻底平息民怨了呢？程勇一开始在包子铺报价五千的时候，比起四万已经低了那么多，可是群主们的抱怨又少了吗？联系自身实际想一想，淘宝上的东西都是平常买不起的吗？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凑双十一的热闹？病人在为了活命的情况下你说他会不会变得比双十一更疯狂？再重复一遍，世界上永远都有更穷的人，而只要差价存在，消费者必然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

老吕媳妇说，张长林被抓是因为他把药价哄抬到两万，没人愿意保他了。然而你仔细想一想，既然从前4万的药都有人吃，两万的药真的完全没有人买的起么？那为什么张长林会被人举报了呢？无非是在接受不了五千到两万这个差价的人的眼里，你不让我吃药，我也不能让你有好日子过。凭什么只有我吃不起，那大家都别吃了一起死吧。

这也是程勇重出江湖后哪怕赔本也不敢涨价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如他所说“就当还他们的”）。已经按照500卖了那么久了，群众已经在心里接受了这个价位，他要是敢突然涨价，他就是下一个张长林，一旦激起群众不满，他进去得就会更快。他进去的越快，能救得人就越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世界上永远都有更穷的人，只要消费者知道有差价，必然是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

老太太对曹斌说，“印度药有没有效果我们患者能不知道么”，可是印度药和瑞士药的有效成分比例，杂质含量的差别，杂质可能带来的风险，她又知道么？当信息不对等时，如果劣质的货币同优质货币具有相同的购买力，人们总是熔掉良币而把劣币花出去，最后良币彻底退出市场流通，市面上全部变成劣币。既然两个药看起来具有类似的疗效，普通人又没学过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坚持高价的正版呢？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到底是经济市场的铁律。

30.瑞士药企的员工其实很无辜，电影上映之后却成了被骂得相当惨的一个人。电影放映到示威游行泼粪的时候，影院里竟然响起了一片叫好声。但是，客观来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他作为员工尽职敬业而忠诚，他领着人家瑞士的薪水，当然要负责维护本公司的权益，否则才是吃里扒外。

人性是复杂的，很多矛盾掰开了其实就是立场问题。这个世界本没有什么是真正黑白分明的，孰好孰坏的形象其实都是被塑造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可奈何。然而电影却为了戏剧冲突效果简单粗暴的把医药代表简谱化成一个不近人情贪婪冷血苦苦相逼的大坏蛋。试问，如果学医制药要面临医闹打砸，要被游行的群众泼粪，还要被电影刻意丑化，被舆论痛骂，在连人身安全和做人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有谁还会愿意卖药行医呢？

一位顶尖学府的生物科学在读博士生，在看完电影后发的朋友圈

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31.如上文所述，药厂没有错；药企员工也没有错；程勇代购是为了救父亲，为了让更多的人吃的起药，程勇也没有错；警察要维稳，要坚守程序正义，警察也没错，警察要是真的敢带头支持盗版，那才是徇私枉法。其他病人更简单更可怜，就只是为了少花点钱，能多活几天。明明每个人都没错，每个人都只是为了活下去，却不得不在一起斗智斗勇，甚至你死我活，你看，命运和现实是血淋淋的，它们才是最大的反派。 （最后感谢评论区所有帮助本文润色与补充的读者朋友）

我从没想过，电影的片头曲会是《女友嫁人了，新郎不是我》。这首歌太熟悉了，熟悉到我能跟着调子一边哼唱一边跳舞。导演很聪明，一首歌就交代了故事背景，这首歌大火时，应该是零二年左右。欢快的曲调中程勇出现了，长到耳背的头发，浮肿的脸颊，油腻的夹克衫，烟灰缸里积满烟屁股。每个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中年男人。过往是一笔烂账，看不见未来的路，身上却负担着老和小，像只蜗牛，动弹不了。

我在程勇身上看到了自己模糊的身影，那个现实摧残下苟且偷生的疲软灵魂。人活在社会上，必须要有个身份。什么是身份？要有钱，有了很多的钱，才会有房子车子，肉身才有稳妥的依仗，才会有尊严。程勇生活魂魄，前妻要带着儿子移民，父亲等着救命钱，除了铤而走险，他无路可走。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出现，使他踏上了冒险之旅，往返于中印之间走私‘假药’。

《神曲》里有句诗：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这句诗原本是写地狱之门，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医院门口，也毫不违和。医院里除了产科和儿科有一丝朝气外，其余的地方永远笼罩着死气，再大的太阳也驱散不了病房里的阴霾。只有进了医院，才会知道钱有多不经用，它和纸的差别并没有想象中大。

25岁那年的暮春，父亲出了事故，躺在医院里。和电影里的白血病很像，他得的也是绝症，尿毒症，一场严重车祸彻底摧毁了他靠药物维持的平衡。完全没有希望。可是求生是人的本性，他努力配合着所有治疗，我总是希望能有奇迹降临。ICU里一天的费用是一到两万，每日用钱吊着命，救活的几率不足百分之一。快住满一个月的时候，实在没钱了。我准备去要账，去河南一个偏僻的小镇，要几万块钱的赊账。我买了份地图，准备租赁一辆汽车连夜出发。母亲知道了，抱着我哭，不许我走。她害怕我有去无回。永远不要怀疑一个母亲的直觉，我当初的确是存了荆轲之志的，只想着一定要弄到钱，就算有犯法的勾当也会干，搞不好杀个把人，卖个把肾，都有可能。后来那个商人听说我要找他家里去，就把钱打过来了。父亲在医院拖了一个月，还是去世了。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的。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可是愧疚却刻入了骨髓，夜夜让人不得安息。我只能到病人中间去，用那一点点微薄的成就感抚平愧疚。

肿瘤科里，最不缺少就是绝望的眼神，每每让我不忍直视。病区的走廊里飘荡着永不停歇的呻吟声。病情轻的病人，晚上回家，隔几个月来住院复查；病情重的病人，只是没日没夜的受折磨。上化疗的病人，统一圆乎乎的脑袋，穿着纯棉家居服，他们喜欢尽可能的和医生护士多聊一会儿天。至于化疗都上不了的，就在在折磨中等死。‘护士，给我打针吗啡吧！我疼的不行了。’上夜班就是穿梭在呻吟声之间，一次次的打开麻醉药品柜，为病人注射各种止痛药剂。

曾经有一位女病人，农村人，病情很重才送过来。身体枯瘦如柴，却挺着一个大肚子，看起来像是怀孕了一样。卵巢癌，肚子里全是腹水。路也走不动了，一天至少抽一次腹水，只能卧床。她前面化疗用了两个疗程，可是排斥反应太大，加上也没钱，就停了。晚上呼吸困难，在床上躺不下去，只能搭着床板坐着睡。人没有希望，钱却不停花出去。那会儿的病区在七楼。有天下午，她让丈夫下去买饭，自己从通风的窗户钻出去，寻了短见。一年之后，在她的忌日，她的丈夫悄悄来了医院，还是在这个病房，趁着没人时从窗户钻出跳了楼。也许死在同一个地点同一天，他们在阴间能够相见。这件事以后，整个医院的窗子都被封了，原来能探出一个头的窗户，变得只能勉强伸出一条胳膊，透气而已。

有天凌晨三点，主任突然打电话，紧急情况，回院加班。大冬天的，套了件大衣，骑自行车赶到医院。原来是有个病人不见了，她得的是白血病，五十多岁。监控看到她趁值班护士在治疗室抽药，溜出病区，走廊之外没有摄像头，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们于是到处找，楼道、垃圾间、安全通道、开水房，顺着楼梯一层一层看。警察也来了，大家找完了病区，又去车棚和花园里看，电筒的光柱在冬夜里晃动。最后我们找到了她，在医院后面，供应室和食堂之间的一个小过道。三米宽的小过道，因为供应室和厨房都要用水，所以有一条沟渠，大约四十厘米宽五十厘米高，那个中年女病人，头朝下匍匐在水渠上，窒息而亡。后来我一直在想，她是用了多大的意志力，才以那样一个姿势死去？人的求生欲望最强，她的两手撑在沟渠边的水泥地上，只要手臂稍微撑起，她就能够躲开死神，但是她没有，她用一种最强硬的姿态迎接了死亡。她可能找遍了整个医院，没有找到一根绳子，没有找到一个露台，没有找到一把刀，连死都是如此艰难，最后她只能选择了一条让意人想不到的小水渠。

程勇虽然是以赚钱为目的，但他的药挽救了那些吃不起进口药的平民百姓。这件事，虽然出发点不光彩，过程违法，但的确有意义。在卖药的过程中，他有了朋友，找回了尊严，还疑似遇上了爱情。可惜好景不长，药贩子张长林找到了神油店，要程勇转出代理权。先有利诱，后有警察突击检查，程勇退缩了。他本来是为钱，现在钱已经有了，他更重视自己的小家。曾经的五人组合散伙了。程勇当起了清清白白的生意人。张长林不久被通缉，加价到两万的仿制药也没有途径再能买到。吕受益停药后，病情恶化，他的妻子去找程勇，绝望下跪在了工厂门口。程勇去看老吕，他望着程勇露出一个虚弱笑容，没有丝毫怨恨。这一面就是永别，在没有希望的病痛折磨下，吕受益选择了自杀。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有时候人是没有选择的。

病人的绝望，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疾病会剥夺人的一切：健康、希望、尊严、金钱、感情，哪怕有家人陪着，也掩饰不了被上天抛弃的事实。连呼吸都是奢望时，你愿意为了生存付出一切，或者，愿意为了逃避痛苦放弃一切。家属，则是长久的煎熬：愁病，愁钱，一天天挨日子。在焦灼之中，也会有愧疚：为什么得病的不是我？当你重视的人受难时，你会为自己的幸运感到罪恶。你必须要做出点什么来‘赎罪’。这是潜意识的驱使，灵魂需要保持一种平衡，才会让裂缝不至于扩大导致坍塌，生活才能继续。

吕受益死后，程勇受到良心的折磨，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他放弃每月盈利几十万的安稳生活，选择重新卖药救人来进行自我救赎。他把儿子送出国，再也不考虑钱，不考虑会不会被抓，从前卖五千的药，现在只卖五百。他的钱来于病人，便又散给病人。在码头，他问黄毛，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黄毛说，是，但那是以前。两人相视一笑。此时程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份义，黄毛会决心帮他顶罪，并因此付出了生命。

接连失去两个朋友，程勇更沉默了，但他还在卖药，继续帮助那些素不相识的白血病人。虽然吕受益和黄毛不在了，但每个病人身上都有他们的影子，能帮到他们，是另一种安慰。古诗中有句很美的诗：犹记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因为爱上了一个穿绿裙子的女子，所以看到所有的绿草都不忍践踏。因为自己的朋友受过苦，所以不忍心见到同样患病的陌生人受苦，这种移情，正是人性中最伟大的地方。身患绝症的人也需要尊严，也同样渴望生存。蜉蝣只能活一天，乌龟可以活上百岁，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它们同样重要。多活一年的意义不比多活十年少，救一百个人并不比救一个人更伟大，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人生，还是需要一点英雄主义。汉语中我喜欢‘匹夫之勇’这个词，它虽然是贬义，在我看来却是褒义的，它包含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如果程勇一直是前半段的程勇，也就不会有这部让我哭到头痛的电影。每个人都会死，这是上天唯一公平的地方。当厄运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弱者，都无法抵抗。可是，在荒芜的大海中，总是渴望看见几粒不羁的星光，想抓住虚无中的意义，想看到突然爆发的人性光辉，想等到诺亚方舟的出现。

大家最感动的片段是程勇被抓，白血病患者排队送行的画面。我最感动的却是集装箱码头的那段。黄毛跳上车和警察追车，枪鸣响的一瞬间，车悲壮的冲出护栏，得意的嘴角还未扬起，卡车砰地一声撞上来，那一声鸣枪像是在为黄毛的生命致敬。整部电影在此时拉开了它的高潮。

我喜欢小人物的仗义，正因为他们没有退路，所以这股孤勇更撼动人心。程勇在明知脚前无路的时候仍一次次帮病人买药；黄毛在跑过集装箱码头时那一抹坚定的眼神；曹警官拒绝领导时瘦削的孤独身影；假药贩子被抓后在审讯室里的沉默。电影里这些小人物的匹夫之勇，是普通人对命运的抗争，是个人力量在规则下的夜莺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