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木（致敬齐勇）

野途生大椿，

岁岁复吐新。

灼灼紫叶华，

巍巍枝入云。

寥寂无人顾，

且结芳草邻。

玄鸟轻啼绕，

金蝉恣欢吟。

久旱甘霖短，

他年荫更深。

愿为长青木，

守得明月心。

（大椿，太古神木﹐以三万二千岁为一年。后亦用以喻指父亲。以此致敬在恶劣条件下，依然野蛮生长，心向暖阳，支援上山下乡的父辈知青们）

三、试恋者——“搞对象干啥？”“不知道，别人都在搞我也不能干瞅着。” 20来岁的知青不管男女对异性都有吸引力，今天才知道那时处在多巴胺生长旺盛期，可是刚下乡的知青大多数不会搞对象，见到女人就心里明白嘴打镖，不好意思求爱，只好心里有她，晚上睡觉前想到她，做梦梦到她，也就是说暗恋，用今天的话说：时间长了就是抑郁症。 那时候的年青人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十几岁时看了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以后就听说处处都有“阶级斗争”，总有人喊“狼来了！”提起女人，可没有90年代有一首歌叫“女人是老虎”那么幽默，而是说“女人是腐蚀剂”，，美人计里的阶级斗争最残酷，爱情是陷阱，谁要敢当众向所爱的女人说一声“亲爱的，我爱你！”那可就和地震了一样，下场会是啥样？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每个人的行动就像火车一样只能在规定的两股线上朝着指定的方向跑，“阶级斗争”这个“纲”套在每一个会喘气的中国人的脖子上，时刻在提醒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以连说话放屁都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男女结婚能产生合力“1+1=3”，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首先要政治挂帅，有人说今后每个人的婚姻问题取消自由恋爱，更不许父母瞎操心，由组织分配男女发票对号入座；有人说彻底的革命者两口子做爱时男的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女的若是回答“纲举目张”才有戏。其实谁都心知肚明都怕被“阶级斗争”这张大网扣住，使多少年青人都不敢冲破男女之间的界限。 2000年代初的一天，有一位长春市某大学的女教授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是我初中同学，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哪一个？后来他提醒我她是40年前我“同桌的你”，我才想起来，他和我说，“初中时咱俩同桌一年半，并肩坐了三个学期，可是咱俩没说过一句话。” 我承认，“属实！” 1962年到1965年，三年初中我一直是班长，班长和同桌的女生一年半，3个学期却连一句话都没说，今天听起来很奇怪，是变态，可是在那个时候却是自觉为一种高尚的行为，当班长应该做榜样，可见在那个时期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同学之间是沙漠。 到了高中，我仍然是班长，高中上了一年课，1966年5月22日正式停课，一直到1966年12月22日在长春气象仪器厂学工结束，吉林省体校造大、公安联总等发革命组织头头被抓，社会上武斗公开化，我就成了逍遥派整天呆在“48号大院”里。几乎一年多见不到同学，直到1968年10月老师挨家通知让我们下乡后同学们才陆陆续续的聚在一起。我记得那时在被大火熏陶过的学校里仿佛就是战后的景象，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都觉得目光呆滞，可是都长高了，快成大人了，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觉得同学都是可亲可爱的，却没有一丁点儿要和哪个女同学搞对象的想法。 我说的这些话现在的年青人肯定听不进去，可是中国确实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就像以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横着刷牙，把牙根都刷出沟来，要是谁不相信中国人会这么傻，这事儿不是真的，那你就看看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那几颗还没完全掉净的上下门牙就明白了，今天一个人若是横着刷牙，立马最少有3个人来制止。接着往下说，现在别说中学生，就是小学5、6年级的小学生在班上若是一个异性朋友都没有，父母马上就会当回事儿发现孩子的情商有问题，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也可能指导孩子“怎样在同学门前表现自己？” 1968年我们到了农村，在集体户的小天地里没有阶级敌人，男女同学吃一锅饭，低头不见抬头见，擦胳膊蹭腿“触电”的事儿时有发生，有了解女人的机会，有谈情说爱的条件了，可是多数知青因为没有基础知识和常识却都成了“爱盲”，只能遭遇浪漫，或者被爱情了。 其实我们是渐渐被女人、情感和爱情所侵蚀，包围和俘虏； 1968年11月13日长春市的雪下得没膝盖深，可是在长春火车站一些同学就公开了自己的恋爱关系，我头一次看到有高三的同学一对一对的站在人群中； 那次我们学校下乡近千名同学，第一次享受有10节车厢的专列待遇，火车一开，有的同学还在流眼泪，可有的同学却唱起了歌，唱的不是什么“广阔天地，我们来了！”而是唱的反动歌曲——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这些歌曲我都是第一次听着的，到了集体户我也学唱，一次我在半掩着门的男生房间里正学唱“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时一个女同学开门进来了，羞得她满脸通红，我还记得我没咋的，我当时还挺高兴的，我还看清了那个同学的脸涨得通红。 至今还使我们记忆犹新的就是农民们那些打诨的笑话，农民的艺术和聪明。我们那个村的居民基本都是被汉化的蒙族人，仅有几个老人不会说普通话，却能听懂，所以凡是有我们知青在时他们都说普通话，开会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喜欢说笑话，更喜欢荤笑话，只要聚集在一起，不管规模大小，时间场合都要“哨”上几句，那时候斗批改运动上面精神多，斗争的对象千变万化，所以，会就多，从另一方面说农民需要交流，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开会，喜欢聚堆，热衷张扬自己。 我们来那天吃完饭我们在外面转悠看见一个车老板扛着大鞭往家走，一个农民问他“长春学生来了多少（人）？”车老板说，“多少人没数，反都一对一对来的，有个十来对吧。”农民仿佛故意问，“都是一家一家来的？”车老板说，“没看见带孩子的，谁跟谁是一家的不知道。” 有一次队里开大会，一个农民看见凳子脏没坐起身要走，一个大队干部麻溜问他，“XX，你怎么不坐那儿”，农民说，“埋汰”，干部说，“你媳妇那儿埋汰，你咋还天天往那儿凑乎呢？”引起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当时我就没听明白干部说的这句话怎么这么给力？农民怎么这么喜欢听？我没法问别人，因此，他的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有一次，几个农民在一起“扯大膘”，过后，我也幽默的说，“毛主席让我们接受你们的再教育，结果你们就用这些不堪入耳的骚话教育我们，把我们都教坏啦，我们怕将来进了监狱没人给送饭，我们不学了，明天赶车把我们送回长春去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集体户里，不长时间我们男生在晚上睡觉前就都要议论一阵女人了，通常议论同户女同学的速度最快，也就是所见所闻一两句话，因为，她们就住在对面，说话声大了她们都能听见，另外男女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都怕那句话得罪了谁。而议论村里“沾点腥”的农民却是一个长久的话题，我们对他们的“档案”很感兴趣，每个人的出身历史和故事、经典常常把我们弄得捧腹大笑。 村里有个蒙医和他小姨子发生了关系，结果不但被取消了行医资格，而且还被定位“坏分子”，每天晚上都要去刨粪堆。一天，一个同学说，他发现那个医生的小姨子长得像猪八戒一样，可是他老婆却是标准的蒙族美女，他咋么就得意猪八戒呢？大伙得出个结论“王八瞅绿豆，对眼了”，第二天早晨有一个男同学半真半假地说，“昨晚，你们说得像真事儿似的，弄得我都‘跑马’了。”原来医生和我们知青关系很好，他家就住在集体户房后，他两口子的容貌大伙都很熟悉。 村里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蒙族女干部，因为几年前在柴火垛被人抓住了，从此，一落千丈，被打入冷宫，但是，我们集体户的女同学都和她很好，说她有文化，和她有共同语言，对她的处境很同情，说他说自由恋爱，应该受《婚姻法》保护，这个女干部也是我们男生经常议论的话题。 笑话和议论都是精神软件，如果是碰上了动正格的硬件，就容易发生质的变化。1969年元旦后，一件事使我茅塞顿开——知道自己是大人了，每天看见的、听到的事情很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村里有一个对佛教非常笃诚的蒙族老农民，他老伴瘫痪，我们常看见他赶着毛驴车拉着老伴在山上走，一次，他对我说，明年他要用毛驴车拉老伴去五台山上香，因此，我很尊敬他。一天，他女婿找我上他家喝酒，酒桌上老人说找我有事儿，他说，他看我善根很深，想把在内蒙的一个外甥女嫁给我，我要娶她娘家会陪送一匹好马。我一听他说得这么严重，当时把我都吓死了，我坚决推辞，一再对他说，我有对象在长春呢。 打那以后，就就有了“我应该找个对象了”的想法，这时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妈说的一句话，她对我说，“你们班那些女生多好，你找一个领回家给我当儿媳妇我就十足了”，于是，我就想到高中时“同桌的你”。春节后，我回长春要给我姥爷买个羊皮袄，想向她借了15元钱，我通过另一个男生和她说了以后她很痛快的就把钱借给了我，以后，我就有意接触她，可是她好像全然不知，我想向她求爱又不敢说，结果一拖关系就发生了变化。1969年夏天通榆县知青代表会请来了很多家长，其中我们户一个学习好的女生妈妈来了，在会后的交谈中这位母亲表示很喜欢我。回去不长时间“同桌的你”要转走，要我还债，我囊中羞涩可急坏了，谁知晚上我赶着毛驴车去拉水，“学习好女生”来了，意外的是她给了我15元钱，并且一再告诉我“不用还”，使我解了围还天上送给我一个林妹妹，接着我俩就处上了，到了1970年春节恋爱关系就向同学公开了。后来我去了吉林油田，联系了扶余县附近的一个公社想把她调来，然后再进油田，因为，那时吉林油田大批招人，可是，她不同意，因为她要回长春就调到了长春外五县。 那时油田几万年青人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对象、谈恋爱、年龄大的找房子结婚、南方来的转业兵回家接婆娘，不长时间我就当了小头头，出头露面的机会多了，就有没对象的女知青来试探我，也有老工人给我提媒，一时间，我被“月老风”冲昏了头脑，就和她吹了，很快就和扶余县的一个返乡招工的女知青处了对象，一年多也吹了。 我还记得在农村，一次，我们上洮南送公粮，晚上住在一个经常到我们村捡粮食的孤寡老头的两间漏风的土房里，半夜车老板喂牲口回来，看见我没睡着，就把马鞍子搬来让我枕着，一会儿，他突然问我，“你们集体户的这些城市人在这儿找对象干啥？”一个只读过一年书的农民这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竟把我问蒙了，我仿佛大梦初醒，情急之下，我突然冒出一句“不知道”，谁知他步步紧逼，又问我，“我们（农民）找对象结婚生孩子，你们找对象又不能结婚，又不能在这儿生孩子，我没去过长春，真不知道你们大城市的小青年在农村将来肯定得回去，在这儿急着找对象干啥？”我觉得这句话他是经过好长时间思考的，于是我就随便说了一句“真是不知道，别人都在搞，我也不能干瞅着。” 我们集体户在农村组成了四对，成功率44%，回城后结婚了两对，成功率22%，后来到了80年代初两个在我们集体户毫无恋爱迹象的同学结婚成家，这样就有了三对，成功率33%。后一对男同学有残疾，后来根据政策回城后在一个大集体企业读了业大，得到了工程师证书，女同学进城后是某市级局的干部，热情、健谈，很早就皈依了佛教。一次我问她，你俩是怎么鼓捣到一块的？她笑着说，“他老上我家去，赖上我了，那我就嫁给他吧。”她虽然说得轻松，但是就有我们这样的知青才知道这句话的内容比山还重，因为，我们一起告别课堂，一起下乡，一起笑过，一起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