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跑了两次影院，终于看上了《海上传奇》。
2.“传奇”色彩和精英色彩非常浓，充满了对海上繁华旧梦的缅怀，精英人物的个体怀旧。每个故事都精彩，每个故事都符合你对上海这个城市的传奇性的想象。
3.林强的配乐，格外有种悲怆感。
4.每个故事都在打架，挣扎着要蹦出来，感觉整体不如《24城记》那一脉贯通的诗意。
5.要那么在乎所谓纪录片的真伪吗，真实的生活可能比虚构更像虚构。
6.为什么小市民在《海上》中几乎缺席的感觉？

7.张旭东《纽约书简》一书中，有段对上海的论述，可以反映出一些传奇背后的意识形态，而《海上》一片对张在后一段中的描述，不太看得到。

“建国后，上海市民阶层生活的想象性指向还是受到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生活的影响，虽经社会主义工业化、物产积极文艺的发源与发展、文革等多种冲击，都没有把这种影响彻底清除掉。关于权利、私有财产的论述、关于资产积极资深合法性的论述，一直都根深蒂固，几乎成为一种民间意识形态。这一点正是上海文化的特殊性。
'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体制上、文革在名义上打倒了老上海，但那个建立在半殖民地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上面的老上海，其实只有到了全球化商品消费时代，才在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毫无抵抗能力地让位于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的“更高”形态。"

         贾樟柯，一位70后的青年导演，他认为几乎所有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人物，都和上海发生过关系。想拍上海他计划已久，2010年用自己的电影风格拍摄了《海上传奇》。
 
        贾导非上海人，他让18位受访的上海人来描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的生活和记忆的时代。受访对象包含了多方面的人士。有迁居上海的也有土生土长的，有名门之后也有劳模，有作家也有赛车手。老、中、轻三代人。通过贾导的镜头和18位受访者的述说，我们感受到全方位、别样的上海，不仅仅是那外国人留下的——外滩。
     
     陈丹青、黄宝妹、朱黔生------不同的述说者用用他们的语言方式怀旧，畅讲那霓虹灯闪耀下的海上传奇故事。贾樟柯更关心的是在抽象的词汇背后，那些被政治打扰的个人和被时光遗忘的生命细节。当他面对他的人物，听他们不动声色地讲述惊心动魄的往事时，贾樟柯用摄影机展现给观者的是那始终闪烁在这些讲述者目光中的自由梦。
      片中还出现了娄烨《苏州河》、王家卫《阿飞正传》、谢晋《舞台姐妹》等电影片段，折射上海前世今生的时光流逝，令人唏嘘。
 
   镜头语言的单一考量的是导演对电影文本的把控，在《海上传奇》长镜头、原生态的拍摄手法，贾樟柯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天赋与功底。
  
      
        

由地下到地上，贾樟柯的《世界》是一次浮出水面的过程，结果遭遇惨败。自那以后，贾樟柯似乎一直停留在水面上，从三峡逆流而上又沿江而下，没有任何谄媚性质的靠岸举动，也没有被无形巨浪突然打翻。从小赤佬打架到政见不同的暗杀，从工人阶级上天堂到艺术家进地狱，《海上传奇》提供了多种讲述的可能，它就像一扇窗口，让观众在影院里看到一些以往见不到的东西。什么才是这个社会的真实一面，只有哪天没有了马赛克才是真。

贾樟柯花了很多篇幅在1949年上面，那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年代，只有去与留，没有对与错。一旦选择有误，结局便会非常悲惨。王童一家途经上海，搭船远渡，最终到了台湾。《红柿子》的段落里，国民党将军在妻子“守得住”的疑问后，陷入长时间的静默。王童说得投入时，手机打断了他的思路，也把观众的心绪拉扯到了现实当中。贾樟柯让观众不断尝试进入到受访人的讲述时空，又一次次回到现实当中。一声“后来呢”，电影又跳进另一段讲述当中。

到禁区地带的文革段落，从陈丹青讲那会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不再有隐私，互相告密，揭发成风。再到陪同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年轻人被扣上政治帽子，莫名其妙地卷入了风波当中，今时今日听来，到不同地方去搞声势浩大的批斗就跟耍猴戏一样好笑。最重一笔的上官云珠之死，当一个国家已经陷落到动荡当中，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便可以对另一个人进行侮辱与迫害时，这个国家和整个时代都没有任何希望。在韦然的讲述中，他没有在一开始就摆出要打动你的姿态，只是不慌不忙地说起母亲进入电影圈、几任丈夫和儿女等等。这已经不是个体被损害的案例，在文革时期，千千万万的家庭都会轻而易举地被摧毁，耸人听闻。

烈士遗腹女，劳模见主席，悲悲喜喜中，这才是人间的传奇。每个人的讲述都可以凝练成简单的一句话，开心或失落，留恋或坦然，自己、亲人还有那些不相干的。如果生活还不够戏剧性，贾樟柯又提供了许多的电影，夹杂在影片当中。侯孝贤的《海上花》里，一群男人躲在高级妓院里吃喝玩乐。费穆的《小城之春》里，女人让男人心起涟漪，纠结难耐。光荣的纺织女工、失落的越剧皇后，这些影像一旦映照进当代现实，它们都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提醒观众里面也有出现上海的踪迹。

在讲述以外，串场影像鲜有包含实质内容的话语，小赤佬的“谁来打架”和老太太的“进来拍啊”均是如此，普通人跟游走在都市里的赵涛一样失声了。自然而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同样被时代的风雨打到，湿身了，只是无法做声。电影的画外音被一再放大，模拟再现的枪声炮声、狮子的低吼声、工地上的敲击声、雷声、渡轮和地铁的报站声、现代气息的电子音乐，这些声音营造了一个真假不分的上海，由过去连接到现在，由上海延伸到台北与香港。

贾樟柯还用摄影机来寻找十年前的《苏州河》传奇，这是他对同辈人的一种交代，也是对“地下时代”的一种铭记与缅怀。我来到了上海，无论这个城市怎么变迁更改，河边的脸孔、桥上的身影，我始终没有忘记你。【理财一周-东方早报-上海杂志】

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

                               ——贾樟柯《我不相信 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许多导演都会栽倒在命题作文式的电影上，侯孝贤、蔡明亮尽皆如此。不是说拍出来的电影就差到哪去，而是个人想要表达的东西被束缚了，为形式所拘役。《海上传奇》未必是篇命题作文，但肯定是部应景之作。选在2010年这样的时机来上映，它就注定会被许多人推到风口浪尖，引起纷争。更何况比起电影作品，人们对第六代领军人物贾樟柯的动静与去向更加关注。如果与杜琪峰的商业计划《在清朝》顺利开拍并上映，那么《海上传奇》将是一处断奏也是一个暂时的休止符。

在《海上传奇》里，贾樟柯采用了一种“大江大海、大风大浪”的描述笔法，时代的波涛吞噬了许多登上渡船的人们，他们被卷走和拆散，接受各不相同的命运安排。这么电影没有一处可以称为激烈或者动荡的惊险画面，所有讲述人回忆曾经的自己和故去的亲人大体类似，只是神色和口音有所不同。像韦然回忆自己的母亲上官云珠和姐姐姚姚，那口纯正的标普就显得相当特别，跟捎带有江浙口音的沪语或者是蹦出英文单词的老人们大不一样，他好似在讲述一个陌生人的经历，等你惊觉那是他生命中至真至亲的经历时，你才会发现历史的残酷与无情。

在画面和讲述以外，《海上传奇》拥有广阔的画外音空间以及电影本身的记忆，贾樟柯丝毫不忌讳摆拍，因为人类就是历史的道具玩偶，从有生命到无生命，从真实到虚假，莫不如此。小儿叫喝打架，那是对前一段弄堂家长里短的回应，同时由打架生出暗杀，凸现危机。同样的一个历史时刻，对一部分来说是欢天喜地，对另一部分来说是黯然离去。那边在谈情说爱，这边打得热火朝天，上海就是如此神奇的一个地方，鱼龙混杂，风云际会。在电影里出现的讲述人以外，贾樟柯收集的受访人素材有数倍之多。在两个多小时长的电影之外，《海上传奇》又牵连到近十部电影，那里面有家族记忆，有儿女情长，有政治风波，有个人呓语，这些又极大地深化了电影的内容，好比有针对引导的延伸阅读。

由电影的第一个画面开始，一尊背向观众的铜狮子便可以生出许多注解。它是沉睡的中国，低吼声里有万千故事。背向观众是注视过去，说明电影不断往回追溯去展开讲述。借助蒙太奇，狮子望向黄浦江，那又真正切到题了，这里是上海（关于狮子，VCD老师有更深入透彻的解读：http://vcd.cinepedia.cn/?p=1825）。后面肩扛重荷的工人，他们好像是在说明上海靠商埠码头的运输发展繁荣，同时又点出了帮会的纷争。再到肆意舞动的年轻人，他们为世博园的建筑奇观所震撼，不知所以地想象未来。

《海上传奇》里没有涉及外国人的盘踞经营，也没有劳心费事去歌颂今日上海的繁华一面。它说的是一个城市，讲的其实则是一个时代，千千万万有着相似面孔的中国人，被涂写篡改乃至于模糊辨不清的近现代史。也只有在贾樟柯的作品里，能看到他去致敬一部同辈人拍出来的地下禁片，我们会看到一些来自海峡对岸的影像记录，即便它们只有几十秒，我们会犯不着拿良心和诚意说事，然而这不是一种神奇的现象么？

对一些本土观光客和猎奇老外来说，上海就是外滩，古老的建筑物和奇形怪状的高楼。对一些生活在其中的年轻人来说，上海是当年的法租界，酒吧和咖啡馆，小资情调极浓。然而贾樟柯给出了一个开放的上海，说的是上海，穿行其间，可电影时常跳到另外的时空当中去，这种时空既有现下的台北与香港，更有银幕上的老旧影像。可以说《海上传奇》是借一些沙粒去看大海，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然而透过水中折射出的影像就是每个人的记忆幻化，那里包含了上海最真实的一面。

从《上海传奇》到《海上传奇》，背后的八卦也颇听了一些。早有戛纳看过此片的兄弟说老贾脑子进水，片子胡言乱语，今日得见片子真容，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劲，但十足地不够好。跟阿子姑娘争辩此片跟《二十四城记》哪个好，《24城》我打出五星还写了长文，仍然说服不了阿子姑娘，于是我只好说，你不是大国企子弟，你不懂。所以足见我不是特意来黑老贾的，当然这个逻辑也可以用来说我自己：“你丫不是上海人，你不懂”。

可是这部片子的确跟“上海”关系不大，所以埋了单的人不愿意收货是正常的。很好玩，自从老贾威尼斯擒狮成功，又跟张艺谋正面叫板，一时间名声大噪，命题作文也接了不少，前有全球通“我能”，后有南方都市报《我们的十年》、城市画报《十年》，纪录片《无用》，其间还有国际人权组织的短片集（迄今无缘得见，知道有胡里奥·密谭、阿比察邦等等炙手可热的艺术片明星，老贾拍了一段《黑色早餐》），最近又获颁某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哦，《二十四城记》也是命题作文，老贾受的限制少了，但是双子座就是双子座，有的时候任性，有的时候脱线。看得出来这片儿砸了不少银子，上了胶片不说，还在两岸三地都有取景，还拍摄了伟大的世博会，一定一路绿灯，若不是考虑发行，老贾真要按自己意思剪一个三小时五小时的版本出来了。而最NB的是，除了老贾，还有谁拍的纪录片能上·院·线？！

现在的版本是116分钟。老贾说拍了80多个人的采访，每个人都是从小说到大，最终片子呈现了18个人的访谈。老贾也说，没特意按照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接到哪儿。片子是什么样的呢？一开始是安东尼奥尼《中国》式的一组镜头，无论是拍轮渡还是拍人，结果看着看着，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就出现了，片中受访者之一是当年安公在上海拍摄时期的中方人员，真好玩，老贾也特意提到安公的《中国》是除了中央新影档案之外大概仅有的能看到的文革时期的人们常态的影像资料。

这部《海上传奇》18个人的访谈间确实没有什么逻辑，分分组的话，包括旧上海名人后裔，如杨杏佛的儿子，杜月笙的女儿，曾国藩的曾孙女张心漪这些经历过民国、内战的人，还有经历过文革的一批上海人，如劳动模范黄宝妹，安公当年那位陪同（叫什么来着），陈丹青，上官云珠的儿子（唔，这么细致地讲自己老娘的八卦，可贵之处还是讲的条理清晰），以及跟老上海有关的电影人及家属，如经历大撤退的著名导演王童，费穆的女儿，《小城之春》女主角韦伟，《阿飞正传》《花样年华》的潘迪华，还有股票大亨杨怀定，以及韩少——这俩据说是新上海人的代表，还有过来打酱油的侯孝贤。涉及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老上海，四九年，以及文革。除去这些镜头，基本上是赵涛在片中“从左边走到右边，从远处走到摄影机旁边”——这是她自己说的，她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我倒觉得是个魂儿，老贾说她演的是个女鬼，哈哈哈哈。

如此，这部纪录片确实有些杂乱无章，倒不是老贾不认真，而着实是力不从心，据他自己的说法，文革、四九年和女鬼，三个都想要，只好舍掉女鬼而保了前两个。其实这部片子基本方法和思路跟《24城记》相同，《24城记》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中国当代史的问题，产生了一本副产品的《中国工人阶级访谈录》，且不论“扮演”带出的意味深长的意识形态表述。《海上传奇》据老贾说也有图书，但上海本身夹缠的东西太多，哪是没想清楚的时候就能拍明白的。老贾要讲的是上海自开埠通商到伟大的世博会，有一段搬演上海劳工，有字幕，开埠通商这一段就揭过去了，老贾也费尽心机在空间上作文章（这点他绝对有把握，且看《世界》里NBSS的空间），寻找所谓“地质断层”或者“原画复现”的位置——诸如《三峡好人》式的拆迁工地，但是，组织上缺乏逻辑，虽然片子处处闪着灵气，但诚如“碎拆七宝楼台，不成片段”，可惜，可惜。

于是老贾这部片子里最有趣的东西成了那些和电影相关的内容，直接引用的影片包括《苏州河》、《黄宝妹》、《海上花》、《红柿子》、《战上海》、《小城之春》、《中国》、《舞台姐妹》、《阿飞正传》，《苏州河》没有注明片名，老贾说是“因为（《苏州河》）不能在国内公映，那就通过这个片子公映一下吧”。其实这是个蛮好的思路，关于记忆、影像和历史重现，其实口述也好，影像也罢，都是“言说”和“复现”（其实我觉得造船厂那一段，为什么不引用一下《逆光》呢……老贾是不是没看过），这部《海上传奇》终于成了《上海电影传奇》。

于是这明显是一部拍给阐释者用于撰写长篇论文的电影，首先可以讨论其中的历史叙述，关于一度不可说，现在遮遮掩掩地可以说一些的文革、四九年，国共意识形态分歧，至少表面上看来是两岸三地，内里的张力却被有意隐去了，联想到正在大踏步前进的历史大和解，这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点，同时，片中跟历史或者上海完全无关的只有韩少一人，这是在说新一代的历史断裂么？其次则是技巧，比如对电影的大量引用，尤其《舞台姐妹》那一段还构成了双重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以及影片的声画关系（林强这次的声音工程做得出神入化），老贾的电影一向注重互文性，从这里写开又可以长篇大论，引用点波德里亚或者德勒兹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第三还可以讨论那没有进入影片的六十个人说了什么，以及一个导演剪辑版的五小时的片子会是什么样，是不是就能有了逻辑有了系统？一部关于上海的口述史的影片应该怎么拍，等等。

所以最后看起来这部影片不该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多媒体装置艺术作品，非常适合在世博会的场馆循环播放，谁说老贾的片子不合格来着？而处理这么一个命题，恐怕只有戈达尔一路可以走，看看戈老爷子怎么处理碎片化的叙事——当然你要说如今的历史、媒体、记忆都碎片化了，这部影片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剪出来的，那我就拜服了。言而总之，老贾的一句话说明了问题：用公款搞艺术，真好。

虽然性命不能一直见

柏邦妮

昨天下午看了《海上传奇》。很好看，整个过程很愉快。但是结尾的时候有一种不满足感，觉得不够。就欠一击，希望有重重一下迎面击来。我回来写了一两句话：“……以往贾樟柯电影里有一种直见性命的东西，粗粝的东西，如今没有了。当然，性命这东西，也不能一直见。”

《海上传奇》是写上海。为什么我说写，不是拍？贾樟柯有很强的文学性，他的电影思维里有一重脉络是文学的。他的文学修养很深厚。《海上传奇》特别像一篇散文。历史是集体性的记忆。既然我们过往所读到的集体性记忆是那么的不可靠，现在，不如来听听众多“个体性”的记忆是什么样子的。英文名字讲得很清楚：I WISH I KNEW。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很珍贵。和《三峡好人》一样，也是和时间争夺。

有人问我：这些人讲了什么？其实讲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还活着，坐在那里，讲了起来。你看看他们的状态，他们的笑容，还带着海上余味。他们被这个城市所钟爱，所伤，所驱逐，所裹挟。雨丝风片都珍贵，因为以后将不再有。有些人不讲生命中的大事件，讲小细节，比如谈恋爱，非常好。我86年的妹妹在一旁看，说：“和我们现在一样”。非常好。老太太富贵荣华，年纪老迈但是眼睛像鸽子一样圆小而黑润，讲到过往的恋爱故事，神态非常温柔。

《海上传奇》的影像很精彩，余力为很厉害。余力为那种随机捕捉，表述无遗的本事很厉害。他的影像是有气质的，有一种独特的漂浮感，游离感。和时间上有距离，和情感上也有距离。他的影像是一条河，滔滔不绝。镜头里的人，没有一张矫情的脸，一个矫情的表情。都自然，不设防备，生动。闲散斯文喝茶的人们。在舞厅里盛装而隆重跳舞的老人们，伴着西洋老曲，他还能唱出来，一些些。码头上一阵雨来，工人们散去了，他们嘻嘻哈哈，特别生动那一段。弄堂里的面孔，地铁站的面孔。当下上海人的面孔。为当下的人造像。

我不懂为什么总有人讲贾樟柯的电影影像很粗糙，很低劣。他过去的很多电影，影像很粗粝，很简陋，但是并不低劣。贾樟柯对影像的感觉和掌控是天才级别的。时尚顶级之美是“丑陋之美”，而并非“漂亮之美”。《海上传奇》的美是精致之美，悦目之美。我为此感到有一些遗憾。

《海上传奇》里的第一个人物是陈丹青先生。08年末，我和绿妖一起访问先生。他谈起上海，过去有五种人不再有了。一种是洋人和买办。一种是流氓。一种是工人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小姐和少爷。一种是读书人。贾樟柯的《海上传奇》里出现了各种人物：有钱人的后代，政治家的后代，大流氓的后代，电影明星的后代。革命者的后代。劳模。导演。流落到台湾和香港的人。

洋人和买办，因为操作起来太困难，电影里不太容易有。但我觉得读书人应该可以有，而且必须有。上海的读书人，这是一条长名单。我不单单是说上海的作家。讲得文气一点，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时代有两个脉络，一个是权力的脉络，一个是精神的脉络。

《海上传奇》的脉络是时间的脉络。做得很精细，就像贾樟柯的剧本一样，非常细致。他在历史，心理和地理三重空间之间，自由如意的切换。我记得有一个转场特别漂亮，王童（一个台湾导演，在电影里还原了从上海逃往台湾的回忆）电影里，一群小孩掀开卡车蓬布，看见翠绿的台湾山林，正新鲜好奇。反打过来，火车在行驶，火车中的人是侯孝贤。就这样，空间转换了，时间的脉络也在行进。从台湾又转回上海，转得也很漂亮，我记不清楚了。

时间的脉络是清晰的。但是我想看到时间下面的东西。权力的脉络，精神的脉络。如果说权力的脉络不能写，我想看见“不能写”的感觉。如果说精神的脉络断掉了，我想看见“断掉了”的感觉。以及，断掉之前，是什么样貌？断掉之后，是什么样貌？这种东西没有做出来。

好几段访谈里，尤其是访问在台湾和香港的人，他们说到49年前后的经历，用词特别谨慎小心，几乎是一字一句的讲。他们在过滤，在屏蔽一些词汇，换成更安全，更中性的词汇。所以他们讲得很涩，很艰难。非常好，这种试图要讲，又不敢全讲的艰涩，非常好。是的，我希望在这部电影里多一些这种“艰涩”，少一些流畅。因为艰涩中，我们能看到“试图”。其实整部电影就是一个“试图”。这个“试图”，是一个动势，有动力，也有阻力。阻力就是我们的当下。动势其实比动力好。

写一个城市，应该有其他的映照。电影里有台湾，有香港。北京缺席。陈丹青先生说，如今的北京就是当年的上海。北京为什么缺席，我们都知道。

贾樟柯说，每一个导演，除了处女作，都要面对上一部作品。我明白他的意思。总是要失去一些观众的。如果一直不变，重复上一部作品，有些观众会离开你。如果改变了，背离了上一部作品，有些观众也会离开你。贾樟柯曾经写自己的生命体验，写得非常好。然后终于，他得去写其他人的生命体验了。就像侯孝贤去拍《海上花》。贾樟柯离开汾阳，写了北京，写了三峡，然后写上海。自己的生命体验就像是血肉和骨髓，别人的是一层皮，一副躯壳。如何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进入别人的生命里？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海上传奇》回答得不算太好。但是他必须离开，必须尝试，必须去问，去回答。

以及，我很喜欢赵涛，但是在这部电影里，她的出现没有必要。《三峡好人》里，她的寻找是一条线索，在《海上传奇》里，是一个标签。

我曾经深深的被贾樟柯电影里的东西所打动。那种直见性命的东西。是的，虽然性命不能一直见，但也不要一直不见。

           作为上海世博会的驻会电影，贾樟柯的《海上传奇》于世博会开馆当天公映即引起巨大关注。
      这部上海人的口述史，用朴素和直接的记录方式，通过陈丹青、杨小佛（杏佛之子）、杜美如（杜月笙之女）、张心漪（曾国藩之曾外孙女） 、韦然（上官云珠之子）、费明仪（费穆之女）、韦伟、侯孝贤、韩寒等18位与新旧上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受访者，还原了近代中国最早开埠城市的历史原貌以及其中万千个体人生的点点滴滴。
      尽管贾樟柯宣称这并非是世博会的“献礼片”，其既不需肩负宣传上海城市形象的重任，也和所谓的官方主旋律价值观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影片入围第63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成为中国第一部入围该电影节的纪录片。但与此同时，在全国院线的票房争夺战上，贾樟柯再度遭遇票房寒冬，其“不合时宜”的人文关怀和让观众如鲠在喉的摆拍美学，不仅没能为上座率增色，反而成为当之无愧的票房毒药。该片于宁波、长沙等城市首映一周票房不过五千就黯然下线，迄今为止全国票房累计刚过60万，可谓惨淡经营。
      从《站台》、《世界》再到《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一直到《海上传奇》，贾樟柯的电影还是在死磕。
      贾樟柯之前的电影走的是一种绝对“自外于主流”的道路。独立的个人化导演风格，关注底层和个体个性的嬗变，将电影的触觉伸到城市和生活的某个角落，截取戏剧发展的某个横断和切片，甚至于肆无忌惮地在影片中加入富有时代特色的背景音作为串场。不要过渡，不需铺垫，不宏大叙事，不拘泥于学院派的技术技巧，乃至即性式的抓拍，无视故事脚本的叙述，以及具有当代艺术性质的拼贴和挪用非影片的元素，这些特立独行的颠覆反叛为他积累了国际性的声名，也成就了其在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贾樟柯一向以小见大。在《海上传奇》中，哪怕这18位传奇人物的个人史或者家族史串联起来就是一部上海的近代史，他仍然采取以无厚入有间的方式，庖丁解牛般地将上海城和上海人做多个角度的切片。他们的讲述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2010年，有革命、战争、暗杀、家庭、爱情、离散，也有日常细节，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国共内战等敏感话题也做了非常直接的表现。每一个横断面都是一部个人书写的历史，每一个时空的转换都是一种个人情绪的转换，但偏偏最后汇聚起来是一部大上海的传奇，而传奇的源头追溯到底就是一个个曾经生活在此的个体生命的经历：陈丹青儿时和人在弄堂打架的经历，杨小佛讲他和父亲的永诀，杜如美回忆帮派的斗争，侯孝贤讲述《海上花》拍摄的花絮，韩寒标签式的叛逆桥段，在贾樟柯的镜头前粉墨登场，一人一个角度，刚好组成了电影完整的肌理。
      摆拍美学贯穿始终的《海上传奇》的伪纪录片性质，也是打上贾樟柯烙印的。贾樟柯刻意模糊了真实与虚幻/记录性和戏剧性之间的界限，用特有的镜头语言构造了一个只有自己才能自圆其说的特殊语境。纪录片的真实性与剧情片的戏剧性在他的构设下完成了后现代的消解，新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两种风格截然不同却刚好并存于《海上传奇》的这个空间。在这里，18位名人的口述是确切的，赵涛来回串场演绎“岁月幽灵”则是玄幻的。贾樟柯在这部影片中，不但暴露了摄像机的存在，还暴露了导演的存在，丝毫不回避拍摄过程中的“作局”和构造，其肆无忌惮比之前作同为伪纪录片的《二十四城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海上传奇》是一件冠以“上海”和“上海人”宏大头衔的装置艺术，从本质上与电影本体没有太大的关系，在精神内核上更接近当代艺术中的录像艺术或者多媒体艺术。
      寓言和象征的先行在影片的开头以拆迁背景之下的两头石头狮子的形象呈现，在林强宏大叙事般的配乐之下，市井的引车卖浆者流则被混响进这曲关乎上海时代变迁的奏鸣曲中。陈丹青坐在外滩园改造工地的沙发上面对镜头讲述，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对上海的变迁、拆迁重建有很多发言，谈儿时的弄堂生活、消失的童年。拆迁和重建的象征寓意，从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开始就一脉相承，这伴随着中国变化发展的推毁、建设的过程就恍如堆叠起国际大都市的历史尘埃一样耐人寻味。
      和张艺谋、陈凯歌一样，贾樟柯也是拍文艺片出身，到了一定的阶段后再尝试其他的类型。但是，对于即将走上的商业片之路，贾樟柯却有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我，每一个生命阶段需要什么就拍什么；另一方面，始终要记得自己拍电影的动力是什么。我看了太多电影，但最后让我生命燃烧的是少量的艺术电影，我不会改变。”多年来贾樟柯的步数一直一以贯之，即使国内票房惨淡，依托影片的海外发行和巨额赞助也能保证收支平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我找赞助，往往打几个电话就搞定了，很轻松。我几乎不用植入广告，不能让它们阻碍自己的独立表达……没有我、王小帅、张扬这些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上还有面子吗？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该是从抢银子转到要面子的时代了。”
      也许，这部纪录片电影能于中国院线上映这个事件本身，应该理解为小众文艺电影的一场表达姿态的行为艺术，只要有中国的观众能在电影院看到这部电影就已算是重大胜利。对贾樟柯而言，从学生作业《小山回家》到今天的“官府“电影《海上传奇》，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和这个充满铜臭和速食快餐主义的商业时代做艰苦卓绝的死磕。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坚持一种坚持十几年，殊为不易。更何况仅仅有坚持还不够，因为谁都不知道究竟你还能坚持多久。
      我觉得我们总问贾樟柯票房问题实在太不厚道，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导演总是要在争夺话语权的斗争中左冲又突，哪怕花了10年从“地下”走到“地上”，还是要忍受嘲笑于夹缝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