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看完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本书《什么也别说》，主要围绕着一桩谋杀案的真相解密展开，在解密过程里穿插着上世纪北爱尔族群冲突，而其中作者也用不少笔墨来介绍临时共和军领导人、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并逐渐展示出这个共和军领导人的虚伪和残忍。

什么也别说

9.0

[美]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 2021 / 格致出版社

亚当斯1948年10月6日出生在一个有共和党背景的家庭里，他凭借过人的分析能力和机敏的头脑在共和军内部快速升迁，在1970年的北爱暴乱的时候已经担任了指挥。根据格里亚当斯亲民战友休斯的回忆，他不记得亚当斯自己拿起过石头或者燃烧弹，但是亚当斯指挥别人的时候的确非常有效。在休斯看来，他是临时共和军的“首席战略家”，能觉察宏观政治背景，以及冲突中的构造变化。就像留在战线后方的将军，亚当斯以不亲自参与暴力而闻名。

他于1972年3月入狱，并于1977年出狱。刑期的最后一天，他和战友休斯在院子谈论策略。他认为新芬党，也就是跟共和军相关的政治实体，必须同共和军武装组织进一步“协力”合作，互相打配合。出狱后亚当斯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示，除非在斗争中融入政治维度，否则不可能赢得持久战。他说“我们不可能依靠共和军的军事胜利建立共和国，”他在1980年的一次事件中宣称，“我们一定要像帝制拥护者那样认识到，仅仅通过军事手段取得胜利是痴心妄想。” 虽然亚当斯主张在武装斗争的同时发起政治运动，但他并未提出任何放弃暴力手段的建议。1979年8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亲路易·蒙巴顿勋爵，这位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在斯莱戈郡海岸附近的多尼戈尔湾乘坐自己的渔船时，船只被无线电遥控的炸弹炸得粉碎，他自己也在爆炸中丧生。一同遇难的还有他的两位家人，以及来自恩尼斯基林的一名当地男孩。而他在日后指挥的活动里，没少伤及无辜。

1994年8月，共和军宣布停火。由北爱的一名德高望重的神父亚力克·里德出面安排的亚当斯和英国当局秘密谈判似乎奏效了。停火后许多有一定影响力的共和党人被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听取决定。三名代表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概述了这项计划。他们表示，停火是积极的举措——肯定不是胜利，但也不是失败。但是前去听取决定的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共和军愿意在英国人没有做出任何撤出爱尔兰的承诺作为交换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有人认为，这和冲突中巨大的死亡人数有关。在北爱冲突中人气颇高的女共和军成员普赖斯举手问道：“这是不是说，事后看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发动武装斗争？”

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强硬立场一直有一种绝对论。“不论现在或今后的爱尔兰政治党派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始终从容地认定，我们做了一件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复活节起义中慷慨就义的英雄帕特里克·皮尔斯曾宣称，“我们拥有决不妥协的魄力和底气。”然而，停火与和平进程的本质，恰恰是谈判、反思和妥协。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们付出了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为的是一个赤裸而绝对的雄心：将英国人驱逐出境。但这个抱负没有实现。这令共和党运动的部分成员感到困惑。共和军领导层向过去和现在的基层士兵保证，他们没有放弃武力，停战只是一种战术行动，随时可能取消。但这感觉是为了安抚士兵而编造的借口，目的是避免队伍的再次分裂，就像1969年临时共和军和正式共和军分裂的局面那样。共和军在停战协议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特许权，就是英国政府对新芬党的进一步认可。正如一名前共和军志愿军所言：“作为对结束武装叛乱的回报，新芬党得到了以传统政党的身份来展现自己的机会。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要协助为北爱尔兰多年来的冲突画上句号。”

199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比尔·克林顿到访德里发表了一次演讲。自三年前就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他批准了格里·亚当斯的赴美签证，这关键的一步结束了对新芬党的孤立，接受了亚当斯合法对话者的身份。他还多次在华盛顿会见约翰·休姆。在德里，是休姆介绍了克林顿。他说这位美国总统有一个梦想：“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会在街头发生杀戮，不会有年轻人移居他国。” 1998年4月，参与北爱和平谈判代表们在希尔斯堡城堡逗留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和平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新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会议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人——前缅因州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他将自己竭力促成和平协议的承诺比作恐怖分子不妥协的正统观念；一位观察人士形容他拥有“狂热分子般的韧性”。 最终，与会政党在耶稣受难日出面宣布，他们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赞同的协议，来结束这场长达30年的冲突。北爱尔兰将继续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拥有自己下放的议会以及跟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协议承认，爱尔兰岛的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统一——但同时北部六郡的大多数人支持继续留在联合王国。该协议的关键原则是“同意”：如果，在某个特定时刻，北部的大多数人希望跟爱尔兰共和国统一，那么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将有“有约束力的义务”来履行这一选择。但在此之前，北爱尔兰依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并且新芬党同意忽略弃权的原则，允许其代表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任职。

埃德·莫洛尼曾是《爱尔兰时报》和《周日论坛报》受人尊敬的记者和编辑。 在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群体内发展了广泛的消息来源。他一度和格里·亚当斯十分要好。有一次，亚当斯正处于潜伏时期，两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坐着聊天。因为谁离开都不安全，所以莫洛尼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随着亚当斯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地投入政治，莫洛尼每隔几个月便会到福尔斯路的新芬党办公室看望他。亚当斯会沏一壶茶，接着他们会到里面的房间坐下交谈。然而这段关系最终恶化。莫洛尼逐渐确信，亚当斯在故意误导共和军的普通士兵。他怀疑，亚当斯私下早已决定为了和平进程而放弃军队的武力，但他和他身边的人严格保守了这一秘密，没有告诉组织的其他成员。莫洛尼已经着手写新书《共和军秘史》，这本书将利用他几十年的报道来讲述共和军的发展历程。然而，当他透露的故事和新芬党的政党路线相悖时，他遭遇了敌意。马丁·麦吉尼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德·胡扯”。一天晚上，有人割破了他的车胎。

2001年，马丁·麦吉尼斯打破了共和军沉默的规则，承认自己曾是临时共和军的成员，并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担任德里的副指挥官。但麦吉尼斯是在调查血色星期天事件的背景下这么做的——前提是他将免于遭到起诉。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新芬党势头正劲，日益强大。表面看来，共和军已经被和平进程边缘化，甚至同意解除武装。但即便如此，共和军长期以来已经给爱尔兰人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这个准军事部队很可能不会就此消失。 和许多临时共和军的基层士兵一样，他对《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大失所望。帕特里克·皮尔斯曾经写道：“如果有人以爱尔兰的名义，接受任何分毫少于脱离英格兰的‘最终协议’，那么他对爱尔兰民族的背信弃义是如此之罪大恶极，如此之不可饶恕……以至于他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这种绝对主义形成了共和党观念的精髓：接受任何立场的改变无异于背叛。在麦克斯看来，新芬党同意英国继续主宰爱尔兰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麦克斯认为，亚当斯出卖了武装斗争。 新芬党领导层非常清楚这类观点，并开始诋毁像麦克斯这样的批评者，称其为“异议分子”共和党人，或者“和平进程的反对者”。共和党向来有着严明的内部纪律，而作为一个新兴政党，新芬党不遗余力地维持着对北爱尔兰问题与和平进程的特定叙述。新芬党的所有官员似乎从未偏离剧本。如此一来，该党派保持了一位学者所说的“对共和党武装斗争记忆的垄断”。

对此老战友休斯十分的愤怒，愤怒于亚当斯背叛也愤怒于他的虚伪，书中写到：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给北爱尔兰带来了和平，但在贝尔法斯特各种建筑的墙上，依然满是描绘武装斗争英雄的彩色壁画。年轻的布伦丹·休斯就在其中，他双眼漆黑，满面笑容。然而最近几年，休斯的情绪变得日渐阴郁。“欢迎来探监。”他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有时，他一连几天足不出户，宁愿待在家里，独自喝酒抽烟。如今他到了知命之年，标志性的黑发已经变白脱落。他依靠残疾抚恤金生活。他曾在建筑工地做过各种卑微的工作，但除了年轻时在商船队的经历，他从未做过真正的平民工作，而且很难找到稳定的职业。“你无法真正从监狱走出来。”他会说。 在休斯眼里，《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象征着最终的妥协：共和党运动正式接受了英国人将继续留在爱尔兰的事实。休斯曾经杀过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为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而战。但如今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党运动的领导层可能早已准备好接受低于绝对胜利的结果，并事先决定不告诉像他这样的士兵，休斯认为这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做法。对休斯而言，这是一种极其有针对性的战略手段：他直接把责任归咎到他最亲近的同志格里·亚当斯身上。在他公寓的一面墙上，一个带相框的照片和切·格瓦拉的纪念照挂在一起。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朗·凯什监狱拍的一张老照片，休斯和亚当斯用手臂搭在彼此肩上。亚当斯身穿一件宽松的八字领短袖，蓬松的头发落在肩头。休斯穿着一件紧身T恤，上面写着“墨尔本爱尔兰俱乐部”的字样。两人都在铁丝网的背景下咧嘴而笑。休斯对亚当斯已经再无好感，但他仍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以提醒自己过去的时光。几十年来，他和亚当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绝不是一段平等的关系。最近，他开始悲观地开玩笑说，他就像共和军的武器，先是被利用，然后被丢弃——一如“解除武装”。 休斯谈到了格里·亚当斯。麦克斯曾和亚当斯同时在朗·凯什服刑，他了解亚当斯和休斯之间曾拥有的亲密关系。然而现在，休斯对这位昔日的同胞充满了愤怒。休斯憎恶《北爱尔兰和平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他开玩笑说，这个协议的首字母缩写GFA实际上代表“糟践所有人”（Got Fuck All）。“这一切他妈都是为了什么？”他会问。那些他夺走的生命，那些被他送上死路的年轻志愿军：一直以来，他认为这些牺牲最终会因为爱尔兰的统一而得以正名。相反，亚当斯已经成了西装革履的政治家，一个和平使者。他将自己塑造成了北爱尔兰后冲突时代的重要角色。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指挥的责任之一，就是高级军官必须做出可能让下属送命的选择。在休斯下达的命令中，有些曾导致年轻志愿军乃至无辜百姓丧命，他的精神因此受到重创。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重演。他告诉麦克斯，血色星期五事发当天，他是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但发号施令的，是亚当斯。“格里才是做决定的人。”他说。 借由否认自己在冲突中扮演过任何角色，亚当斯事实上推脱了自己对诸如血色星期五这种灾难的任何道德责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否认了他和昔日下属的关系，例如布伦丹·休斯。“这整件事让我感到恶心，”休斯说，“这意味着，像我这样的人……必须为所有人的死承担责任。”如果这所有的杀戮至少成功将英国人逐出了爱尔兰，那么休斯或许可以认为自己的行动合乎情理。但他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获得宽恕的任何理由。“到头来，”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值得的。” 当休斯和这些心魔斗争时，他惊诧地发现，亚当斯似乎完全没有这种痛苦的反省。相反，他游走于一个又一个上镜的机会，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这令休斯愤怒不已。他当然是共和军成员！“所有人都知道，”他告诉麦克斯，“英国人知道，街上的百姓知道，就连街上的狗都知道！而他却在那里矢口否认！”

同样令休斯担心的是，武装斗争正在被纯净化和具体化，变成了贴在车尾的标语。共和党运动向来对殉道者十分崇敬，但在休斯看来，有些尚在人世并且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在后来备受煎熬的殉道者似乎正在被抛弃，他们被自己的涂鸦形象喧宾夺主。“用壁画的方式纪念在漫长的孤独中因为酗酒而死的毛毯抗议者有什么用呢？”他会说，“我讨厌现在的年轻人把当年的事件想得很浪漫。”他补充道：“真相和想象相去甚远，我想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没过多久，亚当斯便听说他昔日的同志背弃了他。2000年，他们两人见面了。亚当斯质问休斯为什么要公开批判他，并对休斯交往的部分对象进行质疑，休斯回忆道：“他说我交友不慎，应该和那些人断绝来往。”休斯认为这个建议是对他的审查，这愈发加剧了他心中的怨愤。有一天，休斯在公寓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一个黑色小麦克风。在过去，这种设备几乎肯定是英国军方安置的。但现在他确信，是共和军把它安在了那里。

这种幻想破灭的感受贯穿于麦克斯进行的其他采访中。理奇·奥拉韦是麦克斯的采访对象之一，他年近五旬，身材矮小健壮，曾和休斯关在同一间牢房，并且是博比·桑兹的好朋友。1981年的绝食抗议期间，奥拉韦曾担任抗议者的主要发言人。当麦克斯最开始找到奥拉韦，告诉他“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时候，奥拉韦不愿参与进来。巧合的是，二十年来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担心，一旦他说出自己在共和军的经历，这个秘密可能会泄露出去。但麦克斯最终说服了奥拉韦，并开始在晚上带着录音机去他家里。 1981年夏天，博比·桑兹和其他三名绝食者死后，奥拉韦在监狱内协助引导谈判。据奥拉韦所言，囚犯们收到了撒切尔夫人的秘密提议，这份提议几乎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它并不是百分百的让步，但它保证，他们将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这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连同其他重要的让步。奥拉韦和另一位谈判代表向监狱外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偷偷送去了消息，表明他们倾向于接受英方的提议，结束绝食抗议。然而外面传话进来——准确地说，是格里·亚当斯——说撒切尔夫人的提议还不够，绝食者应该坚持下去。 抗议结束之前，又有六个人死去。关于这件事的公众叙述是，继续绝食抗议是那些囚犯自己的坚持。而奥拉韦从未发声质疑这种说法，他顺从了后来他所说的“精心编造的谎言”，这些谎言将这些戏剧性事件紧紧包裹在其中。但私下里他怀有巨大的内疚，因为他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他不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的人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提议，而亚当斯和他身边的人却偏要让抗议继续？ 经过多年的深思，奥拉韦开始形成一个可怕的推测。当博比·桑兹竞选议会席位时，和平抗议者寻求公职的情景引发了民众对共和主义的广泛支持，其规模是共和军通过暴力手段从未达到过的。1981年5月5日桑兹去世后，多达10万人涌上街头。奥拉韦无权参与军队委员会的讨论，而他们是决策者。但他开始认为，亚当斯延长绝食抗议是故意为之，目的是充分利用抗议引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就共和党的政策而言，绝食抗议是“原子分裂”的时刻，奥拉韦如是总结道。亚当斯第一次发现了通过选举政治带来变革的可能性。在延长抗议活动的决定中，他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能极大地拓展共和党运动的支持基础。它只需要付出六条人命。 在奥拉韦开始向麦克斯讲述这个故事后，他发现自己停不下来。他开始哭起来，起初是抽泣，接着像个孩子般无法自已地号啕大哭。20年来，他的良心一直背负着那六个抗议者的死。在20年的沉默之后，说出这件事让他感到了情绪的涤荡。“我他妈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要说出来，”他告诉麦克斯，“这些人死得太他妈不值了！” 然而，当奥拉韦开始思考，也许是亚当斯罔顾他人死活，认定前赴后继的殉道者是新芬党成为可行政党不可或缺的条件时，奥拉韦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如果不是这个决定，这场战争也许远远没有结束。正如埃德·莫洛尼后来写道：“绝食抗议让新芬党成功涉入选举政治成为可能：共和军的武装斗争和新芬党的政治活动之间后来产生的矛盾引发了和平进程，并最终结束了冲突。假如1981年7月撒切尔夫人的提议没有被破坏，那么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有人会说，只要目的正当，就能不择手段。还有人会说，和平的实现如同珍珠，值得为她付出代价。”在奥拉韦看来，一个人能玩一场如此漫长而处心积虑的游戏，并将六个人送上不必要的死亡之路，那么他一定是政治策略的天才——但也是一个反社会的人。

亚当斯种种言行透出他是一个虚伪的“屠夫”，纯粹的政治动物，在传统的IRA和英国人眼里都不受欢迎，所以在电影里马丁坎贝尔狠狠地编排了一顿Liam Hennessy（格里亚当斯），让其众叛亲离，最后在电影的末尾，英国人利用亚当斯的软肋对其进行威胁，成功的将亚当斯变成英格兰人的“狗”，而在书中，曾经的亲密战友休斯锐评到，对亚当斯的支持者而言，他是一个历史性人物，一个远见卓识的人，一个值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但在休斯看来，格里·亚当斯可能已经被自己的野心所蒙蔽——更有甚者，他可能遭到了英国人的摆布。当临时共和军在监狱里就战略问题组织教育学习班时，其中一门基本课程讲到，英国镇压叛乱的核心方法就是“对他们能应付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休斯认为，在和平协议之后，亚当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 可以看出，亚当斯在IRA内部和英国人眼里已经是“一条狗”的角色，什么时候成为的狗，意义并不大。

最后在补充一些历史小细节

血色星期天：1972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埃蒙·麦卡恩和一大群和平抗议者在德里集会。仿佛是为了强调非暴力抗议的徒劳，英国伞兵竟然朝人群开火，最终导致13人丧命，并且有15人受伤。士兵们随后声称他们遭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开了枪。结果这些声明都不是真的。血色星期天，这场将被永远铭记的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爱尔兰共和主义。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邓多克听到了大屠杀的报道，这一消息令她们怒不可遏。2月，抗议者在都柏林的英国大使馆纵火。3月，伦敦暂停了不得民心的北爱尔兰的联合议会，并从威斯敏斯特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

而与血色星期天相对的是IRA对英国当局的报复，血色星期五，1972年7月21日， 下午 2 时 10 分至 3 时 15 分，IRA在贝尔法斯特各地安装共有 19 枚炸弹爆炸。爆炸中有九人死亡——七名平民和两名士兵。受伤者是77名妇女和女孩以及53名男子和男孩。

在和平协议签署后 格里·亚当斯拒绝承认自己曾是共和军的一员，而电影里直接介绍他是前共和军成员则是一处“错误”，当然考虑到主创对片子的历史细节的注意，我相信这是导演夹带的私货之一，直接在电影里点破他前共和军的身份。

这里新芬党高层中有几人有明显的疤痕还有纹身，这也体现出如今的新芬党与IRA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的临时共和军经常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与保皇派和英军火并。

这里的“真正共和军”的原型可能是之前2009年3月7日晚上10点，两名士兵被袭击身亡的事情。当时由持不同政见的武装团体“正牌共和军”宣布为该事件负责。北爱尔兰警察局局长休·奥德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一小群越来越绝望的人做出的举动，他们决心将这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拽回他们不想去的地方。”

文/列文

成龙和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英伦对决》马上就要在国庆档上映了，毒舌君首先想说，从个人角度来讲，是非常喜欢《英伦对决》这部电影的，因为这部影片并非大家所熟悉的那种动作层面的“精彩”，而是剧情、角色、悬念层面的“牛逼”，在所有成龙电影中都堪称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

但毒舌君也隐隐感觉到，广大普通观众也许对《英伦对决》怀有某种错误的期待，以为这又是一部打得有趣而热闹的成龙电影，甚至会期待成龙和皮尔斯南这两大巨星上演巅峰对决，再加上影片所采用的故事背景以及剧情深度，又大大超过了普通观众的知识储备和审美偏好，所以——

《英伦对决》也许会成为“普通观众”的噩梦！说得更明白点，那就是《英伦对决》也许会让很多观众“看不懂”，甚至会成为“最难懂”的成龙电影！观众期待的《英伦对决》也许与影片呈现的真实样貌会有相当大的差距。

毒舌君之所以给大家提前预警，也是希望避免“普通观众”受到宣传误导，带着错误的期待走进影院进而对影片产生不良观感，同时希望通过这篇“映前预警”影评，帮助“普通观众”建立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观影心理，以便大家在观影时能够更好地欣赏成龙的这部剧情片佳作！

毒舌君之所以认为普通观众会“看不懂”，首先在于影片的整个故事根本不是为中国观众而是为西方观众打造的，故事背景也超出了普通中国观众的知识储备和关注范围。

《英伦对决》的故事不是大家熟悉的成龙电影那种诙谐轻松的冒险故事，而是建立在“北爱问题”这样一个严肃深沉的政治历史背景上。

说起“北爱”恐怕不少年轻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北京爱情故事”，只有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或是对世界政治与历史有偏好的年轻人，才会明白这个“北爱”说的是“北爱尔兰”，而“北爱尔兰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英国政府同北爱民族主义者“统独之争”的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曾经持续爆发严重的暴力冲突、恐怖袭击和流血伤亡，但随着1998年北爱和平协议的签署终于迎来和平。

也许常看《新闻联播》的中老年观众，会对“北爱问题”留下记忆和印象。而自从和平协议签署以来至今，“北爱问题”已经迎来了长达20年的和平期，在新闻联播里也早已不见踪影了，所以新一代的年轻怎会对此有任何的认知和了解？《英伦对决》改编自1992年出版的小说《中国佬》，如果这部影片出现在90年代正好应景，但放在当下这个时代，肯定会跟当下观众产生“时代背景”方面的“代沟”。

而《英伦对决》故事正是建立在中国普通观众基本毫无认知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上，而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重要，跟影片的剧情、角色以及角色关系和行为逻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关联，对影片背景毫无了解，你也许就搞不明白片中的角色身份是什么，彼此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微妙的关系。

比如说，影片一开始，伦敦的一条街道发生炸弹袭击，英国政府根据爆炸现场的证据马上得知这是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动的恐怖袭击，你如果对“北爱问题”的历史毫无了解，对当年北爱民族主义者对英国发动恐怖炸弹袭击的历史毫无了解，你就不会明白片中的恐怖袭击，对于英国政府和北爱当局会是怎样一种严重的政治危机，也无法真正理解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的角色处于一种怎样的政治危局之中，以及为何英国特种部队对待北爱恐怖分子会如此冷酷和残忍。

随后，英国的女内政部长打电话给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的北爱第一副部长，要求他查出真凶，给英国以交代，而同时英国也会满足他释放北爱政治犯的条件。如果你不明白英国政府与北爱当局的关系，你就不会懂得，英国女内政部长跟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的北爱第一副部长根本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一种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女部长无法命令布鲁斯南行事，而只能用政治压力和政治利诱来让他行事。

如果你对北爱的政治架构没有了解，看到皮尔斯·布鲁斯南“第一副部长”的官衔都会瞬间蒙圈，“第一副部长”是个啥官？有多大权力？到底是哪个部的第一副部长？其实，北爱尔兰行政当局的最高领导就叫“部长”，而“第一副部长”就相当于是北爱尔兰的第二号实权大人物了。

接着，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的副部长召集手下的政客开会追查凶手。这也需要你至少对北爱政治派别内部也分鹰派和鸽派，具有这样一个基础认知，才能看明白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的副部长不仅跟英国政府立场有别，他作为鸽派，跟北爱内部的鹰派也有既利用又对立的复杂政治关系，而这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其实是贯穿整部影片的，跟片中许多角色的身世和立场都产生关联。而且《英伦对决》的角色之多、角色关系之复杂，也堪称创造了“成龙电影”之最。如果你在观影过程中，不能对这种剧情和角色的复杂关系有着细微而敏感的观察和感悟，也就无法理解片中角色所坚持的立场以及悬念反转的设计。

如果普通观众对“北爱问题”缺乏基本了解，甚至会连成龙扮演角色的行为逻辑都看不明白。他在恐怖袭击中痛失爱女，随后他所做的事就是跟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的副部长较上了劲，非得要人家交出凶手，还在人家办公室制造炸弹袭击进行威胁，甚至当皮尔斯·布鲁斯南跑到乡下农场避风头，他还穷追不舍，继续制造爆炸威胁。也许放在其他背景下，成龙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一根筋偏执狂，凭什么他认为皮尔斯·布鲁斯南就一定知道恐怖袭击的真相、一定跟恐怖袭击有关的？但放在“北爱问题”这样的背景下，恐怖分子是北爱人，而皮尔斯·布鲁斯南是北爱政坛的大佬级人物，这样的剧情和角色身份设定再跟历史背景相叠加，成龙对他穷追不舍的行为就不完全是偏执，而是具有一定程度合理性在其中了。

看了以上的内容，大家可能会觉得毒舌君说“北爱”说得那么多，说成龙却说得那么少。而这也正是毒舌君想强调的一点，《英伦对决》也绝非大家印象中那种成龙贯穿全片、无所不在的电影，也绝非一部严重依赖成龙动作身手作为影片核心看点的电影，而是一部皮尔斯·布鲁斯南主导的“政治线”，以及成龙主导的“复仇线”两线并进、同等重要的电影。成龙主要负责打戏的精彩，皮尔斯·布鲁斯南主要负责文戏的精彩，而且，至少毒舌君认为，《英伦对决》真正的精彩之处，主要是来自于剧情方面复杂与反转的强大张力，以及“政治线”和“复仇线”两线并进、巧妙融合的精妙结构，这才是影片真正令人赞赏的“牛逼”之处！此外，《英伦对决》也堪称近几年最好看的政治惊悚＋反恐片，而且不是《24小时》那种噱头足热闹大级别的，而是《国土安全》那种严肃复杂深邃级别的！

所以，《英伦对决》绝对是一部“非典型”的“成龙电影”，毒舌君会用“牛逼”而不是“精彩”二字来形容这部电影，区别就在于以往成龙主演过的经典影片例如《警察故事》、《飞鹰计划》、《红番区》、《十二生肖》之类的你可以用“精彩”来形容，而《英伦对决》的出色之处则完全不是这种“精彩”，既没有成龙标志性的搞笑打斗，也没有什么惊险的玩命动作，成龙和皮尔斯·布鲁斯南两大巨星也没有太多面对面的交锋和对决，而是另一种基于整部影片布局、剧情、角色、节奏和细节的剧情片维度的“牛逼”。甚至可以这么说，《英伦对决》是成龙大哥影片中前所未有的剧情佳作！在成龙大哥的片子里居然能看到“牛逼”的剧情和表演，想不到吧？呵呵！

说了这么多，毒舌君这篇“映前预警”影评主要想向大家强调两点：一是建议大家在观影前，最好先上网对“北爱问题”的相关新闻、历史和评论了解一番，才能在观影过程中真正看懂这部电影的剧情和角色，看懂影片种种细微的妙处所在。二是不要对成龙的打戏抱有过高期望，虽说影片中成龙依然称得上“打得精彩”，但在精彩程度以及打戏分量上，已经不是你熟悉的经典成龙电影的样子了，反倒是成龙大哥的表演更值得关注。（文/列文）

即将片尾，当成龙出现在布鲁斯南的家里，亮出女恐怖分子跟布鲁斯南的合影，说布鲁斯南就是幕后黑手，而布鲁斯南百口莫辩的那一刻，是我对这电影好感飙升的一刻。

表面上看，布鲁斯南饰演的部长对爆炸案并不知情，他被极端派的手下绑架，被老婆出卖带绿帽子，还被成龙当幕后黑手穷追猛打，简直是冤大头中的冤大头。可他当然就是幕后主使，一个老谋深算的满口瞎话的无耻政客。

布鲁斯南口口声声跟UDI脱离了关系，可其实他不过是朝廷招安的宋江。

看UDI开会就能知道，UDI一直就是他的组织，他能对UDI的军头下令严密探查每个军火库，能对组织内部执行家法，也曾经是两手血腥杀害妇孺的爆炸犯。通过他跟他侄子的对话也能看出这一点，他侄子是从纽约赶回来的，之前是听从他的命令在纽约“筹款”。

“筹款”这个概念，电影里只轻描淡写的一提，但是如果看过布拉德皮特和哈里森福特的老电影《与魔鬼通行》（The Devil's Own，1997），都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与魔鬼通行》讲述的就是布拉德皮特饰演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肩负任务，来到美国向美国爱尔兰移民“筹款”，想要购买导弹回北爱去搞恐怖袭击。他借住在哈里森福特饰演的爱尔兰移民老警察的家里，两个人惺惺相惜，最终却迫于立场，兵戎相见： //baike.baidu.com/item/与魔鬼同行/10442174?fr=aladdin

侄子是做这个的，布鲁斯南能还是什么好东西

甚至爆炸案的起因，也是布鲁斯南对亲极端派的部属下命令，要他去“打击英国的金融业”，借此用筹码来跟唐宁街10号谈条件，换取他表哥和其他人的特赦令。至于部属怎么打击，是不是在银行里放炸弹搞爆炸，波及旁边商铺里的中国女孩，这些他当然不闻不问——布鲁斯南当然对具体事件不知情，因为他用这种手段就把自己和具体暴力行动隔绝开，随时可以甩掉下头的底层棋子。这就像黑手党老大不会知道帮派成员干的每一起凶杀一样，中间都隔着好几层呢。

布鲁斯南不是幕后黑手，谁是幕后黑手？

成龙追着纠缠布鲁斯南咋看没道理，其实却是凭直觉抓住了来龙去脉的要害。如果没有成龙凭借照片歪打正着的指控，会是什么结果呢？

布鲁斯南会在利用亲极端派的部属之后，顺利拿到特赦令， 把从事爆炸的年轻人出卖给英国政府，而且会因为顺利解决爆炸案，他的政治影响力会大大提升，还会继续当他的部长。这个狗王八会占尽所有好处，得到所有他想要的东西。

布鲁斯南构想的很好，但是这个构想，奠定在他对UDI组织的掌控力上。在他执行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变数，他的老婆憎恨他的两面派手段，引诱了他的侄子，以至于本来应该是很顺利的换代码抓人失败了；而且亲极端派的属下警惕也提防他，在他身边安了个情人钉子，来把布鲁斯南和恐怖分子联系起来，而且借此当做自己万一被布鲁斯南出卖的底牌。 即便是这样，布鲁斯南仍然骗过了所有人，顺利杀人灭口，拿到特赦令，还让英国政府以为拿住了他的把柄，对他更加放心。如果不是成龙最终出现在他的房间，把照片发到网上，利用社会舆论来让他下台，布鲁斯南还能继续当他的副部长。

成龙拿着布鲁斯南和情人接吻的照片，说这是你跟女恐怖分子的照片，你就是幕后主使。但是布鲁斯南跟情人相处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恐怖分子，也不知道她是安插在自己身边的钉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成龙冤枉了布鲁斯南，可是歪打正着，他冤枉对了一个真正的坏人。

看着布鲁斯南面对照片却百口莫辩的表情，真是绝佳的黑色幽默。

电影唯一让我遗憾的，就是成龙没一枪毙了这个无耻的混蛋。

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背景网上有很多介绍了，我就另辟蹊径和大家科普一下成龙扮演的关玉明的背景介绍，我看到豆瓣上有人说因为关玉明参与过越战的背景，他很有可能是华裔美军，其实是很多人不了解那段鲜有人知的历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越南北部的越共胡志明政权发动对法属南越政权的战争，后来把美国人也拉扯进来了，史称“越战”，其实那次战争背后还牵扯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决，中国在前苏联的授意下派出军事顾问团暗中参与了这场战争，并最终帮助胡志明打退了美法联军，统一了越南。中国的这支部队前身隶属中原野战军，是陈庚将军的部队，当时援助越南的大多是广西和云南籍的士兵，在电影中关玉明就是广西人，后来在战役中，这支部队伤亡很大，被俘虏很多人，只是在越战结束后为了不影响国际形式（当时中美两国正在初步外交接触），因此被俘的中国军人并没有被及时送回国，而是在当地安顿下来，有的甚至和当地人通婚生子。

七十年代末，在苏联的挑唆下中越关系突然紧张，随后爆发了中越战争，那些当年留下来部分中国军人和当地华侨一起成为了越南民族主义者的众矢之的，1976年在胡志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华暴动，当地华人死伤者无数，在这种形势下，华人们开始自发组织逃离越南，1977年的十一月，有人组织搭乘渔船准备逃走并偷渡新加坡，这场逃离规模很大，但极其悲壮，在逃离过程中渔船先遭到泰国海盗的洗劫（电影里有表现），后又因暴风雨和海啸使得逃跑的华人死伤惨重，最后到达马六甲海域的只有几条渔船，但因新加坡政府拒绝难民，使得船上的人无法下岸，后来粮食短缺和传染病爆发，又死了好多难民，估计电影里面关玉明的妻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难产死的，后来国际难民组织呼吁世界各国接纳这些华裔难民，但是全球只有一个挪威政府愿意接纳他们，因此这些人被转移到挪威才安定下来，之后新加坡政府出于国际压力也承担了一部分难民，此事件才结束，片子里的关玉明之后辗转多年最终在英国落户，其身世让人唏嘘。

其实这段历史波澜壮阔，华人命运在历史上始终磨难多舛，电影中北爱尔兰民族独立的故事让这么一个同样具有复杂背景的中国人来贯穿，其隐喻性也是不言而喻。

与成龙以往的作品不同，《英伦对决》虽然依旧贴满“成龙式”标签，但如同他在访问中说到的那样，他一直在求新求变。因此，《英伦对决》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成龙，再加上曾打造过经典007系列导演马丁·坎贝尔的执导，让成龙的这次尝试变得稳健、娴熟。

在《英伦对决》中，成龙的求新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对于动作戏的处理，其次是表演层次上的拓宽，最后还有充满智谋的心理刻画。

观众已经习惯了成龙的功夫喜剧式手法，那种充满戏谑、讨巧的打斗模式，会在不经意间触碰观众的笑点，不过这些动作戏显然设计的成分会更明显一些。但在《英伦对决》中，成龙的打戏更加符合自身年龄的限制性，以及主人公身陷困境的绝望感。

在电影中出现了肉搏，各种刀法以及枪战戏。动作戏设计的标准是以人物解决生存问题为前提，讲究在特殊环境下求生的紧张感。成龙这次在做减法，有意减少了花哨的动作，辅助更多的是写实打法，比如野外的树枝，生活场景中的道具都变成人物对抗的利器。为了符合关玉明年龄与身份的设定，《英伦对决》中的动作场面讲究速战速决，强调瞬间迅猛的爆发力，以及人物复仇的决心。

表演方面，可以说成龙出现的第一个场景就迅速将观众代入故事中。他一贯保持沉默，目光下视略带忧伤，只有看到女儿时眼神中才会显现出一丝愉悦。成龙很巧妙地将这种压抑感贯穿影片始终，据了解，片场中的成龙也是少言寡语，为了进入角色他在演戏之外也尽可能积攒情绪。

片中有一场戏看得人心酸，关玉明找到英国反恐部的警察，他在与黑人警察讲话时，开始没有流泪，在诉说冤情时，眼泪一点点流淌下来，然后又吞进去。就是这个短暂的瞬间，流露出一个东方男人的隐忍与决绝，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位普通父亲的痛苦。这也是成龙在《英伦对决》中为观众展现出的另一种表演维度，他不再是那个行走江湖游刃有余的大哥，而是一个普通人关玉明，本片原定名字就是《普通人》。

其实讲述暮年军人拯救女儿的电影有很多，比如《飓风营救》中的连姆·尼森，作为曾经的高级特工布莱恩，虽然退休后变得很落魄，但依旧可以找到各种好友为其“解决问题”，相比之下《英伦对决》中失去所有亲人的关玉明显得势单力薄，这也侧面凸显出他孤胆英雄的形象。虽然此前成龙也曾在《新警察故事》系列中展现出一种沧桑形象，但起码还拥有一定身份感，但到了《英伦对决》他彻底放下这些“包袱”，将那种忧伤、悲情感演绎到极致。

在《英伦对决》中，成龙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动作戏设计，还改变了以一敌百的常规抗敌方式，片中的关玉明更多是以“逃亡”为主，而与成龙此前精通的“追击”有天壤之别。就像《功夫瑜伽》中，成龙会寻找很多年轻演员与其一起完成花样百出的动作戏，从而达到目不暇接，高潮迭起的娱乐感。

而在《英伦对决》中成龙表现出更多足智多谋的一面，他不再借助外力，而是靠思考解决问题，比如手工制造轻型炸弹；在暗处设置埋伏击溃敌人。成龙勇敢摒弃了自己年轻时那股勇猛的冲劲，反而是真实地将垂老的身体摆在观众面前，此时他或许不再拥有火辣的身材，但绝对拥有性感的大脑。

成龙在《英伦对决》中的努力与创新是观众有目共睹的，再加上马丁·坎贝尔，这位老辣的犯罪悬疑片导演的保驾护航，其产生的化学反应非常强烈。

作为曾执导《007：之黄金眼》、《007：大战皇家赌场》、《佐罗的面具》等经典影片的导演来说，马丁·坎贝尔对于动作、犯罪类型的精准呈现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擅长功夫喜剧的成龙来说，马丁·坎贝尔的加入弥补了他类型单一化的缺憾。

马丁·坎贝尔在电影技术上的特殊追求成就了《英伦对决》。首先是对于特效的处理，在电影技术花样翻新的当下，坎贝尔依然坚持使用实景拍摄，在《英伦对决》中CG镜头非常少，印象最深的是伦敦大桥上巴士爆炸戏，是真实拍摄完成的，摄制组为了控制现场，进行了大量协调工作，申请了半年才敢付诸实施。

除了爆破特效还有化妆特效的高水平发挥，这点尤其表现在对成龙老年妆容的处理上。因为成龙是比关玉明的实际年龄显年轻的，为了增添沧桑感，化妆师为成龙打造出逼真的眼袋、清晰的皱纹。

此外，本片配乐设计由克里夫·马丁内斯保驾护航，其配乐的《亡命驾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尤其痴迷于诡异的电子乐。在《英伦对决》中不仅出现了荡气回肠的悲怆音乐，还出现了营造紧张气氛的暗黑电子乐，一方面，观众感受到了好莱坞大片般的质感，另一方面，也感受到先锋多变的音律。

总结来看，《英伦对决》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成龙，还看到了水准高超、精致多变的电影制作团队，不仅让人一饱眼福，还在走出电影院之后留有一丝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