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楼死亡的剖析

第76届戛纳电影节已于5月27日落下帷幕，经历过疫情三年的疲软之后，今年戛纳迎来一次爆发，不仅有多位久违戛纳的老导演带来他们的最新作品，中生代导演也表现出令人瞩目的创造力。最终在今年竞争尤其激烈的主竞赛单元中脱颖而出的，是评奖前就呼声颇高的《坠楼死亡的剖析》，而其导演茹斯汀·特里叶也成为继1993年的简·坎皮恩（《钢琴课》）和2021年的朱利亚·迪库诺(《钛》)之后，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

茹斯汀·特里叶作为法国导演，是戛纳扶持出来的又一嫡系作者。2013年，她的第一部长片《索尔菲雷诺之战》在戛纳首映，一鸣惊人，获选当年电影手册的年度十佳。 2016年的《维多利亚》则入围影评人周单元，并提名法国凯撒奖五项大奖。到了2019年她以《西比勒》入围戛纳主竞赛，再到2023年登顶金棕榈，特里叶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让人惊叹的创作跃升。

和获得评审团大奖的乔纳森·格雷泽的《利益区域》相比，《坠楼死亡的剖析》有着更强的戏剧张力，尤其法庭戏的部分拍得引人入胜，这意味着此片会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而特里叶对夫妻关系中的复杂情感与真相谎言富有层次和深度的展现，让这部电影变成了一场对亲密关系的审判，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场“解剖”（Anatomy）。

正如片名所明示的，《坠楼死亡的剖析》开始于一场死亡。主角一家三口生活在法国的偏远山区，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早晨，丈夫从屋子上层坠落而死。自杀？他杀？当嫌疑指向妻子，并由此展开一场繁琐而持久的审判时，观众也与两人的儿子一起，逐步进入这对夫妻情感中更为不堪与分裂的部分。

虽然故事大相径庭，但《坠楼死亡的剖析》与导演前作《西比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里叶在本作中不仅延续了她在《西比勒》里对作家身份，以及文学与现实之间虚实暧昧的探讨，更有意思的是，延续了她对“语音记录”这一意象的特别关注。在《西比勒》中，身兼心理医生与作家双重身份的西比勒，将自己病人讲述不道德恋情的谈话偷偷录音，以此作为自己创作小说的灵感；而在《坠楼死亡的剖析》中，丈夫在死前录下的一段录音，则成为撕破夫妻和谐表面的重要证据。在两部作品中，“语音记录”都指向亲密关系中更私密更袒露的部分，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何特里叶在《坠楼死亡的剖析》将做出关键证词的儿子设定为一名视障者：比起“所见”，“所闻”往往更接近情感的真相。

作为女性导演，特里叶为本作注入了颠覆性的女性视角。女性观众在观看此片时或许更能体会到一种心照不宣的隐秘控诉：桑德拉·惠勒饰演的妻子不再是传统关系中的弱者，相反，她对自由的追求，对开放式婚姻的拥抱，以及身为作家在事业上的成功，让丈夫成为不平衡关系中挫败失落而无法成就自我价值的一方，而这通常是女性/妻子的位置。

但千万不要把本作看作一部撕破情感假象的翻转戏剧，《坠楼死亡的剖析》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恰恰是面对被揭露的分崩离析，妻子对此做出的回应与剖白。外人很容易通过最不堪的部分来对双方做出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但这往往只是亲密关系中最尖锐的那块碎片。所有的美好与丑恶，共同构成了情感的广阔谱系。无论经过多严密的程序和多详细的剖析，都难以窥得全貌。在电影的最后，案件迎来了清晰的判决，但一场对感情的解剖，终究只能到达暧昧的彼岸。

首发于《环球银幕》

在西比勒的基础上以为是升级版朴赞郁，但还是比我看过的那部有趣太多了。对话部分都写得很爽，尤其争吵。大堆的真实：证据分析师（或者其他）的证言对比，你有一个不需要模拟演示就可以言之凿凿下判断的男的，还有一位详细分析不排除所有可能性的女性，然后男的说“that’s what you believe”, typical bullshit and you see this all the time. What they call virtue is everything men claim to pursue and they don’t see it’s there already, in women. Guess who’s the hypocrite here. Daniel以外的男性角色都先入为主相信Sandra有罪，急切地想要断罪，没有人关心Sameul究竟经历过什么。微妙的不公和盲目和妄断，男性主导社会秩序的裂缝，Sandra最后的问题像是：为什么你们建造这样一个世界？离谱，残酷、让人窒息，并且不为所动？于是又回到了这对couple之间的矛盾：你是那个怯懦、胆小、恐慌、无法前进的人。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因为我已经习惯这种噪声，痛苦：我所有的人生都在应对变化和绝望，以至于它们并不新鲜。是你不能面对你自己，被放入同样的情境就不能承受，脆弱到不知道怎么改变。be a man and solve the problem, will you?

在mk2的journal里看到导演二人的采访，觉得蛮有意思分享一下。

想起之前有豆友评论说不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认为导演通过标题“坠楼”就把死亡定义成了自杀。但坠楼只是中文的翻译，是chute很多语义中的一种，我相信Anatomie d’une chute并不只提供这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你选择怎么翻译这个标题，或者说你接受几种翻译的可能性，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你如何在观影结束后去给这场死亡给出你自己的答案。

导演（J.T）在这里的回答说明了两个有趣的地方：一是她并没有在影片中给出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的准确答案；二是她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对于如何平等分配时间，找到完美的平衡和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直困扰着我们，而死亡的发生打破了这种平衡（或不平衡）以及探索的可能性，死亡即是永恒。“无论Samuel这个人物是自杀还是他杀，他（的死亡）吞噬了所有空间，他占据了所有的空间。”

导演（A.H）的补充回答说，“这几乎是一场报复。” 从A.H的回答来看，他应该认为这是自杀行为，因为他所指的报复就是，利用死亡来换取绝对的空间。

所以如何分析这场chute，也许也是要留给观众自己处理的部分。

特里叶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围主竞赛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西比勒罔顾朋友的反对决定暂停心理咨询工作转而重新投身写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说的灵感恰恰来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玛格特，一个深陷情感纠葛无法自拔的年轻女演员，在两人的接触过程中，玛格特的此刻不断侵入西比勒的彼刻从而在后者内心形成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回响，而在创作焦虑和更多复杂力量的驭驶下，西比勒无法阻止自己在虚构，过去以及现实间愈来愈复杂的诸多叠映中终于越陷越深。

但这部前作在彼时的反响并不乐观，不仅在主竞赛颗粒无收，在影迷中的评价也不温不火最后以两极分化告终，而这与本次《坠楼》自首映来便斩获场刊高分和几乎清一色的观众好评显然恰恰相反。当我们比较两部作品而试着弄清个中原由时，会发现两者间的割裂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一方面，诚然，西比勒中汹涌的欲望异动和波动无常以致要流于过度戏剧化的人物关系都令这部前作与《坠楼》贯穿始终的冷酷分析和生气殆尽的中年婚姻截然区分；可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角力以及不断被召回的过往残片，都令两部作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那么，在掌控力等诸多技法的客观成长外，真正另《坠楼》一跃登顶金棕榈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体其实可看为“刑侦”和“庭审”这两大经典电影类型的结合，但最终又分别对两者都进行了各自意义上的重解和超越。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许能给我们的理解更多指引。用来代指“坠楼”的名词chute在原本的语境中其实具有更丰富的广沿，它在中性地描绘着“坠落”这一实质性的物理动作同时，也完全可贴切地适用于一切对具有突然性下行现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词une显然也强调了它的随机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则相反，本意会更贴近医学领域的专有，用来表示“解剖”这一医学行为。两个名词和它们的并置方式最终分别概括了本片的主题和方法，而它们都在影片中被几乎苛刻地执行了，这也正是这部金棕榈作品根本的运动方式：特里叶通过竭尽特效摄影，VR重建，现场排演，庭审录音，证词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对单一“实证”（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体一样的物质性）进行了彻底剖析，而这一切偏偏恰是为了抵达一种反剖析，也就是说她意在勾勒的其实是一个非实质的地带，它正是游走在亲密和法庭，虚构和事实，而后艺术和生活间的，就像我们还记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乱）。

这也恰恰是本片剧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它的渐进是否定式的，它的张力不像传统悬疑片一样建立在一种“藏”与“露”的逻辑上，它不关于一片缺失的拼图，没有一个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线索的补充来交由观众确认，正像影片的第一场戏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叶在这里极尽客观地放进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实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实的暧昧（嘈杂歧义的音乐），在影片后续漫长的庭审程序里，我们才得以和音乐本身的loop一样一面以繁复的手段反复地重回同一现场而一面也同样地一无所获，因为法庭错要追寻的真相抑或正义在生活的混沌维度中本便是非实质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质性围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儿看不见，语音备忘录的话筒也没能录下，而导演的摄影机呢，只摄下了确凿的第一幕。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时在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确切的证词（也至此是非证词）才可能脆弱地浮现。可以说，特里叶在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冷冽凝练地完成表达的，正是这珍贵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辩驳和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中，表面的战斗姿态下，她最终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迫战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胜诉中也许并不存在胜利可言，她所面对的真正指控也并不来自谋杀，而是事实和力量的逻辑对爱与歧义乃至生活本身的强暴。

好开心好开心看上了。亮点笔记：

宏伟洁净的雪山边的木屋，随着“侦探”（律师）登上阁楼变得越来越狭窄暖和，阁楼的三角窗台是打开的，可以望见雪山，冷暖空挤对比

法庭庭外拥挤的媒体也作对比，手持，眩晕混乱，嘈杂。法庭内冷峻甚至残酷，天顶画为圣经宗教。

被包围作坠楼模拟的木屋，中景妻子被“采访”，经典纪录片访谈方式、坐姿，（法庭戏中对妻子的拍摄方式也接近，以及法庭外电视采访，而对孩子是跟着问话者摇，显得手足无措、困惑）其实只是和律师谈话，和先前的更自然轻松些谈话作区别，另一女律师也在场，更正式沉重，被迫对自我、对家庭剖析，丈夫有抑郁。

狗散步-狗和孩子跑-流血尸体-喊楼上母亲-俯全景-狗，运镜配欢快音乐效果独特，观众置身事外。

演职员表由富于动感的角色照组成（钢琴）。

一名与世隔绝（甚至工作时与家人隔绝）的作曲家坠楼死亡，死因不明。由法医手术室交代，自杀、他杀、意外？这一大悬疑很快被推上首位。法庭甚至对他的大声、激烈的音乐作剖析，是否蕴含潜意识对妻子的嫉妒等等nitpicking质问

接下来是无情的坠楼模拟动画、模型、真人表演等一遍遍播放。录音播放，闪回到生前的争吵，我不喜欢这段接近十分钟的争吵戏，直接、无解、暴躁、暴力，之前三次提到的无伤大雅的经济问题（妻子德语翻译兼职、律师口中说出有经济问题、雪山背景妻子在车边抽烟淡淡说起潜伏的矛盾，表现为经济问题），在本次吵架中被揭了痂口的一层皮，但效果达到了，我和法庭一样尴尬哈哈哈哈，可怜的小朋友，一个喜剧性的zoom in到法官，so…

黑暗中的车道，母亲律师感情暧昧升温（之前就有，但通过表演），母亲失声大哭。案子结束后，也是夜里，吃完饭回到木屋，律师目光柔和、有所期待，妻子只是捧着他的脸。，此事告一段落，赢了，可reward在哪？回到家后，母亲和孩子相拥，松了一口气，睡在沙发上，不自觉地微笑，狗狗也趴在身边，熟睡了。reward 并不是额外的奖励，但足以填补了伤口的凹陷，生活得以回归安详的秩序。

狗狗Snoop翻白眼伸舌头倒地，呕吐，喝了水又好了。慌张落泪的孩子的情绪由此顶出高峰，此前在家中压抑沉默、在法庭疑虑不安，此时爆发，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杀了父亲，而这只是气愤之时无意脱口的旁人灌输的一种揣测，真正惶恐焦虑的是家庭关系。

弹完钢琴，C，无琴谱，走向阁楼，打开被关上的三角玻璃窗，淅淅沥沥的雨点挂在窗上，望下去，白雪皑皑的箱子，旁边是父亲的降落点，男孩（观众）似乎感受到了作曲家坠楼的那股引力。法庭上，男孩倾向于父亲自己坠楼，他可以想象、理解到，而母亲推下父亲是没必要、无法理解的。这对观众来说很清晰，但对法庭，是不一样的从无到有的考证。

小孩也练琴（电子乐谱）父亲照片是背后强光导致脸看不清，音乐E，本片音乐始终为E或P或偏C。家庭存在经济问题（妻子兼职德语翻译，律师口中，妻子车边再次引出家庭经济矛盾）

ps：看的时候觉得发国真闲，《悲惨世界》2019没管住，为一个可以敷衍过去、定性为自杀或失足死亡的丈夫大动干戈，咄咄逼人，成了大新闻，母亲去坐牢了小孩咋办啊，那个红披肩aggressive 光头

几日以前，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在海滨小城戛纳正式闭幕。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Justine Triet）执导的影片《坠楼死亡的剖析》（以下简称“坠楼”）获得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也让特里叶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而这距离上次法国女性导朱利亚·迪库诺凭借《钛》获得金棕榈仅仅过去两年。

这一结果似乎彰显了女性电影人的地位正在实质性地提高——当然，按照一些抗议者的说法，所谓“提高”可能仅仅是一个表象。就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法国著名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正式宣布退出影坛，她表示自己的决定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法国电影界包庇性侵加害者，毫无作为”。种种现象都显示出女性主义浪潮依旧汹涌，只不过在几年哄哄烈烈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之后，拍岸巨浪可能已经逐渐化为“暗流”。就今年法国队（暂且排除合拍片）来说，主竞赛入围的女性导演占到了五分之四，唯一的男性导演还是隶属少数族裔的越南裔导演陈英雄，而他也凭借影片《多丹·布法内的欲望》获得最佳导演奖——单从现象上看，戛纳今年显然是“政治正确”了一大把。

不过可以肯定是，《坠楼》的夺奖完全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其水平确实过硬，在任何一届都是毋庸置疑的最高水准。影片讲述了一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女作家在丈夫于自家坠楼之后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故事。审判对她的家庭生活造成冲击，她与此前意外致盲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演员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在影片中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技，其饰演的女主角桑德拉绝大部分时候显得知性、独立而克制，哪怕遭受检方攻讦仍然能够保持十足的理性，无论是内心的痛苦还是喜悦都能很好地通过微妙的表情传达出来，但与此同时，惠勒也有极好的爆发力，必要时刻不但能够宣泄出非常强烈的情绪，且还能让情绪层次分明、毫不凌乱。不出意外的话，影片应该也可以在明年奥斯卡上有所斩获，惠勒也可能成为影后的热门人选。

律政剧（legal drama）近一两年来数量不少：不久之前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就有两部，分别是《正义回廊》和《毒舌律师》，前者提名香港金像奖多个奖项，并助力何爵天获得新晋导演奖，后者则一举成为香港影史上首部破亿票房的华语电影，随后登陆大陆院线；国外方面，去年有威尼斯电影节最佳长片首作《圣奥梅尔》（Saint Omer）；今年戛纳则有两部，一部是主竞赛单元的《坠楼》，另一部是“影人双周”单元（今年更名，之前称为“导演双周”）的《戈德曼的审判》（Le Procès Goldman）。这些影片里往往都有大量的法庭戏，有一些甚至全片都在法庭之上发生，它们基调有的冷静，有的激烈，《坠楼》基本处乎其间。

貌似巧合的是，这些律政剧质量往往都比较高，也比较容易获得好的票房成绩。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其一是片中的案件通常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情节性很强，故事比较饱满，对观众比较友好；其二是控辩双方冲突往往比较激烈，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绪，产生共鸣；其三是表达上比较繁复，可能会涉及社会、政治、历史、人性等诸多层面，可挖掘、讨论的空间非常之大，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各国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把错综复杂的问题熔于一炉，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切面，而法律从概念上讲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法庭辩论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强大、保守的社会意识与个体遭遇之间的激烈冲撞。

律政剧拍起来看似难度不大，其实想要拍好实非易事：一方面，编剧上要处理好当事人、律师、证人、法官、陪审团等各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过于强大的编剧往往又会影响导演的发挥，所以能够做到二者平衡，或者二者互为助力而非抵牾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坠楼》之所以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体现了近些年来律政剧的最高水准，既与她的搭档阿图·阿拉里有关（此人从特里叶的上一部作品《西比勒》开始就与其进行编剧上的合作，二人之间显然已经比较默契），也与茹斯汀·特里叶自己深度参与编剧工作有关。特里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她的第二部作品《维多利亚》又拍摄过法庭戏，因此对于如何拍摄法庭内外，构建人物、声画关系，她恐怕已经驾轻就熟。

从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被置入到一个充满悬念的情境当中：小男孩在导盲犬的引领下去户外散步，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雪地里身亡。接下来，我们几乎跟随小男孩一起在法庭上聆听控辩双方陈词，先是对案发现场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一点一点深入到这场死亡背后的家庭纠纷：孩子身上发生的意外让夫妻深陷困境，二人之间的相互迁就最终转化成无法化解的矛盾，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已问题重重。妻子似乎有绝对的动机杀害丈夫，但她在法庭上无比理智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没法给人留下杀人犯的印象。每一个看似真实的生活截面都在更复杂的感情系统里趋于失效，每一个被遗漏的细节都有可能颠覆之前的结论。

特里叶不时调动她的摄影机，以特写捕捉女主角坚定的、毫不迟疑的面孔。与此同时，摄影机也时常化身为颇有导向性的电视镜头，给出若有若无的判断和假设。直到某个时刻我们意识到，观众的视点其实就是孩子的视点，我们像他一样头一回了解二人的争端，看不见背后的真相，只能在内心的指引下进行某种虚妄的选择。母亲桑德拉究竟是不是杀人犯？一个过于沉重、令人痛苦、无从应对的问题。

同样来自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同样是大部头，都发生在下雪天，都有大量对话，同样关注男女性别以及成人儿童之间的关系，甚至也都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另一部来自金棕榈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影片《枯草》相比起来可能更加愤世嫉俗，然而影片对剧作的片面强调既让视听上少有可观，又反衬出编剧上一丝可以感知的匠气。某种程度上说，与是枝裕和近似，锡兰已经从最巅峰的创作状态上下滑，求新而不成的问题可能对他们都造成了巨大困扰。反观《坠楼》，大量的文本信息并没有给特里叶造成什么困扰。实际上，特里叶从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以来就比较擅长构建复杂的文本和叙事结构，它们都与视听表达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复杂多面的人物，也带来复杂的观影体验。

片中最重头戏莫过于夫妻的吵架戏，二人从冷静的抱怨一点一点走向暴虐的疯狂，摄影从过肩正反打一点一点去掉过肩，两个人所处的空间被完全割裂开来，直到闪回突然结束、视觉突然断裂，录音的声音继续回荡在寂静的法庭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暧昧感。我们只能从女主角的口中和现场搜集的实物证据来推断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虽然在观看，但其实和没有视力的儿子区别不大。审判似乎一直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事实早已不复存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们各自虚构着自己的故事，甚至将女主角所写的小说暗示为杀人的证据，其全部意义只在于摧毁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同时也摧毁了我们对女主角的信任。信任一旦摧毁便是永久性的，之后的一切都只是自我说服。最终，真相并没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

到这里为止，《坠楼》显然已经不是单纯地关乎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生存困境，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信任的难题。特里叶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精神深处无法摆脱的动摇和脆弱，或许确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他的新作《魔术师》中所写的那样，“人类精神”是如此喜剧性地充满悲剧色彩，“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坠楼》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对人类灵魂的冷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