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

1

没想过有一天会写姜文。因为他从来不算我最钟爱的导演（我们习惯了一说喜欢哪个导演就说几个外国人名），看他最受赞誉的那部《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还很懵懂，没有完全进入电影的世界，所以至今也不能体会那种铁粉的心情。也因为他几乎每一部电影都会引起知识界和大众范围内的热烈反应，好像只要是姜文出品，就能刺激大家说点什么，对创作者而言这挺幸运的，让我以为他是一位已经被充分讨论的电影人。

《邪不压正》上映之前，看影片宣发格外努力，我以为大家对姜文的热情终于来到一个拐点，需要他自己使劲吆喝才能跟上时代了，结果随着影片上映，又一波议论开始了，在这个人人都能写五个字以上影评的年代，他再次成为热点。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好事情。这次我跟踪了讨论，并且很早就看了电影，第一次感受到围绕着他的那些热度都像空心气球，没有焦点没有交锋没有厚度，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讨论，于是开始理解为什么他是一位能够并且需要被讨论的中国导演，甚至没有之一。并且忍不住加入进来。

交代这一段前情是有意为之，也相当必要，不仅因为身边许多师长、朋友都在发表意见，如果我提了什么不同看法很容易引起误会，更重要的是，我始终认为阅读电影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过程，它也内在着一个观看者自己经验、观念的变化，反思与共情能力的成长，以及这种成长与社会历史背景的交互关系。对自己的认知框架及其局限的认识，是认识一部电影的起点，也只有在这二者互为主体的共振中，才有可能生成真正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的意义不需要投射到对一位导演一部电影的认同或者否定，它最终指向自己。

2

对我来说，《邪不压正》里最关键的时刻是一声炮响，大屏幕全黑，打出四个大字，七七事变。那一幕像惊雷，照亮了整部电影的时空感觉，而且非常直接地携带着观看抗战纪录片和主旋律故事片的记忆。如同从小的历史教育、集体观看的爱国主义影片，这种语法属于强行点题，但人的本能是不会去主动接受和面对这些沉重的负担的，他们总是在回避自己的过去，尤其是那些脆弱的失败的过去。换句话说，历史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后天的社会的强制性的问题。其实影片一开头，朱潜龙和根本一郎背对着镜头在雪地里密谋，就已经提示我们这是一个关于血脉的故事，日本人要买他师父的地种鸦片，他师父质问他，怎么不在北海道种鸦片？本来由凯文·史派西饰演的美国代理人开头也是这么告诉李天然的，你要帮助的不是别人，是日本人的敌人。这些暗示都是真实的历史背景在虚假的电影屏幕上的具体显影，也是视听语言特有的铺垫，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在原著中，李天然历史化的程度甚至比电影更深，他非常主动地选择了烧鸦片仓库和教训与私仇无关的日本人）。这些铺垫最终在“七七事变”这四个大字上爆发，就像经年累月的社会冲突、矛盾会在个别事件上爆发，最终改写历史。

这也是故事的转折点。蓝青峰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而李天然成为行动的主体，而且不仅仅是他，电影里其他人物在那之后也二度复活，开启了全然不同的悲壮的生命体验。巧红和她的秘密敢死队全部现身了，潘公公成为牺牲品，站着死了，蓝青峰家的女管家挺身而出，昂着头被击毙，临终像一株向日葵，连朱潜龙都感叹，平时她就这么勇敢吗？妩媚的唐凤仪也被安排了一个充满勇气的结局，在日军进城的时刻，微笑着从城门上跳下去，这难道不比冯小刚、严歌苓作品里那些眼里只有自己的女性更有尊严？

说到这里，我觉得姜文有一处地方处理得不够恰当，或者说他这种性情的创作者根本无从处理这个问题，那就是恐惧。在故事线中，李天然和巧红被设定成互相启发和激励的关系，他们要一起克服自己内心的犹豫和胆怯，但两人从头到尾都眼神坚定，能力惊人，连子弹都不怕，还有从天上掉钱的“神秘”力量加持，加上整部电影的荒诞气质，这种恐惧只出现在台词里，而没有其他证据来支撑。除了一处，巧红的跛脚被李天然治好，慢慢康复（这是一个多么激进的性别进步符号啊，平日最爱蹭热点的女权主义者们好像无视了这一点）。所以在电影层面，我没有感受到李天然15年来的恐惧，只感到了他的仇恨与决心，因此也不觉得他们两人逐渐获得勇气、建立起革命爱情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或者说这种个人的恐惧最终只能在集体的恐惧感中获得理解？

一切还是要回到历史，回到具体的时间——1937年的北京，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曾经历甚至难以想象的北平。即便在大家都说姜文把它改得面目全非的原著《侠隐》当中，这个背景也至关重要，几乎占了半本书的篇幅。作者张北海写的正是温柔浪漫的旧北平，如何在硝烟中破灭。书里面马大夫说，“我记得你提过你师父几句话，什么‘行侠仗义’，什么‘平天下之不平’……这在你师父那个时代，还说得过去，可是……今天，日本人都打过来了。”只不过用的是文学的方法，展开的是原著作者回望过去的性情。

姜文给这个故事装满的历史叙事和核心关怀，与《侠隐》不同的地方在于，是现在时或者未来时，不把一切都当作逝去，它本质上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及整个民国三部曲在同一条脉络里。导演的水准或有起伏，但从未变线，甚至越来越清晰，而且在这个序列里，《邪不压正》也是一座具有转折性的分水岭，他直接、系统地用电影这种媒介处理完了革命之前的历史，而“革命之后”的问题将比这个更复杂和困难，他还会继续往前吗？如何往前？

我最初以为，当人们越过姜文的风格和花招、替他整理出这个故事的面目以后，这部电影的谜语就会被解开（而且这个谜面本来也比他此前的电影更容易），它将带来一次关于和平年代我们如何进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论战。结果这个面向完全没有打开。不像《让子弹飞》公映时，那么多丰富的政治隐喻被开掘出来。而潜藏在这个问题背后更恐怖的现象是，论战双方一开始几乎同时消失，大家都缄默不语，同时放弃了解释权，仿佛他讲的是一段空洞的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尤其是往常最热闹的知识界，贡献了几篇耍小聪明的口水文章后就哑火了，像集体宣告了自己的过时（或者入时），直到最近才有一些来自年轻学者和普通观众的声音，试图刺破沉默。与其说这种失语是大家不知道怎么面对一部电影，不如再次回到前面的论述，是大家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的过去，和过去的敌人。已经不光是去历史化那么简单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进入历史语境，而是我们完全搁置历史问题，大家不是看不见，而是看见了也不发言。这固然关乎今天的言论环境，但这种令人震惊的沉默，同时也揭示出一种沉默的“缴械”与共谋关系，反映出如今和电影中完全相反的思想状况和潮流。我很纳闷为什么有人会说他虚无，虚无的难道不是观众自己？因此我的一个基本立场可能是，理解这部电影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历史问题。

3

另一个基本立场是，与其说姜文的电影重要，不如说对姜文电影的接受史更重要。

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全面成功到《鬼子来了》的被禁，再到《太阳照常升起》的扑朔迷离和《一步之遥》的票房失利，姜文的每一部电影也许都能总结出一些症候性。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证，只以《让子弹飞》作为参照系。《让子弹飞》是姜文在新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品，也开启了观众（可能也包括他自己）对他新的期待，那部电影讲述的是更纯粹的民国问题，一段相对达成共识的历史，而且是一段罕见的拥有无数粉丝的历史时期。尽管这种对过去时代的崇拜本身具有虚幻性，但在今天看来，与时间上进一步推进、直接切入革命的《邪不压正》相比，它更容易被接受，也更合时宜。而在这两部电影四年时间之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时代情绪的一次断裂。

也是从《让子弹飞》开始，票房成为姜文身上新的包袱，市场也开始成为评价所有中国电影的标准，不再是期待和想象，而是可以达到可以触碰的真实经验。随之同步展开的是，评价一部电影的话语权，开始了从精英交还给大众的过程。和其他主流导演一样，姜文加入了这个过程，并且发出了“站着把钱挣了”的宣言。迄今为止，在他和市场搏斗，同时也和知识界搏斗的过程中，我们只能说互有胜负。这个评价本身没有褒贬，但和其他一路凯歌或者一路溃败的导演相比，他的实践更能证明这是一场真正的搏斗，不是投机的游戏也不是纯洁无暇的艺术梦想，他展示了这场贴身肉搏的复杂和残酷性，几乎如同一场战役。

这场搏斗最大的陷阱可能是话语层面的纠结。姜文的媒体形象沉浸在一种不被理解生不逢时的愤怒当中，而这种与外界保持距离的姿态，和原本就喜欢戏谑的北京人的话语习惯，和一种出于本能或者出于考虑的叙事策略混合在一起，很快成为他新的标签。这种风格在广泛的电影消费者那里，被混乱地接受着，一些人完全能够理解他，而另外一些不能，两者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一些关键词照见了姜文和观众之间这种“虐恋”关系，爽、牛逼、自恋、荷尔蒙、尬聊……都是他和观众可以互相映照的镜像，也都深深嵌在电影这个艺术门类在中国发展的进程。

在《邪不压正》的讨论中，这种混乱更加严重，很多人用作者电影、直男癌这些片面的标签终止了对话的可能性。但讨论还是需要继续往下走，混乱是什么意思，是由什么构成的？节制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应该节制？这些美学风格都有各自的语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囫囵地用。前面所说的那种失语症，在这里发挥了反作用，泥沙俱下之际，很多“自由”的利益主体在被释放出来，理直气壮地一无所知，不知道什么是过去什么是标准。这是另外一种合谋。《我不是药神》那种完全好莱坞套路的电影，同时赢得评论、票房甚至是权力的肯定，这就是成功？越来越多跻身于欧洲艺术电影窄门的年轻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根本与大众观众无缘，这又是失败？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二分法本身也是舶来品，这风气在中国愈演愈烈，姜文正好坐在中间，他这种“虐恋”的位置本身就在挑战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我不是电影原教旨主义者，从不认为电影的形式应该大于内容。这种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最新产物，类似文字创作领域的“纯文学”，或者传媒领域的理想主义，都是把成就一个行业的手段当成了目的。一部分从业者守着这些静止的价值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是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危机，但当像姜文一样的严肃作者（如果你也同意的话）从围城里冲了出来，尤其当他们冲到大众话语和市场层面的时候，仍然只在电影形式或者审美趣味上讨论问题，显然就非常不够。电影的边界本身应该是不断流动和拓展的。如果只夸电影拍得很美，就像夸一个人文笔好，那是主次不分，跟骂人差不多。反过来也一样。写文章、拍电影，但凡是诚恳的创作者，就不只是求一个好看的姿势，而是对世界有话要说。

电影里调侃影评人的那一段，听着有点多余，都说那是姜文的私货，但沿着这个逻辑想，就会发现这些话指向的不是影评人，而是电影本身——潘公公越是惺惺作态地宣告最重要的是电影，就越说明重要的不是电影，不是电影，不是电影。至少不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种电影，消费一下指点一下明天就都忘了。导演有话要说，观众也想听别人说话，最好都有那么点如鲠在喉，电影的意义其实就这么简单。而理想的观影状态是摆脱那种轻浮的喜欢和不喜欢，愿意和别人交换意见，补充彼此都可能错过的部分，才有可能更接近那个世界，并且让那个虚幻的世界在自己的智力和生命经验中留得长一点。

4

《邪不压正》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但它非常特别，它展示的是一个我们以为自己早就知道却从未真正去发现的世界。

电影里最浪漫的场景是角色们在北平胡同的屋顶上飞檐走壁，这是一个少见的视角，也专属于姜文。一方面这个视角更优越、更宏观，像有人批评的那样，另一方面，在屋顶上，枪子打不着，敌人跟不上，是一片很少人知道的广阔天地，是李天然最理想的游击战场。而在街巷之中，到处都是惨剧，外敌入侵，“天赐大恨”，敌人还都死不承认。在最后对决那场戏，半死不活的根本一郎一直在现场，决战就在他家发生，这提示我们，当时的绝境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内外交困。尽管我认为姜文没能很好地表现那种内在的细腻的恐惧，但这种恐惧通过历史环境放大了出来，并且一直伴随着电影。而好电影的一个判断标准是，内容与形式同构，二者能够互为表里。这个飞檐走壁的视角，正是他用电影的语言做出回应，让恐惧飞了起来。这本身就是勇敢，因为电影就是幻象，是不可能之事，至少有一部分电影，它的终点是带我们去那些高于自己的理智和现实的地方。

如果一定要谈技术，我也会选择这个角度。我们太习惯用既定的风格、流派、方法、类型来为中国电影寻找位置，但姜文的语法恰恰来自各路传统，又远离它们。为什么总是有人说看一眼就知道是姜文的电影，或者说里面所有的角色都是在演姜文，这说明他的电影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不仅中国人没见过，外国人也没见过。在最形而下的层面，这就是创造。当然应该继续追究下去，到底是什么让他与众不同？古典音乐、色彩、密集的台词、快速推进的节奏和快速切换的镜头、戏谑与荒诞……很多片段会让我想起好莱坞电影、武侠片、李小龙、港片无厘头、民国情节剧、连环画甚至相声，但所有元素又被强力地统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拼贴。他电影中的工业水准、个人风格、大众性，都值得一一分析，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分析，不是因为缺乏专业能力，而是缺乏发现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电影。

这里又会出现一个关于“自我”的困境。因为姜文显然拥有一个巨大的自我，横亘在他和他想表达的东西之间，蓝青峰有句话，说他“心里就没有自己”，这就带来一个矛盾，你说你没有自己，但那么多“你”是怎么来的？就像姜文说他不需要故事，但他又必须讲故事，需要改编小说或者民间传奇，需要明星，需要他的太太（在这一点上，比起娱乐圈里那些离奇的炒作，姜文的情感生活真是满足不了大家窥私看热闹的心），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悖论，是第三重的不可能。

一方面可以笼统地说，任何一种艺术都要经由一个自我才能显影自身，这个自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是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母题。而姜文的个案，可能有一个更具体的语境，是《邪不压正》的语境，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语境——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不断在束缚与挣脱、谄媚与反抗之间举棋不定的历史，直到今天也没有落定，沉默不过是在可耻地悬置这个问题。这种矛盾更是清晰地投射在他试图在电影中召回的那种“无我”的情感结构上，不用多说，那更是一段被悬置的历史，而且延宕到今天在这个追名逐利的年代，越来越变成一种无法理解的价值。但是，逐鹿年代中的革命和大众市场上的电影在这里是高度同构的，它们都迫切地需要一个强大的自我，才能够在千军万马之中获得自己的声音，不然谁还会记得那些曾经无私、善良、沉默的人？

“你背叛了你自己”、“男子汉不能光说不做”、“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吗？”影片中有很多俗套话，这样一看，它想讲的道理就更浅显了，不用追溯原生家庭的苦难，缺席的母亲或者错位的父亲，也不必上升到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被过度理论化又被大众误读的概念，因为最终一切都只会通过你的选择才能浮现出意义。而真正深刻的创作或者所谓国民性批判，也不是牛逼哄哄骂别人，而是随时反观自己。蓝青峰的棋已经输了，李天然会成功吗，他和巧红没有沉溺在来之不易的爱情里，最终走上了各自复仇的路。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历程。

一切都让我联想到《一代宗师》，那部同样以抗日为背景的“武侠”电影，在王家卫那么缱绻的电影语言里，讲的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内核和姜文非常相似。而姜文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在你见众生之前，可能更难的是找到自己。我认为电影对原著最重要的改编正在于此，原著是一个寻找仇人的故事，李天然先把日本人干掉，然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朱潜龙，迅速把他解决，然后全书结束，而不像电影，他一开始就锁定了仇人，此后不过是在寻找复仇的勇气和路径。他在电影里经历了一次自我唤醒。在姜文飞扬跋扈的电影形式中，就包裹着这样一个含蓄的自我发现的秘密。

它也是我洋洋洒洒写到现在的原因，在习惯了短评、吐槽和无视之后，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么长的篇幅和时间去阅读一部电影。对我们观众来说，电影本身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借口，吸引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在自我发现的道路上不要停止，去检查自己的思维训练，体会自己在新北京而非旧北平的生活，听取整个20世纪中国留下的教训。

在不久的未来，权力、市场和普遍的茫然，会呼唤新的反抗，那将是一次众人的游击。在这个意义上，《邪不压正》可能真的是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不止关于姜文，而是时代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了现在，我们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必须要做出反应。

《邪不压正》好看么？

很好看的，其实。

没必要把姜文看得多高尚，他也只是个中年大叔，很多有关于男人女人的想法，和你还有你爸爸没什么差别。就像世界杯一样，德国没进淘汰赛，我们可能觉得有些可惜，但坐拥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印度队如果进了小组赛，我们可能都会刮目相看。电影也是一样，期望带来的不光有如愿以偿，更多的时候带来的是失望。轻松点去看这个片子，你会觉得，还不错。

那么，《邪不压正》好看么？

我先讲个故事。

大驴纸虽然才上小学，但已经满腹才华，班主任的知识储备都没他多。大驴纸还蛮有责任心，总是写作文提意见，建议学校领导不要压堂、调座位应该更公正一些、对待差生要一视同仁等等。老师一开始不让大驴纸发言，禁止大驴纸写作文贴在黑板报上，全班同学都小声嘀咕，说老师小心眼。老师马上学聪明了，主动让大驴纸写作文提意见，但又偷偷改大驴纸的作文，剪掉一些话再贴在外面。大驴纸后来害怕了，只好引经据典，子曰什么的，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同学们再看的时候，不但看的是老师删减过的文章，而且还看不懂这些典故，感觉大驴纸说的不成章法，也没啥道理。老师还找来班长熊猫球、小队长大牛哞和学习委员二狗纸，让他们写作文发表在学校的阅读墙上，批评大驴纸不好好学习、不遵守纪律，不完成作业等等。慢慢地，大驴纸的作文就没人看了。

豆瓣评分在首映日的两小时内从8.2分骤降到7.5分，再到现在的7.2分，这是很恐怖的，我估计是美帝的阴谋。想让一个人没有说服力，甚至是搞臭搞垮他，不是封杀他，而是故意放让他的作品出来，然后用舆论压杀掉他。谁让你拍《鬼子》，谁让你拍《子弹》，我很宽容的，我不禁你，但我要用舆论让你滚蛋。

一码归一码，还是那个问题，问三遍：

《邪不压正》好看么？

不太好看，不容易看。

这里的不太好看，指的是隐喻太多，太费脑细胞。隔壁的《药神》，去年的《战狼》，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票房都十分可观，口碑也不差，故事简单明了。不管是拳打外侮发泄民族情绪，还是隔靴搔痒哭诉一病全家穷，都很容易引起观众共鸣。

《邪不压正》做不到这点。

你有师傅么？你有师兄么？你师傅被你师兄杀全家了么？你被你师兄栽赃陷害了么？你去美国呆了15年有一堆爸爸了么？……或者……你有彭于晏的巨乳和许阿姨的翘臀么？你都没有，何谈共鸣？没有共鸣，又何谈好看呢？

但假如，你喜欢猜灯谜，喜欢脑筋急转弯；你喜欢政治隐喻，喜欢操中南海的心……或者，你喜欢姜文，喜欢水中望月，那这部片子就很好看。你也可以继续看我写的了。

蓝青峰在出墙之后、被揍之前，和朱潜龙、根本一郎三人商议计划，意在擒杀李天然。蓝青峰铺开北平地图，教导两个队友战术：时间地点人物，天时地利人和。时间地点人物是什么？是记叙文六要素之三，记叙文一如讲故事，讲故事一如拍电影，拍了就要给别人看，看了就要在意这三点。姜文大叔就明白告诉观众了：你们也别琢磨了，也别骂我了，既然进了电影院花了票钱，就按这三点来吧。

首先是时间，我们来捋一捋：

20年前，1917年，蓝青峰‘设局’。这个时候国内外有什么大事呢？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苏联建政；

15年前，1922年冬，朱潜龙伙同根本一郎，受高人指点，杀师叛国。苏联于此年12月成立，同时列宁中风，斯大林执政；

15年间，1922~1937年，朱潜龙与根本一郎狼狈为奸，从杀人放火烧鸦片的汉奸成了正义的化身北平的高官；

故事发生时，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北平沦陷。

其次是地点，我们再来顺一顺：

北京，实际上是辛亥革命最为重要的政治斡旋中枢，蓝青峰身在北京，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死在上海，一个死在广州（让子弹飞的故事发生地在广东，一步之遥的发生地在上海）。革命之后，这个国家没有变的富强，随着迁都，北京也成了北平降了级，成为对阵日军的前线。永定门成了假古董，现在看不到的是梁思成视角，现在看得到的是唯物主义视角，瓦片成海的房顶世界是李天然视角，钟楼之下的城市俯瞰是巧红视角，六国饭店是殖民者的视角，石狮子下的镜头是侵略者的视角。现在的北京，形形色色的人，平平整整的地，昏昏沉沉的天，又是谁的视角？姜文是个老北京，他看着这些住客、过客，又是什么视角呢？

北平以北，太行山上，投靠日本的朱潜龙雪夜灭师傅满门。李天然被救，旋即被送往美国；

美国，逃难地，幻想乡，当时的自由象征，独立典范，当时救过志士的取经之地。被送出去的不只有李天然，还有隔壁《药神》里程勇的儿子。

最后是人物：

李天然，彭于晏演的十分出戏，但其实李天然就是这么个人。换衣服换得勤，就间接地压榨了报仇的时间。对于报仇磨磨蹭蹭的不利落，对于心魔邪恶的畏惧与恐慌，对于自身能力的自负与炫耀，搭配上彭于晏的口音、表情，穿着打扮，效果就是负负得正，真的天然。

朱潜龙是什么人？他崇拜朱元璋，自认是皇室后裔，身居旧都，手里有枪杆子，会洗脑，深得民心，大家叫他英雄，看上去是北平治安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实际上却里通外国当汉奸。他想当皇帝，有高人支招，和日本人勾结，受了伤之后睁一只眼闭睁一只眼，发起狠来打小老婆，六亲不认，认贼作父，出卖国土，杀害勇敢义士，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潜龙勿用，搞不好要潜一辈子最后淹死在海底。杀人放火，栽赃陷害，草菅人命，为虎作伥，死不认错，几乎骗过自己，他就是恶的化身。李姓和朱姓在历史上交手不止一次，不论是唐末的唐与梁，还是明末的明与顺，还是近代的两位总理，从李改姓朱，还有个日本人以妖刀为怂恿在里面掺和，其中就可大做文章。在这里，李天然杀死了朱潜龙。

蓝青峰，姜文不会让自己不演主角的，邪不压正说的就是他。他坏，杀人，利用，勾结，什么邪事都做过，什么邪路都走过，但他也在大事上做过‘好’的。这个人不纯粹，被拔牙是他活该。但貌似是邪不压正，他正的一面可能要大于邪的一面。

根本一郎，根本就是一狼，伙同同类，狼狈为奸，月黑风高便行杀掠之事。嘴里是孔子，怀里是刀子，装的是样子，顾的是面子。他的功利做法，现在看来和什么‘狼性文化’本无二致，都是唯物主义的，都是追求效益的。他提供给蓝青峰的名单上只有朱潜龙一人，现在看来也和什么‘3.15晚会’曝光人尽皆知的问题的逗比做法别无两样。他命令手下杀了车夫，可以说他们是‘汉奸’，他和朱潜龙一样，都可以歪曲历史，抹黑英雄，颠倒正邪。区别在于，他祸害的是别国人，朱潜龙祸害的是自己人。

凤仪和巧红，两个女人，一个外骚内敛，一个外敛内骚；前者留洋打针，但离了男人、没了家庭就不能活，做着赛金花、杜十娘那种事，后者做着缝纫，学着老手艺，但自己放脚，等着动乱。姜文说要仰视女人，他一直在兑现自己的承诺。

总之，没必要把姜文看得多屌，他又不是丁丁。轻松点去看这个片子，你会觉得，真的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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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是姜文执导的第六部电影，也是“北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电影讲述的是七七事变前夕，发生在北平的故事，同时也通过故事折射出这个年代的背景。

这是一部关于复仇、战争、爱情、成长的剧情片，也是关于社会、文化、精神、思想的历史片。跟随镜头，我们可以看到一群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也能看到一个时代的历史沿革、人文情怀。

李天然

李天然表面上身强体壮，其实是最胆小的。

他用自负来掩盖内心的自卑，一天到晚把报仇挂在嘴边。他以为对外展现出强硬的样子，就会得到人们的肯定，但他强壮的身体下包裹着一颗弱小的心。

十五年前他眼看着师父被杀却呆若木鸡，这成为了伴随他一生的阴影。他从来都不怕朱潜龙和根本一郎，毕竟他俩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怕的是自己，怕的是无法战胜内心的恐惧。

李天然说：我怎么才能让别人相信我？

关巧红说：你不需要别人相信你，报仇是你自己的事。

一直以来，李天然都是在逃避，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就是一个胆小鬼。当关巧红戳到他的痛楚，他就大发雷霆，扬言再也不回来了。其实他内心知道，关巧红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在关巧红的鞭策下，李天然终于开始正视自己、面对自己，与自己握手言和。

报仇并不能让师父死而复生，他的目的也并不仅仅是报仇，而是给这十五年一个了断，然后放下过去，迎接新的生活。

他杀死的并不是朱潜龙和根本一郎，他杀死的是曾经的自己，曾经自卑、懦弱、胆小的自己。表面上是复仇，实则是成长。朱潜龙曾经是他迈不过去的坎，如今他终于凭借双手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信。

因此，他感谢关巧红，是关巧红让他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有人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完好，灵魂残缺。所以需要找到一个人，Ta正好填补了你缺失的那部分灵魂。所以，爱从来不关乎身体，而关乎灵魂。

关巧红和李天然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有着共同的目标，所以他们能够互相理解，感同身受。这也是为什么李天然爱关巧红，他从关巧红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他觉得关巧红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他。

关巧红自然也是爱着李天然的，但她还有一个心结。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杀了仇人，又或者她豁然开朗、放下了仇恨，她会和李天然重新相遇。毕竟，她说她能找到李天然的。

朱潜龙

朱潜龙表面上权力滔天，其实也是极度的自卑。

当年师父把他捡回来，后来却不认他，这使他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委屈、心里不平衡的状态。

他产生了心病，解药就是重新得到师父的认可。但他没有用实力证明自己，而是选择直接杀掉师父，这不仅不能治好心病，反而导致他的心理问题更加严重。毕竟师父一死，他就再也无法得到师父的认可了。

而如今他身居高位，叱咤风云，和他悲惨、苦难的童年形成鲜明的对比，前后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十多年的不如意，让他现在变得像个暴发户，变得爱慕虚荣，希望所有人尊重他，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

首先是他当着众人的面谈论臀部，他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怕女朋友，而丝毫不给唐凤仪面子，未免太小肚鸡肠。越缺什么就越炫耀什么，尊重女性的男人才是真自信，朱潜龙只是真自卑。

他口口声声说要对盖印的事要个说法，眼看惹不起美国人就立马低身下气，这原本无可厚非，但他偏偏去扇了唐凤仪一耳光。他不敢和亨德勒对峙，反而利用打女人来宣泄心中的不悦，他是真懦夫。

包括他对法国人说“我打自己的女人怎么了”“我就是警察”，以及他对百姓展示出英雄的样子，都体现出他从小不受待见，长大后急需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来填补他内心的空虚。

李天然和朱潜龙都是自卑的、胆小的，不同的是李天然最终选择了面对，朱潜龙却一直在逃避。

即便李天然不杀他，他如此脆弱、虚荣、无能、小气，也不算是真正的活着，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和死了没有区别。

杀死朱潜龙的不是李天然，而是他自己。

关巧红

关巧红表面上态度强硬，其实她的内心柔情似水。

身为北平第一裁缝，她长期和上流人物打交道，德高望重，体体面面。在外人看来，她是一个女强人。

她拒绝缠足，做手术康复双脚，尝试重新走路。这是她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尝试做一个独立新女性的体现。

她鞭策李天然、鼓励李天然，帮助李天然战胜朱潜龙、战胜自己，她是李天然背后的壁垒，是这个故事真正的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坚强、勇敢、独立的人，有着最温柔的心。

她开一家裁缝，只为报仇雪恨。但当她真正见到仇人的时候却下不去手，是啊，如果为了报仇而让女孩从小失去父亲，那她和仇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发怒是本性，控制怒火才是本事。仇恨是本性，放下仇恨才是本事。

面对仇人，李天然选择了以牙还牙，关巧红选择了放下仇恨。因为仇恨从来不能解决问题，但爱可以解决问题。

唐凤仪

唐凤仪表面上搔首弄姿，其实拥有独立人格。

在旧社会，女性从来都是低人一等，要对男人三从四德、俯首帖耳。然而唐凤仪却有超前的思想，她大胆勾引李天然，私下与李天然见面，最后还敢主动放弃朱潜龙，思想超越同时代女性一百年。

她力求成为朱潜龙的大老婆，计划失败就去追求李天然，眼看李天然爱着关巧红，她还对关巧红通风报信、成全他们，太大度、太豁达、太豪爽。

朱潜龙扇了她一耳光，她就敢还好几个耳光，不仅报仇雪恨，还缓解了尴尬的气氛，太强悍、太聪明、太毒辣。

她的身体完全由自己的灵魂主宰，她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是男人的附庸，也不做他人的小妾。

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已经全然觉醒，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但是这个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时代容不下她。因此，她选择了自杀。不是这个时代放弃了她，而是她放弃了这个时代。

蓝青峰

蓝青峰表面上铁石心肠，其实很重感情。

和李天然、关巧红一样，蓝青峰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他太爱国，太重视功业，间接害死了两个儿子，却用“儿子是为国捐躯”的借口让自己活在谎言之中，从而减轻痛苦。

这样的悲剧让他变得冷血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可以牺牲有十多年感情的养子。

他在公事和私事、任务和家庭、国家和儿子之间做了强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选择承受拔牙之痛也要保证李天然的生命安全。

眼看关巧红来救李天然，他如释重负，也体现出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他当特务多年，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他生死看淡，无所畏惧。他什么都不怕，但他怕失去儿子。

儿子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弱点。他口口声声说要把李天然交给朱潜龙，但到了最后，还是忍不住放走了李天然。这个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再硬的心，也敌不过人类的感情。

姜文的电影总是会有明线和暗线，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其实是另有文章。

首先是人物形象复杂、丰富、多变，人们对外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样子，但实际上又是另一个样子。他们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不得不以两幅面孔示人。

整部电影也是如此，表面上非常大男子主义，其实处处体现出对女性的尊重。

关巧红和唐凤仪都是很女权的角色，关巧红拒绝缠足，尝试像普通人一样奔跑，坚决要和男人享有同等的地位；而唐凤仪当众扇朱潜龙耳光，后来又一言不合就甩了朱潜龙，大胆追求李天然而不在乎他人眼光……

女性角色如此强硬、独立、自主的一部电影，怎能叫直男癌呢？

姜文曾说过，他的电影里真正的英雄都是女人，男人是靠她们的锤炼才得以成长。《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马小军是如此，《邪不压正》的李天然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邪不压正》表面上只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其实还探讨了很多话题，李天然的经历是探讨人的成长，缠足是探讨男女平权，亨德勒骑驴探讨了日本与美国的对垒，法国餐厅的片段探讨了国际局势……

“北洋三部曲”中，《让子弹飞》是一部兼顾艺术与商业的电影，表面上有趣、娱乐性强，普通观众觉得“好看”；内在里充满诸多隐喻，具有大量的解读空间，影评人赞不绝口。

《一步之遥》荒诞、个性，以至于很多人看不懂。

《邪不压正》则是介于《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之间，它没有《让子弹飞》那么强的娱乐性，也不像《一步之遥》那么对普通观众不友好。它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冲突，并不是那种让人看得很爽的爆米花电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打低分的原因，但这不代表《邪不压正》就是一部烂片。因为人们总是对前因后果讲的清清楚楚、人人都看得懂的电影太宽容，而对叙事偏平淡、文艺、含蓄、晦涩的电影太苛刻，比如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获奖影片的豆瓣评分往往还不如好莱坞的特效大片。

谈起《一步之遥》，姜文曾说：“我再也不干这种包饺子喂猪的事了。”

因此，他拍摄《邪不压正》的时候规避了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抛开隐喻，《邪不压正》至少表面上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与此同时，姜文也没有完全向市场妥协，电影风格含蓄、克制、节奏慢。

如果总结那些票房最高的国产片的共性，《战狼2》《红海行动》《唐探2》《美人鱼》《捉妖记》《羞羞的铁拳》《前任3》……你会发现它们不见得有非常好的剧本，但是一定通俗易懂，没有丝毫的观影门槛，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观众。

而《邪不压正》的不通俗，就意味着它注定不会有很高的票房，这也是姜文对本片的定位：《邪不压正》注定不是拍给所有人看的，而是拍给懂他的人看的。

《邪不压正》的褒贬不一并不见得是坏事，和那些一边倒的好评的电影相比，褒贬不一、口碑两极分化的电影具有更大的讨论意义，每看一遍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每看一遍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也正是《邪不压正》安排一个影评人角色的初衷，潘公公只知道对一部电影打好评或差评，却写不出第六个字。

和打好评或差评相比，回味电影的内容难道不更是观影的乐趣所在吗？

此文致敬马亲王的《李安的隐喻森林与少年Pi的三个故事》

和马亲王的文章一样，我在谈论姜文这部片子之前，也想先就一些前提达成共识，然后基于这些共识来解析，否则最后只能是鸡同鸭讲，南辕北辙。

第一，姜文的电影 和 小说原著《侠隐》虽然是基于同一个故事，但是姜文是一个主观意识很强的导演，他的表达欲非常旺盛，一直试图在电影里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姜文的民国三部曲，结构，台词上都显得有时跳脱，有时松散。看第一层故事，这种跳脱会显得很风格化，看第二层故事，台词、结构才会合理。

第二，从《让子弹飞》到《一步之遥》再到《邪不压正》，这中间语言和影像中，充满了大量的意象，以及看似交代背景，但是没头没脑的闲话。这些意向是是通向第二层故事的线索。

比如《让子弹飞》里，黄四郎拿出辛亥革命同款地雷，张麻子早年追随蔡锷革命，两人甚至有一面之缘，如果从这个线索挖下去，看到的就不只是一个英雄打恶霸的故事，而是革命者分化成当权者和落草为寇者，继续斗争的政治寓言，还记得最后那一幕吗，张麻子鼓动群众“枪在手，跟我走！”，这不是要打恶霸，而是要鼓动群众革命的口号。

如果说《让子弹飞》在故事里埋了符号，那么《邪不压正》全篇都是符号。姜文用符号讲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不会那么好看，但是不会反感它成为耐人寻味的一部电影。

最后，我也如亲王一样声明，影评是个很个人的事情。几年前，中国电影还在哀嚎，希望有人能认真讲个好故事，最近两年，讲故事这件事慢慢的变得不难，所以在讲故事之上，能表达点什么的电影，便又显得珍贵起来。

一切的线索，要从唐凤仪从日本女学生背后的鼓楼上跳下来，砸死了一个日本人，抽茧剥丝。

唐凤仪，是一切的文眼，其它人的隐喻全从她而来。

许晴演唐凤仪一出场，就交代了自己的年龄—— 70岁，来医院每周定期打不老针。唐凤仪说出自己70岁的时候，台下笑声一片，第一层故事里，这个风情万种的成熟女性，是在故意调戏彭于晏演的李天然。

紧接着，投靠了日本的警察局长朱潜龙出场，在唐凤仪打针的手术台上偷偷的亲了唐凤仪的大腿。

随后，唐凤仪上门，企图勾引李天然，但是李天然却给她打了号称能测试廖凡真心的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针，外加一个盖在屁股上荒诞不经的印——“根本之宝“。

朱潜龙与唐凤仪行周公之礼时，发现了唐凤仪屁股上的印，因此带着唐凤仪去六国饭店，与定期给唐凤仪打针的亨得乐医生、印的主人根本一郎，以及蓝青峰理论。

酒桌上，朱潜龙先扇了唐凤仪一个耳光，在场外国人立即要求赶走朱潜龙，这个时候唐凤仪怒了，反扇了朱潜龙几个耳光，外国人退下，唐凤仪要求朱潜龙明媒正娶，免得朱死后，自己要陪葬。

唐凤仪随后又用棒子敲晕了李天然，将李强掳了去，与之发生了关系，在李的身上盖满了“凤仪之宝”，抖露了自己的学历：剑桥毕业，还显出一派阔气，可有买下太平洋两座岛。

李天然打败朱潜龙和根本一郎，复仇成功，但是日本人却开始进攻北京城。日本人进城当天，家财万贯，风情万种的唐凤仪，从鼓楼跳下，砸死了一个日本人。

唐凤仪的显性故事，是一个风情万种的有钱贵妇，求爱不得，丈夫惨死，国破家亡，对生活失去希望，一代贵族终于自杀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唐，坐拥大把财富，但是神经质，渴望被拯救，喜欢试探，关键时刻也会发飙，被人欺负了，还有外国绅士解围。

但是，这个外在故事，有许多矛盾和奇怪之处。

其一，为何朱潜龙在医院见唐凤仪鬼鬼祟祟，转身又光明正大的带她去六国饭店？中间两人的关系明显发生了变化，但是影片没有任何交代。

第二，唐凤仪并看不出来是个爱国爱家，对丈夫忠贞的烈女，为何丈夫死后，选在了日本人进城的那天跳楼自杀？

其三，70岁一直打不老针的唐凤仪到底是开玩笑还是真的？她为什么屁股上盖日本人的印自己不洗掉，而又喜欢在李天然身上盖满自己的印？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故事里的人，都不是个人，而是更抽象事物的代表，一切就能从唐凤仪抽茧剥丝，全部解释的通了。

唐凤仪，年龄大，靠外力续命，先和亲日汉奸偷偷摸摸，后屁股上被日本人盖了章之后，惹起了汉奸的愤怒，还引得六国饭店里的洋大人要出手相助，赶走亲日汉奸。最后她前后依靠过汉奸，后又想依靠对日本有深仇大恨的李天然，都不得成，只得在日军破城的那天，跳楼自杀。

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把唐凤仪比作清政府（或者封建时代的中国），就可以解释的通了。

民国时期，清政府被推翻之后，被亲日派把持，依靠国外的援助苟延残喘，在北边建伪满洲国（被日本盖了章），但又对自己的正统地位年年不忘，因此时时刻刻提醒在北京的亲日当权派（朱潜龙），自己才是正室，朱潜龙扇了她一耳光，西方国家也会出来干涉（类似青岛之于巴黎和谈）。

而77事变后，日本入侵北京，满清遗老遗少的精神根源被彻底毁灭，因此跳楼自杀，自此以往，伪满将只能是傀儡。

而由此牵引出来，朱潜龙则正是华北军阀。

而有亲人被杀，自己被烧，天降大仇的李天然则自然是普通的中国人民。

背负大仇，但是被欺负的时候，完全呆住，傻眼了，依靠关巧红的引导，鼓励，帮助，才复了仇。

而蓝青峰，则再明显不过了，蓝色，参与过推翻清朝，和美国有紧密关系，目的正义，但是过程肮脏，以人民（李天然）为筹码，企图拉拢军阀们（朱潜龙）抗日，国民党，蒋介石是也。

与蓝相对的，则是关巧红。

同样的天降大恨，企图嫁人报仇（两次国共合作），解放妇女，抵制缠足，在暗处帮助李天然打败根本一郎（游击战），说看到了已经变成老爷爷的仇人（旧封建中国），下不去手，最后向着南方离开，都暗示了，她是共产党的抽象意向。

而这个由意象构建的第二个故事，才是姜文想表达的真正的北洋：

封建旧社会苟延残喘，革命者分化、投机、投敌，为了目标不择手段，而人民面对国仇家恨，只能躲避，在party的引导下，开始反抗。

他的民国三部曲，从来都不是想拍民国的故事，而是想拍历史，革命，以及政权更迭下的革命者和人民。

姜大爷，还是有情怀啊，党和人民没白疼你。

等了四年，终于又等来了姜文。

先刷两遍为敬，姜文就从来没让我失望。

但这一次的评分依旧是让我失望的，但我还不算担心，我相信姜文也不是那种会担心的人。电影的命运是不同的，时间会给出答案。最初《太阳照常升起》不足7分，《一步之遥》现在也不足7分。最初《功夫》刚过7分，《小城之春》无人问津。而《我不是药神》起步就9.2，各有各的命，时间会给答案。

说回电影，《邪不压正》只看表层，是“杀死比尔”一样的复仇故事，干净利落脆，狠绝凌厉，劈头盖脸。只是姜文在片中比昆汀多了些深情，这份深情就是爱情。看完电影会不自觉被配乐洗脑，脑海中全是《偶遇》，周韵和彭于晏的房顶，初遇与分别，悠扬婉转，眼含泪水，特别柔情，像梦。

这是姜文的梦。这么多年未曾变过，还是我最初喜欢的感动的姜文的梦。

李天然烧了日本人的鸦片仓库之后，脸被熏得黢黑，站在房顶，黄昏中也能看到咧嘴微笑的白牙，像极了为讨女孩子欢心逞能爬烟囱的马小军。这么些年，姜文还是有孩子气般的逞强，那种纯真的爱意特别动人。

周韵和许晴就不用夸了，完美诠释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灵与肉”。这里要为彭于晏说两句，我觉得他明显进步了，而且很适合这个角色。远的不说，就说比较近的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角色类型差不多，本片中他的戏都是上了个台阶的。最好的戏就是和周韵在房顶上分别的戏，那种情绪是不用说都能感受到的，怅然若失，打动了我。

和姜文之前的电影一样，《邪不压正》也是多义的，也是很难概括的。知道影片多义，它们全部传达到了你的心里，被击中了却无法由胸臆转为文字，多少有点焦急。想到了焦雄屏多年前评论《太阳照常升起》的一句话，觉得用在《邪不压正》也是适合的，她说姜文是“探讨中国大地和民族魂的底蕴”，真是让人拍手称快的一句话，这就是姜文。

姜文最初探讨“中国大地和民族魂的底蕴”是在《鬼子来了》，可惜被禁不让上映。但《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可以，人们似乎还津津乐道这种关于政治和历史的隐喻。那好那就用《让子弹飞》的隐喻来讲《鬼子来了》的故事。

中国人就是太善良，以至于有时候逆来顺受，总想相安无事，可要是求不得相安无事，爆发起来的决绝可是连自己都怕。“挂甲屯”的乡亲们是这样，“北平城”的市民们也是这样。

中国人是健忘的，健忘到出现没挂毛主席相片的天安门城楼都快不认识了。那些年波诡云谲民族过往在姜文的“絮叨”下才又一次被看见。

李天然和朱潜龙很明显隐喻着国共两党，只不过这势同水火的两个人，并不是一个是国一个是共，他们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时常互换身份。

他们有着同一个师父，同根同源，直到现在不也一起供着孙中山么。一个手刃了师父，却把师父塑造成革命先烈，自己是真正继承了革命遗志，而另一个被塑造成欺师灭祖之徒，变成狗跪在雕像前。看到李天然和朱潜龙决斗时，两人相互指认对方杀了师父，特别荒诞。历史没有真相，谎话说多了连自己也会相信或者怀疑。

两人最后决斗阶段隐喻就更多了。日本人被打得奄奄一息之后，两个师兄弟开始了“内战”。朱潜龙提议丢掉枪，两人赤手空拳，可丢掉了一支两人又拿出了一支，都留了一手。如此，三次，师兄真的没枪了，师弟还有一手，看着师兄脸上尴尬的表情，手中的“假枪”，还要和师弟谈判，特别像三大战役失败后，想国共和谈划江而治的蒋介石。而师兄弟光顾着“内战”让原本奄奄一息坐山观虎斗的小日本根本跑回了屋里，就太像光顾着内战，然后不理日本谁也没要战争赔偿的往事了。师兄弟斗了那么久，谁也没搞死谁，倒是小日本根本的一刀，彻底要了师兄的命。师弟来到了“根本家”穿上了根本的衣服，说了两句“摩西摩西”，决战结束后还穿着这身衣服见了巧红，巧红说你把这身日本衣服脱掉，换上我给你新作的大褂长衫。这不就是流落在外五十年又回来的“湾湾”吗？无意披上了日本的“外衣”。得说一句，还是穿着巧红做的长衫好看，白衣似雪，翩翩少年。

影片中以根本为代表的日本人，各个表面有礼、温良，似乎受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其实背地里充满野心又残忍。根本连妇孺都杀，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日本人自己“文明”了，知道不在自己的国家种鸦片，跑到中国来种鸦片，卖鸦片。李天然和华莱士·亨德乐去祭拜长城脚下的师父雕像的路上遇到的那些日本兵，尤其那名日本军官的态度，真是把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全展现出来了。他们强横得不可一世，觉得自己特别强大，名为演习，实为耀武。早已准备好了侵略，对李天然不屑一顾，对美国人手中的护照有所忌惮，却也是跃跃欲试想掰掰手腕。最终还是尝试了，所以有了珍珠港，也有了广岛。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猖狂霸道，“因为他们还没被打疼过。”

美国人亨德乐这个角色，是李天然一直认为的“养父”，和真正的“养父”蓝青峰之间相互利用，又相互“帮助”。战争来临，亨德乐立马想回到美国，没什么不能放弃的，绥靖保自己嘛。至于他的死，似乎是种必然，日本人不自量力，想和美国掰掰手腕，不想让他全身而退，想借蓝青峰之手除掉他。而蓝青峰这时还抱有希望，顾及的是二十多年来的“友情”，可亨德乐的一番话比较伤人，“你们中国人跟日本人,在我眼中就是穿衣服的猴子”，他就没拿老蓝和中国人当朋友。蓝青峰知道杀了他，账会算在日本人头上，自己又能换取日本人的情报名单，他只是觉得对不起李天然。他觉得他能掌控局势，当然被日本人耍就是后话了。

《邪不压正》里面的中国人，依旧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的，要不然国家也不会变成这样。医生庸碌不知耻，对着割错的肾宣誓，对不起梁启超。小市民们为了生计对日本人点头哈腰。警察局的狗腿子日本人指哪打哪。但只要是“日子”没法过了，全都会爆发出本能的力量。就连“丑角”如公公影评人都宁肯两肋插刀宁死不说巧红行踪。其实啊，大是大非他有数，从没跟前东家去满洲就能看出来。

唐凤仪更不用说了，爱人离她而去，国家眼看着被异族占领，哀莫大于心死，终身一跃决绝刚烈，死也要砸死一个耀武扬威的日本兵。这就是姜文的态度，唐凤仪特像《鬼子来了》里面的疯七爷，看似“疯疯癫癫”，其实比谁看得都清，在蓝青峰和李天然还想周旋谋略的时候，她就已经顿悟了，跟日本人没得讲，“说干就干”，干就完了。

蓝青峰这个角色和张牧之、马走日异曲同工，一脉相承。老姜借他之口表达了很多自己对那段历史、那些历史人物的看法，对老蒋“地图开疆，日记治国”的不屑，“正经人谁写日记啊，日记里记得能叫真话么？”，是啊，要都是真话，西安事变那些天怎么不记呢。

特别喜欢“穷途末路”那场戏，荒诞吗？戏谑吗？想想阮籍就都理解了，黑暗时代即将来临，我觉得那是种骨子里的幽默与孤独，饱含深情。这么多年，姜文嘴角一直有笑，眼角一直有泪，是让我最欣慰的。

中国人什么没见过啊，见过严寒，见过酷暑，见过最好和最坏的时代，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纵有委屈与欺骗，可选体面与尊严，纵然局势是波诡云谲，始终相信邪不压正，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依旧是未知的人生。

“您还等什么呢？”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这也是姜文给出《一步之遥》遗憾的答案，什么都差一点，不要怕，这就是生活。

邪不压正。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

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

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

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

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政府由北洋系人物掌权，故称北洋政府。图为李翰祥1972电影《大军阀》剧照，其中军阀形象就是北洋军阀。《邪不压正》讲的是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的故事，已经不是北洋时代，但纳入了所谓“北洋三部曲”。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

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

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

《顽主》（1989）T台秀群魔乱舞，王朔原著小说，米家山导演。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

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

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

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

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

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

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

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

1924年的北京朝阳门，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拍摄。

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

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

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

这些报纸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

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

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

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

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

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

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

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

强盗杀赴任官员冒名顶替之事，在清代笔记《清稗类钞》中就有记载，讲的是康熙年间的事，故事里的强盗当了官，上任后表现很好，“为政精明，人咸爱重之”。图为姜文2010年作品《让子弹飞》美国版海报，依次为土匪、恶霸和县长。

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

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

《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

1923年春，山东抱犊崮山区发生民国时期最大土匪劫案，惊动全球。1000多名匪徒破坏铁路，挟持中外旅客，要求官方停止劫匪，把自己收编入正规军。图为外媒当时的报道。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

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

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

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忘度，毁伦灭理而已。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

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

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

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

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

1923年，中国精神研究会出版的《催眠术》指南书籍。上面写着：中国催眠学界之绝对权威，执斯界之牛耳者本会而已。

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

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

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

《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

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

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北洋时期的山西同善社合影。

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

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

这是怀旧式的迷信。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只搞了半个月，北京城挂满了龙旗。复辟后，却对民间有持续影响。鲁迅1920年写过一个短篇《风波》，讲江南某乡间有人得知“皇帝坐了龙庭”，发愁自己已经没辫子了。

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

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思想散乱者，迷信可以统一之；意志薄弱者，迷信可以坚定之；举动飘忽者，迷信可以稳固之；性情怠忽者，迷信可以奋勉之；体质柔弱者，迷信可以发大之。

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

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

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

紫蝴蝶 (2003)

6.9

2003 / 中国大陆 法国 / 剧情 爱情 历史 战争 / 娄烨 / 章子怡 刘烨

《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

《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

一步之遥 (2014)

6.6

2014 / 中国大陆 美国 中国香港 / 剧情 喜剧 动作 / 姜文 / 姜文 葛优

《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

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

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

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

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

阎瑞生案发仅半个月，《申报》就发通告说要出书，占住了故事IP的坑。

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

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

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

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

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 is history 。

《一步之遥》剧照，姜文与葛优。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

《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

《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