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30岁才开始理解那些十几岁的学霸天才们为什么会放弃学业转向佛学，他们早早就不需要考虑温饱，不需要被人认可，他们先于常人思索着人-生命-世界-宇宙。影片确实如转发的影评说得那般绝望，但我认为是存在失真的，也就是说现实不至于绝望。如果真的角色对调，该发生的依然发生，未免小瞧人性了，我相信一定有人会突破桎梏打破枷锁。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我有一些新的感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费解为什么我会非常讨厌鄙视一些人，而那些人貌似也并没有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因此我反倒时而觉得是我有问题。经过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感悟是我对这世界太爱了，我容不得他们那些在我看来属于致命缺陷的人性，他们是我爱的世界的潜在威胁，而且非常有可能在未来爆发，而一旦爆发就会出现影片里的链式反应，而且似乎永无尽头，直到出现下一个我所谓突破桎梏打破枷锁的人。 影片最终没有出现我所谓的有突破的人，因此一条链条永无尽头，直指绝望地狱。我猜想这与导演的生活阅历有关，很可能 他这些年生活的环境里没有遇到有光辉人性的人，于是他虽苦于求索却终得不到希望。20年末，金基德导演孤身一人客死他乡，死于新冠。希望他死前能原谅这世界。 影片里提到的种子确实是人，但我不认为是所有人，我相信人性的辉煌一面是无法抹杀殆尽的，我爱这世界，虽然很多时候他都并不可爱。

《一对一》是金基德自我剖析和反省，对这个世界跟自我的探索的反馈，对《阿里郎》《春夏秋冬又一春》不同方面的再次表达。

一个叫吴贤的一人分饰八角，是高利贷者、是暴虐的男友、是领命的杀手、是跋扈的顾客、是入定的僧人……每个人都是吴贤，吴贤又是每个人，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凶杀案的原因至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电影里面七位组织成员，跟七位复仇的对象构成了一对一，这个组织由受压迫的底层组成，女成员回家被男友家暴，收到生活费和买包的钱，一下子变得温顺；留美弟弟回国高不成低不就，自己认识到自己犹如蛀虫，哥哥恨铁不成钢对他打骂，弟弟再愤怒也还是不敢独自出去生活；修理工老板因工作不满对其打骂，猥亵他的女友，他除了用老板汽车零件交换假货和骂老板，只能默默忍受，还有被诈骗而被迫和母亲住在废墟上的，还有被伤自尊的服务生，还有因支付老婆医疗费还不起债的，这些人仅仅对上层人用暴力发泄不满，脱下戏服，依然觉得多点忍耐，一定会等到正义，总比北朝鲜的日子好过吧！多么熟悉的话语。里面的一句台词印象很深：“我们之所以忍耐就是不想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上位的路注定不是干净的。而里面的施暴者有圆滑懦弱设法逃脱的，有因为良心不安而愧疚自杀的，有坚定不屈认为自己正确的……人是多面性的，纷繁的世界又怎么定义对还是错。

复仇头目在最后可以复仇的情况下又放弃了，他理解即便是革命成功无非也是现实的重复。世界就像莫比乌斯那样不停的循环。由于人的属性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少数人占据更大的资源，永远是少部分人奴役大部分人，群众也永远都是愚蠢和容易被煽动的。任何对美好的幻想最后只能是乌托邦。即便认识到人类的局限性金基德骨子里却一直不想放弃对正义的追求，即便无果。这也是组织头目试图放下一切寻求出世，最后的嘶吼是对世界深深的绝望的原因。革命吞噬革命，在山上一动不动的被开始的服装和工具打死，死不瞑目的注视着地狱般的世界。

金基德比较特殊的经历也造成了如此全面深刻的理解，他把这个世界看的很透彻却和主流格格不入，用电影来表达和对抗。

里面泥鳅跟黑鱼的寓言很有意思。

复仇组织的每套服装反映了韩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

世界上有那么些导演一直坚持用同一种风格来执导电影，十数年或者数十年如一日，随便掰指头数数，西方有埃里克·侯麦、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科恩兄弟，东方则有山田洋次、王家卫、金基德等等。「风格如一」有时候像把双刃剑，处理得好，那叫开宗立派、建立风格，比如侯麦、布列松。若是处理得不好，那叫江郎才尽、令人生厌，比如蒂姆·波顿。

「好」与「不好」不在于他们的执著和倔强，而是在追求同一样东西的时候是否能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或者说有没有在不断地认识自我中取得进步。按照这样的标准，金基德算不算伟大的导演或许尚不能盖棺论定，但至少是个「好」导演、是个有追求的导演。

2011年的那部自导自演的纪录片《阿里郎》可以看作是其导演生涯的分水岭。在此之前，金基德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频频获奖，但在韩国国内却遭受冷遇，作品也被冠以「粗糙晦涩」之名，颇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思。然而随着创作灵感的逐渐枯竭、弟子的离去、以及片场的一次意外（忘了喊卡而差点让一名女演员丧命），终于使他选择去江原道过起了离群索居的「原始生活」，用三年时间反思自己的人生和创作，并拍下这段心灵旅程，剪辑成了《阿里郎》。

在此之后，金基德仿佛换了一个人，从原来的孤傲怪异转变为平易近人，甚至还参加了韩国的综艺节目。而其接下来的作品《圣殇》和《莫比乌斯》虽然表现着禁忌关系、充斥着血腥镜头，但却不再那么晦涩难懂，展现出某种蜕变。不过尽管如此，金基德电影的内核依然未变——始终关注着社会边缘人物和复杂的人性，用残酷和写实风格直指人们的精神困境与罪恶欲念。

2014年的《一对一》亦不外如是。很多观众评价此片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事实上它的基本情节还是十分清晰的，一位女高中生被害，女孩的家人马海兵召集了六个社会底层人物组成了七人暴力团体，对参与杀害女孩的七个凶手依次进行惩罚。之所以某些观众会觉得看不明白，个人认为可能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其一，背景交代不清、故事性不强。影片对于女孩如何被害、为什么被害、为什么会涉及国家高层人物完全没有提及，而且通篇几乎就是挨个抓捕和拷问的过程；其二，内容无序、人物混乱。导演在抓捕凶手之余不断穿插暴力团体成员的个人状况，同时让演员金永敏一人分饰八个角色，也难怪会令人一头雾水。

然而金基德仅仅是要讲述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吗？非也！如果将「女孩」、「凶手」、「马海兵」、「暴力团体」等角色都符号化之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真实、残酷、绝望的社会图景。诚如他总结自己风格时所言：「不要太专注于叙事，而是抛出事件，让观众拼接、思考，像解密一样将细枝末节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一个惊人结论，而非拘泥于情节。」在《一对一》里，金基德着实在用凄怆悲悯的情怀来慨叹对自己国家的憎恶与爱恋。《诗经》中的《王风·黍离》有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恰能代表老金的心情，只有用心去看，真正理解他和这部电影，才能懂得他的惆怅。

金基德擅长描摹社会边缘人物，解剖他们的精神困境和自我挣扎。本片中七人暴力团体的成员便是社会边缘人物的典型代表，其中有受尽顾客傲慢态度的餐厅服务员、被占有欲极强的男人折磨的女人、归国后无所事事又被亲人奚落的留学生、被好友骗得倾家荡产而只能住在废墟上的流浪汉、为给老婆看病而欠下巨额高利贷的可怜丈夫、整天被老板呼来喝去的汽车维修工，而暴力团体的首领马海兵虽然曾是海军的军官，但现在却只是个亲人被害、无处伸冤的普通人。

这帮人生活得毫无尊严，犹如行尸走肉。在马海兵的召集下，他们得知能够抓恶人打贪官，于是欣然参与。可是由于毕竟没有切身利害冲突，在他们的心里恐怕是发泄不满、报复社会的情绪更多一些，这与马海兵从骨子里痛恨权贵、下手毫不留情、做事做到根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当马海兵用酷刑折磨凶手，甚至枪杀了其中一个将军后，其余六人大多表示要退出团体，除了那个把马海兵当神般崇拜的餐厅服务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人退出团体的决心是和他们内心的绝望程度成正比的，不到万不得已或者说只要还能生存下去，谁原意与国家机器为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如果说这六个人的妥协是不自觉的，是受制于社会制度与法律威慑的，那么马海兵的妥协则是自觉的。

作为被害者的亲人，为什么反而放过了最后那个高官呢？是因为马海兵在对七个凶手的拷问过程中陷入了越来越绝望的境地。这七个人的身份地位从低到高，从实施者到策划者，当马海兵询问他们是否后悔时，得到的却是几乎同样的回答，不是「根据上头的吩咐做事」就是「为了活着而这么做」，没有一个表现出悔意。直到面对高官，马海兵终于意识到若是自己也处于那个位置和立场，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哪有好坏之分，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为了生存、为了活着，都会去做违背灵魂的事情，而他自己用暴力手段对付凶手，和他们用暴力手段对付女孩也没有什么差别。面对这样的社会运行机理、面对这样的人性本质，马海兵彻底绝望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人分饰八个角色的金永敏。这八个角色分别是：职位最低的凶手（吴贤）、对服务员态度傲慢的顾客、占有欲极强的男人、留学生的哥哥、让好友倾家荡产的骗子、上门讨高利贷的打手、汽车维修店的老板、以及马海兵做军官时的下属。金基德为什么要如此安排？是演员人手不够？还是想让脸盲症的观众痛苦不堪？我觉得他这么设定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种荒诞的手法来告诉观众，这个人不是特定的角色，这样的一个恶人，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可以是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人。

影片的末尾，马海兵看破一切、遁入空门。而吴贤作为第一个被抓捕逼供的凶手，释放后始终暗中观察着七人暴力团体的所作所为，最终带着悔恨和憎恶杀死了被马海兵放过的高官，随后又化身为手持狼牙棒的蒙面人打死了已成僧人的马海兵，完成了憎恨与复仇的循环交替。便如四季更迭，仇恨也是如此，旧恨未了，新仇已至，周而复始，永无止尽。

可以说《一对一》是金基德最为黑暗的一部电影，弥漫着刻骨的无奈和绝望，是以梦呓般的笔画勾勒出的一幅虽粗砺却精彩的现实素描，甚至没用其最偏爱的宗教情结去提供一丁点儿怜悯和救赎，无论你看懂还是没看懂，就那么摆在那儿，任观众自己去审视反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