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第几个新年，我都忘不了新冠肺炎来的哪个新年 上次在寝室看这部片子，还是刚刚解封没多久，我抱着我怕它躲它但更要充分了解它的态度去补了一下真实的新冠病毒。那天成都太阳很好，在寝室有阳光照在我身上，但阳光也没能晒干我的眼泪。 从封寝到解封，都有点措手不及，阳完后又有很多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寝室的高烧不退，郭哥的吞刀片，都让我认识到3年后在三针疫苗后的新冠病度仍有的威力，第一批感染的人该有多痛苦？这部片子告诉了我答案，也让我对防疫有了更理智的认识。 片中出租车司机的一家无一幸免，我想要是我肯定后悔埋怨我自己要是不出去家里人也不会得吧，当字幕在它微笑前打出母亲已去世时，我真的忍不住了。片尾司机重新面对生活，在小街摊边吃早点重新出发，我深深地感觉到人的强大。其次则是患病医生与她的丈夫，我感受到一个真实质朴的男人形象，偷偷抹眼泪，给妻子送来吃的时候，隔窗一眼便是晚年。还有另一位手术医生，随口而出的国粹，带给病人多少信心和鼓励，真真正正感受到医者仁心的含义。

博尔赫斯曾经写道，我从不谈论什么背叛和原谅，遗忘是唯一的背叛和原谅。

这句话适合用在所有武汉人身上：对于集体来说，遗忘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对集体灾难记忆的背叛，但就个人而言，选择遗忘又是在沉重的伤痛里喘息和逃脱的机会。

新闻工作者谭海燕选择忠于自己的职业，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武汉记录下来，在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勇闯红灯区。5个关键词，80天，100多个拍摄对象，500多个小时拍摄素材，汇聚成了一部记录疫情武汉至暗时刻的73分钟真实影像作品——《金银潭实拍80天》。

2020年9月，《金银潭实拍80天》在湖北卫视以及bilibili网站同时播出，高速运作的医院、命悬一线的患者、绝境中的人性温情……影片所呈现的每一个画面都给人们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同时也翻开了人们心理最不愿意提起的一页。然而，正如谭海燕所说，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就是把事件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是为了以后能够避免相似的灾难重现，历史永远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

《金银潭实拍80天》播出后，在豆瓣获得了9.1分高分，bilibili网站上的评分则为9.9分，影片更是获得了2020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优秀纪录长片荣誉、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以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摄影奖。奖项背后是纪录片沉甸甸的重量，它像是一块不大不小却又足够突兀的石头，压在人们心里，时刻提醒着人们：努力前行，但不要忘记。

影片里有五位主要人物，就像疫情之下万千普通人的小小缩影，他们代表了所有人，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史前浩荡的灾难里挣扎求生，奋力将一线生机凿出开阔的口子。在这里，所有人结成了同一个阵营，人性的温情与感动时刻盘桓在灾难上空，使病魔变得不那么可怕。

谭海燕为他们归纳了五个关键词——责任、亲情、信任、选择、重生。

每一个关键词都凝聚了他们的信念，体现他们作为一个立体的人的矛盾与光辉。谭海燕希望透过这五个关键词，向观众传递出深层价值内核，感动之余，能够对整部影片甚至整个新冠肺炎疫情有着更加深刻的反思，内化为勇敢前行的精神信念。

责任

敖慕麟的关键词是责任。作为一名新闻系毕业的青年，他始终将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放置于个人利益之前，在疫情暴发之处，他收到前工作单位凤凰卫视的邀请，毅然决然走上武汉街头，为社会输送珍贵的疫下武汉一手资料，父亲敖醒吾则主动要求担任他的司机。在父亲不幸罹患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后，敖慕麟与母亲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捐献父亲的遗体。

在拍摄过程中，敖慕麟的情感一直相当冷静，但谭海燕整理素材时，却发现他在空病床前不停颤抖，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冷静与克制不仅是敖慕麟的状态，还是整部片子的语态。在谭海燕看来，片子拍摄之时正是所有人都处于内心极度惶恐和不安的时刻，她不希望影片过分渲染焦虑和紧张，而是希望借助冷静与克制的影片基调，传递出坚定的抗疫信心。

亲情

王枫娇与丈夫左双贵的关键词是亲情。王枫娇入院期间，左双贵曾到医院为她送食物和生活用品，本来已经要走过医院大楼，他突然折返，打电话给刚从ICU病房转至普通病房的王枫娇，让她走到床边，想要远远地见一面。他们一边通话，一边确定对方的位置，终于看见窗边王枫娇真切的面孔时，左双贵不停抹泪。

亲情的牵挂和羁绊让他们从微信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目光满是不惜和惦记。疫情期间，武汉的许许多多家庭被切开，分隔两地，困住的不仅有家庭成员，还有滋长的思念和羁绊。

信任

患者肖军与医生郑霞之间的关键词则是信任。在谭海燕看来，她们体现了一种“新医患关系”，医生和病人在同一个频率上，和谐共振，携手对抗病魔。郑霞来自浙江的援鄂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时，郑霞每天进病房为肖军治疗，离开武汉回到自己的医院后，她们还会天天通电话，两个人情同战友，互相鼓舞，一起等待武汉真正的春天。

一破以往医患矛盾冲突的框架，影片给所有医护人员和病人注入强心剂：只要互相信任，就一定能够战胜面前的顽敌。这样弥足珍贵的情谊体现在影片的每一处角落，无论是医生鼓励昏迷的王枫娇，还是一直坚持带病工作的张定宇院长……所有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为病人筑起一道墙，竭力将新冠肺炎挡在墙外。

选择

出租车司机李超的关键词是选择。疫情初期，他的父母以及奶奶都感染了肺炎，由于病情严重程度不同，他们几个被分住在不同的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互不通信。李超入院后，担任起了小区的志愿者，每天为小区居民采购食物和生活用品。普通人李超坚持做着普通人的事，但疫情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家里三个亲人相继离世，只剩他一个人孤立无援，痛苦和煎熬不言而喻，他仍然选择了捐献父亲的遗体，让这份痛苦转化为抗疫的坚实武器。

谭海燕提到，敖慕麟和李超选择捐献亲人的遗体是整部影片的高光部分，渗透了人性和生命的光辉，足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所有人都知道捐献遗体对于整个医学研究的意义，但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一个残酷无比的选项，每一条逝去的生命，都值得礼赞。她还曾独自携带设备偷偷溜进墓地拍摄，墓地荒凉寂寥，生命长眠地底，严峻和肃穆溢出屏幕，哀歌传至观众心中。斯人已逝，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怎么好好度过余下的生命，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才是当下应该做的。

重生

纪录片的第五位拍摄对象彭博的关键词是重生。在金银潭医院，因新冠肺炎使用ECMO的患者一共有24人，而彭博是4名成功脱离ECMO的病患之一，他无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尽管康复之路漫漫，但彭博俨然代表了所有疫情里危重病人绝地求生的希望：彭博是他的名字，而蓬勃是他的生命力。影片不存在预设的场景与镜头，都是谭海燕团队长时间跟拍所得的素材，冷静克制的镜头语言下，处处埋藏对生命的思考。

刚开始拍摄时，团队遭遇重重困难：临危受任的谭海燕没有拍摄医疗记录片的经验、在疫情暴发初期涉险前线却面临物资极其短缺困境、深入跟进拍摄对象时问题难以启齿……出发前，团队甚至没有脚本，没有大纲，没有分镜，只有上下凝成一团，想着一定要拍到人的故事的决心。通过客观的记录和冷静的叙事，谭海燕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场灾难记录下来，让人们铭记灾难，而后更好地避免灾难发生。

片中，敖慕麟念了一段旁白，这段旁白是他发在朋友圈里的文字——

“朋友告诉我，父亲的病房会有阳光照进来，于我那里有过希望，但现在是一片废墟，我要做的不是把废墟抹平铲净，而是把它保存下来，不会忘记，不要忘记，然后在它旁边，重新开辟一块新的土地。”

这个朋友是谭海燕，作为一位感性的纪录片导演，她陪同影片里的人物一起经历所有故事，结下了深厚的类似战友一般的情谊，她抗拒冷冰冰的拍摄，想要真正与影片的人物融为一体，并且给予他们有效的帮助。拍摄80天，过载的信息也给她带来了隐隐约约的心理创伤，不愿提及心理感受，不想回忆拍摄细节，静静等待武汉伤痕一页慢慢被掀过去。

作为新闻工作者，遗忘是对职责的背叛，而作为个人，遗忘却是对自己和世界的原谅，矛盾交织而行，造就了《金银潭实拍80天》，这部没有巧思，也没有剧本的真实纪录片。

对话

谭海燕

《金银潭实拍80天》导演

GZDOC：您当时的拍摄思路是怎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谭海燕：当时没有思路，因为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一开始甚至连采用短片还是纪录片的形式都不知道。

我们是1月28号进的医院，当时也没有物资，医院处在非正常情况，在物资最紧张的时候，连医生都没有防护服。湖北省卫健委新闻处只有20件防护服，给我们发了5件，虽然我们有防护服，但我们的防护服都是不合格的。

GZDOC：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谭海燕：最后我们舍不得浪费，还是穿了原来准备的防护服，然后跟医护人员商量能不能把医院的防护服借我们两件。他们开了一个会，最后借了两件给了我们，我们穿着两件防护服进去，结果一进去就喘不了气，因为就像罩了两层塑料袋，5分钟之后人就出不了气了，眼睛也都看不见。

设备也不正常。我们需要用保鲜膜把设备裹起来，只能靠本机收声，会收到很多杂音。再者，感染科病房里面是封闭的，仪器太多而房间小。所以我们每天基本拼着命进去，但拍摄的质量都不能保证。总的来说第一次去进去是挺失败的。

我没有在医院拍过片子，对医疗体系的运作特别陌生，我连医院的构架、科室的设置机构都没搞明白，去了一个多星期才搞明白的，相当于匆匆上阵。后来我们是自己慢慢地熟悉了医院的环境，台里也给我们送了一点物资，情况就好点儿了。

困难很多，但是我们当时想着一定要拍人，这个事情是很明确的。前面的困难都是客观条件上的，无论是物资还是设备都属于客观困难。等到找人拍故事，进入到核心了之后，发现更难了，因为面对好多人我们根本开不了口。

这种拍摄对别人也是一种侵犯，在疫情时期拍摄病人这个事情很残酷的。真的要感谢每一个同意拍摄的人，灾难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座山，让他们把痛苦言说出来是很残忍的，真的非常感激这些拍摄对象。

GZDOC：我们当时是没有脚本的吗？

谭海燕：没有。

出发之前写过一个策划案，我也忘了当时怎么写的，但拍了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了，我之前没有拍过医院，所以脑袋里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过去看到过的医院的片子。当时有一个很宏大的设想，以为去了之后可以拍医院、拍社区，呈现一个全景式的疫下武汉，但后来哪都封了。虽然后来也有补拍了一些社区以及志愿者的镜头，但是最后呈现的片子是跟写的策划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GZDOC：在客观条件这么困难，而且您没有拍过医疗纪录片的情况下，怎么会接下这个拍摄任务呢？

谭海燕：没想这么多。我们开会的时候提出了拍一个案子，当时还没有明确要拍什么，只是觉得要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早上还在讨论拍什么、怎么拍的时候，突然有人说今天要封城了，今天如果不拍，好多东西就拍不到了，于是摄像们散出去拍，处在很慌乱的状态，因为谁也没有预料到封城这么严重。

GZDOC：最后在处理剪辑素材的时候是怎么选择的呢？

谭海燕：其实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给每一个人定了一个主题词儿，按照每个人的关键词去整合素材。

敖慕麟的关键词是责任，他是一个把社会责任放在自己之前的个人。因为他是新闻系毕业的学生，多年的这种职业理念造就了他的品性，所以他每一次选择，都会把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摆在个人利益之前。

肖军跟郑霞就是信任，我们通过肖军跟郑霞的故事传递出来疫情之下医患关系的良好互动。

王枫娇的家庭就是亲情，亲人之间这种浓厚的情感。

彭博就是一个重生，或者说叫希望的故事。他叫彭博，他的生命力多蓬勃呀。

李超就是一个普通人的选择，比如说他在病床上选择去做志愿者，去给别人买菜买肉，去做这些，后来自己的父亲走了，又面临着家里三个亲人离世，他选择捐献遗体，这些选择都是很煎熬的，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这五个关键词组成了五个故事，我们希望故事背后能够体现这几个关键词的内在价值。

GZDOC：我就看到很多细节很感人，当时是怎么捕捉和呈现的？

谭海燕：这些细节都是抓拍到的，没有预设，也不可能预设，包括王枫娇的丈夫去看她，都是很突然的，我们差点拍漏了。

当时他送完东西了之后，自己临时又返回去。本来已经都走过了，他又退回来掏出手机，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才发现他想见见王枫娇。因为从2月11号把她送进去医院，接近两个月都没有再见面，虽然在手机上视频了，但是没有见过真人，他很想见见王枫娇。

整理素材的时候找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彭博的抢救，都是我们在整理素材的时候发现的，拍的时候并不知道抢救的那个人是他。

GZDOC：整体而言，影片的情感表达是非常克制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拍摄对象的情感表达相对含蓄？

谭海燕：也不是，我们也拍了很多不克制的场景，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片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克制，因为去年是疫情最艰难的时候，所有人的内心都非常不平静，处于很焦虑和恐慌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这个片子应该克制，所以呈现出来的基调是这样的。

GZDOC：您希望通过片子传递出来什么样的东西呢？

谭海燕：我希望传递出来在这种苦难之下，最能体现人性光辉的东西。新冠肺炎疫情肯定是一场灾难，但是灾难的背后有很多感动和很多付出，每一个平凡人也能呈现很多角度。

GZDOC：在疫情期间，或者说甚至是以后10年20年，我们这一部70多分钟的影片的力量在于哪里呢？

谭海燕：我觉得还是在于真实，在于我们很真实很克制地去反映这件事情，我不希望这个片子只有感动，所以我们做了五个故事的内核，我希望通过这种冷静克制的语态传递出去更多的价值。

片子里面我觉得最能体现价值观的地方就是在两个捐献遗体的情节。敖慕麟跟李超对生命的态度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片子最高光的地方，上升到我们对整个生命的价值和态度。

GZDOC：距离疫情最苦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您现在再回去看拍摄那段期间，心里会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有什么新的感悟吗？

谭海燕：其实我不太想提及，我觉得自己也需要时间去恢复这一段心理创伤，很多人经历这一场灾难后都会有应激反应。

其实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一点恐惧和害怕，但是因为每个人有着自己的职责，你会把勇气放在更前面，淡化内心的恐慌，整个人投入工作之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心理上的感受。

但是经历完这件事之后之后，可能会有PTSD，因为在这么密集地去接受这么悲伤的讯息，再去细想的时候是会有心理的阴影和一些问题，整个人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平复的。

GZDOC：经历了这件疫情之后您对武汉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情感变化吗？

谭海燕：我不是武汉人，但是我在武汉生活了20多年，所以其实我应该算是新武汉人，但是，我自己上次就说过，我经历了这一场灾难之后，打心底里认同了我是武汉人，自己从内心里面有了一个身份认同，就觉得武汉属于我，我属于武汉。

GZDOC：您在武汉生活了二十多年，也算是当地人，当地人的视角有没有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谭海燕：可能情感上不一样，觉得自己拍的每一个人都是亲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我没有觉得他是我的拍摄对象，而是对他们有着亲人一般的感情，包括慕麟跟李超现在都是把我当姐姐，这一场患难经历下来，会觉得我们都是过命的交情。

我现在忽然明白了战友之间的感情，上战场打过仗的人们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特殊的，去年我们一起打抗疫这场战就有点像是战友情，我跟他们之间的交流是无障碍的，我说的你懂，你说的我懂。

在病患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我们是见证着的，他们每一个肢体上的刺痛我们都是共同经历的。在看到他们无能为力的时候，自己会更加无助。

GZDOC：我在看到您在一个访谈里面说到，遗忘是最大的背叛和原谅，可以听一下您对这句话的解读吗？

谭海燕：其实忘掉挺好的，很多人都想忘掉，希望2020年没有发生过疫情。对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面对疫情这样巨大的痛苦，如果能够忘掉对他个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但是我们是新闻工作者，这一份工作又决定着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忘掉，那就是对这个世界、对我们工作的背叛、对我们职业的背叛。我们都想时间能够倒流倒流，永远不要选择有这一页，但是这一年它发生了，我们的工作是把它记录下来，如果不忠实地记录下来，那就是背叛。

GZDOC：您觉得我们铭记这一次灾难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谭海燕：各种方式，像文字、影像等等，铭记下最真实的东西，这种铭记是为了今后不再第二次犯错误，让灾难不要再像这席卷而来，所有的铭记就为了避免。

GZDOC：这一次拍摄经历对您的纪录片的创作，或者说对纪录片的价值观有没有带来什么革新或者影响？

谭海燕：可能以后还是想拍一些跟普通人有关的跟生命有关的东西，但这两年就想做一点相对轻松一点的话题，需要疗愈和恢复。

GZDOC：《金银潭实拍80天》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获得“中国故事”优秀纪录长片荣誉，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谭海燕：特别感谢广州节，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广州节，对我个人来说，我通过这个平台学到了很多，也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这里像是所有拍纪录片人的家，每年给我们提供一个地方聚会和交流，希望广州节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