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丽来、拍立得、Impossible，从来不只是关于相机、相纸和照片这些产品而已，而是一个人选择如何看待自己和生活，这个选择与怀旧情结无关，恰恰与当下有着更大的关系：因为你选择眼中想看的只是一块触摸屏背后的像素集成，还是选择与真实世界有更多维度的联结？而这种选择，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对自身性格的探索与认知程度。

当一个人使用拍立得拍照时，在曾是人类制作过最复杂的人造化学产品即时彩色胶片上，这个人会体验到按下快门后直到照片显影成形之前的等待和期待，以及接受当下那一刻曝光和各种化学反应的结果而不是试图去修改。从中所体验到的「等待与接受」，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人渐渐不太熟悉与之相处的生活体验，因为数字化时代一切都在追求更快、更可控，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产品都让人们没有多少机会去接触和体会「等待和接受」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种被数码产品所改变的生活习惯会对思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期处于这种没有等待和没有接受的环境下，人自然就会容易变得缺少耐心，不易接受变化与不那么完美的状态。

比如手写的体验缺失时，当每天我们在触摸屏后看到的都是标准化的字体时，它不再带有某个人书写习惯而带有的辨识度，我们会渐渐忘记每一次书写所需要投入的专注，笔画之间手的力度变化，以及写出的字与书写者当下的状态之间微妙而复杂的联系，而这一系列的体验，只有当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变化接触，我们才会慢慢去欣赏自己写的字，是在一次次面对并接受自己写的字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和熟悉自身特点的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化时代是不可逆的，显然并不是一无是处，但当我们曾经的生活体验可能性在渐渐地消逝时，当数字化产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改造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节奏时，触摸屏面前的人，更多地被当做数据而不是人来看待时，留住使用拍立得的可能性，是留住我们生而为人对自身独特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探索空间，而这种选择和坚持，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想而已。

说来惭愧，去看这部电影之前其实对背景知识并不怎么了解。就连说到拍立得，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公司也是富士。看完电影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在某宝上激情搜索宝丽来，撇开其它不谈，我更加喜欢宝丽来胶片机的外形，同时看到拍立得相较于电影之中又出现了升级，想到前几分钟在影院里看到的那些人在现实生活中仍然践行着他们的理念，即使事先知道这是一部纪录片，人物都是真实的，仍然有一种“小说照进现实”的奇妙感觉。

我能感受到导演试图用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通过doc、Oskar等人，向我们介绍impossible从宝丽来的接盘侠变成宝丽来一部分的故事，同时由点到面，深入探究数字与模拟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虽然着重突出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追梦的非典型励志故事，但我们仍能从中窥见一些稍显残酷的现实。例如Oskar的父亲是impossible这个项目最大的赞助人；doc的妻子几乎就是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丧偶式育儿）；而doc本人被自己创立的公司炒了鱿鱼 ……轻松幽默的氛围不能掩盖这些：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被严重理想化了的一面，而追逐梦想所需的成本、创业本身的艰辛、事业与家庭的取舍，电影却没有涉及。

除此之外，这部电影还展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手机兴起之初，人们争相开启“新时代”的大门，以拍立得为代表的相机、黑胶为代表的唱片等模拟时代的产物纷纷被淘汰。在那个时间点，拥有这些东西就意味着与“落伍”挂钩。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股近似疯狂的冲动才慢慢平息，人们开始理智地看待数字与模拟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模拟的价值。这时候，玩相机、听黑胶又成了一件酷的、令人向往的事了。

纵观人类历史，这样的事并不是个例。毫无疑问，手机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的出现推动了整个时代的进步。而每一次，当一个能切切实实推动时代发展的事物出现时（不一定是物，也可能是事，比如某项运动），它总是能形成一股不可思议的摧枯拉朽的风暴，与它相同的，急剧发展；与它相异的，被不假思索地舍弃。顺应潮流的人类群体是这股力量的源泉。我们当然应该顺应潮流，因为这股潮流是正确的、一旦出现便难以逆转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与它不同的东西就应该舍弃呢？

人们似乎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后知后觉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在那时候，一些东西已经被改变，并无法被复原。

答案其实很简单，但人类嘛，就是一群很容易冲昏头脑的动物啊。【摊手】

诚如和博士有分歧且没有邀请这位创始人去重生仪式的继任者所说：这个世界上需要更多的像博士这样的人。这样的天真、乐观和行动力，是造物主非常吝啬给予人类，又非常难以存活的天赋。 “既然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这件事情不可能，那么就叫它不可能计划吧。”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唐吉诃德这个形象稀罕而长寿——人们总是对自己心生向往却无法做到的事情念念不忘。 数字化的世界里只有两个感官，鼻子嘴巴和手所能带来的感受被废黜了，这是值得思考的无意识的选择。我认可敬佩片中人对真实性的反思和坚守。 然而值得玩味的两点：一是片中人说他们只是在为人们保留因为更便捷、更快速而舍弃掉的其他的可能性，然而最后决定不可能计划能否活下来的关隘恰恰就是相机的操作能否实现更便捷、相纸的成像能否实现更快速更稳定；二是黑胶唱片本质上与手机中的数据文件并无二致，都是载体，若是真正追求极致的真实，那么可能需要像船上的1900一样摔碎录制的好的唱片，说我的音乐不可以与我分离，脱离了现场和演奏者的音乐又算不算是不真实呢。 这些细想起来都有些矛盾，人们在捍卫的坚持中实则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取舍与妥协。这些矛盾很现实，但又对守护的真正实现来说至关重要。这可能是Edwin Land说的，managers保护dreamers的责任。

即使不是博士那样身披累累伤痕的闪耀铠甲的骑士，即使不是继任者父子那样理解情怀又清醒现实的金主，即使比个体大千百倍的浪潮滔滔而去，我们总还是能够选择一点什么，坚持一点什么。也无需刻意去标榜找寻一些意义，喜欢这些能用得到我其他三种感官的东西本身，就足够了。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幕味儿”）

2008年，在1960-80年代曾经风头无两的宝丽来公司再度宣告破产，关闭了它在荷兰恩斯赫德的最后一家即时成像胶片生产厂。而此前一年，史蒂夫·乔布斯刚为苹果发布了一款划时代的全新产品，那就是初代iPhone。这颇有一种江山易主、改朝换代的意味。要知道宝丽来在全盛时期也曾是一家伟大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有评论甚至认为，宝丽来就是“它那个时代的苹果”。

纪录片《拯救拍立得》就是在报道宝丽来倒闭的新闻画面和初代iPhone发布会的对比蒙太奇中开场，徐徐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前朝的精神遗民试图挽留逝去时代的故事。

影片马上为我们引出故事的主人公，绰号“博士”的奥地利生物学家弗洛里安·卡普斯（Florian “Doc”Kaps）。只见他戴一副学究气的眼睛，发型古板，一身运动服+牛仔裤的随意搭配，研究领域是偏（门）狭（窄）至极的蜘蛛眼肌。如此经典的“nerd”（书呆子）形象，怎么看都和爱淘旧物、精于穿搭、讲究品味的复古党沾不上边。

博士自称“模拟守护神”，热爱一切模拟产品。作为狂热的宝丽来粉，他创办过拍立得网络相册和专营宝丽来胶片的网店，并且都把它们做到最大。作为宝丽来的经销商和知名粉丝，他受邀出席宝丽来恩斯赫德工厂的告别仪式。参观工厂时他竟触景生情，萌生了接盘这家工厂的念头。这个在商业上明显不靠谱的想法，自然收获了无数个“这不可能”的反馈。博士灵机一动，遂将商业计划命名为“不可能计划”。这也是本片英文原名An Impossible Project的由来。

博士终于拉来投资买下了工厂的剩余资产——这里面主要是机器设备，并不包括宝丽来的品牌和知识产权。也就是说，博士只获得了工厂的硬件，而软件阙如。不仅如此，宝丽来胶片的一些关键原材料早已停产好几年，而工厂囤积的库存也已告罄。这些都意味着，博士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即时成像技术。可想而知不可能计划有多不可能。

如果导演始终聚焦于不可能计划的命运沉浮或者博士为这个计划的努力，也许会拍出一部商业事件纪录片或商业传记片。但导演显然志不在此。影片花了不少笔墨展现宝丽来摄影独特而迷人的特质，并进一步延展开来，跟随博士的寻访，把视野扫过更多（广义的）模拟产品或生产方式：模拟电话机、明信片、纸质信函、纸质笔记本品牌Moleskine、手绘广告画、凸版印刷、丝网印刷、胶片摄影机、照片洗印、自动点唱机、黑胶唱片工厂、黑胶唱片录制……还有热衷于这些过时玩意儿的模拟同好。这构成一条松散的副线，来回穿插于主线之间，形成影片双线叙事的格局。

这条副线如果只是罗列物的独特性，很容易陷入一种奇观化呈现。但影片通过人物的访谈和现身说法，把侧重点落到了人对物的感情——一种恋旧情怀，一种模拟时代的乡愁。

单纯贩卖情怀必然是空洞而矫情的。影片恰恰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试图为这种情怀填注意义，以避免陷入炫耀和自恋。具体而言，影片为这种情怀提供了解释，以求观众的理解和共情。其切入点是模拟的独特魅力。

作为一部以宝丽来为“主角”的电影，秀摄影作品自是应有之义。影片在回顾宝丽来的历史和述及不可能计划推出成熟产品时，不失时机地插入了两段由宝丽来摄影佳作组接而成的段落。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宝丽来影像的特质：昏暗、模糊、色彩浓且偏，还带有色斑、色差、毛边、局部不显影等不规律的瑕疵，但这也给画面带来了自由和不拘一格。这些照片再通过精心的剪辑和配乐，产生出生命灵动的迷人效果。

在此有必要略作科普：宝丽来系统（相机+胶片），受制于其化学和机械原理，成像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胶片的最佳显影温度是13-28℃，低了色调偏蓝而高了偏红，此外色调还与显影时的湿度与光照强度有关；胶片吐出过程中由对辊挤压药包，完成药剂在正负片之间的涂布，一旦涂布不均匀，就易产生色斑和局部不显影，甚至诡异的斑痕效果；薄薄的负片上化学涂层就多达17层，它们之间要完成极其复杂的化学反应，在这过程中失之毫厘，产出就会谬以千里，因此显影常有“意外惊喜”（如莫名其妙的偏色）；即使已显影的胶片，在其最初显影的30天内，化学反应仍未完全停止，这意味着图像仍存在轻微变化的可能，而保存条件的偏离值过大的话，甚至会加剧这种变化。

正是这种不稳定性，给宝丽来摄影带来了不确定性：在胶片最终显影之前，你都无法确知出片效果一定会怎样。

然而宝丽来粉可不把宝丽来的这些特性视为瑕疵，反而视其为独特魅力。这种偏好通过博士访问的一位作家之口表露无遗：“那么多数码产品总感觉有点类似。（数码照片）那么明亮，颜色那么漂亮，哪怕出自业余人士之手。人们渴望有点怪的、不那么正常的东西。”宝丽来的特色对粉丝可是金不换。同类竞品富士拍立得，价格更便宜且成像也更稳定，可宝粉就是不买账。在他们看来，成像稳定意味着呆板单调和缺乏灵气。

像这样属于“文艺青年”的古怪癖好注定知音寥寥，但瓦尔特·本雅明早在近百年前就已参透这种审美。他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所谓的“灵光”（aura），但他从未给出过明确定义。通过他“顿悟”式的描述性语言，我们大致可以领会灵光指的是一种神秘韵味和受人膜拜的质素。它有赖于客体的原真性、暧昧性、超验感、距离感所激发的主体的想象力。它萦绕于手工原创的古典艺术，而消散于机械复制的现代艺术。

摄影被本雅明视为典型的机械复制的艺术。从他的理论视野来看，现代摄影的分辨率太高，对实在世界的复制能力太强，能把客体从昏暗的背景中分外清晰地凸显出来。高清晰度祛除了客体周围暧昧不明的“魅性要素”，阻断了主体自然而然的想象，于是灵光褪去。用本雅明的话来讲，就是“利用最明亮的镜头以压制黑暗，将‘灵光’从相片中去除”（《摄影小史》）。

然而本雅明认为早期摄影（尤其人像）是带有灵光的。早期摄影由于需要超长时间曝光，照片明暗层次丰富，从暗到明层层递进；人像边缘模糊，但表情鲜活，闪烁着朦胧而神秘的质感；而且曝光时间越长，变量就越多，最终出片效果就越不可控。这些暧昧性和不确定性给观看主体的想象力留足了空间，使客体获得超乎自身物性直观要素之外的超验意义，于是灵光浮现。

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宝丽来：由于没有底片，它的照片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相同媒介的意义上）；它的影像清晰度低，画面昏暗、模糊，彩色片的色彩也不准，故其复制实在世界的能力很低，但风格独特；它的显影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往往给影像带来莫名所以的神秘印记，这让按下快门到显现图像的过程形同巫术。这些特性，不正是灵光的必要条件吗？若本雅明有幸能够活到二战以后，目睹宝丽来的诞生，他一定会欣慰于早期摄影中的灵光借由这种摄影新技术再度还魂。

影片展示的其他模拟产品或技术，或多或少也具备承载灵光的可能性。比如黑胶唱片，唱针与唱片声槽的物理摩擦带来天然的底噪，使得声音不那么清晰和干净，而这恰恰给人以音色“温润”的幻觉；而且由于黑胶唱机及音响在设备和使用上的复杂性，欣赏黑胶唱片也是相当具有仪式感的。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以博士为代表的“模拟党”追求的是一种属于古典艺术的神性之美。他们是一群美学保守主义者，试图在灵光消逝的年代里发现和留住仅存的些许灵光。

而博士无疑是其中的“激进分子”。他对模拟的爱简直到了恋物癖的程度——他的真实观就是物质实在性，不仅要能够看和听，还要能够触摸，甚至能够闻和舔，否则就不够真实。片中展现的他的典型“症状”就是喜欢嗅闻介质的气味，从胶片到黑胶唱片，还给人安利这些东西气味之美妙。那份陶醉，犹如书虫之于油墨香。在访问脸书总部时，他还问道脸书的气味是什么，问得对方一脸茫然。

倘若理解博士的追求，就会懂得这种怪癖并非无缘无故。从手工原创到机械复制，灵光消散是媒介技术变革的结果。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媒介。按照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论的说法，媒介即讯息，也就是说，媒介是其内容本身。这意味着，真正有意义、改变感知世界的方式、塑造生活形态的，不是内容，而是媒介，也就是内容的载体。在此意义上，博士的恋物癖也就情有可原：这不是爱屋及乌，而是由于美与承载它的媒介本就是一体两面。

麦克卢汉的另一个重要论断是媒介是人延伸。这很容易理解，比如交通工具是腿的延伸，电子媒介是意识或者说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然而人们往往会忽视麦克卢汉对这句话的进一步展开：延伸意味着截除。这就是说，强大的媒介替代了它所延伸的那部分身体的功能，令其退化，形同截除。在此意义上，我们也不难理解模拟党对数码产品和技术的拒斥：电子媒介“截除”了大脑，令审美感受力退化、想象力萎缩。

博士确实情怀满满。在他理科男的古板外表下，潜藏着艺术家的浪漫、少年的理想主义和孩子的天真。可这些都与商人素质格格不入。事实也证明，他恐怕不是当老板的料。

应当承认，即时成像胶片的研发的确很难。但博士的个人好恶让产品研发雪上加霜。早期产品出片即废片，图像跟鬼影一样根本没法看，可他都觉得“能用”，甚至“完美”（只是需从特殊的角度理解）。他还天真地以为别人也会像他一样爱上这样的产品。他对自家产品有百分百的信心，并认为没有这种信心就无法说服别人购买。可想而知，博士对品控这一块一定是放飞的。

这样的创始人自然无法对投资人负责。果不其然，直到初期投资烧完，产品还是卖不出去。博士压力巨大，急需另觅金主，然而几乎没人看好他的项目。生死存亡之际，天使意外降临：公司的富二代实习生奥斯卡·斯莫洛科夫斯基（Oskar Smolokowski）说服他的父亲充当接盘侠，给不可能计划续了命。

影片在奥斯卡身上倾注大量笔墨，着重展现他与博士的分歧。如果说博士是艺术脑，奥斯卡则是与之迥异的商业脑。他自述进公司的第一天，博士骑摩托车载着他去吃寿司，着实让他开了眼：当老板居然可以这么随性，一点都不无聊（无贬义）！他始终在考虑商业上的可持续性，这需要改善质量、降低售价以提升销量，需要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产品不能那么天马行空。

当然，奥斯卡并非没有情怀的人。否则他也不会说服自己父亲接手这个看不到太大商业前景的项目。他能欣赏宝丽来独特的美，但为了商业可持续，必须把产品的不稳定性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不稳定意味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在商业上意味着风险。只有控制了风险，才有稳定盈利的基础。他欣赏博士的梦想和为梦想“干蠢事”的激情，但他更关心朝向梦想起航后的续航力。可以说，奥斯卡是居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更为调和的人。

博士与奥斯卡的观念与性格分歧，构成影片叙事的内在张力。而奥斯卡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影片的二号人物。

博士依然坚信自己过于小众的路线能够成功，这必然与新资方产生矛盾。冲突的结果是，博士于2013年宣布退出。被自己创立的公司劝退，这势必让人联想到乔布斯。影片在述及此事之前，画外音不失时机选取了博士对乔布斯的看法和乔布斯回顾自己被炒经历的录音，而画面则给出了博士在乔布斯创业的车库外参观留影的情景。这与影片开头的苹果发布会构成呼应，不仅类比了博士与乔布斯，也再次类比了宝丽来（及其继承者不可能计划）与苹果。

公司经营上的分歧终以理想主义者的落败而告终。而此时影片方才行至中段，叙事主线并未就此结束。博士离开一年后，奥斯卡出任不可能计划的CEO。在影片结构中，奥斯卡接力博士，引领主线继续推进。我们目睹着不可能计划产品的日益成熟、产品线的日益丰富、公司的日益扩张。经过这番铺垫，主线在又一次惊喜中迎来高潮：2017年，奥斯卡的父亲收购了宝丽来的品牌与知识产权，将其注入不可能计划。宝丽来终于借由全新的躯壳再度还魂。影片以略显煽情的笔调展现了恩斯赫德工厂重新悬挂宝丽来标志的仪式。至此，博士的梦想终得圆满，却是以一种意想不到又颇为讽刺的方式。

当然，影片的后半段博士也没闲着。他有了一个更大的梦想：复兴模拟文化。与拯救宝丽来相比，这次的目标显得更加模糊。影片跟拍了新梦想的起航阶段：博士在维也纳的威尼斯宫开了一家萃集各种模拟产品的咖啡馆兼艺术工坊Supersense，后又盯上了维也纳周边一座有着百年历史、却空置42年的豪华酒店Südbahnhotel，想把它改造成放大版的Supersense，一个虚拟文化的基地。不消说，这又是一个缺乏商业可持续性的“不可能计划”。

这次博士尚未遇到天使，但他做了一个初步的、试验性质的尝试。他拉来脸书模拟研究实验室，与他共同主持一场“模拟超级英雄晚宴”，地点就在Südbahnhotel。他邀请了宝丽来、Moleskine等所有他想与之共事的品牌的掌门人以及潜在的投资人（人数不多，仅十几人而已），共同探讨模拟在数字时代的前景。讨论的总议题是“数字未来有多真实”，分议题则诸如“模拟和数字哪个更有社交性”、“数字真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显而易见这些议题都很务虚，有的甚至有预设结论之嫌，并且讨论不会产生任何行动指南。然而博士却乐观地相信这次晚宴会改变模拟的未来，甚至改变世界。

影片收场于晚宴上女歌手现场演唱的No Regrets的歌声之中。尽管博士和嘉宾相谈甚欢，所有人看上去也信心满满，但这一小群人处于山野中废弃的豪华酒店的场景，或许本身就构成某种隐喻，暗示着模拟党虽能重新发现过时的好东西的价值，但注定只能居于小众圈子和边缘地位。

作为影片塑造的核心人物，博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这种发现的眼光。但他并非称职的创业者。他只负责规划梦想，还需要别的实干家帮他圆梦。而这样的人可遇而不可求。这就是他梦想的脆弱性，或者说，某种程度的不可能性。片中以黑底字幕的形式先后插入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的两句箴言：“除非是明显重要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计划，否则不要去做”、“理想的企业由经理人和梦想家组成，前者有责任保护后者”。字幕渐隐，前一句话留下了“不可能”（impossible）这个词，后一句话留下了“梦想家”（dreamers）这个词。impossible dreamers，这或许是导演留给观众的暗语，指向对博士（也许还有其他的模拟党）善意的揶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系用35毫米胶片拍摄而成。导演延斯·默勒（Jens Meurer）以拍摄纪录片起家，后改任制片人，曾制作过2002年轰动一时的全数字电影《俄罗斯方舟》。这是他时隔多年重拾纪录片创作的第二部作品。此番他舍弃数字摄影机对纪录片制作的巨大便利和低廉成本，特意改用胶片拍摄，是出于对博士及其倡导的模拟文化的致敬，也代表着他自己的某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