酣畅淋漓，真他娘的爽 神经质，出走，制服，绑架，审判，焦急，回忆，坦白，再会 一气呵成，刺激感与悬疑程度对我来说刚刚好，作为一部需要人去寻找答案的影片来说，它并没有让我感到啰嗦枯燥，对我来说真的很棒。 最后医生的剖白让人感受到人性本恶，那面临死亡被刺激出来的内心自述，竟会认为极恶的掌控是如此美好 但转过来想想，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在这种被人怂恿，并且不用背负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可以任意行恶，我能坚持住么 善与恶边界的跨越真的往往都只需要一瞬间 插一句：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嘴里一直念叨着说不清是爱还是感激的东西，在爱人被抓后一个月就和另一个女人相爱。 影片节奏很棒，音乐很棒，演技很棒，观影体验很棒。 （女主真应该用扫把棍统他皮燕子，生气） （以小见大 ，感恩和平。）

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权力的腐蚀，无论性别、年龄、信仰、教育背景。

波兰斯基讨论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幽暗的细节。有关于信任、负罪、奉献、贪婪、猜忌，无论是患难与共的夫妻，还是陌生人之间，当我们面对一个可以摆布的他人时，我们会如何把持自己的内心。律师用不信任来平衡他对妻子痛苦遭遇的愧疚，妻子用一个接一个谎言来惩罚他她无法面对的自己，然后用失控和暴躁平衡自己无法言述的不安。医生更是怀念那个可以任意支配他人的时代，但表面上要伪装得比一般人更有同情心。（他自己在生活里也是这样做的）越来越强大的外表堂皇意味着内心深处隐藏着不能满足的欲望。

世俗权力如此，婚姻如此，一切都摆脱不了这种控制。

波兰斯基在苦月亮的最后道出了人类磨难的根源“贪婪”，在本片里他又给出了解脱这一切的方法，那就是诚实，女人对于真相近乎于歇斯底里的探究最后解脱所有人，包括那个罪人。

面对我憎恨的人和事情，我总在想，这是唯一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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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底下是汹涌澎湃的大海，上面是刑讯逼供的“疯女人”，当双手被缚的米兰塔医生面对这样一种“绝境”的时候，他也许只有一种选择：招供自己的罪过。“我喜欢这样，真可惜这种日子过去了，真是可惜啊！我不能这样，宝莱尔，我做不到。”他说起了为她擦去身上的汗，给她敷了药，承认抵挡不了诱惑强奸了她，他陶醉在过去的权力中：“我拥有你，我拥有所有人。”他也坦承了自己“病态的好奇”：“我想知道一个女儿能被干多少次？我想知道她的阴道会有什么变化？我想知道当她被电击是阴道会不会干？以后那地方会不会长什么出来？”

他看见了秘密警察非人的拷打，他参与了对她身体和精神的戕害，他供认了那一段残暴的历史，但是当这一切都成为了“事实”，曾经的受害者宝莱尔却又平静地走向他，解开了捆绑他双手的电线，然后独自离开。当事实已经清楚，当罪人就在眼前，她为什么没有将他推向悬崖，用一种报复的手段让他付出代价？或许是为了遵守她当初审讯时的承诺：“如果他招供了罪行，我会放了他。”或许只有当真相被揭露出来，怨恨也就不存在了，反而是一旁的丈夫格拉多，在“听说”了这丧失人性的残暴行为之后，气愤地走向了曾经把他视为好人、在审讯中又想帮他的米兰塔医生，似乎只要一用里，就可以将他推下悬崖，和那辆车一样葬身海底，似乎就可以让妻子受到伤害的身心能够得到宽慰，但是最后，他也停止了，跟着宝莱尔离开了悬崖。

这是个出乎意料、完全反转的结局，那么存疑的问题是：米兰塔医生是不是真的是施虐者，那段历史是不是真的是自己亲身经历？从他在格拉多家里喝多了入睡而被宝莱尔捆绑起来开始，他一直不知道宝莱尔所说的那段经历，并且将宝莱尔无辜用暴力让自己承认犯罪事实是另一种犯罪，“这是犯罪，我不认识你，你是个疯子。”因为格拉多在回家路上爆胎，米兰塔医生好心帮助他送他回家，一个充满爱心的邻居突然就变成了被审讯的对象，米兰塔是诧异，是愤怒，甚至威胁她会为此付出代价，而格拉多则变成了同谋，而这样一种态度几乎贯穿着宝莱尔审判的全过程，他被绑缚，被殴打，血从脑袋里流出来，被枪指着脑袋，几乎丧失了一切的尊严和人格，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兰塔也都在否定宝莱尔所说的犯罪事实，似乎他真的没有参与其中，真的不是施虐者。

而在这个过程中，米兰塔一直在说自己没有参与这段历史，而且有不在场的证明，他提供了电话，提供了证人，而格拉多为了证明米兰塔所说的是事实，他也打电话过去，电话那边一个叫伊拉娜的女人认识米兰塔医生，她可以证明那段时间米兰塔的确不在国内。米兰塔否定认自己参与了对宝莱尔的施虐，而且有不在场的证明，所以他最后的面对悬崖的“坦白”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求生力量下的谎言。而且，面对最后的悬崖，米兰塔突然转变态度本身就极为可疑，他口中所说的“事实”更多是感受，无论拥有权力之后的满足，还是对女性身体的觊觎和占有，无论是电棒插入身体的刺激，还是那种病态的好奇心，都是一种在事实基础上的感受，而事实呢，也并非是米兰塔自己揭露的，在审讯过程中，宝莱尔把自己蒙受屈辱的那段历史告诉了丈夫格拉多，格拉多为了平息事态，一直在劝说米兰塔承认，所以宝莱尔是陈述事实的第一人，在格拉多的转述中，米兰塔其实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进行转述，包括面对摄像机“透露”的细节，包括最后讲到的14次强奸，都不是秘密。

米兰塔为了求生而编造了自己实施暴虐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而宝莱尔指认是米兰塔强奸和侮辱了她，似乎更多也是缺少必要的证据。在她被军政府关押和侮辱期间，她的眼睛是被蒙住的，她只是听见了殴打他的那些人发出的声音，听见了那个医生对她进行的施虐行为，所以她并没有真正看清那个罪人，而在遭受了这种侮辱之后，宝莱尔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因为压抑而变得敏感，出狱之后又遭遇了和格拉多情感的危机，格拉多投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宝莱尔是因为格拉多问被捕入狱的，当一切都被改变，她其实受到了双重伤害，所以被强奸、被屈辱的那段历史她几乎没有对重新回到身边的格拉多讲过，而遭受了双重打击的宝莱尔一直生活在精神崩溃的边缘，甚至完全变得神经质，她会注意在咖啡馆里的男人，她会敏感观察公交车上的男人，似乎每个男人都是可疑的，都可能是那个医生。而在这一晚独自在家的时候，宝莱尔也是敏感而焦虑，当远处出现一辆车时，她灭掉了所有的灯，紧锁上了门，拿出了一直准备好的枪，当看到下来的是格拉多的时候，她才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而当米兰塔再次回来，宝莱尔又开始防备，又开始进入临战状态，所以在最后用暴力实施的过程中，格拉多也认为她疯掉了，完全是神经质的表现。

而且，宝莱尔认为米兰塔就是那个强奸和侮辱她的医生，也只是一种回忆的复活，她说米兰塔的声音、气味都符合，“他就是那个医生。”这多少是一种主观感受，而她唯一的证据是米兰塔车上的那盒舒伯特的磁带。宝莱尔偷偷开走了米兰塔医生的车，发现了车上舒伯特《处女与死亡》的盒带，她曾经被医生强奸时，播放的正是这首曲子，所以她确定米兰塔就是凶手，并且在对米兰塔拷打的时候，播放了这首曲子，“这是送上来的礼物。”他要让米兰塔在这个四重奏中恢复记忆，并且用同样的手段让他从施虐者变成受虐者。

因为气味、声音以及职业而判断米兰塔是凶手，因为车上的一盒磁带而确定他就是罪犯，无论如何都有些牵强。宝莱尔被自己的神经质带向了暴力世界，而米兰塔又极力否认自己参与其中，还有不在场的证明，似乎更能说明这极可能是宝莱尔被侵害之后的主观判断，也把米兰塔最后承认的“事实”推向了无法证实的悬疑中。真相到底是什么？谁是真正的罪犯？或者，宝莱尔是否真的遭遇了暴虐？一切又变得可疑，但是在这场看起来充满了闹剧特色的“审判”中，这种证据、罪犯和原告的模糊性，并不是为了制造某种悬疑，而是一种淡化个体的方式：不管米兰塔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恶魔般的医生，也不管受到强奸和侮辱的是不是宝莱尔，也不管这场“不道德的审判”能否证实实施，淡化个体的经历和确定性，只不过是为了凸显历史的整体性，也就是说，在这段军政府非人统治期间，具体的受害者、具体的施暴者，具体的细节可能会有出入，可能会张冠李戴，可能会有谎言，但是只要那段历史存在，这一切就是真实存在的，集权暴政下的白色恐怖，民主革命的疯狂镇压，秘密警察的大肆猖獗，人性逆转的冲突矛盾，才是真相。

而正是在这个历史整体性的真相被揭露的故事里，主角其实不是曾受到伤害寻找罪人的宝莱尔，也不是曾经可能施虐最后也承认自己犯罪的米兰塔，而是一直在中间试图化解矛盾的格拉多。在历史中，宝莱尔是受虐者，米兰塔是施虐者，在现实里，宝莱尔变成了暴力者，米兰塔成为了受害者，不管历史和现实发生怎样的倒置，格拉多在他们中间具有更多属于历史整体性的隐喻。他本来是反军方政府的革命人士，是地下报刊《解放报》的主编，这张报纸上的所有文章都揭露了军政府的暴行，而负责联络、收集这些文章的人就是他的女友宝莱尔，最终他们的行为暴露，隐姓埋名的格拉多得以逃脱，而在斗争前线的宝莱尔锒铛入狱，所以宝莱尔在狱中所受到的非人折磨完全是在替格拉多承担责任，这既是一种对于民主事业的斗争，也是对于他们之间爱的坚守。

但是在宝莱尔自我牺牲之时，格拉多却投向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这是对于爱的背叛，而出狱之后格拉多似乎在感动中又回到了宝莱尔的身边，而这样的回归又变成了某种欺骗。格拉多几乎是一个背弃了革命信仰和爱情的象征，如果这仅仅属于历史，那么当进入现实的时候，他代表的却是这个整体性国家的虚伪。他和宝莱尔生活在几乎隔绝的小岛上，维持着他们所谓的婚姻，但其实是貌合神离，格拉多关心的是政治，是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当军政府被推翻，当总统要清算历史，他站在新政府的一边，甚至当选为委员会主席，无非是一种权力的满足，他答应要将以前迫害她的人绳之以法，但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则是让她不再追求那段历史，不再神经质的生活。

所以当宝莱尔把送上来的“礼物”当成罪人并对他实施暴力，而这个罪人又是自己眼中的好人，而且自己参与其中很可能变成同谋，所以格拉多处在中间，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正是这个国家的另一种写照。他一方面面对自己拿着枪的妻子，面对曾经为了他受到伤害的女人，希望能够帮助她，使自己少受一点内心的折磨，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确成为了她的同谋，他在宝莱尔的命令中用电线绑住米兰塔，又出面劝说米兰塔承认罪行，当宝莱尔只想让米兰塔承认，承认之后就可以放了他，格拉多又把整个事件都转述给了米兰塔，让他写下来，让他对着摄像机供认，而当米兰塔终于有机会抢走了宝莱尔的枪，他又像一个男人那样帮助妻子，使得妻子再次成为主动者。

另一方面，他又害怕事情越闹越大，害怕自己无法洗脱同谋的罪行，又不断地劝说宝莱尔这是一种犯罪，一种疯狂丧失理智的行为，他指责宝莱尔太疯狂，仅仅凭自己的感受就确定了罪人，而且，作为一名律师，他对她说：“即使他有罪，也不应这样。”他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他不肯认罪呢？”宝莱尔说：“那就杀了他。”对于宝莱尔只要一个交代，她不想杀人，但是在格拉多看来，她随时可能杀人，所以他必须即使制止，只有即使制止，才能不是麻烦扩大，才能保住自己的身份。同时，他又站在米兰塔的一边，给米兰塔擦去血迹，传递米兰塔想上厕所的想法，尽一切办法让他只承认罪行，还努力接通那个电话，证明米兰塔不在场。

所以处在宝莱尔和米兰塔中间，处在过去的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处在现在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中间，格拉多既无法控制局面，又不想事态扩大，这便是政府的一种隐喻，它是讨好的，是软弱的，而一切的目的是维持现状。格拉多是律师，代表着法律，是国家委员会主席，是制度中的成员，当这个决定被泄露，政府还派人前来保护他，他又代表着权力，法律、制度和权力的作用是揭露历史保护弱者，而处在揭露真相的漩涡中，他既不是为了使真相露出水面，也不是为了保护受到伤害的人，而仅仅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牵连，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摇摆，所以犹豫，所以成为一个可笑的傀儡。

所以在个体无法还原真实历史的情况下，在个体似是而非的陈述中，只有历史的整体性才能构筑真相，而历史整体性在现实中又继续发酵继续演绎，就像“死亡和处女”那盒磁带一样，它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的隐喻——处女被剥夺了最真实的身体，它通向的是爱和信任的死亡，而在最后一幕中，《死亡和处女》四重奏又在舞台上演奏着，底下是正在欣赏演奏会的宝莱尔和格拉多，包厢里是正陪着家人的米兰塔，“不道德的审判”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当宝莱尔向上的目光看见米兰塔，当米兰塔向下的目光看见宝莱尔，似乎他们都在寻找着对应者，施虐和受虐，是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是现实无法超越的彼此，而最后的镜头是格拉多，他在双向的目光中，他在历史和现实里，他处在“死亡和处女”中，一种讽喻，是挣脱不了的存在，也是无法根除的象征，因为，这个国家才是真正的主谋。

今天一则社会新闻引发了舆论大潮，在微博热搜上很热闹。

事情是这样的：8月27日，江苏昆山，一宝马车想抢自行车道行驶，并压白线逼停正常骑行的电动车(电瓶车)。双方发生口角，本来没太严重的争执，由于宝马车主从车上拿出长刀而发生性质突变，他拿刀对电动车主进行挥砍，期间不料刀子掉落在地，电动车主捡起来反过来向宝马车主砍去，并发起追砍。

28日晚间，当地公安发布通报：两人因行车问题引发冲突，宝马车主刘某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电动车主受伤但无生命危险。

拿刀砍人的是宝马车主，但最后反被电动车主反杀，这起案件的恶劣性和戏剧性激起了吃瓜群众的强烈兴趣。

最关键的问题是该如何定性呢，电动车主是故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正当防卫？

网友神通广大，迅速扒出了宝马男的背景和过往——是个很有故事的男同学呢。

他纹了花臂，胸膛也遍布纹身，疑为“天安社”成员，很多流出的小视频显示他平时喜欢舞拳弄腿、聚众作乐，而且，36岁的他已有累累前科。2001年7月，因犯盗窃罪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2006年9月7日，因打架被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处行政拘留5日；2007年3月，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2009年5月11日，因犯故意毁坏财物罪获刑3年；2014年5月13日，因犯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获刑2年2个月。

但这样一个人，竟然曾获过见义勇为证书……据悉，他曾经举报有人贩毒的线索，警方据此抓获毒贩，而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前科人员不能申报见义勇为。

《刑法》第二十条有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转换成大白话就是，如果有人正在侵犯你，你可以采取措施制止对方，对此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采取的措施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否则属于防卫过当，仍要承担部分责任；又及，如果对方侵犯你的行为属于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回击，会受法律保护。

因为宝马男劣迹斑斑，很能左右群众对此事的观感，情感天平自是很容易倾向“倒霉”的电动车男子。

有人大呼“为民除害”，有人戏谑“自己的刀砍死了自己这算自杀”，有人调侃“先别车，先动手，先砍人，先归西，这哥们儿挺急的”，还有人嗟叹“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你不放倒别人，就是别人放倒你”。

有法学院讲师认为这案子符合正当防卫不应定罪，也有律师说是涉嫌故意伤害致死，还有刑法学专家说要看致命伤是前5刀还是后2刀……专业人士尚且莫衷一是，普通群众就更是七嘴八舌了。

有个学者说得好，“被骂是司法机关乃至法律永远的宿命。因为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给利益强烈冲突的双方定纷止争，而这份中立与判断，很难不被其中至少一方长期诟病。”

网上沸反盈天也没用，核心定论需有待司法部门厘清。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一部老电影吧，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不道德的审判》，主演是西格妮-韦弗(《阿凡达》里的格蕾丝博士)、本-金斯利(凭《甘地传》拿过奥斯卡影帝)。

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Death and the Maiden》，直译应是《死亡与处女》，但中译名直接点出了影片主题的实质，它是关于法律和道德的拷问。

影片中西格妮饰演的女主，少女时期曾经被一个医生蒙住眼睛以残暴的手段多次施虐和强奸，“他把我绑在桌子上，用电击器电我，用皮鞭抽打，用烟头烫我的胸部，甚至用金属棒插入我的下体。我以为大声叫喊可以减轻痛苦，谁知道没有任何结果……”这事给她留下深重阴影，令她变得神经质。

多年之后，女主已经结婚。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由金斯利扮演的邻居前来拜访。仅凭着对声音的记忆，以及邻居车中一盘舒伯特《死亡与处女》交响乐的磁带——那个医生每次在强奸她的时候都会听这曲子。女主判定这邻居就是当年侵害自己的凶手，于是她发了疯似的把邻居绑在房间，要和丈夫一起审判这个罪犯。

然而，邻居有不在场证据，这令丈夫也难以相信女主的认定。因为所掌握的证据并不足以上法庭，法律无法保护她也无法宽慰她，女主只能在自己的家中展开私刑，虐待邻居，逼他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这的确是一场不道德的审判，不符合程序正义。

但设想一下，女主要是遵照律法叫来警察，把邻居送上法庭，她能大仇得报吗？整部影片是建立在法律不作为的前提之下的——女主当年受辱，也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秘密警察逮捕，究根结底她受到的是律法的伤害，所以女主的报复让观众内心是觉得快意恩仇。

影片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地告诉观众，这邻居到底是不是当年那个施暴的医生。这场虐待和私刑，也就因此成为对观众良知的考验，为观众列出了各种复杂的选项，但没有哪一项是绝对不偏不倚，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之所以这起“反杀案”让我想起这部《不道德的审判》，是因为我们老百姓都有焦虑。听说说过太多的案例了，轰动一时的山东辱母案于欢被判防卫过当获刑5年，“失主与小偷争执捅死其同伙 因防卫过当被判5年”，“男子见义勇为时打死抢匪 因防卫过当被判刑3年”，“拆迁人员夜砸民宅被扎死 被拆迁者被判防卫过当”，“小伙为逃离传销窝点捅死头目 防卫过当获刑5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了，面对被侵害，我们如何还来得及掌握防卫的尺度？

历史书告诉我们非暴力不合作，现实告诉我们以暴制暴才能脱身。

我们不清楚电动车男子当时遭受了怎样的刺激，我们也不了解他当时的心理困境，于是我们没办法判断他的反击是“逼上梁山”还是“激情杀人”。

有些时候我们不相信法律能保护老百姓，甚至还会反过来伤害当事者，除了反击，我们没有看到别的选择。

很多社会热点案件得借助舆论的介入，才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才能进一步向上层建筑传达民意。一方面，审判的尺度不应被舆论所左右，但一方面，确实应考虑案件对法治建设和公序良俗的影响，否则，正义也就成了凌虚蹈空。

战意滔天出门也要低调，我劝你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