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之下

说到《太阳之下》就不得不提到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

《中国》拍摄于1972年，那时，中国政府决定，邀请一位大师，为中国拍摄一部“宣传纪录片”。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成了最佳人选。他没有听从政府的安排，转身钻进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里，于是他的镜头里出现了，在公园练功的老人、在树荫下打牌的小妹；农村集贸市场里，人带着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进行物物交换；村头穿着大背心裤衩的小孩，在旱地里一边吃冰棍、一边打乒乓球；街道上有骑自行车的人、裹脚的老太太、放学后嬉戏的孩子......不用说都知道，这些场面和当时提倡的勤劳整洁、努力拼搏的主流宣传方向完全相悖。所以，当时的安东尼奥尼受尽了批判。

安东尼奥尼夫人

但在三十年后的2004年11月25日，纪录片《中国》在中国北京第一次放映，由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一个纪念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贡献的影展之中。安东尼奥尼在电影的旁白中说，他们只是“看了中国一眼”。这一眼，变成了我们追溯过去的珍贵资料。也许你没见过4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长城、学校、人民公社;也没见过老式公共汽车、木偶剧、和杂技;但看到这些画面，会让人油然而发一种幸福感。

2019年3月16日央视重播了这些画面，制作了《从〈中国〉到中国》。

纪录片还通过各种线索，追寻了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画面、还有当年在《中国》里出镜的人。40多年的时间，纪录片出现过的人物，小孩已经进入中年，当年正值壮年的人不少已经去世。

从当年的“禁片”到现在的公映，我想，正是因为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素质提高，社会变得开放包容才得以为《中国》这部真实的纪录片正名。

历史告诉我们:搞个人崇拜是行不通的。不管《太阳之下》是真实的还是导演下的套，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朝鲜也会觉醒，直视这部影片。加油吧朝鲜人民！期待你们从阴霾里走出来的那一天！

非常好的一部纪录片，镜头语言和视角的选取都非常好：以首都一个看似平凡而又不显平凡的少女的视角，来审视阴郁、寒冷、空旷无人的平壤街道和公办机构里“公家人”的刻板生活。虽然大部分素材是在官方限制下严格选取的，许多场景也是摆拍，但在经过戏剧化处理、剪辑和重组后，散漫的摄影花絮反而呈现出平壤这座坚硬、冰冷的城市性格中非常真实的一面，特别是将摆拍过程和官方重新设定人物角色环节的花絮拼贴为批判性立场严肃鲜明的正片情节，镜头中的反讽色彩是非常令人拍案叫绝的。

让人悸动的还有不断穿插在宏大仪式彩排间隙人的疲态、例行公事和偶尔“出神”的时刻，比如女教师在课上谈论金氏父子的“伟大事迹”时一群女孩中那个玩手指、面色冷漠苍白、不参与其他同学讨论的女孩；勋章满身的老兵在礼堂里绘声绘色讲述从军经历时打瞌睡的女孩；主人公辛美练舞时表演性的微笑和隐忍的泪水；辛美在家中窗户里出神地眺望广场，用手无目的地笔划着的时刻；辛美的父母，他们无表情的、凛肃的脸容，仿佛透露出这个国家令人窒息的苦闷和无聊，以及那种例行公事般配合和无所谓的成人智慧。

影片最后，女主角辛美面对镜头，无声地哭泣。讽刺的是，她仿佛从一出生就纳入了国家体制，成为完成国家的巨大象征性指符中的一个能指。她很少体会快乐，当拍摄者让她谈论一些令她快乐的事儿的时候，她找不出来，而是背诵起加入少年团时的宣誓誓言。她因为反复背诵这一誓言而语气熟稔，有精心修饰过的政治抒情味道，内化于语言和思维模式，却不是抒情的。最后她的脸容平淡下来，恢复了一贯严肃、等待生命中那些需要排练的刻板时刻降临的冷漠表情。她仿佛非常快地进入了灰色的成年，非常快地洞悉了自己在这座僵硬的东方城市里命运的位置。

镜头里象征意味的元素几乎是闪现在官方给定的狭小题材里起主题意义的刺点，并且“合法”地从细微处展现了这个国家的性格和气质。不知是黄昏还是早晨，市民推着“搁浅”的社会主义无轨电车无声前行的漫长镜头；傍晚大型政治舞会结束后人群疏松排列的公交车站；平壤幽深黯淡的地铁隧道；晨昏交替时平壤街头空荡荡没有灯火的高层住宅建筑；领袖纪念台上每日清理鲜花的公职人员……这些城市表情映衬着辛美一家盛装之下的冷漠疲惫，现在他们明白作为塑造国家神话的一粒原子，他们的整个生命是包裹在宏观建筑或隐或显的强大压力之下的——他们的内在被抽空，而徒剩下失去自我焦点后的茫然、空洞和百无聊赖。

这部纪录片不同于以往朝鲜题材纪录片或对既有的“政治正确”话语加以戏剧化表达的猎奇式展示，或怀揣某种令人可疑的悲情色彩而对朝鲜的人、事、物加以夸张渲染的伪人道主义呈现，它秉持一种公正道德的良心，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去探讨语境中的人如何既受制于其所处的宏大国家机器，又无法逃匿其真实的内在心灵状态——这样一种在动态中博弈、矛盾、再平衡的生存势能。纪录片非常细腻地捕捉到人在两种力量的撕扯中维持内部平衡的惊人毅力，那丝微妙起皱的心灵波澜只在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身上看到，尽管故事的主人公已经表现得非常沉着克制了。理性总是战胜那些不健康、不合适、与宏观建筑的雄伟气度不相符的内在症结，但从整部影片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影片扫射到的无辜脸容均透射出某种因不间断地表演生活而习以为常的惊恐、无助、茫然和冷酷。

当生活变成一出戏剧，一切日常的工作起居都可以纳入国家体制的摄像头中，人在生活中的自我表演或许也就内化为一种例行公事般的国民性格了。这部纪录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例，展示如何在有限的外部条件下仍然拍出一部有立场的作者电影，而不是像一些蹩脚的导演，去抱怨各种客观拍摄条件的不足。也许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心思、小小的编排，就能够使令人毫无办法的一大坨物件运动起来，这真是导演的才华和匠心所在了；并且这才华一如运镜，是以真诚的人道主义、对人的整体命运的关切和对个体命运的体贴而获得力量的。

2017/9/11 沪东北

1.本片多数镜头由拍摄的花絮构成，真实从宾语变成了虚伪的副词，这部拍摄“搬演”的纪录片记录了真实的“伪装”——虚假的政治文化与洗脑宣传。

2.在朝鲜，拍摄出来的主体——普通平民，在这个国度中，即社会的精英。朝鲜是一个缺少精英又不乏精英的社会。

3.在朝鲜的教育下，国民从小就认为，朝鲜是太阳最初升起的地方，朝鲜是东半球最美丽的国家。学生在进校之前，首先得向金家父子鞠躬。

4.在家庭教育中，泡菜是他们民族的传统食品，因此，能够从中获取各种维他命，抵制癌症，每天对泡菜的进食量，大概在100克与70cc的泡菜汁。

5.在这部朝鲜政府监督拍摄的纪录片中，为了搬演出朝鲜的社会，本是报社记者的父亲，成为了模范纺织厂的工程师；本是在自助食堂工作的母亲，成为了模范豆奶厂的员工。

6.朝鲜的光明星节，是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诞辰，在这节日里，孩童被授予加入少年团的资格，并设有金正日花的比赛展览。

7.汇演中，自由升降的话筒，宛有后现代的赛博朋克艺术的灵魂；大街上，被人民手推前行的公交车，在提琴曲的配乐下，宛如沙漠当中的行舟。

我小的时候成绩很差、很调皮。很可笑，我居然不是少先队员。没有办法带红领巾。我小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条红领巾。我想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一样的优秀。现在，我想想我小时候挺成功的，小时候更牛逼。当别人向国旗敬礼的时候我不用敬礼！我热爱祖国！或者说我热爱中国！但我不热爱你们！我不需要红领巾，我需要微笑和太阳。而你们却只要严肃和雾霾。

可爱的孩子和可怕的洗脑

都在撕“导演该不该毫无顾忌地把影片公布”，啧，我觉得吧，导演他可能觉得这部纪录片能够揭示朝鲜虚伪政权，让更多人看的更清楚一点这个国家。那些干扰拍摄的工作人员可是政府人员？或者从事电影行业者？反正他们是被政府当做工具来使，身不由己，这也是最大的悲哀。

说实话，纪录片就是要忠实地记录事实，在经过导演的剪辑调整更精确地将信息传递给观众。从这部纪录片中我们也看到了，平壤的部分生活状况是怎样的，政府怎么的虚伪控制拍摄，最后辛美下意识地背出赞美诗，更是反应了洗脑之深、之多。这些都是导演记录下来的有用信息啊，导演将他们公布出来只是履行了他的责任，其他的他没有顾及，虽不能说他正确，但并不错误。

就好像《饥饿的苏丹》一样，记者拍下这一幕只是履行了他的职责，说点不好听的，他又不是爱众生的圣人，救不救那个女孩不在他的职责内，救她出于人道，不救也没有任何错。职责有对错，黑白分明；人道可不是！人道只是一种选择。如此说来，他凭什么去救她？没有任何理由，仅仅靠他的良知，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没有违背他的职责，他没有错，哪怕他没有人性，他也没有错。（这一段我自己想到也不寒而栗）

再举个例子，有孩童意外跌进入了大猩猩的饲养地，大猩猩没有伤害他并把他呵护在怀里，那么旁人该怎么办？干等着也不是办法，派人下去？怎么知道大猩猩不会认为这人是坏人而攻击他并误伤孩子？射杀它？很不人道，但动物园、包括警察的职责是保护人而非动物的安全，射杀了看似没有攻击性的动物是很不人道，但为了孩子的安全，必须射杀，这是完全符合职责的选择，因此这件事里没有人有错，只有人不人道。

再说来这个导演，他也尽到了自己记录事实的职责，他不在意辛美一家和工作人员的命运，说实话很不人道，但他没有错啊，请问他作为一名导演有何不守职责之处？那么，他不人道，但他没有错。在这部片子里真正错的是这个政府，其余人都是工具，是让人感到悲哀的、身不由己的工具。

人道和职责永远是要分开讨论的，只要尽到应尽的职责，有没有人道精神只是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根本上来说，你没做错任何事。

所以，导演应该把影片放出来，本质上没有做错，只是他不太人道。只是，他不太人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