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杜先生

Henri Verdoux?At your service. Never in the history of jurisprudence have such deeds been brought to light. Gentlemen,you have before you a cruel and cynical monster. Look at him! This man,who has brains,if he had decency,could have made an honest living. Yet,he preferred to rob and murder unsuspecting women. He made abusiness of it. I ask for the protection of society. For this mass killer, I demand the extreme penalty. That he be put to death on the guillotine.The State rests.

M.Verdoux,you have been found guilty. Have you anything to say before sentence is passed? Verdoux: Oui,Monsieur, I have. However remiss the Prosecutor has been,he at least admits that I have brains. Thank you,Monsieur, I have.And for 35 years I used them honestly.After that,nobody wanted them.So I was forced to go into business for myself.As for being a mass killer,does not the world encourage it？Is it not building weapons of destruction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mass killing? Has it not blown unsuspecting women and little children to piecesAnd done it very scientifically. As a mass killer, I am an amateur by comparison.However, I do not wish to lose my temper,because very shortly, I shall lose my head.Nevertheless. . .Upon leaving this spark of earthly existence,I have this to say. I shall see you all. . .very soon. . .very soon.

No pictures.Oh,Max,how is he? Well,well,well.Verdoux. l have to admit,crime doesn't pay. No,sir.Not in a small way.What do you mean? To be successful in anything,one must be well organized. Are not leaving with that cynical remark? To be idealistic atthis moment would be incongruous. Is all this talk about good and evil? Arbitrary forces.Too much of either will destroy us all. We can never have too much good. The trouble is,we never had enough.We dont know. I've been your friend all through the trial.Give me a story with a morall You,the tragic example of a life of crime. I don t see how anyone can be an example in these criminal times. You certainly are,robbing and murdering people. That's business. Others don't do business that way. That's the history of many a big business. Wars,conflict, it's all business. One murder makes a villain,millions a hero. Numbers sanctify,my good fellow. Father Ferro to see you. By all means, show him in. You'll pardon me,but my time is limited.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to say? Yes,goodbye. Al right,Father. Well,Father.And what can I do for you? Nothing,my son. I want to help you, if I can. I've come to askyou to make peace with God. I am at peace with God.My conflict is with Man. Have you no remorse for your sins?Who knows what sin is. Born as it was from heaven from God's fallen angel? Who knows the ultimate destiny it serves? After all,what would you be doing without sin? Exactly what I'm doing now,my son. Trying in my humble way to help a lost soul in distress. They're coming.Let me pray for you. As you wish.But I don't think these gentlemen want to be kept waiting. May the Lord have mercy on your soul. Why not?After all, it belongs to Him. Henri Verdoux,the Criminal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French Republic,sentenced you to die. It is now the order of the courtthe sentence be carried out. Merci. Cigarette? Thank you. Here. What's that?Rum. No,thank you.Oh, just a moment. I've never tasted rum.

查理·卓别林的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之内享有盛誉，其早年所塑造的经典形象几乎使之成为默片喜剧的代名词。进入有声片时代之后，卓别林的电影产量减少，但质量却并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凡尔杜先生》（_Monsieur Verdoux_, 1947）便是其最出色的有声片作品之一。影片没有了卓别林以往的温馨与辛辣，而是一部黑色喜剧：故事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法国故事，主角凡尔杜先生曾经是一名银行的职员，跟残疾的妻子莫纳和儿子皮特一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到来，令凡尔杜先生失去了银行出纳的工作，为了生存下去，凡尔杜先生开始在全法各地猎艳，骗取钱财的同时杀人于无形。不过，凡尔杜先生在四处行骗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一出悲伤的喜剧也就此展开。

在1947年的电影海报上，我们看到这样的标语：“卓别林变了！你能吗？”（Chaplin Changes! Can you?）可见哪怕在影片上映之时，这部影片也颠覆了人们对卓别林电影的认知。以往小礼帽小胡子、笨拙又善良的流浪汉形象，如今骤然变成了一个举止轻佻、内心从容的法国连环杀人绅士，令人不禁疑惑卓别林到底是如何得到的如此具有颠覆性的灵感？事实上，《凡尔杜先生》的出现，涉及到一段著名而有趣的影史公案：在影片的最开头，我们赫然发现电影的故事想法来自奥逊·威尔斯（“Based on an idea by Orson Wells”）——其处女作《公民凯恩》（_Citizen Kane_，1941）一经上映便震惊世界，直至现在仍然在评论人心目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常年占据影史第一的位置——这里虽然写得很明确，但背后的故事却远比这个复杂许多，两个人对于影片编剧的署名问题也是各执一词。

从卓别林的角度上来说，他自称奥逊·威尔斯曾有想法拍摄一系列纪录片，其中关于连环杀手亨利·兰度（Henri Landru）的部分邀请他来出演。卓别林起初很感兴趣，但彼时威尔斯尚未写出剧本，希望卓别林能够帮助他完成剧本创作。卓别林起初并未答应，随后突然有了灵感，便用五千美元买断了这一想法，并且彻底颠覆了之前威尔斯关于纪录片的设想，创作出了这部黑色喜剧。威尔斯则对这一说法全然否定，表示自己已有成型剧本，卓别林最初答应出演，但随后又临时变卦，决定买下剧本自己执导。威尔斯急需用钱，便答应了他的提议。根据威尔斯的说法，卓别林重写了其中几个重要的段落，包括结尾部分。

的确，卓别林对亨利·兰度的兴趣可能由来已久：1921年兰度在巴黎受审之时，卓别林恰好也身处巴黎，因此他极有可能关注了这一案件，并对此事留下了深刻印象。威尔斯关于卓别林重写段落的问题应该也是所言不虚，我们在《凡尔杜先生》里很明显可以看到肢体喜剧的痕迹，尤其是后半段湖心钓鱼的段落。影片充满默片特征的构图和简洁明快的摄影机调度也暗示了卓别林的全局掌控。不过，从最终的成片来看，我们又很难说影片没有受到奥逊·威尔斯的影响，毕竟“黑色喜剧”中的“黑色”和犯罪都绝非卓别林所擅长，而是更偏向于奥逊·威尔斯的创作，尤其是联想到威尔斯之后的又一部佳作《历劫佳人》（_Touch of Evil_, 1958）。某种程度上说，《凡尔杜先生》正是《公民凯恩》到《历劫佳人》延长线上的一部作品，它不仅关乎人性中爱的缺失与恶的滋长，也与资本主义兴起及至萧条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当然，卓别林也无疑为《凡尔杜先生》铺上了一层善的底色。在影片最重要的一个场景中，凡尔杜先生本意是挑选一个流浪汉为他调制的毒药做实验，却鬼使神差地把一个刚刚出狱的女子带回了家。女子在攀谈的过程中逐渐吐露了自己的经历，包括她残废的丈夫，而这也让凡尔杜先生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最终放弃了毒杀计划，转而开始救助起这名女子。恐怕直至这时我们才能够确认，凡尔杜先生所谋害的几乎全都是好吃懒做的上流社会人士，而对贫弱的底层人甚至是流浪猫都照顾有加。这次令人动容的见面很难不让人想起卓别林早前的又一部作品《城市之光》（1931）——同样是帮助一名女性，同样地不求任何回报，只不过这次的善里还混杂着一层也许是威尔斯给予他的恶的色彩。

除了阶层性之外，影片也对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社会环境进行了一番总结性质的勾勒：资本主义发展面临危机，经济萧条导致失业人口急剧攀升，世界金融体系面临崩溃……所有这些都是卓别林在默片时期，尤其是流浪汉系列中处理的问题。不仅如此，《凡尔杜先生》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危机与纳粹兴起的深刻关联，而极右翼势力借机兴起也在这部作品当中以纪录片段的形式呈现出来。如果说流浪汉系列和卓别林七年前的第一部有声片作品《大独裁者》（1940）存在某种外在的、形式上的紧密关联，即这些作品都是建立在相似的人物造型基础之上，那么通过《凡尔杜先生》，我们实际上也在卓别林的前《摩登时代》（1936）作品和《大独裁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的关联。

影片虽然在现在被誉为经典，但在当时却并没有收获好的反响，这并非由于影片质量不高，而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风向的转变：一方面，美苏冷战局面逐渐形成，美国国内反共呼声日渐高涨；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急剧降低，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频繁呈现底层生活弊病的卓别林（《凡尔杜先生》明面上讲的是法国底层，实际上还是在讲美国社会；毕竟，片中的所有人都操着一口英语）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更不巧的是，卓别林混乱的私生活也成为公众诟病的焦点话题，伴随着其后几年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卓别林的媒体和公众声望急剧降低，这显然影响到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评价。

无独有偶，奥逊·威尔斯也在当时因其政治立场被FBI列入了好莱坞的黑名单，于是二人先后移居欧洲顺理成章：卓别林移居瑞士，永远没有再回到美国，威尔斯则为了拍电影、赚取片酬在欧洲各国游历，并在1956年返回美国。或许正如他们的经历那样，世界历史总是处在交锋之中，人的内心也总是处在激烈的矛盾之下。凡尔杜先生即是这样一个角色、一个缩影，他处在善恶交叉的灰色中点上，处在巨大而无可阻挡的变动中；他的爱近乎永恒，但他身处的世界却又脆弱至极。

卓别林先生的有声电影完全不逊色于默片喜剧，依旧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内在本质，铺垫于现实社会之上展开的，充满悬疑氛围，以喜剧幽默元素点缀的卓别林风格的电影。对世界和人的深入思考与人文关怀是大师之所以是大师的缘故。当然，卓别林精湛的演技更让电影添色不少，看了这么多卓别林电影，但凡尔杜先生跳出框架，使人印象深刻，完全抛却了查理之前的固有形象，营造出极富真实感的角色，他的习惯小动作和表情都带上凡尔杜先生的独特标记，无疑，大师自来的优雅也同在，一贯的脱帽，微笑致意，少了几分俏皮局促，多了精明和冷漠，但魅力不减。大师的演绎是成就电影的重要因素，在其中少许喜剧桥段中依旧能找到滑稽的影子。 到底是什么让一个连毛毛虫都不愿踩，跟孩子教导扯小猫尾巴会疼的一个人，成为数年连环杀人凶手，甚至将杀人作为一项事业的超级杀人狂。凡尔杜先生在工作的时间内，即杀人时，是极其冷漠的，不像人类，而是赚取钱财的工具，正如他作银行柜员数钱像极了机器一样，他将自己变成一台没有感情的杀人工具，哄女人的套话张口就来，去见每位夫人都详细安排上日程表，她们是一个个客户，姓名住址被记载在工作簿上，自愿等待着售卖虚假温情的推销员来蒙上美妙的尸布。 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怕的故事，真实蓝胡子的故事，但卓别林先生用了极其诗意的形式来讲述，在这部电影里，你看不到任何血腥，肮脏，可怕的镜头，最可怕的莫过于股市崩盘时期人们绝望的号叫，卓别林先生将这些凝固的号叫，空洞的眼神，跳楼前的回望，拿枪靠近脑袋，用蒙太奇一笔带过，这是在悬疑而诗意故事下真实而残忍的世界的一瞥，也正如他在赴死前所述，凡尔杜先生的杀人利器，比起战争和世界危机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 开头邻居在说凡尔杜先生烧垃圾烧了三天，而在那死去夫人的残骸熏烟中，凡尔杜先生在剪玫瑰枝桠，随后这束择好的玫瑰，将被他送给下一位女士。在和夫人的约会中，他不断说着月光，芬芳，鸽子与船长，一切浪漫主义诗意的幻想，然而在照耀恩底弥翁的月光，他喃喃着阿尔忒弥斯那永恒静默的爱意，拿着毒药走进女人的房间。杀人的工作于他而言像蒙了层纱布，半梦半醒，一切像是梦境，然而在梦境里又极度清醒冷静，时时刻刻追赶着火车，银行和账户，来支撑背后在这个破碎时代中虚浮堪塌的家庭，一切只有钱，股票，女人，每一件事都需要尽善尽美，他永远在生死时速中追赶限期，不然等待他和家人的就是死亡。想起了甲虫格里高尔，极度荒谬无厘的形式下是黑暗而绝望的现实，用详述的真实塑造虚假，再用虚假铺垫无处不在的真实。卓别林电影中总有一段罗曼蒂克，总之，这种诗意的运用和喜剧元素，中和掉电影过于血腥的事件和恐怖的背景，电影达到接受性更强且层次丰富的观看效果。 人在时代的乌云下，随着暴雨的倾泻而翻滚，有人拽住最后一根稻草，有人随波逐流远去，有人水中挣扎沉浮，有人沉落水底，有人稳稳端坐完好的小船享受激流的刺激，在这样的时代里，最不起眼的角落都能上演着戏剧性最强的桥段，上帝之手每天撒播无数的挣扎，矛盾，对立与冲突在人间，这是人间戏剧的黄金年代，是普罗大众的地狱，是人性的少了伊甸园的炼狱山。在这样的年代真是什么都不足为奇，而一份杀女人而获取财富的职业诞生了，社会需求产生职业，一战后众多寡妇丛生，而她们需要慰藉和爱意，而凡尔杜先生则提供上永远不变的真爱，毕竟此爱的支撑在于金钱，保管稳若金汤。社会创造了这份职业，社会创造了凡尔杜先生。当然不是说个人的道德错误全部由社会环境来承担，卓别林要重点探讨的就是在社会中的人性。 影片中最具对比性和矛盾性的莫在于漂亮姐姐（忘了她叫啥）和凡尔杜先生的相遇相助。漂亮姐姐戏份虽少，却是这部影片的核心人物和转折点，是十日谈中的猎鹰。她不仅带来了凡尔杜先生暂时的人性回归，还引发了剧中人物和观众的深度思考，甚至是整部影片的光点。卓别林深度批判社会和黑暗现实，但他总会留给观众一点希望，那个希望就是影片中的真爱与真情。一直批判现实，大师却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但并不是傻乐呵，而是直面惨淡人生的真正的勇士。漂亮姐姐就是杀人狂凡尔杜先生，且是相对于异化的他的另外一面，是善良，礼貌，真诚，乐观，坚强，漂亮姐姐像极了卓别林的经典电影形象。正如女性总是被塑造的完美理想模范，漂亮姐姐也是如此，当然她的角色也必不可免受大环境影响，因为典当租来的打字机而受盗窃罪入狱，但观众可能都会笑笑然后赞同凡尔杜“你怎么不做得干净点”。她救小猫，尊重生命，因为凡尔杜赠的钱而痛哭流涕，真性情，相信爱情，愿意为丈夫而死去，是电影中黑暗的另一面，必不可少的光的一面。电影中最具讽刺性的情节，漂亮姐姐因为凡尔杜先生的善意而坚定相信这个世界，重燃生活的希望，然而，最大的善意却源于最大的恶意，凡尔杜先生因为拿她当毒药的试验品才帮助她，所以凡尔杜先生回答，善与恶都是暂时的，她相信的东西过头了。以最黑暗的念头点燃最光明的火炬，反而烧起黑暗中点点火星来，很难不触动人心。 最后也因和漂亮姐姐的再相遇而转向了凡尔杜的自首，也算是大家意料中的完美的结局，最后在法庭的一席经典发言再次想起大独裁者那次演讲，揭露与质疑，冒牌希特勒和凡尔杜先生在心灵的震颤中走向死亡。 对于女性的阐释。影片中的女性形象确实是个槽点，影片中的女性都很扁平。时代局限，不多说。 最核心即将一切喜剧化，喜剧能让一切升华！

转载自得到听书《电影是什么》

卓别林为什么吸引人？巴赞并没有简单地讨论他如何制造笑料，而是从更本质的角度思考，卓别林引人发笑的机制是什么。他发现，这些笑料有一些共同特质，这就是“人与物的疏离”。事物好像有自己的想法，不再遵循人类规定的用途：本该好好走路的鞋子突然将人绊倒；本该被切开的面包开始围着人跳舞；人伸手去拿闹钟，闹钟散作一堆零件……这是一个处处不正常的环境。一般的喜剧在这里会有停顿，引观众发笑，而卓别林却更加高级，他一切如常地行事：绊倒后爬起来继续走，把面包从空中摘到盘子里……巴赞由此得出结论，这便是卓别林的喜剧性：用简洁的方式表现出小人物与世界的不融洽，最终，主人公用他的智慧化解现实遇到的种种麻烦。卓别林唤起了人们心中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喜爱。 巴赞对卓别林最精彩的点评发生在卓别林晚年，它体现出巴赞的电影眼光远超同时代人。说到卓别林，人们都会想起那个戴着高礼帽、留着小胡子的经典电影形象。这个可笑的小人物实在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卓别林本人都被他覆盖。然而在晚年，卓别林抛弃了这一形象，拍摄了更尖锐、更讽刺的电影。比如，在1947年的电影《凡尔杜先生》里，卓别林竟然讲了一个杀人狂的故事。影片以20世纪初法国的连环杀人犯为原型，讲述在大萧条中失业的小人物凡尔杜的犯罪经历。为了抚养妻儿，凡尔杜不断骗取富裕老妇人的钱财，再将其杀害，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这样一部电影极大地冒犯了观众，票房仅有可怜的五十万美元，批评家也大多认为，像这样尖锐的批判损害了卓别林的喜剧风格。 巴赞却激烈地捍卫他欣赏的人，为此同整个电影批评界展开了论战。他没有简单地为卓别林的社会立场辩护，而是将《凡尔杜先生》放在卓别林的整个创作中看。他发现，凡尔杜的形象正是高礼帽、小胡子的对立面：卓别林的经典形象是个完全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可怜人，他滑稽又纯真；而杀人犯凡尔杜却摸清了社会最冷血的规则，他可怜又可恨，引人深思。凡尔杜杀死了卓别林的经典形象，却加深了他的创作深度。巴赞将卓别林电影分为三个时期：早年的卓别林多扮演街头小混混，单纯引人发笑；经典时期的卓别林饰演小人物，激发了观众的道德感，让观众同情地笑；而在晚年时期，凡尔杜这类的人物超越了道德，让观众不仅仅发笑，还能沉思。《凡尔杜先生》非但不是败笔，还让卓别林实现了自己的电影进化。 可以看出，巴赞在评价电影作者时，有自己的方法。他会将电影放在整体中考量。他以突出的风格元素为切入点，以同类型作品作为参考系的横轴，以该作者自己的作品序列作为参考系的纵轴，寻找其中有差异、有转变的地方，探寻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能够学习和模仿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