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跨越一切的

吗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第27届法罗岛电影节第7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主竞赛单元的《通讯员》，下面请看场刊影评人的评价了！

米米

摸着石头过河，都是必要的过程。在永恒的谁都不在乎谁，只在乎“我”想的世界，伊万还能伸手，也实属不易了。

孟山

得到的信息是，俄罗斯的年轻人在上一代理想破灭后的心理状态，跟西方国家“垮掉的一代”没什么差别，这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dama.W

聚焦新老冲突。且不论男主角人设有没有立起来，他就像个导演随意填充的符号，依附于故事中“老”方的对立面。用他视角所传达的信息太单薄了。

Andrea

历史将世界的冲突聚集于一个民族的两代，迷茫的又何尝不是全人类。

一桶猫

虚无主义男主与中产阶级金发碧眼女主的强烈对比、代表西方文化的元素频繁出现、结尾与士兵的无言对望 都反映苏联解体前夕的社会现状以及注定走向的结局；大量远景、手持、跟随镜头 摄影绝美 运镜丝滑 台词精妙 以写实风格展现困惑、迷茫的年轻一代

消亡之人

“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 正因世界在下沉，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狂欢，在深层的无意义感中寻找意义。 而通讯员最好的地方，正在于它不书写下沉，只呈现狂欢。恰如片中的中年们看到的那样。 与上一代形成的沟壑不正在于他们无法感知我们精神层面的坠落感吗？ 片尾的夜莺二重唱正像是两代人的对话。听，她的声音多么婉转高昂，富于成熟的技艺；而其中夹杂的那道稚嫩的，难听的嗓音，是他能学到的最好的“大人模样”。 时隔三十多年，它竟然依然能够成为某种青年人的影子，成为我们与上一代面貌和关系的写照。 女主的父亲很早就点出了男主的本质。虚无主义导向的，将一切变成哗众取宠的滑稽表演。 作为喜剧，本片最大成就便是从无厘头的笑话中捕捉到深刻而尖锐的无意义，直指荒诞的本质。 数字媒介上的人设塑造阴阳怪气便是今天的我们的表演。

快乐王子

初看以为是关于阶级和隔阂的，越往后越觉得其实是在讲更深层的精神上的东西。两代人永远无法相互理解和沟通，上一代人执着于更为崇高的事物，他们高喊理想不断地前进；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却早已崩塌，甚至连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无法被满足，又怎能去做出更伟大的事情。而这样的虚无又最终指向了荒诞，说出去的话从来都不是需要被慎重考虑的，对语言的信任与崇拜被打破，它和人本身一同混乱，当胡说八道成为常态，它就被赋予了一种荒唐的幽默，作为一个保护层将人与外界包裹，也切断了最后的沟通的可能性。可这绝对是在上一代人自以为是地拒绝他们之后的，他们的世界就如同那首夜莺中婉转高亢的女高音，可年轻人除了无力地歌唱、胡乱地弹琴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三色堇紫

渴望冲破陈旧观念束缚的年轻人，在爱情的怀抱下探寻更深层次的自由和浪漫，意识的冲突，观念的碰撞，只有彼此的理解和陪伴，但在四壁如剑的牢笼中依旧拼到身心俱疲，陈腐愚昧是一代人的无知，茫然无措是一代人的不安，青春被埋葬在了这里，连同懵懂的爱情和无望的自由一起凋零。

伊菲吉妮娅

两代人之间的隔阂与不理解，世界变迁，观念也在变化，敏感矛盾、玩世不恭，积极上进或是虚无度日，终归都是自己的生活呀，与他人何干。

FranzCamus

信仰的崩塌 社会的变革 父辈与子辈的矛盾。一代年轻人的迷茫 也预示着苏联的何去何从。

#FIFF27#第7日的场刊将于稍后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影片讲述了大时代下五种人的生活状态。

报社工作人员的得过且过混日子，伊万女友以及其他年轻人的享乐主义，伊万好友小胖的贫困生活下的麻木，中年人们的困惑（质问伊万梦想的叔叔）与真诚（当歌唱夜莺的时候，大家都唱起来了），以及伊万的迷茫，既对空虚理念世界的不信任，又对物质世界的反感，导致了他的表面不在乎一切（回答报社人员对梦想的提问：实现共产主义；影片对年轻人疯狂蹦迪和伊万与破相士兵互相凝视两个冲击性极强的时间置于同一画面中，且DJ一直在画面中播放）。

《小信差》电影剧本

文/〔苏联〕A·博罗江斯基

译/李钧学

法官庄严宣读判决书：“1985乍10月18日莫斯科市加加林区法院由庭长、人民审判员佩图霍夫、人民陪审员英久什金娜和古谢夫组成审判庭……”

法庭旁听席上传来一阵笑声。（注1）

法官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伊万·米罗什尼科夫严厉地看了一眼，他坐在空荡荡大厅的最后一排。他的父母亲分别坐在被告与原告席上，他们也严厉地瞧了瞧伊万。

法官继续宣读：“……（书记员戈卢别娃）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公开审理原告利季娅·阿列克谢耶芙娜·米罗什尼科娃要求与被告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米罗什尼科夫离婚的2一688/6号民事案件；经法庭查明，双方于1967年8月23日登记结婚，婚后于1969年生有一子伊万。原告要求法院解除其婚姻关系的理由是被告另有所爱。被告出庭并同意原告提出的诉讼要求……”

一辆扫街车在马路上用刷子清扫落叶，驶过一座楼房，楼房门口挂着“加加林区人民法院”的牌子。

民警从一辆警车里把三名少年押进法院。

“我走了，”伊万的母亲客气地笑了笑，跟伊万的父亲握手告别。“我上商店去一趟，回头在地铁门口等你，”母亲对儿子说罢，便沿街向前走去。

“真遗憾，老弟，事情弄成了这样，”伊万的父亲在她走了以后说。

“没问题，爸爸。”

“希望我们以后常见面。”

“当然，爸爸。”

这时，从楼房拐角处走出一个穿灰鼠皮大衣的年轻女人。她一见伊万站在父亲身边，立刻止步，窘迫地扭过脸。她的年龄不超过二十三岁，又因为刚才走得飞快，现在满脸涨红，显得更加年轻了。

“这姑娘当然是第一流的，”伊万朝那姑娘仰了仰下巴。

“你真觉得她可爱吗？”父亲喜出望外，“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没等儿子同意，就喊她，“娜塔莎，娜塔莎，过来！”

娜塔莎不好意思地走过来。伊万的父亲胆怯地挽住她的胳臂说，“这是我的儿子伊万……这是娜塔莎……”

伊万笑着跟她握了握手。

“认识你很高兴，祝贺你，”伊万说。

娜塔莎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

“谢谢你，”她喃喃地说，“费奥多尔……”她止住话，咬了咬下唇，“你爸爸常谈起你。认识你很高兴。”

“我能想像他都说了我些什么，”伊万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老弟，都是一般的，”父亲也跟着笑了。

“好好照顾他，他有溃疡，”伊万告诉娜塔莎。

“伊万——！”父亲压低嗓门拖长声音说。

“你干吗这么说‘伊万——’？！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妈妈给他泡药酒喝，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悄悄地把药方抄给你。”

“谢谢，”娜塔莎说，“那太好了。”

伊万点了点头。

“得了，我该走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握了握手。

“到我们家来玩，伊万，”娜塔莎说，“一定要来。”

“我准来，”伊万答道。他正要转过身去，却被父亲叫住。

“对了，我正要告诉你……可能要派我长期出国工作……”

伊万有个叫巴津的小朋友，十五岁左右，长着一双快活的眼睛，但眼神不正。这一天，他俩躲在居民大院的拱门下面窥视着电车站。一辆无轨电车开进车站。

“动手吧，”伊万一本正经地说。

巴津从短外套里面掏出一双沾满油污的帆布手套，递给伊万。伊万弯着腰朝电车跑去，以免司机发现。他绕到车子后面，抓住缆绳一拽，使两根导电的长杆离开电线。一位站在旁边的公民好奇地观察着伊万的举动。伊万对他友好地笑了笑，问道：“同志，搭把手行吗？”

那位公民过来帮忙。“怎么，出毛病了？”他以同情的口吻问道。

“一路上尽出毛病，”伊万连声抱怨，“请您帮我拽一会儿，”伊万把缆绳递给他，“我去取扳子。”伊万不慌不忙地绕过无轨电车，回到门洞里，巴津知道有好戏看了，笑得喘不过气来。

电车司机踩动踏板，马达没发动，他又使劲踩了几下，还是发动不起来。末了，他瞧了一眼反视镜，看见一个体面的男人站在电车后面使劲拽着缆绳。司机拿起扳子，向他慢慢走去。

“司机马上就要给他一下了！”巴津开心极了。

“得啦，咱们走吧，”伊万说罢，沿着街向前走去。巴津小步跟在后面，笑得出不来气。

他们边走边吃冰激凌。

“喂，咱们现在干什么？”巴津问道。伊万耸了耸肩。

“那玩意儿我带着呢，”巴津洋洋得意地说，“把它炸了吧，你说呢？”

“去哪儿炸？”

“就在车库后面……”

“行啊，”伊万表示同意。

轰的一声爆炸，一个正在车库门口修理“日古利”汽车的胖子赶紧趴在地下。过了会儿，他抬起头来，莫名其妙地向四下里张望。

伊万和巴津从沟里跳出来，沿着车库一溜烟地向前跑去。

足球场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阵喊声。“斯巴达克”队的锋线越来越逼近“鱼雷”体协队的球门。费奥多尔·切连科夫带球越过了一名又一名防守队员。

达萨耶夫（注2）站在自己的球门前，交替倒换左右脚。

伊万和巴津坐在东看台上，周围都是对“斯巴达克”队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小球迷。

“别斯科夫（注3）真不该放巴祖列夫（注4）去‘石油工人’体协队，”巴津说起这件事就十分惋惜。

“由他去，”伊万说，“参加个外省队！……”

“你可别这么说……”巴津不同意伊万的看法，”他右脚射门可厉害啦！……”

这时候他们身边有一个少年大声喊道：“这一拳把球从莫斯科打到喜马拉雅山去了！……”

“……达萨耶夫真是救高球的能手！”我们的主人公跟东看台上的小球迷一起喊了起来。

傍晚时，他们穿过一个又一个莫斯科的居民大院往回走。一群孩子围着长凳，听大院里的“弹唱诗人”演唱。

伊万和巴津从他们身边走过，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好哇！”

“你们好！……你们好！……”

“巴津！”一个孩子向他喊道，“你借的一个卢布什么时候还哪？”

“准还，准还，”巴津不客气地对他说，又回过头来告诉伊万，“你听说没有，普加乔娃（注5）被抓起来了。”

“怎么回事儿？”

“在她家里搜出十公斤毒品……”

“得啦吧，胡说八道！……”伊万不耐烦地摆摆手。

“千真万确，”巴津坚持说，“谢廖加告诉我的，是反盗窃投机局里的一个熟人跟他讲的……”

“你听着，巴津，”伊万说，“我想找个工作。我找过我们街上的蔬菜店，可是他们不要我。你的爸爸好像在那儿工作……”

“是呀，”巴津点点头，“他在那儿当装卸工。”

“也许他能替我说个情？”

“我去打听一下，”巴津说，“不过他在那儿可一点份量也役有……”

“喂，你还是去打听一下吧……”

“我会去的……不过你为什么要上蔬菜店呢？爱吃胡萝卜？”巴津问道。

“离家近一点。至于胡萝卜……反正我很快就该当兵了，”伊万说罢便进了楼门。

伊万坐在家里看电视。荧光屏上一位记者正跟两名少年谈话。他们一个十六岁，另一个十三岁。

“小伙子们，你们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

“老管着我们，”年纪稍大的那个说。

“举个例子好吗？”记者问。

“看球赛的时候狂点儿也不行。”

“那你看球赛的时候总很守规矩吗？不过你得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喝得醉醺醺的就去看球。”

“说实话，你喝酒吗？”

“酒倒是喝的。去年有一回喝多了，进了醒酒所。”

“米沙，你也喝酒吗？”记者问年纪小的那个。

“问我？我没喝过。”

“为什么？”

“一旦开了头，就会变成酒鬼的。”

“科利亚，你进了醒酒所，你妈妈怎么样呢？”

“她很痛苦。”

“应该揍他，”米沙深信不疑地说，“儿子挨了打，就会害怕，那就好办了。”

“不应该打，”科利亚表示反对，“应该跟孩子好好谈，劝导他。”

“教育孩子应该用鞭子加甜饼，”米沙执拗地说。

“不能用鞭子，”科利亚不放弃自己的看法。

“没人揍我，我还觉得怪可惜的，”米沙毫不相让。

“你没挨过揍，所以才这么说。”

电视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位年龄五十开外仪表堂堂的男人，下方显示出字幕：“节目主持人С·П·库兹涅佐夫教授”。他身旁坐着一名头发灰白的民警上校，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是中学教员，还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有的观众看了以上这些镜头，也许会产生一个问题，”库兹涅佐夫说，“这两个孩子思想方法怪，教养差，说话粗鲁，你们是从哪儿找来的？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两个孩子我们是在邻近的一条胡同里发现的。他们的情况是从派出所里了解到的。”

“这样的少年，”上校说，“说不定会拦路抢您的钱包，打您一顿，也可能去溜门撬锁，偷走您家里值钱的东西。”

“少年期往往是易于冲动并爱闹事的阶段，”库兹涅佐夫说，“但是我们成年人不要因为一部分少年难管教，就急于给这些孩子统统扣上‘难以教育’的帽子。我们时常不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不主动理解他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少年时代……”

电视机的开关啪嗒一响，荧光屏上的画面消失了。伊万打开录音机，一屁股坐在沙发床上。这时母亲走进房间，关掉录音机，伊万困惑地望着她。

“你为什么欺骗你父亲？”母亲问他。

“骗他什么呢？”

母亲手里拿着一张印有羚羊图画的明信片，翻过去，读了起来：“老弟，祝贺你考上大学了！说真的，我可没料到！记得你在中学里并不十分爱好精密科学。这就更使我高兴！等你早日作出伟大发现。爸爸。”

“我想叫他高兴，”伊万说。

“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才叫他高兴呢，”母亲严厉地说。

“老说我没考上大学。这话要说多少遍？”伊万皱起眉头，“没考上就没考上呗……达尔文当初也不怎么样，可后来呢！”

“你可不是达尔文！”母亲说，“达尔文没有从早到晚四处闲逛……我想你该找个事儿干了！”

“妈妈，我想，”伊万说，“我想在咱们街上菜站找个事干……可我一打听，在那儿找事也不容易。巴津答应帮忙。”

“又是你那个巴津，”母亲喊了起来，“你可真会交朋友！”

“巴津又怎么了？”伊万为朋友忿忿不平。

“你那个巴津变成小坏蛋了！”母亲气呼呼地说。

“给人扣个帽子并不难，”伊万不服。

“别急，你听你那个巴津在作业本上写了什么！”母亲从一叠练习本里抽出一本，读了起来，“‘俄国农奴听到鞑靼蒙古人入侵的消息，义愤填膺！’八年级学生竟写出这样的东西！”她笑了起来。

“这话有什么不对？”伊万问道，“难道你认为农奴听到拔都入侵的消息应该高兴？”

“你装什么傻？”母亲开始冒火了，“完全是缺乏基本常识（注6）！什么农奴？简直荒唐！”

“那又怎么呢？一名使者快马赶来，那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市民大会举行会议……使者通报鞑靼蒙古人入侵，……市民大会代表对此表示愤怒……难道这不可能吗？”

“这段历史你很清楚嘛！”母亲提高嗓音说，“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气我！你总是故意气我！你跟你爸一样！”

“这跟爸爸有什么相干？！”

“你跟他一模一样！折磨我你就高兴！你冷酷无情，是个十足的虐待狂！”

“要我是爸爸的话，也会离开你里你这样，谁都受不了！”

“你恨我！你恨我！”母亲嚎啕大哭起来，“你干吗恨我呢？”

“好吧，好吧，你就嚎吧！”伊万恶狠狠说，但他的嘴唇也直哆嗦。

“混蛋！混蛋！”母亲哽咽地说。

“不许哭！不许你哭！你再哭，我就要……”伊万像困兽似地朝四下里扫了一眼，“我就点把火把这房子烧了！”他抱起一堆旧报纸，扔在地板上，划了一根火柴点着火，报纸立刻燃烧起来。伊万蹲在火堆前盯着母亲。

她止住哭声，坐在沙发椅上渐渐缩成一团。她闭上了眼，泪水顺面颊淌下来。突然，伊万好像清醒过来，立刻对自己感到厌恶，于是跳起来往外跑，从厨房里提来一壶水，浇到火上。火熄灭了，烧焦的碎纸片在空中飘着。伊万走到窗口，把前额贴在玻璃上。

“我给你我了个工作，”母亲疲倦地轻声说。

“我想，职位不低于副部长吧？”

“差不太多。替《认识问题》杂志社编辑部送稿。”

“我从小就幻想当个跑堂的，”伊万说。

“既然这样，那么找到这个差事，还算你运气呢。”

干部科科长在小办公室里递给伊万一份表格和一张白纸。

“把表格填好，再写上一份自传……”

“自传怎么写？”伊万问道。

“写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生的，你父母是谁，你在什么地方念过书，等等……总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科长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从抽屉里拿出厚厚的一本书，专心读起来。

伊万在靠窗的另一张桌子后面坐下，朝表格和白纸瞟了一眼，思索片刻，便动手书写。过了一会儿，伊万把填好的表格和自传放在科长的桌上。

“写好了？”科长严厉地问他。

“嗯。”伊万点了点头。

“好吧，让我瞧瞧，”科长说罢，就念了起来：“自传。我于1668年出生于郎格多克省……”科长抬起眼皮，莫名其妙地扫了伊万一眼。伊万友好地笑了笑。科长接着往下念：“我们这一族，虽然现在家境衰落，但它是王国最光荣最古老的家族之一。我的父亲德布里萨克伯爵曾经在赖伐尔先生指挥的团队里服役，在荷兰作战，围攻蒙菲拉特的时候是他第一个在城墙上升起了王国的旗帜，也就在那一刻，他被敌人的长矛击中而负伤。”科一长又扫了伊万一眼。伊万还是那样友好地朝科长笑了笑。

“……我十七岁以前一直住在我们家族的古堡里，由于我母亲（婚前她是德蒙懦男爵小姐）的关心照顾，我获得了优秀的教养和良好的教育。现在，为了在战场上效忠祖国，我离开了亲爱的父母，恳请您把我编入国王陛下的黑衣近卫军连……”科长的脸上毫无表情，他把自传放在一边，又拿出一张白纸递给伊万说，“拿去，重写一遍……”

“我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伊万向他解释。看来，他突然因为自己胡写一通而感到不安。

“这我明白。”科长平静地答道。

一个年近五十但并不显老的男人把伊万带进一间办公室，房间里摆着好几个堆放手稿的书柜。这个笑容可掬的男人用手指戮着伊万的胸膛：“济纳，让我给你介绍新来的小伙子伊万·米罗什尼科夫，他专给我们送稿子。请多加关照。”

“太好了！终于有人给我们送稿子了！”一个娇媚的漂亮姑娘高兴地说，把伊万上下打量了一番。

“我叫斯捷潘·阿法纳西耶维奇·马卡罗夫，是这里的总编辑。”接着，他笑咪咪地瞧着济纳说：“我再跟你讲一遍，他的任务是把寄到编辑部来的信件和稿件加以分类，送往各个科室，根据工作需要还得在本市跑外勤！再说一遍，去小铺买烟，去商店采购喝茶时候吃的点心等等私事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马卡罗夫快活地看了看伊万，“明白吗，老弟？”

伊万笑了。

“笑什么？”马卡罗夫向他。

“没什么……就因为你管我叫‘老弟’……我爸就这么叫我的。”

“从某一点上说，我们都是爸爸，”马卡罗夫意味深长地说。

“那当然，”伊万随声附和，“不过，爸爸早就不跟我们一起过了。”

“我很同情，”马卡罗夫说。

“同情谁？同情他还是我们？”

马卡罗夫大笑起来。

“我叫季娜伊达·帕夫洛芙娜，”济纳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伊万·潘捷列伊蒙诺维奇，”他也向济纳作了自我介绍。

济纳听了，有点吃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父亲的名字是潘捷列伊蒙（注7）？”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伊万反问道。

“就这样吧，伊万，”马卡罗夫说，“给你第一个任务……”他递给伊万一个大信封口袋，“这里面装着文章的手稿，你给库兹涅佐夫教授送去，他是我们教育学的头号专家。你知道吗，电视节目《中学之友》就是他主持的。不过要快些送去，他今天一早就在等手稿。赶紧去吧！”

伊万站在地铁车厢里。电气火车减速，徐徐进站，车厢里响起了女广播员悦耳的声音：“这一站是文化公园。”

车门打开，乘客进入车厢，其中有巴津。他胳肢窝底下夹着带轮子的旱冰滑板。

“你好，巴津！”伊万喊他。

“你好！”巴津跟他握手。

“你怎么没上学？”

“我免修体育课，”巴津朝着滑板低头瞟了一眼，“我现在上列宁山滑这玩意儿……”

“打哪儿弄来的？”伊万细细瞧着滑板。

“姨妈给我从塔林捎来的，”巴津说，“怎么样，跟我一块儿玩去？”

“现在是我上班时间，”伊万十分惋惜，“我得送稿子……”

“稿子回头送嘛，”巴津说，“先玩会儿再送……”

“躲开！”巴津和伊万在列宁山的人行道上飞驰，行人惊恐地朝两边闪开。

“滑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去吧！”巴津边滑边喊道，“然后再去别列日科夫街！”他们在拐弯处消失了。

天快黑的时候，伊万走到特韦尔街一座大楼跟前，按着信封上的地址对了对门牌，便进去了。他登上楼梯，走到一个单元门前，铜门牌上写着：“С·П·库兹涅佐夫教授”。伊万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伊万看见一位穿着牛仔裤和驼色毛衣的姑娘。

“你找谁？”她问伊万。

“找你。”

“找我？”姑娘觉得纳闷儿。

“是呀，上一年级的时候咱们是同学，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爱你。”

“我是在列宁格勒上的一年级，”姑娘不知所措，“那时候爸爸在列宁格勒工作。”

“啊——”伊万显出失望的样子，“这么说，我弄错了。”

姑娘觉得让人耍了，想关门。

“其实，我是来找谢苗·彼得罗维奇的，”伊万连忙说，“我从编辑部给他送稿子来了。”

姑娘怀疑地打量了他一眼，又瞧了瞧他的公文夹，然后转身朝这套大单元的里面喊着：“爸爸，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男孩子，他说是从编辑部给你送稿子来了。”

“叫这小无赖进来！”传来一个男人的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像是从深井里发出来的，“我已经等了他三个小时了！”

“脱了鞋进去吧，”姑娘说。

“袜子也脱吗？”

“袜子不用脱。”

伊万跟着姑娘走进一个大房间。堆满书和纸的大书桌后面坐着一位魁梧的中年男人，他身穿运动衣，外面套着宽大的红睡袍。他的脸威严刚毅。这就是库兹涅佐夫教授。

“你是谁？”他困惑不解地注视着伊万。

“我是送稿子的。”

“你就这么送稿子！”教授提高嗓门说，“承蒙你的关照，先生，我损失了三小时宝贵的时间！”

“这就是您的手稿，”伊万不慌不忙地说，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叠钉在一起的稿纸。

“卡佳，”教授对姑娘说，“送小伙子出去。”

伊万摇摇头：“谢谢，不过我不着急，你知道吗，我很乐意喝杯茶，再来一份黄油干酪三明治。”

教授听了这话，差点气晕过去。

“我不是说了吗，他疯疯癫癫的，”卡佳耸了耸肩。

“这怎么叫疯疯癫癫的？”伊万表示诧异，“我又不是向您借一百卢布。”

“那还要感谢您呢，”教授嘟囔道。

“他饿了，想喝杯茶，吃块面包……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说实在的……”卡佳慢腾腾地说，询问地望了父亲一眼。

“带小伙子到厨房去，给他倒杯茶，再给他一份三明治。”

伊万坐在厨房里，就着茶吃一份厚厚的三明治。卡佳坐在对面望着他。伊万朝她笑了笑……但是卡佳脸上仍然毫无表情。

“干吗盯着我？”伊万友好地问。

“你真是脑子有毛病，还是在装疯卖傻？”她问道。

“我脑子没问题，很正常。”

“可给我的印象是你脑子很不正常……”

“你倒怪不错的，”伊万说。

“你指的是？……”

“要知道你各方面都好……你的体型……你的腿……”

“我像妈妈。她的腿也很长。”

“能瞧瞧的话倒蛮有意思的。”

“她还得过会儿才回来呢。”

“听我说，我们学校里早先有过那么一位女教师，”伊万说，“她长得挺漂亮的……她那身材和胸脯呀……总之，很可爱。”

“那又怎么呢？”

“也没什么。有一回她给我们放电影……就是那种介绍物理现象的教学片。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她过来坐在我旁边……总之，屋里黑着灯，她呢，就在我身旁。我特别冲动，身子渐渐向她贴了过去……”

“那她呢？”卡佳急于知道下文。她推上了门，靠近伊万坐下。

“她坐着，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总之，我悄悄搂着她了。”

“那她呢？”

伊万又给自己配了一份三明治，满不在乎地说下去：

“她还是若无其事地坐着看电影。后来下课了，她对我说：‘米罗什尼科夫，这是我的姓，放学以后上我这儿来’。”

“那你呢？”

“我就去了。她在实验室里，那儿到处摆着试管和各种各样别的东西。她一看见我，胸脯就剧烈地起伏着，活像艾瓦佐夫斯基（注8）的画《九级浪》。我对她说：‘娜杰日达·伊万诺芙娜，为了你我简直神魂颠倒了。’她说：‘米罗什尼科夫，我亲爱的，’就一下子扑上来搂住了我的脖子！你明白吗？”

“你不是撒谎吧？”卡佳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敬意。

“我干吗要对你扯谎？”

“那后来怎么样呢？”

伊万犹豫了一下，“后来她转到另一所学校去了，”他支唔搪塞地说，“总之，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卡佳沉入遐想，叹了口气。“是呀，”她说道，“我也曾经爱过一个老师。我上十年级的时候，他在我们班上教文学和俄语。他风度翩翩，还留着小胡子。”

“那你呢？”

“也没什么。有一回我给他写了封信，可他没回信。你当然明白，我是姑娘，不好意思纠缠他。”

“那当然，”伊万附和着说。二人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伊万问道。

“我在莫斯科大学，”卡佳回答说，“上一年级。”

“明白了，”伊万说，“我本来也该上大学一年级。”

“怎么没上呢？”

伊万耸了耸肩，“噢，我不想上了。入学考试我得了个‘优’，可我把证件要了回来。我决定积累生活经验，上部队服役。”

“好样的！”卡佳十分钦佩，“我本来也不想上大学，可是我父母呀，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

“这方面我倒没有困难，”伊万站了起来。

“怎么，要走了？”

“是，该走了。我明天大概还要来取稿子。”

“那来吧。”

伊万在前厅穿鞋和外套。“我好像不用跟你爸爸告别了，”他说。

“不用了，”卡佳说，“你刚才叫他有点不高兴。”

伊万走出楼房。寒风在街上逞威风，吹落行人的帽子，敲打房屋的窗户，在居民大院门洞里哀号。伊万戴好短外套上的风帽，把它低低地拉到领上，沿着马路向前走去。

在音乐声中，闪光灯下，伊万头戴院士帽，身穿晚礼服，胸前垂着一条波纹绸肩带，在一大群记者的伴随下，从两扇厚实的大门里走出来。一位穿戴跟他一样古怪的小老头迈着小步走在他身边。

济纳挽着一个日本人的胳膊，从人群当中挤过来。新闻记者挡住他们的去路。一位记者向伊万提问：“米罗什尼科夫先生，您能不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处说几句话？”

伊万和蔼地笑了笑，说道：“对于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获诺贝尔奖金都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而能和诸如约瑟夫·劳伦斯爵士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分享诺贝尔奖金就更荣幸了。”伊万搂着老学者的肩膀说道：“诸位先生，我感到幸福。”

“说得真好，伊万，”约瑟夫爵士用手扶了扶助听器，点头说道：“我当然明白，跟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米罗什尼科夫先生对科学的贡献相比，我个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我知道，给我授奖，多半是对我高龄的敬重。”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约瑟夫，”伊万连声反对，又友好地拍拍老人的肩膀。

“今年是您福星高照之年，米罗什尼科夫先生，”一位记者说，“您在戛纳得大奖，在圣雷莫（注9）获金唱片奖，现在还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是的，是这样，”伊万腼腆地点点头。

“莫斯科广播电台青年节目编辑部向您提个问题，”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伊万转过身子，在记者中间看见了……卡佳。

“您结婚了吗？”她含情脉脉地望着伊万。

“还没有，”伊万微笑着回答。

“你怎么老睡不醒呢？！”响起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伊万睁开眼睛，发现母亲站在床边。“我打了个盹，”伊万伸了伸懒腰。

“你老是睡，”妈妈责备他，“要么闲逛，要么睡大觉。”

伊万瞥了她一眼，没吭声。

妈妈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本书。“你听着，”妈妈开始朗读：

“……你的镜子所忠实反映的皱纹将令你记起那张开口的坟墓；从日规上阴影的潜移你将认清时光走向永劫的悄悄的脚步。看，把记忆所不能保留的东西交给这张白纸，在那里面你将看见你精神的产儿受到抚育，使你重新认识你心灵的本相。

“这些日课，只要你常拿来重温，将有利于你，并丰富你的书本。”（注10）

母亲停下来，望了伊万一眼，“说得多对呀。”

“是普希金的诗吗？”

“莎士比亚写的。当初罗森菲尔德教授对我说：‘您己经第三次来考我们的表演系，而每一次您都朗诵激情作品。其实，您是出色的性格演员！我去跟考试委员会谈一谈，叫他们再考您一次！’”

“怎么，你当初想当演员？”伊万很惊奇。

“可不是吗！但你爸爸说，‘不必第三次去敲紧闭的门。’那时候我已经爱上了他。”

伊万会心地点了点头。

“今天我们单位举行晚会，”母亲说，“大家请我朗诵诗。我本来毫无情绪，可我控制住自己，上了台。我朗诵了《鞭挞女人》。朗诵以后，场内起先鸦雀无声。后来呢……要是你亲眼看见就好了！欢呼声不绝，献给我的鲜花多得跟海洋一样……我们晚会的主持人是电视台播音员塔季扬娜·韦杰涅耶娃。我下台的时候走过她身边，斜着眼睛看了她一下：‘怎么，把你比下去了？！’接着大家向我祝贺，许多男人要送我回家，他们中间一位上校想请我上饭店，可是我一个人回家了。”

母亲沉默了一阵，突然大喊起来：“他怎么能娶个好唠叨的娘儿们！”她发出一阵厌恶的声音，“我知道她年轻，顺眼，可她是个蠢货，我不能想像他跟那女人有什么话可谈，他要那么个女人干吗？！”母亲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他现在该后悔了吧，”伊万打了个哈欠。

“晚了！”妈妈说，“我永远也不会饶恕他！”

伊万看了看表，“怎么今天我有点累……”

“什么都可以饶恕，除了背叛！”母亲还是不能平静。

“是呀，”伊万附和道，“叛徒是不能饶恕的……”

“那些抢别人丈夫，拆散别人家庭的女人，我真想把她们都枪毙了！”

“得啦，你这也太过分了，妈妈，”伊万懒洋洋地反驳她。

“不！一点也不过分！”母亲毫不含糊地说。

“得啦，这我不懂，你比我明白，”伊万说完便开始铺床。

“好吧，你累了，睡吧……”母亲走出房间。

半夜，伊万醒了。椅子上的收音机还在吱吱响。他关掉收音机，屋里一片寂静。这时他听到从隔壁房间隐约传来的哭声。

伊万起床，走到门口，把门推开。母亲正把脸埋在枕头里哭呢。

“妈，”伊万喊她。

“你要干什么？”母亲冷漠地问。

“你怎么，哭了？”

“没有。你去睡吧。”

伊万迟疑片刻，带上房门。

“你昨天在库兹涅佐夫家闯了什么祸，潘捷列伊蒙诺维奇？”济纳见伊万走进办公室，马上问他。

济纳把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坐在办公桌后面抹口红。

“怎么了？”伊万想弄清这话的由来。他坐在对面沙发上翻阅最新一期的《认识向题》杂志。

“是这么回事。库兹涅佐夫一大早就来电话，请我们派另外一个人去取稿子。”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没别人可派。他说：‘你们这个受人尊敬的单位里竟有像那个年轻人那样的无赖，真叫人遗憾。’”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一个小信差嘛，是好是赖影响不了我们。”济纳抿了下嘴唇，瞧了瞧伊万，看看自己是不是增加了几分魅力。

“精采极了，”伊万说，“简直跟死人一样。”

济纳皱了皱眉头，但没见怪。

“你到底在他家里闯什么祸了，万尼亚（注11）？”

“什么祸也没闯，不过是他女儿一下子就没命地爱上了我。所以他很担心。”

“太妙了，万尼亚，我看你对这一手很在行，库兹涅佐夫可是个大人物。”

马卡罗夫走进办公室。“你去茨维特诺伊大街了吗？”他问伊万。

“没有。”

“那你干吗还在这儿坐着？快去。把照片取来，接着上库兹涅佐夫家拿稿子，今天要排版，”马卡罗夫深深吸了口气，松了松领带，“屋里怎么这么闷，你们觉得怎么样？”他向济纳瞟了一眼。

“伊万，把气窗打开，”济纳说，“斯捷潘·阿法纳西耶维奇觉得屋里闷。”

伊万爬上窗台去开气窗。他突然失去平衡，摔了下来，肩膀撞着了身边的书柜。书拒的一扇门撞开了，柜子里的文件夹、杂志、书本和手册纷纷落在伊万的脑袋上，最后，一个大号打孔机砸在他头顶上。

“要是让笨蛋跪着向上帝作祷告，他能把脑门碰烂，”济纳说。

伊万没理睬她，爬起来，抖掉身上的灰土，把地上的东西重新塞进书柜。

“按次序放，”济纳说。

伊万右手握住拳头，将姆指从食指和中指间伸出，不动声色冲着济纳晃了晃（注12）。

“嗨，伊万，伊万，怎么能这样！”马卡罗夫说。

“气窗还要打开吗？”伊万问。

“不，不用了，好多了。没碰伤吧？”

“您说呢，打孔机砸在脑袋上，好受吗？”

“打孔机？谁把它塞到柜子里去的？我找了两个多星期了！给我拿过来。”

伊万把打孔机递给他。斯捷潘·阿法纳西耶维奇接过来，托在手里转了转，惊讶地哼了一声，“是呀，这么个家伙，砸在脑袋上可不是闹着玩的。真能打出血来。”

“那可不，”伊万顺着他说，“要是从高处掉下来，准能打出血。”

“还不至于吧，”济纳说。

“怎么不至于？”斯捷播·阿法纳西耶维奇气鼓鼓地说，“用这样的打孔机还能打死人呢。”

“那倒不见得，”伊万表示怀疑。

“你倒想想！要是拿着它使劲往脑袋上砸会怎么样？！”斯捷潘·阿法纳西耶维奇抡起胳膊，模仿用打孔机往死里打的样子。

“让我瞧瞧，”济纳说。她接过打孔机，拿在手里掂了掂，打量一番，摇摇头说，“要是使劲，真能把人打死。”

“现在你信了吧，”斯捷播·阿法纳西耶维奇满意了。

电话铃响了，总编辑拿起话筒，“你好，奥列格·彼得罗维奇！……我们这儿怎么劈里啪啦响的？那是因为我们新来的小伙子从窗台上摔下来……你知道多有意思。一个打孔机砸在他头顶上……不，不是你们办公室里的那一种。你们的打孔机小，我们办公室用的是一个沉甸甸的大家伙……不，连皮都没碰破……好，亲爱的，我现在就来……”他放下话筒，拿着打孔机向门口走去。“万尼亚，上茨维特诺伊大街去，地址向格里戈里耶夫要，接着么，就上库兹涅佐夫家……”

伊万走到库兹涅佐夫家门口，按响电铃。开门的是一位身材修长，和蔼可亲的女人。

“你好，”伊万说，“我是来找库兹涅佐夫教授取稿子的。”

“啊——，请进，请进，”女人微笑着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吃午饭。”

“多谢了。我不饿。”

“你不好好吃点，就不放你走，”她又笑了。

厨房里的餐桌边上坐着库兹涅佐夫、卡佳和一位戴着金边夹鼻眼镜的老年妇女。

“你们好，”伊万向大家打招呼。

“你好，你好，”教授用浑厚的声音温和地说。“请坐。”

伊万在餐桌跟前坐下，库兹涅佐夫的妻子在伊万面前放了一盘汤，然后自己也坐下。

“玛莎，”教授对她说，“在这种场合我想可以喝点酒喽。”

老太太两眼盯着伊万，就像他是威尔斯亲王（注13）似的。

“今天是喜庆日子？！”老太太含混不清地说。

“阿格涅萨·伊万诺芙娜，今天，”教授一本正经宣称。“今天您有幸结识当代青年的典型代表，这是虚无主义和野蛮无礼的混合物。”

“谢尼亚（注14），”他的妻子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噢——！”老太太的眼睛死盯着伊万。

伊万一声不吭。卡佳向他眨眨眼，笑了笑。

“一个极有趣的怪人！极其有趣！”教授说，“对了，你叫什么？”

“我叫伊万。”他回答道。

“你首先就应该问他叫什么，”卡佳说。

“很好，伊万，”教授说，“很好，我么，你认识，卡佳你也认识。这位是我的母亲阿格涅萨·伊万诺夫娜，那是我的妻子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

伊万站起，向她们鞠躬。

“都瞧见了吧？！”教授洋洋得意地大声说，“对什么都抱着敌意，把一切都当成儿戏，耍活宝成了他们的原则。我们什么都不要听，我们自己全知道！”

“你怎么跟他干上了？”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大笑起来。

“这可是一个原则问题，玛莎，”教授严肃地说，“我、我们，我们这一代人想知道，我们一直是为了谁在生活和奋斗。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大厦将落入谁的手中？！”

“其实，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伊万问他。

“年轻人，我想知道，你们准备按照什么原则在社会里生活？”库兹涅佐夫反问道。

“我们的原则一点也不复杂，”伊万回答。他突然想捉弄捉弄教授，“我们想要一份像样的收入，一辆小轿车，市中心的公寓和郊区的别墅，这一切越早到手越好。就这些。对了，还有一条！少干活。”

教授听了这话，跳了起来，在厨房里来回走着，把轻蔑的眼光投向伊万。终于，他重新坐在餐桌旁，看到妻子想插话，便以威严的手势止住她，自己说道：“良好的物质条件是必要的，有这种要求并不值得谴责，但为此要作出努力，然后才能问心无愧地得到这一切。谁也不会白给你汽车，也不会白给你别墅。必须劳动，工作，掌握知识。到那时候，小轿车就是你应得的好报酬，如果……如果，当然啦，如果你想用诚实的办法获得它！”教授最后这句话的语调排除了对伊万的任何怀疑。

伊万等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说，“您描写了一幅多么阴暗的图画呀，那还不如不要汽车……徒步走好呢。”

“这就对了！”教授得意地高声说，“不然的话、我年轻的朋友，您是不会成功的！”

“那又为什么呢？”伊万天真地问道，“要是我结婚呢？比如迷住你女儿，跟她结婚，那不就成功了吗？”

卡佳扑哧一笑，但家里其他人都惊呆了。教授显然没料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您在社会上关系多，又有钞票！”这时伊万向老太太眨了眨眼，接着说，“您决不会让您的独生女生活不幸。您准会有办法把我送进大学，替我谋个好差事，再买一套房子。这对您算得了什么？您只要再写本小书，住房就有了！”伊万停顿了一下，看了看老太太的眼睛，又对她温和地笑了笑，“对吧，阿格涅萨·伊万诺芙娜？！”

老太太刚张嘴，教授就抢在她前头。“滚！”他大喊起来，“滚出去！”

“谢尼亚，谢尼亚！”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向他跑过去，“你冷静点！”

“不像样！”老太太终于说出这几个字。

“伊万，你干吗要这样？！”玛丽亚·维克托罗芙娜说，一面使劲拦着丈夫。

“谁叫你们自己逼他呢？”卡佳替伊万打抱不平。

“滚——！”

“不像样！”

这时教授揪住伊万的衣领，把他往外推。伊万抵抗着，双手撑住门框。当然还是库兹涅佐夫力气大。伊万被推出门外，接着他的外套飞了出来，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伊万站在楼梯口。穿上外套，听着屋里叫喊。门突然又开了，伊万刚往下跑，但是卡佳的声音止住了他。卡佳说：“万尼亚，等一等！”她头发乱了，但两眼闪闪发光。她手里拿着一个白色文件夹。

“真来劲儿！”卡佳说。

“我看不出会有什么好结果，”伊万说，“说不定要通知我们单位呢……”

“不会告诉你们单位的。给你手稿，”她把文件夹递给伊万。伊万接过来，打开文件夹，瞧了瞧里面的手稿。

“你现在上哪儿去？”卡佳问他。

“回编辑部。”

“听我说，告诉我你家里的电话号码，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这儿的情况。”

伊万耸耸肩膀，仿佛他什么都不在乎，接着告诉她电话号码：“143一71一60”。

“好啦，我得赶紧回去，”卡佳说，“哎呀，里面不知道闹成什么样了，真不得了！”她登上几个台阶，又朝伊万转过身来。

“你真逗，”她说，“我喜欢你……”

伊万在院子里走着。

“伊万！”背后传来巴津的声音。

伊万回过头去，看见自己的好朋友跟两个花枝招展的姑娘在一起，她们的年龄在十六岁左右。

巴津离开她们，向伊万走来。

“你好，”巴津说，“你现在打算干什么？”

“回家，”伊万答道，“回头有人给我打电话。”

“你听我说，我这儿有两个妞儿……你说，咱们找个地方去玩玩好不好？右面那个是我的，左面那个归你……”

“上哪儿呀？”

“嗯——上电影院，或者去咖啡馆、冷饮店。”

“巴津，你就来吗？！”一个姑娘不耐烦地喊他。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巴津粗鲁地回答道。

“你听我说，你是按照什么原则在社会上生活的？”

“你说什么呀？”巴津莫名其妙。

“我们，我们这一代人想知道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大厦将落入谁的手中！”

“你怎么啦？”是从哲学角度提这个问题的吗？”巴津警觉起来。

“别跟我兜圈子，”伊万严厉地说，“你必须回答，你是按照什么原则生活的？”

“我生活的基本原则是为人类的人道主义理想奉献自己，”巴津宣布。

“好小伙子！”伊万夸奖他，“我为你骄傲，带上那两个姑娘快去看电影吧。”

伊万回到家里，看见桌上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开家长会，你自已把肉饼热了吃吧。妈妈。”

伊万从冰箱里取出小锅，从锅里拿出肉饼，边走边嚼，回自己房间去了。电话铃响了，伊万拿起话筒，是卡佳的声音：“请伊万听电话。”

“卡佳，我就是，你好，”伊万说，“情况怎么样？”

“平安无事。”

“你爸爸呢？”

“没什么，一切正常。当然喽，他喊了一阵子，后来就平静下来了。妈妈说你很有特色。”

“真的吗？”

“真的，她很喜欢你，你说怪不怪。所以你别紧张，爸爸不会给你们单位打电话的。”

“我有什么好紧张的？我又不是负责人。”

“那还不如说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呢，”卡佳笑着说，“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不想让你倒霉。”

“多谢了，你明天干什么？”

“早晨上课，晚上好像没什么事。”

“明天咱们见个面，上哪儿去玩玩？”

“啊——”卡佳想起来了，“明天我没空。”

“那后天呢？”

“后天行。几点钟见面？”

“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纪念碑跟前。快到七点钟的时候来吧。行吗？”

“行。”

伊万放下话筒，走开了。他到电视机前选节目，不断变换频道。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古代盛酒用的双耳瓶，上面有马人像。随着音乐响起播音员的声音：“古希腊神话里多次提到这种上身是人，腰以下是马的怪物。”荧光屏上接着出现马人和拉庇泰人作战的浮雕艺术品。

伊万看得出神，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坐下。播音员接着说：

“马人不是永生的，只有一个叫喀戎的例外，但是他以放弃永生为交换条件，要求宙斯恢复普罗米修斯的自由。喀戎的形象激发了许许多多古代和中世纪艺术大师的灵感。”荧光屏上出现了波提切利（注15）画的《帕拉斯与马人》。

早晨，编辑部成员在办公室里边喝茶，边吃小面包圈。收音机广播着儿童节目。

“可爱的七色小花，”小兔问它，“我一直有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吗？”

“小免，你有什么愿望啊？”

“我希望冬天也长胡萝卜……”

“斯捷潘·阿法纳西耶维奇，”济纳问马卡罗夫，“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马卡罗夫被面包噎住了。他想了想，回答说：“我希望莫斯科州的气压不要低于740……”

“这跟您有什么相干？”济纳听了，心里觉得纳闷儿。

“鱼容易上钩呀，”马卡罗夫向她解释。

“那我的愿望是，”济纳充满幻想地说，“嫁个日本人。”

“为什么要嫁给日本人？”马卡罗夫不明白。

“因为他们的工艺技术最先进，”济纳作了解释。

“格鲁吉亚人对你不合适吗？我倒认识一个……”

“您老开玩笑，我可是认真说的，”济纳说，又问伊万，“万尼亚，那你的愿望呢？”

“我的愿望是：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伊万说。

大家全默不作声。济纳睁大眼睛瞪着伊万。

“对了，”马卡罗夫突然拍了下脑门，“对了！……明天我们得派人去菜站劳动。伊万，你去吧！……”

第二天早上，一个身穿套装、头戴市场上绝迹的麝䶄皮帽的矮壮的男子在菜站向一群各单位派来劳动的男子（伊万也在其中）发号施令：“就这么着，同志们，把这些装元白菜的大口袋从这面墙搬到那面墙去。”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望着大家。

济纳系着围裙，手里拿着条帚，走到工作队队长跟前。

“干吗要这样呢？”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问道。

“同志，您是在哪个单位工作的？”菜站工作队队长严厉地问他。

“我在科学研究所工作，是高级研究人员，”那个戴眼镜的男子答道。

“有问题留着回研究所去提，在这儿要干活！”

“这种安排不合理，”高级研究人员说，“卡车一来，我们把口袋直接往上装不就行了吗？”

“卡车说不定会来。也说不定不来。这不是您管的事，同志。可是这些口袋必须从这面墙挪到那面墙去，明白吗？”

“可是有什么意义呢？”科学工作者并不罢休。

“这面墙是湿的，那面是干的，意义就在这儿。”

“那么当初你们为什么不把口袋直接堆放在干墙旁边呢？”

“就因为当初下的命令是堆放在这边，”工作队长大动肝火，用仇恨的目光盯着科学工作者。

“可别这么看我，”科学工作者挑衅地说，“不是那种时候了。”

“大体上说，是这样，”工作队队长气得直咬牙，“必须把白菜搬到那面墙去，懂吗？”谁也不吱声。

“明白吗？”工作队队长冲着伊万问。

“明白，”伊万耸耸肩。

“你叫什么？”

“伊万……”

“伊万，我指定你给这伙人当头儿，”工作队队长冲着科学工作者说，“他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绝对服从，”他又对伊万说，“要是有人调皮捣蛋，你就向我报告，我才不在他的出勤单上签字呢，”工作队队长说完，便离开了库房。

“当头儿的，下命令吧，”另一位也是学者模样的中年男子对伊万说。

“同志们，咱们干吧，”伊万拽着一个口袋，把它朝对面墙跟前拖去。

“我可要给报社写信，”那位科学工作者不客气地说，把一个口袋扛上肩。

大家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卡佳在高尔基大街上快步走着。她穿了一件宽大的，闪闪发光的风衣，只有银色高跟的黑皮靴露在外面。她走过柴科夫斯基音乐厅。

“你好！”伊万从石柱后面转出来。

“你好！”卡佳高傲地回答，显然还在扮演专横的贵妇人角色。

“你今天挺不错的，”伊万说，笑了一声。

卡佳用法文说了声“谢谢”，随手把垂在额前的一络头发向后撩了撩，问道：“我们做什么？”

“亲个嘴吧，好吗？”

“你怎么想出来的？”卡佳扑哧一声笑了。

“就这么想出来的……怎么啦，对你有什么损失？”

卡佳想了想，“损失么，倒是没有，不过我也不跟你亲嘴。我有原则。”

“你以为我就没有原则吗？是吧？”

“我不知道，”卡佳说，“好吧，你为什么约我见面，总得做点什么吧？”

“就为了亲嘴，”伊万说。

卡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身，扭头就走。

“你生什么气呀？”伊万赶上她，涎着脸哀求道：“怎么，开个玩笑都不行吗？”

卡佳停住。“你尽开荒唐玩笑，”她严厉地说。

伊万装出一副虔诚忏悔的样子，惭愧地低下头。卡佳心软了。

“得了，”卡佳说，同他和解了，“咱们怎么安排？”

“找个咖啡馆坐坐，要不去看电影？”

“好吧，”卡佳点点头，“不过，上哪儿去：电影院还是咖啡馆？你说了算，你是男人嘛……”

昏暗的咖啡馆里一张张小桌旁边坐着不少十五到二十岁的青少年。有几对已经伴随强烈节奏的乐声跳起舞来。伊万和卡佳向咖啡厅的另一头走去。看来，伊万不是头一回来这儿，他跟别人打招呼，别人也跟他打招呼。一张小桌旁边坐着五个小伙子，其中一人是巴津。他叫住伊万：

“伊万，飞过来！”

伊万和卡佳向那张小桌走去。小伙子们都不说话了，仔细打量陌生的漂亮姑娘。显然，大家都喜欢卡佳，也有点羡慕伊万。

“这是卡佳，”伊万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女伴。

“科利亚……伊戈尔……奥列格……”小伙子们一个个自我介绍。

“我姓巴津，”巴津也作了自我介绍。

“那你的名字呢？”卡佳问道。

“他叫让·皮埃尔，”一个瘦高个子替巴津回答，他是奥列格。

他的插话引起一阵笑声。

“怎么，你是法国人？”卡佳也笑了。

“是法国人，是法国人，”大家笑得更厉害了，笑得最起劲的是巴津。

“喂，小声点！”柜台后面一位头发斑白的服务员向他们喊道。他正跟卖酒的一起观看柜台上电视机播放的《屏幕笑声》节目。

“你要什么？点吧，”伊万问卡佳。

“这里有什么？”

“有百事可乐、冰激凌……”

“我要冰激凌，”卡佳说。

“谢尔盖，”伊万招呼服务员，“给我们两份冰激凌。”

“我说，你今天上哪儿去了？”巴津问他，“我给你们单位打了足足有十次电话。”

“我在菜站劳动，”伊万回答，“搬运白菜……”

“白菜供应可是个大问题，”科利亚接着说，“我今天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读到一条消息：派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运货，一共只运来了八百公斤白菜……”

“当地收成很好，”奥列格说，“可是，库存和运输是薄弱环节……”

“我们的电子计算机还不够用，”科利亚说。

“是呀，这是主要问题，”巴津附和道。“计算机和工作队承包制——这问题解决了。白菜就要多少有多少……”

这时候响起了强烈节奏的音乐，一对对年轻人向舞池走去。

“这曲子真够水平的！”巴津随着节奏扭摆起来，“简直把我迷住了！”

“可我不喜欢《地球人》这支曲子，”奥列格说。

“听说阿尼奇金退出‘克鲁伊兹’乐队（注16）了，”科利亚向大家宣布，“真有这么回事。”他点了点头，转身对卡佳说，“他们好像是闹翻了，所以阿尼奇金就走了。”

“多么好的一个班子，竟然散了摊子！翻大车了！’巴津伤心地说。

“你们是一起的吗？”卡佳问伊万。

“是的，”他点了点头。

“他们是干什么的？”

“有的上职业技术学校，有的工作……”

这时，小伙子们又齐声大笑起来。

“他们干吗老笑呢？”卡佳问道。

“他们心里快活，所以就老笑呗，”伊万回答她。

“我得打个电话，”卡佳说，“这里有电话吗？”

“有，就在存衣室那边。”

卡佳站了起来。这位体态优美的漂亮姑娘穿过咖啡厅，向电话走去。小伙子们张开嘴巴望着她的背影。

“多么好的姑娘啊，”巴津说道。

“巴津，你听着，”伊万对他说，“你真放肆，怎么老是粗声粗气哈哈笑？听那声音活像是匹马。”

“谁放肆大笑？！”巴津不知所措。

“说的就是你……说蠢话，还像傻瓜那样傻笑……”

“我什么时候傻笑过！”巴津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儿，“托利克，你来评评理……”

“他在哪儿傻笑过？”托利克莫名其妙地望着伊万。

“他到哪儿都这样，”伊万说，“运白菜那一段也是瞎编的……”

大家又不说话了。卡佳回到桌子旁边：“伊万，能过来一下吗？”伊万走到她跟前。

“我有个女朋友今天过生日，她请咱们去做客，你愿意去吗？”

“怎么，你不喜欢这儿吗？”伊万说。

“喜欢，”卡佳耸耸肩，“不过人家今天过生日，她又是我的朋友……”

伊万不说话，卡佳望着他。巴津、托利克和奥列格向舞池走去。他们也跳起舞来，又跳又蹦，还使劲扭摆身子。

“好吧，咱们去，”伊万同意了。

到了街上，卡佳突然想起来，“还得买花呀。”

“这时候了，上哪儿去买？”

“白俄罗斯车站附近有卖的……其实，要是手头有压花集就好了。娜塔莎特别喜欢……”

“要是有印度尼西亚含羞草呢？她会嫌弃吗？”伊万问道。

“真有印度尼西亚的，那还用说吗！”卡佳禁不住大笑起来。

给他们开门的正是娜塔莎。

“瞧，我们向你祝贺来了！”卡佳快活地说，“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伊万……”

“我叫娜塔莎，”姑娘作了自我介绍，“认识你真高兴！”

“你真可爱！”伊万说，一面把花送给他，“祝你生日愉快。”

客厅里已经来了七八个年轻人，小伙子们在看日本空手道武打录像片，姑娘们浏览着花哨的时装杂志。

“这件裙衣算什么呀！”一位金发女郎说，“蠢死啦。”

坐在她对面的黑发女郎接着说：“最有意思的是巴黎谁也不穿这种衣服。”

“你常去巴黎吗？”伊万问她。

“我整个夏天都是在贝尔格莱德度过的。”

“尼娜的父亲在南斯拉夫工作，”女主人向伊万作了说明。

“那你到底去过巴黎没有？”伊万可不放过她。

黑发女郎厌恶地耸了耸肩，“我没去过巴黎……”

“唉，可怜的柳德加，”一个魁梧的青年接着她的肩膀说，“她没去过巴黎。”

“别讨厌，伊戈尔，”柳德加满心不高兴。

“不许碰她！”另一个小伙子恶狠狠地喊了起来，“要不我宰了你！”

“哎哟——！”伊戈尔装出一副吓得要哭的样子。接着他突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叉开半弯曲的腿，站在房间中央。那身材魁梧的青年顿时跳到他对面，大吼一声，接着飞起一脚，向对手的脸上踢去。不过，那只擦得锃亮的黑皮鞋在离伊戈尔的鼻子大约五公分的地方就停住了，乖乖地放了下来。伊戈尔也怒吼一声，飞起右脚……

“得了，你们这伙空手道拳师，”娜塔莎说，“眼看就要把家具全打烂了。”

两位拳师恭恭敬敬地互相鞠躬，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怎么，这几位都是空手道拳师吗？”伊万问卡佳。

“嗯，”她点了点头，“伊戈尔跟他父母在日本的时候学了六年空手道。”

“那么，你在哪儿上学，伊万？”娜塔莎问他。

“我没上学，”伊万答道。

“已经工作了，还是准备考大学？”

“我有那样的履历能考哪个大学呀？”伊万装出一副老实的样子，“我才出来不久。受了五年罪。”

“在哪儿受的罪？”娜塔莎不明白。

“在劳教所，”伊万向她解释，“蹲了整整五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大家都静了下来，好奇地望着伊万。卡佳使劲忍着，总算没笑出来。

伊万拿起一杯咖啡，把饮料倒在花瓶里，向四周瞧了瞧。

“这儿有没有白的？”

“你说什么？”娜塔莎没听明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说，这儿有没有白酒？”

娜塔莎抱歉地摊开双手：“没有……没白酒。”

伊万伤心地叹了口气。

“那么，你们家总该有花露水吧？”

“不知道……说不定，爸爸那儿……有香水。”娜塔莎心里没底。

“哪国的？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伊万半信半疑地问。

“法国货。”

“我可不喜欢法国香水，”伊万对周围人说，又无可奈何地甩了甩手，“就它吧，给我拿来。”

浴室里传来放水的声音。卡佳在外面敲门：

“伊万，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门打开了。脸色苍白的伊万走了出来，靠在墙上。

“你干吗要这么做？”卡佳问他。

伊万不声不响地瞧着她。

“你是不是为了你那群伙伴生我的气了？”

“我得回家了，”伊万说。

“我送你回去。”

“不，不用了，我明天给你打电话。”

“真有这样的小傻瓜！”卡佳说。

伊万走进家门。母亲见他回来了，问道：“你上哪儿去了？”

伊万不理睬她，走进自己的房间。他推开窗子，趴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吸着冷空气。

母亲着了慌：“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不知道怎么有点恶心，”伊万说，“像是中毒了。”

“赶紧叫救护车。”

“用不着，我觉得好些了。”伊万离开窗口，倒在沙发床上。

“你吃什么来着？”

“冰激凌……”

“那你身上怎么有一股香水味？跟姑娘玩儿来着？”

“没有，我跟巴津在一起……”

母亲把手放在他脑门上。

“妈妈，”伊万说，“‘罗夏夫人’是名牌香水吗？”

“价钱可贵啦……你想……你想给人送礼？”母亲小心翼翼地问他。

“我已经干了，”伊万说，“整整两瓶。”

“你哪儿来那么多的钱？”母亲感到诧异。

“打牌赢的……”

“你们打牌赌钱？”母亲吓了一跳。

“不是，你别担心，”伊万说，“巴津有个舅舅在美国，不久前死了……他叫洛希尔，你听说过没有？”

“没一句正经话。”

伊万闭上眼睛。母亲给他盖好被子，关了灯。

伊万的梦。几条狗在街上奔窜……马人站在山岗上，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微风吹动着他的长发。……伊万看见一座阴暗的大厅。库兹涅佐夫教授在大厅中央弹竖琴。他对伊万笑了笑，伸出一个手指吓唬他。伊万经过他身旁，向大厅角落里的一扇玻璃门走去。济纳挽着一个日本人的胳膊从门里出来。日本人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玻璃震碎了，伊万看见门背后有一尊他父亲的雕像。

父亲问他：“你的情况怎样，老弟？”

“一切都正常，爸爸，”伊万答道。

伊万跟卡佳在她房间里的沙发上坐着。沙发前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堆满核桃的高脚盘。伊万用钳子夹碎核桃，跟卡佳分着吃。

“他们上别墅去干什么？”伊万好奇地问。

“爸爸在那儿写东西。”

“老是写啊，写啊……有什么好写的？”伊万说，“他倒也真愿意整天趴在桌子上写，还不如去踢踢足球呢。”

卡佳笑了起来：“我能想像爸爸踢足球的样子。”

“那种场面神经衰弱的人可不能看，”伊万微微一笑。

卡佳啪地在他脑袋上打了一下，“得了。”

“请原谅”，伊万递给她一个核桃。

“我不想吃了，”卡佳说。

伊万耸了耸肩，自己把核桃吃了。

“听我说，还记得吧，你有一回讲过跟一个女教师……”

“哪个女教师？”

“怎么，你有过很多女教师？”

“多得没数。”

“不，我说的是那个物理教员……你跟她还风流过呢……”

“我跟她……物理教员？……还风流过？”伊万听了大吃一惊。

“得啦，都是你自己说的！”卡佳提高了噪门。

“啊——，对了，对了，想起来了。是跟你讲过，不过你得知道，我有时候会瞎说，连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

“那又为什么呢？”卡佳听了，十分惊讶。

“我自己也不明白。就像着了魔似的。说着说着就止不住了。你弹钢琴吗？”伊万歪一歪头，向沙发旁边的钢琴示意，突然改变话题。

“早先学过。”

“那就随便弹一个吧。”

“我不想……”

“你要是弹，我就唱一个……”

这引起了卡佳的兴趣，她问道：“不知道你唱什么，我怎么弹呢？”

“你弹什么调子我无所谓……就来个轻快的吧……”

“好吧……”卡佳在琴凳上坐下。

伊万用脚把另一张椅子钩过来，并说，“我来拍椅子，就跟打鼓的那样。”

“好，快来吧……”

“嗯，现在开始……”伊万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起头……还是你先唱吧。”

“不，不，你先弹，我接着就唱……”

卡佳叹了口气，就按动琴键。她弹了一段前奏，“喂，唱吧！”

“不合适，这旋律不对头。”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旋律。还是你先唱，我再选合适的曲调。”

“没有伴奏叫我怎么唱？”

“你不先唱，叫我怎么弹呢？……”

“好吧，我现在给你唱一段，你用钢琴给我伴奏。”

伊万咳嗽几声清清嗓子，想了想，就开始唱起来了。第一段词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编出来了。

“从前有头小山羊，不是蟒蛇，不是毛驴，是头真正的小山羊，下巴上长着一络白胡子。咩——！”

卡佳笑得喘不上气来，弯着身子说：“你怎么唱得这么逗啊！”

伊万很满意所产生的效果，坐在那儿咧着嘴笑。

“

1986《本片》苏联小伙曾预言了苏联将会解体

通讯员 Курьер (1986)

　　电影正式上映时的海报长这样。

　　男孩满脸困惑手持长矛，女孩撅着嘴巴漂在半空，赛博朋克质感的背景散落着几个丧尸般的少年，左下角还有一只大猫。

　　我打赌没有人能猜出这是一部青春爱情喜剧。

　　进入正片，《通讯员》的剧情却再普通不过。

　　男孩女孩一见钟情，即使家人反对，也要在一起，无奈现实的差距不断制造感情危机，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放弃。

　　但《通讯员》并没有看上去这么单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它借一场失败的恋爱，包装了苏联的社会问题。

　　男主伊万来自单亲家庭，家境一般，学习成绩更一般。念完职高后，他的分数不够上大学，想找份舒服的工作，却在面试现场一问三不知，惨遭拒绝。

　　伊万回归到家里蹲状态，看似轻松，实则烦躁。妈妈说了他两句，伊万就扬言要把家烧了，当即扯了几张报纸到房间里点燃。

　　可是，看见火焰窜起半人高，伊万突然没了脾气，又自己把火浇灭。

火光里的伊万妈妈

　　他并不是执着于抗争的人，对大部分事情，都完全无所谓。苏联老学究称他为“愚蠢的虚无主义者”，而这样的少年，莫斯科街上还有一堆。

　　成为通讯员之后，伊万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踩着滑板游荡在街头，直到有一天，他认识了卡嘉，他的女神。

　　卡嘉金发碧眼，双腿修长，会唱歌、弹钢琴，刚考上全俄排名第一的莫斯科大学。

　　从外形，到实力，她和伊万没有一丝般配。但被大长腿吸引的男孩还是对其发起猛烈攻势，先直接赞美，再撒谎装逼，最后用“我无所谓的”嬉皮态度应付卡嘉父亲的拳打脚踢。

　　乖巧女孩经常恋上叛逆男孩，卡嘉也不例外，才见了伊万两次就欣然约会。

　　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卡嘉的富贵朋友和文化圈家人还让伊万感到自卑。

　　伊万越不自信，表现就越自大，不自觉地把谎言当作保护膜。

　　一次，当卡嘉的爸爸严令伊万不要再跟女儿来往，惊慌之中他谎称卡嘉已经怀孕，自己将“昂起高贵的头颅”对她负责到底。

　　这场闹剧后来的解决逻辑堪比赫鲁晓夫对玉米的迷之执着。

　　生气的卡嘉要求伊万马上找个地方让他们躺下，把那个还不存在的孩子给造出来。

　　只可惜，当天公园里造孩子的情侣太多了，伊万和卡嘉辗转至地窖暧昧，却很快被乱入的热心市民打断。

　　市民大骂他们“不要脸”“乱搞男女关系”，卡嘉羞愧难当，彻底清醒了。

　　她冲出大门，边跑边对伊万怒吼：“都怪你！我恨你！”

　　稀里糊涂的青春恋爱至此无法挽回，荒诞的现实戳破了粉红色泡泡。恋人们终于看穿了幻想中完美的对方，而接下来的，就是极度的失望。

　　人一旦面对真实世界，卸去想象力的辅助，就很容易崩溃、抓狂。

　　但幸运亦或不幸，这种失望也会消退。

　　在80年代末的苏联，孤独之心不难找到新的替代物。其中的一大速效药就是，商品。

　　伊万与卡嘉相恋的时候，苏联已经开始慢性解体。

　　各种西方商品大量涌入，既是解放也是入侵。它们把酷青年的生活占满了，以至于“自我”也成了可以购买、穿戴的东西。

　　滑板、街舞、迪厅、电子乐，时髦的舶来品令人兴奋却又反衬出本土的落伍。

　　电影片头，两个dancer在莫斯科郊外的荒废工地上扭动机械舞的画面。震撼是当然的，但那环境、那outfit，也让人看了心酸。

就问你见过这么硬的Popping吗

　　故事背景与现实平行，设置在1986年。那时候共青团真理报才第一次提到平克弗洛伊德，苏联人刚能合法购买到齐柏林飞艇的磁带。

　　这个历来号称第一先进的国家，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落后，心情一言难尽，唯有用自嘲排解。

　　据说，当年最流行的一则笑话，把苏联比作行驶到铁轨尽头的火车，车上的每一任领导人各出对策。

　　斯大林下令把司机和列车员枪毙，赫鲁晓夫立刻站出来为两个可怜人平反，勃烈日涅夫猛力把窗帘拉上并命令大家左右摇动列车，制造正常运行的假象。

　　戈尔巴乔夫呢，则把窗帘扯开，探出身子大叫：前面没路了！前面没路了！

全俄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共青团真理报》

　　片中伊万的家庭背景，也影射了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微妙关系。

　　父亲在故事的开头就出轨了，前脚刚刚离婚，后脚就带时髦小妞去西方世界花天酒地。

　　母亲则被抛下，像典型的俄国小说大女主：以泪洗面，坚韧不拔，悲天悯人，朗诵诗歌。

旧爱新欢之残忍对比

　　但选择保守和选择激进实际上是一样的，都回避了根本问题，拒不解决危机。

　　普希金的诗歌厉害，也比不上漂亮姑娘身上的法式印花小西服。老大哥最终不是输给欧美，而是输给消费。

　　于是，资本主义举着商品目录趁虚而入，替全车人扳下了变道闸。新老两派苏联人分道扬镳，要么失去金钱，要么失去精神。

毕竟，商品目录带来的杀伤力，无人能幸免。

　　拿影片里卡嘉的作家老爸来说。

　　此公虽然是个硬核苏联人，满口社会主义价值观，但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他就穿着全套阿迪达斯。其女儿也不例外，两人胸前的三叶草logo，比金发还耀眼。

卡嘉（上）和卡嘉的老爸（下），阿迪达斯承包了一家人的衣柜

　　单看服装，伊万和卡嘉几乎不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

　　事实也证明，换上了德国潮牌的苏联女孩，不再会被“看电影+吃冰激淋”的约会模式打动了。

　　卡嘉想要的是“不一样”，但兜里只有100块的伊万能怎么办？

情侣们都很熟悉的死亡问答环节

　　“去豹子洞吗？”，伊万提议。

　　那是他小时候玩耍的沙滩，他的精神家园。传说马戏团里逃跑的豹子经常在那儿出没，留下爪印，却没人见过豹子的真身。

与恋人一起等待想象中的豹子，何其浪漫。

　　但卡嘉不解风情，到了“豹子洞”，既见不到“豹子”也没找到“洞”，以为这又是伊万的套路，转身就走。

　　她不知道这里对男孩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想去赴下一个局，喝点酒，聊聊天。

　　在“豹子洞”，卡嘉的背影把伊万搞颓了，他低着头，走了两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手捧起沙子，看它们从指缝中溜走。

　　下半身的冷静，换来了上半身的清醒。伊万突然发现自己做过的很多事情，只是演给家长、哥们和女孩看的滑稽戏。

真正的伊万呢，只想呆在“豹子洞”，守着爪印，等野兽出现，再像猎人一样抓住它。

　　生存本该单纯，不存在约会地点的挑选、工资的高低，更不用计划未来，空谈理想。

　　当然，短暂沉思之后，伊万又去蹦迪，追女仔，玩滑板了。这是荷尔蒙决定的，不接受反驳。

但“豹子洞”的遭遇，熔断了伊万的苏联旧世界与卡嘉的西化新世界之间虚假的和睦。

　　歌里唱的伟大爱情，在现实面前不过如此而已。

　　分手前的倒数第二个夜晚，伊万发梦了，梦见自己走进一间水泥房子，房子中间放着爸爸的半身像，乍看上去很像某位苏联领导人。

　　“过得怎么样，老兄？”半身像问伊万。伊万想了想，点头回答，“一切都好。”

　　但梦醒之后，他选择了参军，决定离开一切都好的生活。

　　临近世纪末的1986，卡嘉与伊万互道永别。心灰意冷的男孩准备好离开，却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追的那么努力，反而离最初的理想越来越远。

　　他们的愤怒、迷茫和糊涂，像一句谶语，直指5年后的解体前夜；

　　不知道当年观众席里有多少苏联人看懂了这则爱情寓言。

　　他们中又会不会有人猜到，再过5年，1991年的圣诞，一场巨变将重演这个结局。

　　在失败的1986年，终于以一场分手的爱情寓言作结。故事中的男孩、女孩相恋了短短数月，却自始至终连手都没牵。

　　他们对性的渴望和无措，则让我想起同年早些时候流传于苏联的另一句流行语：“苏联没有性”。

　　同样是1986年6月，家住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苏联女人和家住波士顿的美国女人在某个电视节目上通过卫星连线展开聊天。

　　过程中，一位美国女人向苏联女人提问：我们国家的许多电视广告都有“性”，你们有这个问题吗？

　　妇联成员柳德米拉·伊万诺娃此时正好接过话筒，当即回答道：

　　“在苏联，我们没有性......”

柳德米拉·伊万诺娃，图源Google

　　她的话其实还未说完，全场却已陷入哄笑。

　　主持人弗拉迪米尔·波斯纳见状强行插嘴，扭转话题，假装无事发生。而在场的苏联女人，大洋彼岸的美国女人，两国的主持人以及节目背后严阵以待的领导们，谁都没有费心追问伊万诺娃被吵闹声掩盖的下半句话。

　　她想说的是——“在苏联，我们没有性，我们有爱“。

　　但她也太傻了，哪知道在80年代末的社会，当人们听到“性”，便不再能听到“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