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天使

下了《马路天使》来看，不为什么，纯粹就是为了怀旧。年纪越见增长，人的骨子里就多了几分怀旧的味道，怀念自己过去的记忆，快乐的，阳光中天真的温暖味道。也怀念上世纪的那些奢靡繁华的生活，发生在一个叫上海的物质城市，那里有灯光闪烁的霓虹，暧昧喧闹的舞厅，有着细长眉眼的歌女。

片子并没有太大的吸引人的情节。如果放在现在换一帮演员来演，准会被人唾沫星子淹死，什么烂片！浓妆艳抹的演员，破旧的画面，滥腻的情节，做作的演出以及女演员时不时挤眉弄眼，谁能忍受！但是，我们玩的就是怀旧。那时周璇还很小，十六七岁得光景，喜欢很无辜地张着眼睛，嘟着嘴巴，跑起来会有麻花辫甩来甩去。赵丹除去高凸而浓重的眉眼，还是很秀气的男孩，嫩得好像掐一下还能挤出水来。

很简单腻味的情节。周璇演一个歌女，和赵丹演的小号手住同一幢楼，日久生情。后来就是一个恶霸想要霸占周璇，于是周和赵开始逃亡。后来被琴师找到，周的姐姐却因此丧命。好了，完。中间夹杂着周璇因为不谙世事，和恶霸出去吃东西，然后赵丹生气了，两人吵架了，男的借酒浇愁，女的哭了，又复合了，两人肉麻的抱头痛苦。看着黑白银幕里两个人搂在一起，kiss的镜头怎么看都不爽。真是民风开放啊。中间还有当妓女的姐姐也喜欢赵丹，因为赵丹看不起她，她默默帮着妹妹，最后还丧命，在临终前还很煽情的安排了她和后来爱她的老王无法见面的凄惨情节。我还是满喜欢她的，片中周璇的太不知世故，所以纯洁得近乎白痴，而她姐姐在深夜路灯下等客人时落寞黯淡的表情让我格外心疼。这个脸上很冷漠的女子，这个孤独而忧伤的女人，这个从不说话眼影浓重的女人，默默地站在自己深爱着而又鄙视她的男人面前，让我心疼。

看《马路天使》，最经典的片断是不能遗漏的。年轻的周璇眉眼清晰，嗓音甜美。同样年轻的赵丹眼波飞转，带着俏皮的痞气。一个拨弄着鸟笼唱歌，一个拉着二胡伴奏。“天涯呀海角，觅啊觅知音啊，小妹妹唱歌郎伴奏，哎呀，咱们两是一条心啊”。相视而对的笑意，那么清脆，那么透明。

黑白跳跃的画面，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沉醉在春风里的上海，纸醉金迷，繁华的天空永远是暖黄的颜色。无论历史怎么发展，电影总是纯洁的。在现在华美的灯光和画面的雕饰下，我们的感观很久都没有接触过拙朴的味道，怀旧吧，看看那些老片子，如果觉得好笑，你可以发笑。如果觉得悲伤，你可以哭泣。玩的就是怀旧，在怀旧中沉沦。

在烈火中永生

                                 柏邦妮


没有谁的一生比赵丹更像一出悲喜交叠，集中浓烈的戏了。伟大的演员有太多，但谁也不能像赵丹一样，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交付自己的所有激情，经历一切的苦难和折磨，只求得完美的演出，尊严地落幕。他的眼睛被殴打失明。他死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块好肉，甚至包括耳朵。而他在医院里静躺着，癌症细胞吞噬了他的身体，那曾经是多么饱满青春充沛魅力的身体——悲欢荣辱都已经淡漠，暗自知道自己大限已尽，就像一个临近开机的演员一般，全力以赴地去演出最后一个角色——他自己。他那么温和，从容，有礼而谦卑。每一个去看望他的人，宛如他的观众，他得体答谢。

他跟自己的儿子说：“死亡是一场演出。”

曾经有人要给他的名片印三个头衔。一、全国政协委员；二、全国文联委员；三、全国影协常务理事。赵丹回答：“你忘了最重要的。” 对方连忙问：“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他说：“我是一个演员。首先，我是一个演员！”

那时候的上海才叫上海。一如那个时候的电影才叫电影。弄堂，市井，香云纱，百乐门。人情世故触手的凉和暖，可知可感。干菜，油纸，叫卖，宝石花。弄堂里的上海人从不绝望。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上海人的生活也在丰富从容紧张有序地进行。他们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并且波澜不惊，真实开放。这种底蕴，就是《马路天使》的底蕴，也是赵丹身上的可贵气质。

1932年的《马路天使》在我眼中，简直可算是最好的中国电影。拙劣的运镜，生涩的光线，早年戏剧痕迹明显的表演，故事模仿同时代的法国电影……可是这一切都遮掩不了那个时代，中国电影欣欣向荣的气息，以及影人们迫不及待的力气。尤其是赵丹，他所扮演的陈少平，活泼泼的就是要扑出银幕来。“小青年赵丹”。早年的电影观众眼中，赵丹就是一个追逐时髦，热情天真，意气风发的小青年。他有文艺青年的酸溜溜派头，比如出门前拿领带擦皮鞋；他也有他自作聪明的一面；但是青春的气息，善良的心灵，底层人的正直和高贵，都在他身上，像青凌凌爬满一面墙的爬山虎一样，自由自在地伸展。那些穷人，有着最感人的人情味，最可贵的良心，并且懂得“穷开心”，笑面生活。可惜的是，这种生活的质感，从此在中国电影中再难看见。我们很难看到再这样细致表现穷人的电影，不刻意关怀或者体恤，而仅仅是参与悲喜。

1937年，《十字街头》里，赵丹仍旧带着他自身的激情，再度扮演知识小青年。那年头的知识青年和现在一样，除了跟女孩子吊膀子之外，似乎其他的事都不值得干。“不是才子，就是流氓。”这一回赵丹用雄性的爆发力证明自己的爱情，他挥拳击碎了隔在自己和爱人之间的板壁。那时候的赵丹，和那些前进的影人们一起，像当时的中国电影，满怀着希望，道路正确，思想激进。他们没有蒙受狂风暴雨摧残，一心艺术，一心天真，没有政治管理他们，没有功利蒙蔽他们。回头看去，那样的一拳，那样的赵丹，在银幕上越是欢天喜地，不可阻挡，在我们眼中，便是越悲情。

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

赵丹就长在那片弄堂中间。事实上，当时的小青年赵丹确实也过着那样的生活。家里只有画画的石膏像和破床。演戏，恋爱，不顾一切的结婚。生活里除了爱情和艺术，还有激动人心的革命，再没有其他。第一次的婚姻是和女演员叶露茜。一回，赵丹在台下看叶露茜和别的男演员演爱情戏，竟然一把抓住她说：“从今以后，我不想看见你和别的男人做情人！即使是演戏，也只能和我。”朋友们起哄叫好。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三对影剧界的明星一起结婚。他们是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新婚燕尔，一团和气。谁也没有想到，其中那个叫篮苹的女人，便是后来为中国带来巨大浩劫的女人，也是不遗余力迫害赵丹的女人。她后来叫做江青。

第二次婚姻同样是和女演员。这一回是当时刚刚出名的“甜姐儿”黄宗英。1947年，拍摄《幸福狂想曲》结束，赵丹对黄宗英说：“我不能与你分开了。生活再也不能没有你。你必须做我的妻子。”这就是赵丹。他的爱情纯粹热烈，他表达爱的方式直接坦率。

作为一个艺术家，赵丹多才多艺。吴作人曾赠他一幅字：“一门歌舞，两代丹青。”八岁就能写匾额。十岁开始练拳，颇有根基。十五岁成立了“小小剧团”，自编自演。及长，到上海读大学。长辈叮嘱他学法律，不求人，人求己。可是，他偷偷去付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费。国画师从黄宾虹潘天寿。虽画着山水长卷，却最喜欢西班牙画家戈雅的油画。他接拍电影的时候，自己画过很多草图。别人十分诧异，他却淡淡一笑：“我是画画的呀！”他自己设计造型，亲手化妆。赵丹也写了一手好字。他唯一一次给自己家写字，则是在动乱年月，他题写了一副闻一多的座右铭，上书：“义所当为，毅然为之。”赵凤翱是他的本名。他给自己改名叫赵丹，是取“一片丹青照汗青”的意思。

作为一个人，赵丹有风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收养了周璇的儿子。听说上官云珠自杀了，他曾经想收养上官的女儿。是他在那样的年代，写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拍摄《青山恋》的时候，是他痛心疾首的说：“改，改，改剧本。好电影不是审出来的，也不是改出来的！”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也是一个沉默的年代。道理大家都懂，可是没有人敢说。赵丹敢说真话。或许，他就是有些傻：他学习不了妥协的智慧，不了解生存狡猾的用处。他的悲剧是他永远有一双不被玷污的眼睛，像孩子一样天真。孩子们都喜欢赵丹。他出门不带钱，对口袋里的钱永远没数。孩子们堆雪人，他弄了一堆胡萝卜，务必要把家里的雪人弄成最好看的。他大声唱歌，滑稽走路，在街上浩浩荡荡带领孩子们散步。孩子们说：“爸爸像妈妈的大孩子！”赵丹听了也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

赵丹做人，有点傻，有点颠。演戏则痴，疯。早年演《乌鸦与麻雀》，为了演好小广播肖老板，他学会了油腔滑调，他演的那个小市民，愚昧而又自作聪明；目光短浅而又野心勃勃；富于幻想而又无所事事；饱受欺凌却麻木不仁。演完了出不来。演《在烈火中永生》里的许云峰，电影拍完大家庆祝喝酒，他独自闷闷不乐，看众人欢腾竟勃然大怒：他还是个革命者呢！在他后来写的《地狱之门》中，一开始他就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赵丹说：“表演就是地狱之门。敢于做演员的人，敢于在这条路上走到底的人，都要有闯地狱的勇气。”

1933年至1949年赵丹拍片32部，而1950年至1965年他仅拍了8部戏。这是赵丹最大的痛苦——不能演戏。他说：“我快饿死了，我快憋疯了，哪怕是一个没有台词的群众也好，我要演戏！”可是上头不让他演。赵丹的问题大了。那部著名的反动大毒草《武训传》害惨了赵丹。他无意中所说：“我更适合演刘少奇，因为我的脸型和他更相似。”更是让赵丹死也无法翻身。他被关起来五年，整日以“139”号为名，重复又重复地写“罪行交代”和“思想汇报”，写了整整二十斤。被放出来以后，家人发现他时常在半夜自言自语，自问自答。问他是否有话要说，他说没有。后来他说：“在里头不让讲话，只让交代罪行。时间长了，就不会说话了。我就自己训练自己说话，我怕我不会说话，就不能演戏了。”

家人问他：“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想戏，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山坡下，奔泉、溪流、短笛、牛群，牧牛的孩子们站在牛背上过河，小白石……当然，还想着演鲁迅、李白，还有阿Q、黄省三……”赵丹说的是曹禺《日出》里的黄省三。

赵丹活得太粗糙了，也活得太精致了。他是精致地把自己当作一部作品来演。他说：“或许有许多败笔，但好在真实。”作为一个演员，他有许多缺憾，这不是因为他的才华不够，而是时代的错误。在泯灭希望的年代，他没有熄灭自己内心对表演的热望，他始终是一团光，他为自己设计了远大的演出计划，在内心盛大演出。我们评价一个艺术家，我想，并不全看他所做的成就，而要看他对自己的期许。他勾画的所要扮演的伟大灵魂，铸造了他的灵魂。他始终激情彭湃。他始终壮志满怀。即使残破之躯体，他仍旧有青春之精神。正因为如此，在多少年后，我们观看那些蒙着灰尘的电影，那些电影如今看来都如此之差，只有赵丹，无愧于经典，不老不死，他的精神，弥补了一切老电影的欠缺，自己灼灼发光。他不是戏子，不仅仅是明星，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艺术家”，或者“苦难的天才”。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市井百态
                                  ——通过《马路天使》看江湖
什么是江湖？人即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即是江湖。江湖是美丽的，在深夜的街头独自笑傲，对辛酸一笑而过；江湖是无奈的，看着世间百态而自己却不能退出其中。
在《马路天使》中我们看到了天堂，也看到了地狱，更看到的是天堂与地狱间的市井，人与人之间的江湖。虽说有这样一句话“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然而正是在江湖中有缘人最终会走到一起，相互扶植在乱世中飘摇。
                                                        ——题记
（一）江湖的时间
每个江湖都有时间背景，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如果在这个江湖漂，但是江湖失去了背景，就会失去其中的厚重感，每个人物，每个成员的命运，情感纠葛就失去了意义。那我们看一下《马路天使》发生的时间。
《马路天使》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什么概念，我们翻开历史书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一些事情在那时已经发生，“围剿共匪”“9.18事变”“华北五省自治”“一二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当时中国名为统一，实为分裂。实在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事情的发生就具有了其中的可能性。
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器是很难深入民间的。这个时候中国的合法政府是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这个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完成了其存在的使命，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以及代表的利益关系，终极任务很难达到。可以这么说，你不要指望一个连自己的统治工具都无法统治城市里（尚不包括农村）每个角落的政权在中国可以长治久安。这样后面的阶级以及阶级的表现就有一定的依据了。
第二，这个时间是中国文化冲突最严重的时段，类似于有一种大分裂的感觉，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似，同时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这时候还有一种中西文化理念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在不自觉的影响着最底层的人。由于文化的冲突造成的人的冲突，在下文的江湖的人中将会继续说明。
第三，这个时间是思想大变革时期，许多的激进思想在这里产生，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开始思考别人的命运。
正是由于这个时间，这个特殊的时期，很多事情的发生变自然而然。同时由于那个时代的一些事情对现在的影响，现代人看这个电影依然觉得亲切。而且，很多的事情只有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分析才有意义。
（二）江湖中的上海
我们要注意的另一件事就是故事的发生地是上海。这给了我们一种普遍性和一种特殊性。所谓普遍性，那就是说在这个当时中国甚至现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底层人生活尤为艰辛，那么其他地方呢。所谓特殊性就是很多的事情只有在上海发生，也只会在那时候的上海发生，因为只有此时此地才具备了发生的条件。
我们来看上海这个城市，这是我国开放的最早的港口之一，这里面最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是租界最大的城市。这里也是最有中国传统的一个城市，以中国“义”“忠”为信仰的黑社会帮会也在这里滋生壮大，并且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这里还是中国的工业中心，这样很多的无产者在这里云集。这里还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当时中国物价波动最大的城市。这里还是许多逃难人的避难所。同时也是最复杂最矛盾的城市，歌舞升平，灯红酒绿，背后却是最悲凉的人生。下面我们就结合影片对这几点进行分析。
（1）在影片中，我们注意到这样就个细节，第一个是女房东对她的婴儿说“你看，陈叔叔像不像外国兵”“看，叔叔给你操练”还有在律师事务所里，小陈慨叹：“看，我们到云彩里了。”以及“天堂怎么这么热”这里面表现的很多东西是中国其他地区的人闻所未闻的。因为这些东西是当时的上海特有的。同时作为一个传统的人，小陈他们是游离于上海这个西方文明充斥，中西文明融合的大都市之外的，尽管他们也知道“我可以装在海关工作”“外国兵”但是这些东西远远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精神世界。
（2）再看上海当时的黑社会。上海的黑社会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从许文强到马永贞，从杜月笙到黄金荣。在国家机器无法深入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统治国家机器无法深入的地方。这也是由于一种矛盾，中国绝大多数地方接受的是伦理礼教教育。但是国家机器所用的治理办法是西方的法治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精英们手中的玩具，要是想治理基础，还是要靠中国的传统的东西。在这些区域便是和社会猖獗的区域，黑社会靠暴力统治社区，但是内部却用“帮规”等东西进行约束，“义”“忠”是他们的信条。所以说当时的上海几乎是由黑社会帮助治理的。片中的古老板，充其量也就是那一片的流氓头，真正大哥的小马仔。
（3）正是由于上海的工业发展，很多来自农村的无产者来到这里，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就像美国当年的淘金热一样。想必小陈他们就是这些人或者这些人的后代。小红小云则是由于家乡沦陷，流离失所被迫沦落红尘的女子。正所谓鱼找鱼虾找虾，于是老王爱上了小云，小红和小陈相爱。
（4）记得小红唱《四季歌》的时候，那时候的画面切换的是故乡沦丧，人们抗争。这在另一个侧面我们看出在外患的时候，城市中的精英人物做的是什么，是一次500两银子的诉讼，是夜夜笙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形容当时的上海在恰当不过。
（三）江湖中的人
这个片子的人物悲凉大于其中的浪漫气息，尽管他们曾经或者一直罗曼蒂克。影片一开始的时候以一种喧哗但是宁静的画面出现，在一片鼓乐升平中，主人公以近乎哑巴的形式陆续登场，让很多观众忍俊不禁。紧接着画面一转，我们看到了弄堂，形形色色的人陆续出现，各种阶级一目了然。
我们看到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陈少平，老王，剃头的，卖水果的，失业的，他们在一个阁楼里本来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他们的阁楼对面是小云，小红两姐妹，为生活所迫，小红卖唱，小云卖身。紧接着琴师，古老板等阶层出现。我们对现在的阶层进行分析，我们会看到的是这其实是一个阶层，都是市井阶层，都是很多知识分子看不上眼，被整个城市边缘掉的一个阶层。但是在这一个阶层里却是一个金字塔，处在塔尖的是以古老板为首的流氓头子，他们主导着在国家机器不能进入的灰色地带，控制着整个阶层——这个被整个城市精英边缘化但是却构成城市基础的阶层。中间的层次是琴师，琴师老婆，理发店老板这一类人，他们要看着古先生的脸色行事，巴结古先生这样才混得开，但是很多小人物的命运要掌握在他们手里。在塔的最底层的就是那几个在弄堂的阁楼上的兄弟，还有小红，小云。但是那几个兄弟和小红，小云还是有区别的，他们虽然是无产者，但是人身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小红和小云则是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这就是边缘阶层的分析。
在这个阶层之外就是所谓的精英阶层，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律师，那个一个官司就500两银子的人。这时候法治思想以及国家的司法工具已经在城市精英的思维里，整个精英阶层在国家机器可以涉及的领域过着精英的生活，但是无论是这个阶级还是这种生活都与城市的基础绝缘。
就这样，他们成为构成了上海滩这个让人感觉很神秘的江湖的一分子，他们的喜怒哀愁也变成了江湖的无限变化。
这里面的工人阶层，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他们尽管可能识字不多，但是并不是什么都不懂，有时候甚至比较风趣，浪漫，甚至小资。比如他们苦中作乐变戏法，还要卖个关子，“白银出口”。只要没有那么多事情，他们会生活的快快乐乐，乐观的过每一天，然而命运却不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的。一旦被别人改变，他们为了逆转可以应用的手段却非常少。所以在小红得知自己被卖掉后，那么无助。当得知司法手段仅仅是富人的玩物以后，他们几乎陷入了绝望之中。由于像前面分析的那样，他们是受现代社会影响的传统人，所以在提出要私奔的时候，小红是不敢的，这有悖于她心中的道德。再比如小陈不能接受小云，认为她是从事下贱的职业（尽管妓女并不高尚）等等。在这个阶层，他们心里并没有国家这个意识，抑或他们根本没有从国家拿到什么。他们要的仅仅就是够生活，可以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仅此而已。
这里的中间阶级则让人感觉有一些憎恶，比如琴师，在客人面前卑躬屈膝，总是对小红大声怒吼。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样一群人可以说是已经在江湖上变态的人，但是这和品质无关，是一种社会整体的产物。在外出拉琴时，他面对的是客人，这时候唯一比他下等的人就是小红，所以他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不惯，但是这是一种常态。
再说古老板这个阶层，他们也是在一个矛盾体中生存。一方面他们属于国家机器笼罩不到的阶层的顶端，在这里，他们可以作威作福，但是毕竟他们不属于精英阶层，上流社会的事情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有一些通过保护费一类东西得到的钱财，然后用来买姑娘一类的事情，似乎是毫无现代人类而言。但是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他们无非是在精英阶层影响政治走向的黑社会的马仔，能力也就是一个贫民区的范围，他们要做的是根据自己以及黑社会里的规矩，管理这个社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农村的里正相似。只是他们靠的更多是内部的“忠义”外部的暴利，而传统的农村治理更多的是以礼教治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很多由这些人作威作福的贫民区永远被现代文明隔离，在无数个这样的社区包围下，这个城市好比一座孤岛。
（四）江湖中的国家
上文我们总是提及这样一个词——国家机器。透过这个电影，我们来看当时的上海，在这群人中间，国家机器是怎样运作的。在影片中，代表国家的力量事情一共用这样几个：第一，警察夜晚巡逻。第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理发店老板收租。第三，他们打算要走司法程序解决小红被卖的事。
这里面包括了在当时国家机器运作的一种模式以及所涉及的领域，对于他们进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我们来看第一个，警察夜间巡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在这个电影里所反映的国家机器中，最深入底层的。可以说是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有没有作用却值得考虑。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小红在路上走是被警察抓捕，盘问。但是在最后小红被琴师杀死，却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出现。这不能简简单单的看成是代表什么利益的问题。首先，警察为什么盘问小红，由于她是妓女？我想更大的因素是和那个时代有关。大量的难民涌入上海给上海增加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警察在夜里看到不明身份的人自然要盘问下。只是警察此时的这种行为给很多一无所有的人在精神上予以了知名的打击，使之丧失了最后的尊严，精神的支柱。其次，在电影的最后警察没有出现。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报警。为什么没有报警？我想有这样的原因，第一是不知道要报警，第二是对警察不信任。但是这两点对于一个国家机器来讲是致命的。因为无论到底是什么原因，这表明的是公民寻求的救济渠道首选不是国家，甚至是公民没有直面国家的渠道，没有国家的存在感。试想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都如此，其他的城市，农村又怎么样呢？
第二个就是国家收租。这时我们可以看看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是一种比较严肃无法与普通百姓沟通，不耐烦的形象。他所收的租金足以使一个本来的有产者——理发店老板——变成无产者。这两点使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在最底层人民心中的印象大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最底层这个国家政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第三，关于500两银子的上诉费。这么高的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最底层人拒之门外。要知道这些城市的边缘阶层是不懂现代司法程序的，在他们想打官司的时候，需要的就是代理。但是这么高额的费用却饱含着这样一句潜台词——法院这个国家的机器，不过是上层社会的东西，这和你们穷人无关。当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发挥作用时，你不要指望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可以弥补。而底层人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时，他们一方面要向黑社会寻求保护，另一方面就是期望出现陈胜吴广或者马恩列毛。
这个电影中，并没有涉及到立法问题，但是涉及到了司法和行政，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这都是与最底层人的生活是绝缘的。人们出事不会想到国家，而是自己寻求解决途径。固然这和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是有关的——很多事情依靠宗族以及社区内部的自治机构解决。同时也有国家机器的无用。在当时国家的整个运作机制并非自然而然发展的，而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真正掌握其中道理的，往往是精英阶层。然而这些精英阶层（仅仅是在电影里面的）并没有将这种观念深入到每个市民心理，也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使每个公民直面国家，公民已经对这个国家不认可，意识里并没有意识这个国家政权的存在，那么通过这个电影，这个三十年代的上海，我们发现，这个政权在国家治理上已经失败了。
（五）后记
透过那个时代上海的小人物，来看国家机器的运作，其实未必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这是我们在一个电影里能看到的比较值得借鉴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讲，江湖就是国家，国家也是江湖。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权不稳，不能使社会各色人群面对国家时，这个政权就免另这垮台，然后国家动乱，江湖动荡。
联系当今，其实有很多地方又何尝不像当时的上海呢？人们遇事首先不去想国家政权，而是靠黑社会解决。城市中精英阶层基本和底层绝缘。甚至城市中一般的人也许城市人自居，鄙视农民工。城市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住房日益成为富人的商品等等城市发生的事情。以及大量的乡政府群体性事件，农业税取消（国家机器取消了与农民的对话机制），农村土地兼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或者第二代农民工等等农村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其实我们的中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太平，国家机器尚没有渗透到江湖的每一个角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法律与电影课上的作业，找来和大家分享下当时的感觉）

中国电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部电影，明星公司的喜剧片，但是潜藏的是悲凉和批判，电影有很强的左派风格，对当时上海乃至社会做出了讽刺，穷人没有办法打官司，甚至没有钱没法请医生，现实主义的色彩浓郁，特别关照了市井阶层，可以说，电影对市井生活的描写，成了当时社会的纪录片……很难想象，37年的电影可以运用了如此娴熟的视听语言，叠化的切，比如小云被老鸨要求脱衣服挨打，画面切到了脱衣服做按摩的恶霸，又比如赵丹和周旋闹别扭，电影的景深不断切换，这些在后来司空见惯的电影语言，在当时是有开创意味的……电影中除了上述批判外，对国运也十分关注，这都体现在了老王看墙上糊着的报纸，或者撕下的报纸部分，可以说，电影上映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但拍摄电影时，这种不安依然明显，导演的爱国情怀在电影中无处不在的挥写，但是碍于政治气候与票房，导演用喜剧包裹了一切，看似可笑的刻意，却又有所饱含，比如周旋的歌，赵丹的魔术，这些其实对叙事的帮助不大，却为了噱头和卖弄还是大肆开展……导演的批判不停留于社会对底层的压迫，他对底层内部的不和谐也做了讽刺，赵丹看不起小云，因为她从事卑贱的行业，而事实上，小云是受害者，但在底层社会中，显然大家也分了等级，这在小云快死前才得到了和解，小云说大家都一样，但显然底层也是有阶层，作为底层的最底层，善良的小云的代价就是死亡……影片将小云和小红做了二元对立和统一，不是一味的天使和魔鬼，因为两个人从作为上是对立的，但却都是善良的，特别是小云，她的善良体现在了成全，小红一直是受到她的保护的，这是导演最伟大的人文关怀，因为在电影中，导演最为认同的是小云，然而社会不容一个妓女，即使底层社会也不能接受她，因此她的结局就是被放逐，在这部电影中就是死亡……周旋和赵丹都是当红的明星不说，小云的扮演者很有意思，她有些刻板，有些做作，但是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她尽量不说话，只在最后才有了些台词，这对演员的演技是个考验，一开始你或许错觉她是哑巴了，换个角度，或者不说话意味着，她的话语权，别说在社会中，就是在底层，也是失语的状态……

因作“华语电影中城市”课助教，再看一遍袁牧之的《马路天使》（1937），略谈观感，可能细碎，记录之，以防遗忘。

除了电影音乐（尤其周旋所唱两支歌曲）之流行，其总体声音设计颇丰富，尤其开始街头那段东西方乐器、婚丧混为一团的street spectacle中的cacophony。而这种如今看来怪异的街头奇观，当时确为上海滩常见，苏联记录电影《上海纪事》（1927）中也有呈现。

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既有叙事功能，又巧妙构成音乐蒙太奇段落，画面上打断封闭叙事流和时空局限，有对战争（日军侵占东北）的暗示和对现实的批评。可以说，第一首更多担负社会功能，而第二首更多担负叙事和浪漫功能：通过小红、小陈窗口歌唱传情和误会后茶馆里小红含泪再唱（被小陈命令），第一段因此成为第二段的sonic flashback（声音闪回），情绪也成完全对比：喜，与悲。

小陈的trumpet或口哨穿透不同空间而召集弟兄们，成为soung signal。

影片新奇聪慧之处还在于对上海弄堂空间、电影空间、中国传统视觉形式，及某些默片技巧的运用。

小红与小陈住对面，摄影机镜头常常在两人窗口间隔着窄巷甩来甩去而非剪切，维持电影空间统一性。而两人的窗户（尤其小陈的），几乎成为“银幕”（screen）或舞台的“景框”（frame of stage）。小红喂鸟唱歌，小陈则花招更多，变戏法，玩shadow play（影戏）。而小陈的窗帘成为舞台上的幕布，随表演开始和结束而开合。

小陈和小红的表演，也有pantomime的痕迹，这也令人想起默片时代的表演，及联想到小云的化妆和表演方式之默片化。她很少开口说话，情绪都以体态、动作和表情表达（扮演小云的赵慧深是上海很好的话剧演员，1949年后在北影厂工作，似再未演过戏）。而且她开口时，一定是对“好人”，和控诉社会不公时。她对小陈的恋慕，通过“thought balloon”表现，这也是典型的默片技巧。

针砭时弊，通过“报纸”来实现。老王这位卖报纸的，所有知识都来自报纸，报纸糊满破墙，也常常为穷人解困和出气。比如大家不会写“有难同当”的“难”字，老王在墙上的报纸寻得，报纸其实在说“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大约出于逃避电/影/审/查（工部局，日本领事馆压力，及政府之懦弱保全）。孙瑜的《大路》讲筑路抗日，都不能明提“日本”，只能说“敌人”。好在与观众心照不宣。就如费穆拍《狼山喋血记》以影射日本，居然得以通过，因日方不想承认自己是“狼”。

另一讽刺政府的桥段为赵丹变戏法，老王猜出名为“白银出口”，也为报纸揭露的丑闻。详情待考。

而报纸为平民“支招”的段落为去找律师为小红“起诉”，不成而“逃”。

“起诉”段落，再次涉及城市空间（垂直和水平，纵向与横向）和社会阶层关系。小陈和老王进入摩天大楼去找律师，觉得进入了“天堂”，有暖气，有自来水。而工作在“天堂”里的人们是不屑与他们来自“地下层”的打交道。只有小红和小陈的弄堂阁楼窗口是可平等交流的。

关于“现代化”过程和高楼普及率？作为对比，默片如《第七天堂》中巴黎的穷人总是住在高楼最顶层的阁楼，可俯瞰城景，而富人住在第一二层。

人物的外型和表演，有很强的“grotesque”色彩，如那位一直磕巴的把兄弟，如他们小群体笨拙而整齐的表演。一些是默片时代喜剧的遗迹，另一则是，1930年代，“freaks”成为流行文化一部分，比如丑怪的小人加入马戏团四处展演，如Browning电影“Freak”所示。具体对于袁牧之和《马路天使》的影响，待考。

影片开头的石狮子，令人想起爱森斯坦，他的《战舰波将金号》和他的论述。他应是左翼影人们所崇敬的吧。夏衍、郑伯奇等左翼影人很早就翻译过苏联导演和理论家如库里肖夫、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等人的论著。

让老古催花以表示“deflower”，观念大约来自西方文化或电影，此处有些过于明显和造作了。

总之，默片到有声片转变时期中国电影语言的笨拙然而丰富，是《马路天使》和《十字街头》充满活力的最主要原因。可惜蓬勃向上充满可能性的“黄金时代”被日军炮火和上海沦陷戛然截断。战后多是充满创伤的家庭情节剧了。若无日军入侵，中国电影史一定会被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