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照1990

《护照》电影剧本

文/〔格鲁吉亚〕Г·达涅利亚等

译/蔡小松

银幕上是一张三十五岁男人的脸。他面庞削瘦，没刮胡子，戴着一顶尼龙帽。他时不时慢吞吞地看看几页纸，操着有浓重格鲁吉亚口音的希伯莱语说道，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终于来到了这片祖先亚伯拉罕遗留给他的土地上。他明白，这一步不仅对他和他的家庭，而且对子孙后代都极为重要。

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这时我们看见，他不是在听众面前，而是在房间里对自己的妻子、女儿发表演说。

这个男人叫雅沙，他的妻子——英加。

在以一座古老教堂为最高点的小山城背景下，出现影片片名，然后是演职员表。

终年积雪的高加索山峰。一个戴皮高帽、穿厚呢大衣的六十岁男人策马驰近半倒塌的小教堂，那上面写着《民航售票处》。这是瓦赫坦——雅沙及我们的主人公梅拉普的父亲。父亲轻巧地跳下马背，将马拴在柱子上，朝直升飞机走去，农民们正往里装一包包的羊毛。

梅拉普在小城的机场里迎接父亲。他三十岁，是个出租汽车司机，头上戴着制服帽。父亲淡淡地向儿子点了点头，上了车。

出租汽车开进院子，院里是一幢有精巧阳台的两层楼房。父亲慢慢上了楼，脚下的楼梯吱嘎作响。英加正钉上木板箱将钢琴包装好，雅沙把一摞摞的儿童读物放进盒子里。父亲忧郁地看了看儿子，看了看儿媳，走到对着棋盘研究布局的孩子面前。他摸了摸女孩的脑袋，重重地叹了口气：“你们要带走的是格鲁吉亚未来的冠军。”

“这没什么，”儿媳答道，“她会成为以色列的冠军。”

从她紧张的举止可以觉察，她是这次出国的发起者。

父亲坐到桌旁，桌上放着被遣送回国者的出境护照：贴着照片的印花纸页。他拿起雅沙的护照看了看，然后冲站在门口的梅拉普：“你的驾驶证拿来给我看看。”

他把证件摆在面前。现实生活里雅沙是浅红色头发、灰眼睛，梅拉普则是黑发黑眼。但在黑白像片上他们非常相像。

“你过来。”父亲把英加叫到跟前，“你看，”他用指头点点雅沙的照片，“这个人的母亲是犹太人，而这个人的，”他指指梅拉普的照片，“却是格鲁吉亚人。怎么样？还不是一模一样……可是你说民族要按母亲的血统确定。不，亲爱的，无论什么事，最主要的是靠工具。”

他拿过英加手里的锤子，递给她一枚钉子。

“喏，请你不用工具把它钉到木板里去。”

“反正都一样，主要的不是钉子，而是钢琴。”英加不同意他的说法。

两辆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前面车里是父亲和雅沙一家，梅拉普开着后面一辆，车中坐着三个穿黑衣的老太婆，一个带吉它的男子，他正拨弄琴弦，低声哼着歌。

“哎呀！”梅拉普忽然记起，“他们忘带家乡的泥土了！”

他猛地刹住车，掉转车头往回疾驰而去。老太太们劝他直接从路旁装些土算了，但梅拉普执意不从。他把车开进院子，从车背箱里拿出小铲，在花坛里挖了点土装入塑料袋，塞到上衣兜儿里……在开往第比利斯的路上，他两次因超速而被罚停车。

当梅拉普跑进火车站月台时，那里已空无一人。只有远处呈现出父亲黑色的身影。他佝偻身子站着，两腿叉得很开。旁边是梅拉普的妻子齐阿拉。

“我来晚了？没关系，我会在姆茨赫塔追上他们。”梅拉普说。

“你同他们一起去莫斯科，”父亲说，“这两个疯子在那会把孩子弄丢的。”

“好吧。”梅拉普刚要跑开，又记起妻子飞转回身吻了吻她，问她要带什么东西回来。

“什么都不用，”妻子说，“你早些回来。”

这是瓦夏在莫斯科的普通住房。他是梅拉普服兵役时认识的朋友。妇女们收拾饭桌，梅拉普和雅沙看电视节目《时间》。小女孩正与房主人下象棋。从他涨红的后颈可以看出，他要输了。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爆炸、橡皮棍、警察的高压水龙。

“我们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啊？”雅沙不停地叹气。

“够了，”英加说道，“已经辞了职，退了房子，没有回头路。再说，伊贾叔叔还在那边等我们呢。”

“喂，”梅拉普对哥哥说，“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干嘛坐在这儿？走，去看看莫斯科吧。瓦夏，你去不去？”

“对不起，中士，”一败涂地的瓦夏答道，“我还想捞回来呢。”

兄弟俩出了门。

“去最好的饭店。”雅沙吩咐出租汽车司机。

司机把他们领到哈梅洛夫斯基中心。这家豪华宾馆里住着往来的商人、外国代表团。普通公民通常被禁止入内。但一下出租车，梅拉普和雅沙正好遇到一群像他们一样皮肤黝黑，鹰钩鼻子的巴基斯坦人。他俩随人群走进饭店前厅，不觉惊呆了。四周是大理石、喷泉，绿油油的树木直接长在石头上，用玻璃封闭的一架架电梯上下起落。

“看见了吧？”梅拉普问道，“你何必要离开？这儿就是国外，近在眼前。从这儿出去，”梅拉普一脚迈出门，“是家；进来，是国外；出去，又是家，进来……”

“公民，”一个门卫打断了他们的谈论，“您在这里做什么？”

“我送哥哥。”

“您住这里面？”

“不，我们想来看看。”

“不行。”

“喂，我们只喝一杯香槟就走。”

“不行。”

“好啦，人心都是肉长的。就让我们喝杯告别酒吧！”

“我请你们离开这里。”

“我走，我走！”雅沙叫道，“永远离开！”

一辆大型黑色小汽车驶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车里走下一位胸前挂着一个大十字架的大主教，及送行的东正教神职人员。

兄弟俩在大厅里推着装满行李的小车。英加和孩子紧随其后。孩子掖下夹着一副棋盘。

走在他们前头的是赞比亚女子篮球队。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为了什么？”雅沙再一次丧失信心。

“够了，”英加打断他，“真烦人。”

“女人！你怎么这么和我说话？”雅沙勃然大怒，“我是格鲁吉亚的犹太人，而不是什么拉脱维亚的欧洲移民。你记着点儿！”

“他说得很对，”梅拉普接着说，“为什么你们要去别处？你以为那边日子好过？”

“难道这里好？”雅沙冲弟弟大吼，“连一杯和兄弟告别的香槟酒都喝不上！”

“要是我现在搞到酒，你留下吗？”

“你搞去好了！”雅沙握住拳，拇指从食指和中指间伸出来，向梅拉普做了个嘲弄的手势。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我搞到香槟，你们就得留下。”

“留下，留下，”雅沙发着牢骚，推着车朝前走。

梅拉普跑到茶点部，那里的人告诉他，酒类早就没有了，只有通过边境检查后才能在那边的酒吧里买到香槟。梅拉普对服务员表示愿意付双倍的价钱，但是白费唇舌，还是没有香槟。

他两手空空走回柜台边。雅沙正用英语填报关单。“搞来了？一无所获！”他又埋头填单据，“研钵——算不算古董？”

“要是古时候的，就算古董。”

“研钵，英语怎么说？”

梅拉普想了一会儿：“忘了。”

“忘了……在外语学院学了三年，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知道。”

“雅沙，”英加喊丈夫，“这里的报关单用俄语填。我已经说过了。”

“你看着东西。”雅沙对兄弟说完，走到英加那儿。

柜台上留着他的护照和机票。

梅拉普站了一会，然后掏出钢笔，拿过表格，在上面写上：雅各·帕帕施维里，下面各栏都填上No。

雅沙正绞尽脑汁填报关单，忽然听到兄弟的声音：“雅沙！”

梅拉普已经站在边防检查站另一侧了。

“别着急，”他叫，“我这就回来。”

“你去哪儿？”英加惊呼起来。

“嘘——”梅拉普伸指贴近唇边。

他上到二楼，走近一间小岗亭，玻璃后坐着一名边防战士。梅拉普把护照、机票递在他面前，做出一副苦相儿，这样就与照片更相像了。不知为什么所有护照照片上的人都是这么个表情。边防战士核对了照片和本人，盖上章，按钮打开了镀镍的旋转栅门。

梅拉普跑进酒吧，买了两瓶香槟，又往回跑到栅门前，敲了敲边防军人的小岗亭：“喂，朋友，开门。”

“不行。”

“可我要去那边。”

“走开，公民，”边防军人严厉地说。“这是国境线。”

“我改主意了。我不想走了。”

“请你去维也纳找咱们的大使馆。”

“听着，这是个错误。应该是我哥哥走。”

“请你找主任去。”

“他在哪儿”？

“那里。”边防军人指了指机场里头。

梅拉普沿着一条条玻璃通道奔来跑去找主任。等他终于找到主任的房间，屋门紧锁。一个穿航空制服的女人告诉他，主任出去了。

而这时机场大厅里夫妇俩心急如焚。

“我们要迟到了，”英加啜泣道，“你去广播，让这个蠢货回来。”

“要是让人知道我把自己的护照给了别人，一定会把它没收的。”雅沙说。

梅拉普焦急地在主任办公室门前团团转。出现了一位拎着桶和抹布的清洁女工。

“他在哪儿？”梅拉普冲过去间，“登机马上就结束了！”

清洁女工说，现在是午休时间，也许伊万·彼得罗维奇在食堂。

梅拉普又在玻璃长廊里狂奔，他跑过楼梯……终于找到了食堂。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坐在一张桌旁喝汤。

“请放我出去！”梅拉普恳求道，“他们已经快误机了。”

“放您去哪儿？”伊万·彼得罗维奇问。

“回去，去苏联！”

伊万·彼得罗维奇把芥末抹在一块肉上，津津有味地咬了一口，皱眉表示不解，为什么有些犹太人没等出国就改主意不走了。

“我不是犹太人！”梅拉普大叫起来，“我的哥哥是犹太籍！”

伊万·彼得罗维奇真的吃惊了：

“这怎么回事？您不是犹太人，可哥哥却是犹太籍。”

“妈妈不一样！妈妈！我妈妈是格鲁吉亚人，他妈妈是犹太人。”

“那爸爸呢？”

“爸爸是同一个。”

“一夫多妻吗？”

“干嘛一夫多妻？！雅沙的妈妈在生他时去世了，而我妈妈嫁了别人。”

“有这种事。”伊万·彼得罗维奇同意道。

接着他说，他对梅拉普无能为力，他是运送主任，而梅拉普的问题只有边防军首长——伦茨同志才能解决。

梅拉普跑去找伦茨。

“乘客，您去哪儿？”一位空姐看到梅拉普手上的“莫斯科——维也纳”机票，叫住他。

“我要找伦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空姐看了看乘客名单。

“伦茨在飞机上。”然后她领梅拉普穿过防滑通道进入机舱。

“请您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她对梅拉普说。

“我哪儿也不坐！请把伦茨叫来？”

“乘客伦茨，有人找您。”空姐对着话筒用英语广播。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从座位上站起身。他身穿皮短裤，戴一顶插羽毛的洛尔帽。

空姐关好门，上了锁。

问讯处窗口旁站着英加和雅沙。

“他出事了，”雅沙坚持道，“您打听一下，他或是在警察局或是在医疗所！”

姑娘通过电话选择器交谈了几句。

“乘客雅各·帕帕施维利在莫斯科飞往维也纳的飞机上。”她答复瞠目结舌的雅沙夫妇。

飞机在云端飞行。梅拉普站在厕所旁，心烦意乱地吸着烟。鲍里亚·帕里施走到他面前。他四十岁，身体很结实，嘴里镶着金牙。他跟梅拉普对上火，对他产生了兴趣：“你去哪儿？”

“我哪儿也不去，”梅拉普答道，“这是个错误。”

“唉，小伙子，我们的全部生活——根本就是个错误。我就是弄错了，才把整本犹太圣经给背下来的。马里克说，过海关时有人要查问，可谁也没理这碴儿。”

“你们是‘欧利姆’（注1）吗？先生们？”一个戴犹太人小圆便帽，上了年纪的人走上前问。

“欧利姆。”鲍里亚点点头。

“去以色列？”

“去纽约，布莱登海滩。”鲍里亚笑起来。

“要是月亮上的面包抹的油多，你们还不得到那儿去。”上年纪的人气冲冲地说。

飞行员从厕所里走出来。梅拉普跟着他，开始劝说，想等飞机在维也纳着陆后，允许他不下机，返回莫斯科的费用他一并支付。飞行员不答应。

飞机飞行在欧洲上空。

梅拉普坐在鲍里亚身边。鲍里亚给他讲自己的经历：怎样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怎样和一个犹太老女人结婚，现在飞往维也纳，为躲避例行搜查，他事先通过一个外交官把贵重品偷运到那里。

“和钱打交道，我是个巨头。”鲍里亚讲完故事，取出一叠色彩鲜艳的明信片。“这才是白人应该居住的地方：夏威夷群岛！阳光，海洋，女人，没有任何反酗酒的活动！看看，多棒的巧克力！”他用指头戳着一张明信片。

“鲍里亚，”一个胖胖的，不很年轻的女人说，“我想喝水。你去拿些水来。”

“夫人，”鲍里亚深情地说，“我们的婚姻让我用掉了两千卢布。为了这笔钱，您还是自己去倒水吧。”

维也纳机场。梅拉普随乘客们走下舷梯。

“老头子！”鲍里亚兴高采烈，大喊大叫，“这就是她——自由！你看哪：四周就是完完全全的西方！”

他大声唱起了《维也纳圆舞曲》，并抓住妻子的手，殷勤地跺响鞋跟：“请您跳华尔兹，夫人。”

“先生，”对方厌恶地答道，“请让我安静安静，我再也不认识您，也不想认识您。”

梅拉普身无分文，拎着两瓶香槟酒来到维也纳机场前的广场上。一辆大型黑色小轿车无声无息地滑来，车上走下穿红色长袍，头戴法冠的天主教红衣主教。穿黑色长袍，胸前佩一个大十字架的东正教大主教步出机场。红衣主教把大主教让进汽车，车平稳地启动了。

梅拉普发现一辆出租车，跑过去，想以一瓶香槟为代价让司机送他去苏联大使馆。司机张口要两瓶，梅拉普解释道，另一瓶他回来要用。

这时鲍里亚拿着箱子走过来，他听说去使馆，愿意顺路捎上梅拉普。

鲍里亚送梅拉普到大使馆门前，自己走了。苏联大使馆位于一堵生铁铸就的院墙后。一个身挎冲锋枪的奥地利警察在使馆前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梅拉普瞟瞟警察，按响门铃。门开了，守门人探出身来。他告诉梅拉普，今天星期六，下星期一以前，使馆里没人办公。

“可我必须飞回去！”梅拉普大喊大叫，“那边有人等我。”

“星期一你带申请书来，三个月内才得到答复。”看门人说完，关上门。

梅拉普又按了一下门铃。门开了。

“喂！”梅拉普叫道，“你去找大使来，对他说，我是偶然飞来的，用了别人的护照！”

“这种情况您该坐牢，”守门人唠叨一句，又在门后消失了。

梅拉普整只手掌按住门铃。

“先生，”守门人厉声说，“你再捣乱，我就叫警察了。”

他向端着冲锋枪饶有兴味地听他们交谈的警察摆摆头。

鲍里亚在夜总会旁下了车，玻璃窗后挂着一幅幅摆好漂亮姿势的女郎的照片。他走上二楼，从一个半裸的姑娘那儿打听到什么地方能找到舒尔茨太太。他走进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屋里一位丰满的有一头卷发的女人正摆牌阵玩。

自我介绍一番后，鲍里亚说，埃里克森先生有些东西留给他。舒尔茨太太耸了耸肩答道她不认识什么埃里克森先生。

“就是那个高高的，淡黄头发的男子，”鲍里亚提醒她，“是文化专员，马里克的朋友。”

“尼赫特·费尔什坦因。”舒尔茨太太把两手一摊。

鲍里亚于是直截了当告诉她，他可不是局外人，这种把戏对他行不通，并劝道，把他应得的东西老老实实交出来。女主人按电钮叫来一个四方块头、断了鼻梁的黑人，请不速之客出去。

梅拉普提着两瓶香槟走在维也纳街头。广告牌闪闪发光，商店橱窗的灯火通明。梅拉普把酒夹在腋下，若有所思地站在酒店橱窗前，那里码着几十瓶世界各地出产的名酒：威士忌、杜松子酒、白兰地、甜酒……而在三角架最顶端——苏联香槟。

橱窗旁小吃馆的烤叉上一只喷香的母鸡缓缓翻着个儿。梅拉普进了小吃馆，想用一瓶香槟跟老板换一份鸡。

“同胞吧？”老板问。

一听到母语，梅拉普喜出望外：“喂，我用别人的护照偶然飞来的，你说，凭这会把我怎么样？”

“拉雅！”老板叫道。

一个穿白大褂，头戴厨师帽的女人从厨房里探出身子。

“用假护照越境在苏联判几年？”

“三到七年，第八十四条款。”

“我的护照不是假的，”梅拉普说，“护照是我哥哥的。”

“这并不能成为减轻罪名的理由。”拉雅说。

“那在奥地利判几年？”老板问。

“奥地利，两到五年。”拉雅说完，闪身回到厨房。

“你得听她的话，”老板说，在梅拉普面前摆上一份鸡。“她过去在苏联当检察官。”

梅拉普拿了鸡，坐下，琢磨起来。

“那么先关在哪儿？这儿还是那儿？”他问老板。

“先在这儿，后在那儿。”

梅拉普陷入沉思。

大街上，一队奥地利邮递员的管乐队正在操演步法。他们卖力地吹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莫斯科。飞机场。雅沙一家带着全部行李坐上出租车。

“喂，”司机说，“我不是刚把你们送来嘛。怎么，不走了？”

“不了，”雅沙说；“改主意了。”

“这就对了。在这儿呆着更好。”

“好什么？”英加问道。

“一切一切都好。”他扭转钥匙点头。“见你的鬼！发动机又不动了！”

莫斯科瓦夏的住房里响起电话铃。瓦夏拿起话筒。

“喂！瓦夏？……是我，梅拉普。”电话那端传来声音。

“你好，中士！你从哪儿打的？”

“从维也纳。”

“从哪儿？”

“维也纳，维也纳！那个奥地利城市。听着，不要打岔，我总共只有两分钟时间。雅沙在你家吗？”

“不在。不过他来了电话，说他们要来。”

梅拉普在维也纳的小吃馆里打电话。身旁站着老板，他看着表。

“你转告雅沙，”梅拉普叫道，“让他销声匿迹，安安静静地呆着。我很快回来，一切都会‘OK’，明白了？”

“不太明白。”

“没关系。主要的是叫他别多管闲事。不要告诉齐阿拉我在国外。你就说，我要在警察局蹲十天，让她别着急。完了！”

梅拉普谢了老板，给他一瓶香槟作为电话费。

“你得快去，”老板说，“不然他们要关门了。”

维也纳。索赫努特（这是负责遣返犹太人回国的机构）。

一名挎冲锋枪的警察在门口值班。梅拉普跑到他面前。

“这是‘索赫努特’吗？”梅拉普问他。

警察点点头。

“还上班吗？”

警察没有回答。

梅拉普敲敲门，门开了。

“您有什么事？”一个男人问他。

“对不起，我听说，你们免费送犹太人回以色列。”

男人看了看他的护照。

“您到哪儿去了？”他问道。“我们去接过您，还广播来着。”

“我晕倒了。”梅拉普说。

男人怀疑地打量他几眼。

“好吧。请去第二个房间。”

梅拉普走近门口小牌上标着“2”的房间，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的人说。

梅拉普进了屋，大吃一惊，索赫努特代表对面坐的是鲍里亚·帕里施，他上衣袖子扯破了，鼻子也被打伤了。

“你好，欧利姆。”鲍里亚说。

“您好！”梅拉普大声说道，“我是雅各·帕帕施维里。”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看鲍里亚。

“亚伯拉罕生了以撤，以撒生了雅各。《旧约全书》，第四十二页。”鲍里亚说道，拿手绢按在鼻子上。

“有人去接过我，可我晕倒了，接着我迷了路。这位同志可以作证。”他又意味深长地看看鲍里亚。

“好了，”索赫努特的代表说，“请您先在那边等一等。我就和这位先生谈完。”

“当然，”梅拉普说，“不过我妻子和孩子都病了，东西在他们那儿。对不起。”他随手带上门。

“是啊，”鲍里亚目送他的背影，说道，“正如《圣经》里所说的，时间聚集了石头，时间又使它们分开。”

“这是一回事。”索赫努特的代表说，“为什么您想去以色列呢？这里写着您是俄罗斯人。”

“我是民族友好的产儿，”鲍里亚说，“我奶奶是犹太人，正如《圣经》里写道……”

“好了，好了，我全都明白了。”这位官员说，“您可以走了。”接着大声叫道：“帕帕施维里先生！”

维也纳机场。飞往以色列的海关检查十分严格：警察、警犬、阳台上的冲锋枪手。所有乘客都必须用专门仪器检测是否携带武器。当仪器接近梅拉普时，蜂鸣器响了。他不得不把每个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把一串钥匙，一塑料袋泥土，伏尔加小汽车配电器的盖子放到桌上。有人拿起盖子检查一番，又放回原处。

飞机飞行在地中海上空。梅拉普坐在圈椅上研究地图，那上面用红线标出了“艾尔一阿尔”航空公司的飞行路线。然后他从前面座位上的小袋中取出希伯莱文的报纸，在手上翻过来掉过去。不知该从哪头儿读它。

鲍里亚走过来，“咚”地一下坐在旁边的座位上。他脑袋上点缀着一顶小圆便帽。

“一切正常，欧利姆，”他说道，“我办好了一桩小事。知道吗，我们这些重新回去的人有权购买免税汽车，而其他人要缴百分之三十的税。我已经谈妥了，我们买完汽车再卖给那个人，他给我们每人一千美元。喏，现在我给你搞了顶帽子。”鲍里亚把小圆便帽戴到梅拉普头上。“对了，我还和一个小子说好，我们明天去他那儿，他给你施割礼，免费。”

“喂，你行了吧。”梅拉普摘下小帽，扔回鲍里亚膝头。

“小声点，别乱嚷。你现在是犹太人，犹太人头上不戴帽子不能出门。你别忘了：你又一次擅越国境，那儿可不是奥地利。而且已处于战争状态。所以，你戴上帽子，再对鲍里亚叔叔说声‘谢谢’。”他又给梅拉普戴上帽子。

特拉维夫机场内鲍里亚和梅拉普走下舷梯，移民们与其他乘客分开，被单独带到二楼。穿制服的姑娘仔细看了看梅拉普，然后瞧瞧照片，又看看梅拉普……他紧张得汗流浃背。终于，姑娘为梅拉普签发了领取以色列护照的证件，并对已成为以色列公民的雅各·帕帕施维里表示祝贺。

一个接收部的代表接着同梅拉普交谈。倒霉的梅拉普晕头转向，他一会儿说要当出租汽车司机，一会儿又想起来，雅沙是个药剂师。最后发给梅拉普一百舍克利生活费，一张以色列地图。谈话者突然问了一句：“您想去移民点还是住在亲戚家？”

“住在亲戚家。我妻子的叔叔住在这里。我要去找他。”

“没必要，他们就在这里，走吧。”

隔壁房间里坐着一个上了年纪戴黑帽子的男人，还有一个更显老态女人。静默了一会儿，老太太在这当口儿认真打量着梅拉普。

“这是他吧？”老太太终于发问，“还行，我原想他会更瘦一些。”

男人站起来，走到梅拉普面前，说到：“你好！雅沙！欢迎你来。”

“您好啊，伊贾叔叔。”梅拉普感到由衷地高兴。

“英加和孩子呢？”

“她们生病了，”梅拉普不加思索地回答：“她们得了猩红热。”

鲍里亚在机场门口卖给搬运工一罐黑鱼子酱。

“雅各！”他叫住被亲戚簇拥着的梅拉普。

梅拉普走过来。

“这是咱们的叔叔？”鲍里亚向伊贾摆摆头，“你跟他要五千，不要三千。”

“为什么？”

“因为他身上有很多金子。”

然后他告诉梅拉普，将在俄罗斯小白桦饭店里等他。

这时一辆大型黑色小轿车无声无息驶近机场大楼，正像在维也纳见到的那辆一样。戴黑帽、留大胡子的犹太教拉比下了车。机场大门里走出了穿长袍的东正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拉比把他们让进车，车平稳地开走了。

伊贾开着自己的微型汽车，梅拉普和老太太也坐在车上。路上才弄清，他并不认识雅沙，仅在英加寄来的婚礼照片上见过他。

“伊贾叔叔，”梅拉普说，“您千万别激动，我不是地地道道的雅沙，我是他弟弟——梅拉普。”

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怎样因贪图香槟酒落到以色列来。

“这么说，你不是犹太人？”老太太问。

“不是。”

“可惜。我还做了那种填馅鱼呢。”

“我爱吃鱼。”梅拉普说，“伊贾叔叔，我求您件事儿，您给我五干美元，我想坐美国船，人不知鬼不觉地回苏联去，再从雅沙那儿拿回我的护照，把这个护照还他，他们就平平安安地飞来了。”

伊贾望着前面的路，若有所思，默不作声。

他们走进已准备好招待客人的房间，桌上摆满水果、巴旦杏、核桃。伊贾锁上门，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放在面前，说道：“好啦，现在你说实话，干嘛到这儿来？”

“伊贾叔叔，您这是干什么？”梅拉普惊诧不已。

“说！”

梅拉普耸耸肩，又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叙述一遍。

“这个天方夜谭我已经听过了，”伊贾打断他，“怎么，难道你们的克格勃就不会给你编个更像样的？”

“可我说的是真的。”

“闭嘴！”

梅拉普只好劝伊贾往莫斯科打电话，自己跟侄女儿澄清事实，他怎么到这里来的。梅拉普说出瓦夏的电话，伊贾目不转睛地盯住“间谍，”要了国际长途。

“伊贾叔叔，”梅拉普说，“好了，不要五千。给三干美元吧，三干就行，然后……”

“我很欣赏你的厚脸皮，”伊贾打断他，“妈妈，你听到了吧，他们编的什么？以色列好战分子现在要给俄国间谍买美国船票？这算什么，是你们的新经济改革？”

“我也不明白，”老妈妈说，“你们还吃不吃鱼了？”

电话铃响了，接通了莫斯科的国际长途。伊贾用分机听着电话。

“喂！瓦夏吗？是我，梅拉普。”

“你好，中士，”话筒里传来声音，“你从哪儿打的？”

“以后再说吧。喂，雅沙和英加在你家吗？”

“不在，他们在格鲁吉亚，呆在父亲的地下室里。”

伊贾叔叔狠狠掐断电话。

“这么说，中士同志，”他说道，“就是说我侄女儿正在你们的地下室里，在你们的刑讯室里？闭嘴！那么父亲是谁？这是谁的代号？将军的？闭嘴！听我告诉你：或者一个星期后英加来，或者我把你送去关起来。你这个破坏者！”

“伊贾叔叔，”梅拉普说，“请您不要丧失理智。”

但伊贾已经豁出去了。

“还有，你这个星期就给我坐在这儿，好让我看着你。”

梅拉普站起来。

“坐下！”伊贾大叫，抓起面前的手枪，“我要开枪了，恶棍！”

“请您先打开保险，好战分子！”梅拉普气不打一处来，他夺下伊贾手中的枪，用枪柄砸碎了一枚核桃，推给伊贾：“吃吧，叔叔！非常补脑。”

他砰地甩上门，扬长而去。

小白桦饭店，乐队正演奏著名抒情歌曲《黑眼睛》。鲍里亚微有醉意，充满激情地在台上唱歌，激动得唱跑了调。他看到梅拉普，向乐队点点头，乐手们改奏起格鲁吉亚的流行歌曲《第比利斯》。

鲍里亚跳下台，抱住梅拉普的肩头，领他到自己桌前，桌旁坐着两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

“欧利姆，”他边走边告诉梅拉普，“这两个家伙每辆车想要一千五，不过我看还能多要点儿。”

他们坐下来，鲍里亚对主顾们说：“先生们，我同我的合伙人商量了一下，我们的最低价——两千。”

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强烈反对。

“随你们的便，”鲍里亚说，“这里想买的人有的是。”

他转头问梅拉普：“喏，叔叔怎么说？给你钱了？”

“没有，”梅拉普说道，“他认为我是克格勃间谍。”

鲍里亚脸色一变。

“那，好吧……很荣幸认识你。打电话再联系吧。”说完他就消失了，仿佛他压根儿没来过这儿。

梅拉普陪着埃塞俄比亚人。

“同志们，”他对他们说，“我同意一千五。”

那两个人彬彬有礼地笑笑，也消失不见。

梅拉普只身一人。他忧郁地望望四周，都是与他不相干的人。只有邻座一位明艳动人的金发女郎向他善解人意地嫣然一笑。

梅拉普叫住身边跑过的服务员：“喂，朋友，从这儿能不能往苏联打电话？”

“干什么都行，”服务员说，“不过，先得付清帐。”

他指指摆着冷盘和白兰地的饭桌。

帐单数目比梅拉普的钱多，于是服务员请来饭店老板。当得知梅拉普是刚移民来的，老板勾销了他欠的八舍克利，并坐到他对面。

“喏，那边的改革怎么样？”他问道。

“不声不响地干呗。”梅拉普说。

“有这种私人饭店吗？”

“有。”

“那反盗窃投机局还在吗？”

“还在。”

老板叹了口气。

他们坐在阳台上可以听到驶近的警车警笛声。

车上钻出一群警察，他们动手把所有的人赶离长椅，这张长椅旁放着一只鞋盒。

“出什么事了？”梅拉普问。

“也许发现炸弹了，”老板很平静，“也许不是。”

一个小机器人从车上放到柏油马路上，他摇摇摆摆地慢慢朝盒子走去。走近了，支好枪口，就用枪口顶住它射击。每一响枪梅拉普就哆嗦一下。

城郊沙岸上，一只耷拉耳朵，无家可归的小狗晃晃悠悠地走到一艘搁浅在沙子上的锈迹斑斑的汽船前，把船嗅了个遍，叫起来。驾驶台的门吱呀一下开了，梅拉普走上晒得发热的甲板，他大汗淋漓，胡子拉碴，身上蹭的机油黑乎乎的。他眯起眼睛，想擦去衬衫上的油污。他问小狗：“这就是地中海？”

小狗闭上嘴不叫了，友好地摆了摆尾巴。

“怎么，格纳茨瓦列，你饿了？”梅拉普问道，“我也是。走，我们去卖表。”

特拉维夫。一幢幢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与随处可见的两层房并肩而立。犹太教堂，清真寺，各种牌号的新旧汽车，来自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的犹太人，世界各地的旅行者……

梅拉普在报亭旁停下步，推销自己的手表。但他从卖报人处得知，这种表和类似的旧货只能在跳蚤市场卖，就动身去市场。路上他趴在地上，喝草地喷灌器里的水。陪伴他的小狗格纳茨瓦列忧郁地看着这种场面。

在外国使馆集中的大街上，梅拉普看到一个人用手铐把自己锁在美国大使馆的院墙上。

梅拉普走过去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是我的抗议，”这个人答道，“他们不给我签证，可我不想呆在这儿。”

梅拉普说，他也不愿意留在这里。于是此人又从兜里摸出一副手铐，建议梅拉普铐在旁边。梅拉普不干，顺便向这个人推销手表。他有手表。梅拉普又想把小狗格纳茨瓦列卖给他，这个提议也被谢绝了。

特拉维夫的“跳蚤市场”。五光十色，人声鼎沸，嘈杂不堪。梅拉普在格纳茨瓦列陪同下晃着表，在一溜溜摊位前转来转去。

“先生，”一个卖清洁膏的阿拉伯人喊住他。

梅拉普走上前来。阿拉伯人从软管中挤些清洁膏在梅拉普袖子的油污上，用湿抹布擦了擦。油迹不见了。

“不错吧？”阿拉伯人问。

“不错。”梅拉普同意道。

阿拉伯人把清洁膏塞给梅拉普，拿过表，梅拉普想反对，可那个人叫起来，说货已经打开过了。只好成交。

梅拉普又朝前走，边走边向迎面的人推销清洁膏，货没卖出去。梅拉普掏出兜里的配电器的盖，但这件东西也无人问津。

结果梅拉普来到小吃摊旁，他尝了尝奶酪、青菜、水果，并不忘记扔几块给饿坏了的小狗。

他们在卖醋渍辣椒的小摊前停下来。

“成了，该够了吧？”卖主问道。

梅拉普忙抽出嘴里的一根辣椒：“我这就放回去，行吧？”

昨晚那位动人的金发女郎正在乱糟糟堆满各种各样古东方工艺品的柜台旁，检验一副银手镯。

“你好。”梅拉普打了个招呼。

金发女郎亲切地一笑，问道：“您看，这是银的吗？”

梅拉普往手镯上挤了点清洁膏，用大拇指擦了擦。银粉下露出铜的颜色。

“噢！”金发女郎惊叫起来，并自我介绍道，“杰伊恩。”

“那我是塔尔赞。”梅拉普说。

“噢。”金发女郎很欣赏这个玩笑。

“这是格纳茨瓦列。”梅拉普向新朋友介绍着。

这时有人喊道“梅拉普！”

梅拉普回头一看，在挂满花边女内衣的小铺里坐着一个胖子，他穿着运动衫、运动短裤，头上是大帽沿的格鲁吉亚厚呢鸭舌帽。胖子朝梅拉普勾了勾指头。

梅拉普认识这胖子，他过去是第比利斯的车辆检查员，曾不止一次在公路上罚过梅拉普的钱。不过这是很早的事了，大约五年前。

“梅拉普！”胖子又喊了一声。

“我不是梅拉普，”梅拉普说，“我是雅沙。”

“没关系。你过来一下。”胖子坚持道。

没办法，梅拉普向杰伊恩道了歉，走到胖子这里。

“是个美国女人？”胖子向杰伊恩摆摆头，低声问。

“是吧，”梅拉普说，“要不就是瑞典人。”

“我这儿有好东西，你叫她过来。”胖子拿木棍在纸盒里翻一阵，费劲地抽出一件透明胸衣：“瞧！皮尔·卡丹！”

“她有胸衣。”梅拉普说。

金发女郎朝梅拉普挥挥手，走了。

“那么看看短裤，也是好东西。真正的迪奥尔！你叫住她呀！”胖子扔掉木棍，双手飞快地挑捡起来。

杰伊恩消失在街角。

“短裤她也有。”梅拉普叹口气，又问：“喂，我能在你这儿往西格那席打个电话吗？我妻子英加在那边很着急。”

“不成，没交钱，他们会把电话线掐断的。”胖子喘着粗气，用帽子擦了擦汗说，“坐吧。”他指了指充足气的玩具熊。

梅拉普坐下。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别人老把我和弟弟搞混。”梅拉普说。

“像极了。你也住西格那席？”

“对，在那里的药房工作。喂，你借我一百块钱用一星期吧。”

“赫拉莫伊·阿尔伯特还活着吗？”胖子问。

“暂时还活着。我找到工作马上还给你。”

“你先别着急。大伙会帮你的。他放出来了？”

“目前是吧。”

“这就好了！”胖子轻盈地跳起来，这一举动对于他的体重来说是很令人惊讶的。他从搁板上拿下一只小小的山羊角，吹掉灰，用衬衣抹两下，递给梅拉普：“喏！你就对苏呼米的田吉兹说，这是赫拉莫伊·阿尔伯特捎给他的。”

“哪个田吉兹？”

“你看到那幢房子了吗？”胖子指一指俯瞰全城的摩天大楼，“这是钻石公司。从上数第二层，左边三个窗户，就是苏呼米的田吉兹的！今天他家举行婚礼，他女儿结婚。我们马上去，你把这只山羊角给他说：‘这是阿尔伯特给你的。’他像亲兄弟一样敬重阿尔伯特——他俩一起坐过两回牢。你——是阿尔伯特的朋友，我呢，是你朋友。他就会让我们在他那儿当磨工，明白了吗？那么，走吧，走吧！顺便再给你的英加去个电话。”

一辆六十年代出品的伏尔加行驶在特拉维夫的大街小巷。后面跟着小狗。胖子开车。

“生活是这样的，”他发表议论，“你把钓竿放到水里，等着。老天想给你什么鱼，就给你什么鱼。也许是条鲟鱼，也许，是条鲱鱼。”

梅拉普问胖子，他为什么不在这儿干本行——车辆检查员。

胖子说，梅拉普不要把以色列想成天堂。这里也充斥着各种愚蠢的法律。车辆检查员工作的意义何在？要挽救司机们的生命。可怎样挽救呢？要靠威慑！但如果不许罚钱的话怎么威慑！愚蠢！胖子气冲冲把烟头扔到车窗外。

响起了警笛。胖子停下车，点头哈腰一溜小跑到警察面前。

梅拉普看到鲍里亚，他在街对面走着，一副精明强干的模样。他一只手拎一只巨大的青铜色的枝形烛台，另一只手里是一辆小巧的三轮车。

“鲍里斯。”梅拉普叫道。

“我不是鲍里斯，是鲍鲁赫。”鲍里亚·帕里施甩过一句话，脚步不停地向前走。胖子不满地回到车上。他坐在方向盘后，猛地一下发动车。

“我刚说过，这里真无法无天！为了个破烟头要缴一百块钱！”

一幢六层楼房的院内，四个男人在棕榈树下的水泥板上玩多米诺骨牌。旁边的马路上一群男孩抢着踢球，嘴里还用格鲁吉亚语骂着粗话。妇女们也在这里晾衣服。

“你带的是谁呀？”一个玩牌的人问胖子。

“干你自己的事吧！”胖子没好气地回敬，牵着梅拉普的手，进了单元门。

他们走进房间，墙上挂着格鲁吉亚模压浮雕铜画，两把短剑，一张胖子骑摩托，身着检查员制服的大幅照片，背景为高加索群山。

胖子打开库塔伊西出产的胶合板柜，拿出一套黑西服。他打量一下梅拉普，身子探出窗外叫道：“马尔霍茨！”。

“干什么？”一个卷发年轻人正在玩牌，头也不抬地问。

“把你的礼服拿来！”

“我没有。”

“那我还把床借给你！”

年轻人不情愿地放下牌，站起身。

“这些人一点儿良心都没有。”胖子说，“五年前他们跟我借床，用一星期。这可是美纹桦木的，古董。好不容易才拉过海关。我们甭说躺了，连坐在上面都小心翼冀地。可这个恶棍已经在床上生了五个孩子了。野人！”

格鲁吉亚，西格那席。药房。电话响了。梅拉普的妻子齐阿拉拿起电话。

“齐阿拉。”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梅拉普，”齐阿拉哭了起来，“你在哪儿，梅拉普？”

“注意听我说，别出声。我——是雅沙。”

“谁？为什么？”

“只能这样。”

特拉维夫。饭店。梅拉普一身白礼服，打着领结，他剃过胡须，梳好头，同胖子一道坐在主人的办公室里。梅拉普想使妻子明白，叫英加和女儿赶快飞来以色列，而雅沙，就是那个梅拉普，原地不动，因为以色列不能有两个雅沙。

“吻你，小家伙。给你带什么？”

梅拉普挂上电话。

“为什么以色列不能有两个雅沙？”胖子有些奇怪，“这里每两人中就有一个雅沙。”

“你认为，雅沙是个名字？”梅拉普说。

“是钻石？”胖子两眼一亮。

“是钢琴。”梅拉普说完，朝胖子递了个眼色。

用铝泊和玻璃镜子装饰的大厅里可容纳四百人。苏呼米的田吉兹正为女儿举行婚礼。婚礼照格鲁吉亚——以色列最豪华的级别进行。新郎和新娘坐在帐篷里。宴会主持人身着装饰着银羊角的束腰无领长袍。舞蹈者们穿上民族服装，嘴里叼着匕首。乐队。两块装饰着像真人那么大的新郎、新娘塑像的蛋糕。带轮三角架上的摄相机、导演、摄影师和两个灯光师组成的摄相组。胖子和梅拉普不引人注意地站在墙边。

“我们干嘛站着？”梅拉普问，“坐下吃点东西吧。”

胖子答道：“如果坐下，主人就看不到了；要是站着，他就会走过来让坐。那时我们就可以把阿尔伯特的羊角送给他，还有泥土。”

“什么泥土？”坐在桌旁，头戴绣花小圆帽的男人发生了兴趣。胖子解释道，梅拉普刚从格鲁吉亚来，带了些故乡的泥土。

“让我看看。”男人请求道。

梅拉普从兜里掏出装土的塑料袋。

“好样的！让我亲亲你。”男人摇晃着，举杯酒站了起来，递给梅拉普。脚下一趔趄，红颜色的酒全洒在白礼服上。

“完了！”胖子抱住头。

戴绣花小圆便帽的男人说，他这辈子没有礼服也过来了，而且自我感觉特别好。他抓起梅拉普手上的塑料袋去交给宴会主持人，边走边捏了一撮土，吻了吻，撒在衬衣口袋里。

主持人挥手示意乐队停止演奏，把塑料袋里的土倒入一个水晶花瓶。他提议，为格鲁吉亚的土地干杯，在这片土地上，犹太人生活了两千年，并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在那里，他，席间劝酒人，上完了音乐学院。接着，他亲了亲泥土，为那个如此偶然地把它带到今天这个盛典上的人干了一杯。

大家都看着梅拉普。梅拉普低下了头。穿蓝色连衫裤的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他，然后从镜头里看了一眼，呆住了。这是梅拉普在以色列最近的亲戚——伊斯拉伊尔·伊奥西弗维奇·布罗施坦——伊贾叔叔。

伊贾叔叔夺过席间劝酒人手上的话筒，大叫起来，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下流胚、间谍，这人昨天还冒充他的哥哥跟他要五千美元，而他哥哥一家却被关在格鲁吉亚侦查机关的地下室里。

“您胡扯什么？”梅拉普大发雷霆，“我什么时候限您要钱来着？我是以亲戚的身份向您借钱。而且不是五千块，是三千？”

“你们听到没有？”伊贾破口大骂，“从这儿滚出去，你这个反犹太人者！”

“你还是自己滚吧！”梅拉普回骂道，“你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新娘的父亲，苏呼米的田吉兹，又高又壮，脸上有道疤。他走过来说，梅拉普是不是间谍，是不是侦查员，他无所谓；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也不会让一个出卖自己哥哥的男人，坐在他的桌旁，他提议梅拉普自己找门出去。

梅拉普向门口走去。

伊贾在他身后叫嚷，说梅拉普的无耻行径将为新闻界、联合国，及全国进步人类所不耻。

“摄相师先生，”胖子急忙挤过来，拽拽他时袖子。“他把别人放礼物糟蹋了。那可值两百美元。”

“这关费什么事？”梅拉普大怒。

“怎么无关？他是你亲戚。”

伊贾摇摇头。

“为什么你们这些格鲁吉亚人像蛮子一样？”他痛苦地责备道，“我维护的是我们人民的权力，而你……”

“谁是蛮子？”戴小帽的男子脸涨得通红，问道，“我们是蛮子？”

接着他抢过席间劝酒人手里装着土的花瓶，扣在伊贾脑袋上。伊贾的导演抓起酒瓶扑向老头，而新娘从一个舞蹈者嘴里拔下匕首，拦住了他的路。大家跳起来，向出事的地方涌去。

“走吧，孩子，”一个穿黑衣的老太太对梅拉普说，“没你他们会散开的。”

梅拉普刚走了一步，戴小圆便帽的伊贾的灯光师“腾”地跳到他面前，用照明器打在他的头上。

梅拉普头上裹着纱布躺在医院病床上。护士进来，给他一支温度计。梅拉普把温度计插到腋下。护士用希伯莱语说了句什么。梅拉普不懂。于是护士张开嘴，把一根指头伸进去。梅拉普理解岔了，他转眼珠向护士示意，这里不光他们俩。护士生气地拔出他腋下的温度计，塞到他嘴里，离开了。

梅拉普从窗帘缝里看到：医生搀着脑袋缠满绷带的伊贾。

梅拉普闭上眼。这时有人温柔地抚摸一下他的面颊。他睁开眼。金发女郎杰伊恩蔚蓝的大眼睛注视着他。杰伊恩微微一笑。

“如果这是个梦，”梅拉普说，“请不要叫醒我。”

他们在车上。杰伊恩开车，梅拉普坐在旁边，用清洁膏擦去白礼服上的酒渍。

“我到底还是买了首饰。”杰伊恩说着指了指膝头上套的颜色发暗的银箍，“你看是银的吗？”

“现在我们来检验一下。”梅拉普说。

他拿出手绢，又挤了些清洁膏在首饰上，擦了起来。箍上显出白银的颜色，可梅拉普还在杰伊恩腿上擦来擦去。

“塔尔赞，”她说，“我在开车。”

“我把着方向盘。”梅拉普答道，一手把住方向盘。

“塔尔赞，您现在最需要安静和冷敷。”杰伊恩微笑着说。

汽车在一条条小巷中绕来绕去，停在一座房前。

“我们到了。”杰伊恩说。

他们上了楼梯，走进房间，屋里半明半暗。梅拉普拉过杰伊恩，抱住她。

“您到莫斯科再干这个吧。”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灯亮了。桌旁的圈椅里坐着两个男人：一个日本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把梅拉普拉进了卫生间。所有水龙头被他们打开，在一片放水声中，收音机又被打开了，然后他们坐在浴盆旁边，每人对着梅拉普的一只耳朵，偷偷摸摸地说他们是某国的侦查员；他们有个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打算用梅拉普作人质交换。

“我不是间谍，这是伊贾瞎编的。”梅拉普不干。

这两个人友好地笑了笑，扒着他耳朵更快地说，矢口抵赖没有用，他早被以色列侦查机关盯上了，他自己甭想离开这里。可他们能把他转送到日内瓦。

“那杰伊恩也去吗？”梅拉普想了想，问道。

“杰伊恩，是谁？”

“喏，就是跟我来的那个姑娘。”

男人们得意地笑了。

“她是杰伊恩，正像您是雅各·帕帕施维里一样。”

特拉维夫机场。插有外交旗帜的漂亮小汽车里走下一位身材高大的黑人，陪伴他的是动人的金发女郎。他们身后的搬运工推着一堆小山似的、做工考究的皮箱。

黑人在边检处出示了外交护照。

“劳驾，请您打开箱子验关。”海关人员说。

“我是外交官！你们没有权力！”黑人勃然大怒。

“我请您，提交行李验关。”海关人员坚决地重复道。

一辆破旧的卡车驶到伊贾房前。车里坐着两个穿工装裤的小伙子。

“布罗施坦先生！”其中一个叫道。

伊贾的妈妈走上阳台。

“他现在不在家。”

“这里有份小礼物给他。”

小伙子们从车里推下一只大箱子，放在马路上。卡车开走了。

“谢尼亚！谢尼亚！”伊贾的妈妈惊恐地大叫。

对面院里走出一个矮墩墩的老头，他的装束对以色列的气候来说显得很奇特：身穿皮袄，足登毡靴，头上戴带护耳皮帽。

“你叫唤什么？”老头问。

“快把工兵叫来！这个间谍给我们扔了颗炸弹。”老太太叫道。

谢尼亚说，既然他在这里，那么什么工兵都不用叫，因为以色列还没有比他——谢尼亚更出色的工兵。他吩咐伊贾的妈妈躲起来，自己俯在箱子上。什么东西在大声嘀答作响。伊贾看看手腕，原来是那块基洛夫厂出产的大表在作怪。谢尼亚摘下表，放到兜里，做好预防措施，打开箱子。

箱里躺着穿白礼服，缩成一团的梅拉普。

“还活着吗？”谢尼亚问。

梅拉普坐起身，傻呆呆地望望谢尼亚，声音嘶哑地问道：“我在什么地方？”

“在箱子里。”谢尼亚答道，高声叫：“萨莫伊格夫娜！”

伊贾的妈妈胆颤心惊地探出身来。

“跳舞吧，姑娘！他们把你女婿弄来了。”谢尼亚说完，回到院子里。

“是您吗？”老太太胆怯地问。

“好像，是我。”梅拉普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间谍同志！”伊贾的妈妈叫住他，“您妻子来过电话，请您赶紧和她联系。格鲁吉亚那边出什么事了。”

梅拉普转身向她走来。

“不，不，千万别从我们这儿打。您去领事馆打吧。”

“什么领事馆，难道在以色列有苏联领事？”

“难怪他不知道，”老太太说，“他们已经在芬兰大使馆里待了一年了。”

小狗格那茨瓦列伸着舌头，从街角小步跑来。

梅拉普和小狗在外国使馆林立的街道上疾走。那个把自己铐在美国使馆院墙上的人，仍然站在老地方。

“好啦，我明白您的意思。”坐在梅拉普对面那位架着太阳镜的年轻外交官说，“我们会和莫斯科联系，他们检查完就把答复寄来。”

“什么时候？”梅拉普焦急地问。

“我不知道。这可不由我决定。”

“那我能从这儿往家打个电话吗？”

“抱歉，不行。我们在这里是客人。这是芬兰使馆。”外交官站起身，“对不起，我要走了。”

他们来到走廊。外交官锁上房门，走向电梯。

“不能把我留下来。您得明白！他们认为我是克格勃间谍。”梅拉普说。

外交官按下电梯钮。

“他们在边境已经抓过我一回。他们打开箱子，看了看，又关上了。”

外交官走进电梯。梅拉普也走进电梯。

“有个侦查机关想用我去交换人质。”他宣称。外交官叹了口气。

“他们扣住了金发女郎和那个黑人，可把我放了。也许他们想搞清我的接头地点。”

外交官瞥他一眼，心想：像个间谍。

他们走出电梯来到地下车库。外交官走到自己的汽车前。

“领事同志，”梅拉普恳求，“用我去换个以色列间谍吧。”

“先生，我好像已经和您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在这里照管苏联财产。只是财产——别的什么也没有！祝您万事如意！”外交官上了车。

“不，不如意！”梅拉普从兜儿里掏出手铐，麻利地把自己铐在车门上。

外交官从小工具箱里拿出改锥，钻出汽车，拧下右车门，开车走了。

梅拉普手上铐着车门站在那里。小狗格纳茨瓦列凑上来，坐到一边哀号起来。

骄阳似火。梅拉普带着车门和格纳茨瓦列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他看见一家电视维修铺，顺脚进去。

“您能不能从这儿锯开？”他向师傅指了指手铐。

“为什么不能？”师傅说，他早已见怪不怪了。

但检查完车门，他问：“是‘别克一240’型？这不是苏联使馆的车吗？”

“没错。”

“请您去别的地方锯吧。我可不想牵扯到政治里去。”

这时铺子旁走过三名身穿以色列军服的士兵。其中一人是鲍里亚·帕里施。

“鲍鲁赫！”梅拉普向他跑去。

“是沙罗姆。”鲍里亚点点头，没停步。

梅拉普夹着门跟在他后面。

“我要和你谈谈。”

鲍里亚做了个让他离开的手势，趁同伴不备，把一团纸扔到人行道上。

梅拉普捡起来一看，是张一百舍克利的纸币。

小酒店的烤盘上烤着一块令人馋涎欲滴的肉。梅拉普请老板允许他往苏联打电话。老板打量一下这个穿着脏兮兮的白礼服、手上铐着车门的家伙，张口要定金。梅拉普漫不经心地把一百块钱扔在柜台上，要了份肉和可口可乐，还要一把改锥。老板没有改锥。

梅拉普在桌旁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肉，一边看电视。电视上正播映一部印了希伯来字幕的苏联影片——《寂静的季节》，讲的是侦查员的故事。荧屏上出现在桥头交换间谍的场面。

格纳茨瓦列在桌上啃骨头。

“先生。”服务员叫他，并指给他一部电话。

梅拉普跳起来，全忘了手上铐着的车门，连桌子带饭都翻了。梅拉普道个歉，挤过去抓住话筒。

服务员赶走桌底下的小狗，着手恢复秩序。

一分钟后梅拉普像被烫了似地从话筒边蹦开。

“你们的克格勃在什么地方？”他尖叫起来。

“我想，您该上侨民部去。”一位穿军服的姑娘对他说。

“在哪儿？”

“从这儿过两个街区，再往右。”

梅拉普窜出小酒店。

“先生，找您的钱！”老板叫道。

梅拉普沿人行道飞奔。身后拖的漂亮车门呼呼作响。行人们忙不迭地闪在一旁。

“不是我想冒充谁！我该向谁提出声明？”他闯入侨民部大厅，又喊又叫。

“随你便。”坐在桌后看杂志的人答道。

“那我就向您声明！”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这人又死盯着杂志。

“我想，您该去找亚伯拉莫维丘斯。”抱着纸夹的妇女告诉梅拉普，“在三楼。”

梅拉普向楼上跑去。豪华型汽车的车门碰到楼梯响起一片轰鸣。

亚伯拉莫维丘斯屋里还坐着两个女同事。他宣称，梅拉普是不是雅沙不关他的事。如果他要走，得承担全部费用，不然就请便。

梅拉普吼道，在家里，父亲带着雅沙的女儿上了山，梅拉普不回家，他决不把她交出来！父亲还拿着枪！雅沙已经疯了！他们还互相对射！

亚伯拉莫维丘斯说，这不关他的事。他们自己的麻就已经够多了，没功夫再管梅拉普的家庭事务。

梅拉普叫起来，他哥哥正是犹太人！以色列应当关心自己的子民！并有责任让梅拉普换回他的哥哥雅沙。

亚伯拉莫维丘斯反驳道，先得证明，梅拉普本人不是犹太人。

于是梅拉普提议亚伯莫维丘斯跟他去厕所证实一下。

对此，对方答道，他，亚伯拉莫维丘斯只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去厕所，而不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去。

梅拉普说，可以去问随便哪个西格那席的居民，他是不是格普吉亚人。

亚伯拉莫维丘斯答说，凭他自己那份微薄的工资无法飞遍整个西格那席，更何况山上还有持枪的疯子跑来跑去。

“那，好吧，”梅拉普疲惫不堪，“您这儿总会有改锥吧？”

格鲁吉亚。夕阳映照着夜雪的山顶和建筑在峭壁上的古老的教堂。瓦赫坦和孙女就躲在这座教堂里。悬崖下停着两辆警车，车下有一名拎着喇叭的警官，几个警察，还有雅沙、英加、齐阿拉和一些农民。

“尊敬的瓦赫坦，请您下来吧，”警官用喇叭劝道，“您想想看：区苏维埃代表，共和国荣誉老战士，可您给人们做出什么榜样呢？多不体面！”

瓦赫坦持枪出现在要塞小窗口，小姑娘从他背后探身喊道：“爷爷说了，要是我去西方，就会变成吸毒者、妓女。可在这儿我会成为冠军，还能免费周游世界！”

特拉维夫。夜晚。汽车站前的广场空无一人。

梅拉普走进电话亭，向四周张望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一截铁丝，在自动电话里鼓捣一阵。硬币从里面落到他手上。

梅拉普在车站里聚精会神研究挂在墙上的以色列大地图。然后走到窗口，递上一把硬币说道：“一张去吉尔雅特一施莫纳的票。”

姑娘笑起来。

“这不是钱，是电话牌。您受骗了。”

“那您买下好了。”梅拉普微笑作答。

“为什么？我有电话。”

“遗憾。”梅拉普叹口气。“什么时候来车？”

“过两小时。”姑娘说完，关上窗。

梅拉普望望周围。一个人没有。只在远处有个人趴在路上爬来爬去。梅拉普走过去。

“先生，您要电话牌吗？”

“我要这个干什么？我没人可打电话。”这人埋怨道。这是谢尼亚老头儿。“你站着干嘛？来帮我找眼镜。”

梅拉普从地上捡起眼镜，递给他。老头儿戴上眼镜，认出了梅拉普。

“啊，是你呀，女婿？”

“是我。”梅拉普道。

“你去哪儿？”

“不去哪儿，就是随便走走。”

“那走吧，我们去喝几杯。”谢尼亚说。

他们沿滨河大街走去。穿着华丽的人们在街上散步；灯光通明的饭店里传出乐曲声。虽然已经很晚了。沥青铺就的广场上仍有人在卖旧汽车。谢尼亚讲述他是来找孩子们的，可他们搬到美国去了。他们叫他一起去，可是他没去。既然说过，要来这里，就应该留在这里。没必要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到各地奔波。战争期间，谢尼亚曾是白俄罗斯最大的游击队里最出色的侦查员。

他们来到伊贾住的大街上。伊贾楼上的每扇窗都放下了百叶窗。门上挂一块小牌，写着：出售！

“他去澳大利亚了。”谢尼亚说，“不让告诉别人。”

对面院子里停着一辆大冷藏车。上面也有一块“出售”的牌子。这样的牌子也挂在谢尼亚干活的仓库铁门上。原来，伊贾是他的老板。

谢尼亚打开铁门上的锁，带梅拉普进了大冰室，墙边架子上堆满了冷藏的蔬菜。这里有大约零下二十度。谢尼亚习惯白俄罗斯的严寒，所以有一种思冷病。

谢尼亚套上皮袄、手套、皮帽，给梅拉普一件棉衣。又从小柜中拿出一瓶伏特加，几根酸黄瓜。他们为相识干了一杯。梅拉普试着咬了口黄瓜——冻得跟冰块似的。

“你得先敲敲它。”谢尼亚告诉他。

他拎起手风琴拉起来，唱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梅拉普头一次感到自己放松下来，像在家里一样。

“谢尼亚大叔，”他低声说道，“我想从这儿跑出去。”

“去哪儿？”他问。

“回家，去找妻子……找父亲。”

“我对你表示敬意，”谢尼亚说，“来，为你父亲干一杯。”他们又喝了一杯。谢尼亚说，逃出以色列根本不可能，不过梅拉普很走运；谢尼亚喜欢他，而谢尼亚——是偷越边境的专家。打仗的时候他曾经打入敌后一百六十次。

“向上帝祈祷吧，能让你遇到我。”谢尼亚说，“走吧。”

“等等，谢尼亚大叔，”梅拉普说，“可能，有人盯我梢儿。他们认为我是个间谍。”

“他们见谁都这么想。你可不是什么间谍。我的这双眼睛——是钻石！你等在这儿。”谢尼亚出去了。

梅拉普冻得要死，便在仓库里跑跑跳跳。他发现尽里头的墙壁上贴着一张谢尼亚的照片，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胸前挂满军功章。

谢尼亚带回来一包衣服。梅拉普脱下礼服，换上犹太教徒的衣裳：黑帽子，黑丝长袍，黑短袜。他请谢尼亚把礼物交到格鲁吉亚犹太人手中，好还给胖子。

谢尼亚给梅拉普双颊粘上长鬓角，说出了百己的打算：梅拉普钻到冷藏车下，扒住；谢尼亚开车。等出了城，梅拉普再到驾驶室来。到了预定地点则见机行事。梅拉普不喜欢这个计划：“我扒在什么上？方向接合器？”

“你找个东西呗，”谢尼亚严厉地说，“不要乱吵吵，指挥战斗的是我！”

他们上路时又干了一杯，谢尼亚抓了一捆绳子，一个军用水壶，下命令：“前进！”

他们走出仓库。谢尼亚锁上门，而梅拉普钻到冷藏车下。

“停下，”谢尼亚小声说，“过来。”

梅拉普从车下爬出来。谢尼亚低声道，那边有个可疑的家伙瞎溜达，谢尼亚不喜欢他。这个家伙在沿河大街上闪来闪去。

“这么办，”谢尼亚决定，“你从前面绕过去，向他借个火。我到背后给他一下。然后捆起来，扔进车里。”

“您怎么给他一下？用什么？”

“耳朵后面，这里有个穴，用指头在上面一戳，对手就昏过去了。动手吧！”

一个穿夏威夷衬衫的胖男人在院门口吸烟。梅拉普走来，向他借火……

西奈沙漠。清晨。冷藏车在沙丘间的公路上行驶。谢尼亚开车，梅拉普坐在旁边。两个人心情舒畅，用二个声部唱起了四十年代风靡的格鲁吉亚歌曲《苏里珂》。

汽车绕过一个骑毛驴的贝都英人。那人目送汽车。

“停住，”谢尼亚猛地刹住车，“这个家伙我也不太喜欢。”

“有什么不喜欢？”梅拉普耸耸肩，“人家走自个儿的路……”

“孩子，你听我一句。我的眼睛可是钻石。”谢尼亚说道，伸手去抓水壶。

加油塔旁，他们给油箱加油，吃些东西。谢尼亚拿水壶倒了一纸杯，呷一呷，干了。

“谢尼亚大叔，该差不多了吧？”

“放心，我自己知道分量。”

加油工摇了摇头，收拾好桌上肮脏的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