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脱险

本来电影就是虚构的，喜剧片更是要设计出无数的巧合，才会通篇充满笑点。笔者也认同这一点，但俗话说，天衣无缝，真正的神品是看不出人工斧凿之痕的，事情的发生都很自然，添一分太肥，减一分则过瘦。相反，过于明显的设计痕迹则会给观众的笑声打上几个折扣。所以说，笔者认为喜剧情节设计的理想状态是观众的会心一笑，此笑意味深长，常品常新；而非仅仅停留在被演员滑稽的窘态所刺激出来的空洞爆笑。《虎口脱险》中的笑料很多，并且不乏经典，在情节设计上也颇多精妙之处。比如两位法国平民斯坦尼斯拉斯和奥古斯丁，他们俩在小旅馆里阴差阳错和德国军官互换睡床的那一段：被震落而倒了个个的门牌，为后续情节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并且给观众提了个醒，“打起精神吧，马上就有好戏看啦”。还有那斗鸡眼的射击兵，发出乌龙弹击落自家飞机的情节，充满了可爱的黑色幽默，这些地方设置精当，意味深长，都是值得称道的.

时光流转，丰碑老去了，风磨雨饰，也许它的表面不再锃亮，铭文不再清晰，但对于千千万万电影人，电影迷来说，《虎口脱险》是一个标志，会长期屹立于心。

提起战争片，也许我们想起的是《拯救大兵瑞恩》的悲壮与惨烈，亦或是《血战钢锯岭》的信念，但是战争片也不一定是沉重的，就像我们也会有《举起手来》这样的战争喜剧。回溯电影历史，最出彩的仍然是这部经久不衰的法国战争喜剧——《虎口脱险》。

《虎口脱险》上映于1966年，由法国的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和布尔维尔主演，当时在法国上映时引起了轰动，而后被引进了当时的中国，陪伴了老一辈人的电影时光，至今网上还有保存有上译版的高清资源。“《虎口脱险》的影响超越国界，超越时间。”我想搜狐的评论可以很好地去定义这部经典。

《虎口脱险》是一部看不厌的喜剧，就像本人在这几年来已经不止十刷本片。影片讲述了二战期间，一架英国飞机被德军击落，机上的一队皇家飞行员被迫降落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地界，他们兵分几路，结识了指挥家拉福和油漆匠布卫。在法国人民的不断帮助下，成功从德军虎口脱险。故事其实很简单，但是整部影片下来，你会发现笑声始终不停，这正是这部战争喜剧的魅力。

影片开场，红绿暗色调的轰炸现场，若隐若现的防空炮凸显了影片的年代感。

虽然这是一队英国皇家空军，可在影片中也少不了幽默的情趣。当离开了战区飞到法国时，彼得指着地图的破点指示位置，队长还哼起了片中金曲《鸳鸯茶》，初始奠定影片的轻松基调。

“机尾中弹”事件引发了后续剧情，他们分别遇到了不同的法国友人，也正式开始了东躲西藏、计划逃亡的生活。在躲避德军的过程中，各路角色悉数登场。

中队长剪掉了英国标志的大胡子；

运气较差的彼得不仅连累了油漆匠布卫，而且肩膀负伤，幸好遇到了女主角茱莉亚与木偶剧团的帮助；

而麦金托什遇到了指挥家拉福，为了躲避德军少校的追踪，玩起了女装play；

各路人马在逃亡道路上一边登场一边落幕，而主角众与德军斗智斗勇，遭遇大反派德军少校的穷追不舍，最后坐着滑翔机翱翔于天迹，虎口脱险……

在不断发展的影片故事中，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活的角色，无论是英国军人，被追踪的法国逃犯，还是德军大反派，甚至是普通的法国市民，都有着角色魅力所在。

大胡子中队长没有作为队长的严肃风格，而是展现出职业军人的老练，时而沉稳，时而狂妄；

飞行员彼得在片中较为冷静，在片中也是颇多受难，但在被德军审讯时守口如瓶，重复着“我叫彼得·库明翰，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编号是221！”，有着不屈的军魂；

麦金托什则是代表了新一代军人的年轻质感，形象多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显得较为顽皮，时而的缺心眼还引得观众捧腹大笑；

女主角茱莉亚美丽大方，心地善良又冰雪聪明，面对德军的追击，从始至终积极地帮助空军一伙的行动，也因此俘获了油漆匠的芳心，是德军在法国占领区中，法国反抗人民的缩影；

然而众多的人物其实都不及那一对虎口活宝——指挥师拉福和油漆匠布卫富有生气，这对活宝，在逃亡路上，相互嫌弃，嬉笑怒骂，是对欢喜冤家，承担了本片一半的笑点，看他们俩打嘴仗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指挥师拉福先生在巴黎歌剧院带领乐团，在一次乐队排练中被德军少校打断，脾气暴躁的他当场折断了指挥棒。逃亡过程中他不断地发牢骚，对同行的油漆匠布卫更是使出上层贵族的剥削本领，觉得鞋子不合脚就强迫他换鞋，觉得车子不好骑就换车，还爬到了布卫的头上去导航，可见他本性就带点娇气。

但他也并非只是个累赘般的角色，为了保护麦金托什，他开口呛德国少校；在布卫心灰意冷时，他留下来安慰布卫；在飞行员救援彼得时，他和布卫跟少校拖时间，并不是在枪杆子下就屈服强权的软脚虾。

虽然平时傲娇，但是讨喜，这样的角色在喜剧大师路易·德·菲奈斯的演绎下，活灵活现。

油漆匠布卫先生原本只是在德军一旁的大楼刷刷油漆维持生计，遇到彼得他是拒绝的，然而阴差阳错地被德国军官点名是叛徒，被迫逃生，是片中典型的底层小人物。不过他的勇敢与坚强，却远胜于其他的非军队角色。为了帮助英国人，他装成了德国军官，虎口犯险；他也多次救出了困境中的拉福先生。

但他也有属于底层人民的胆小怕事，其实光从演员布尔维尔的几个神态，几句台词，我们就能发现他也有的胆怯一面。

布卫与茱莉亚的相处中，他逐渐动情。我想，战争结束后，他肯定会履行“奥古斯塔将军”的诺言。

其实这样的角色的对于观众来讲，代入感更强。社会底层人民，懂的东西也不多，正如生活之中的你我他，只是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便在这次逃亡中，被茱莉亚的爷爷称为“法国英雄”。

布卫无疑是本片塑造得最成功、最立体的角色。

片中多次出现的法国民众，对英国人的帮助，对所谓“德国鬼子”的鄙夷，也显示了在那个时代，反德法西斯的观念深入了法国人心中，被敌军占领家园的愤恨，也驱使着他们，向英国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其实这个《虎口脱险》故事存在很大的bug，在部分剧情上禁不起观众的推敲，毕竟在守卫森严的德军占领区能够不伤毫发地逃出生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其实就是一部活脱脱的抗德神剧。

为了喜剧效果，片中德军的形象蠢化、喜剧化，部分角色甚至没有智商可言，德军岗哨不严，作风死板，甚至于让斗鸡眼的士兵去担任机枪手，这也是本片被【某些观众】诟病的一面。

但是如此的法式意淫故事，仍然在现实的架构中，延展它自身的逻辑，在影片的喜剧效果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就是属于法国人的喜剧浪漫，无需太多的较真。而相比之下，国内又有多少喜剧片能与这部60年代的老片，一较高下呢？

毕竟，拍喜剧电影，逻辑虽是不能缺少的，但也不是最重要的。

那些能够引观众发笑而又略带感动的喜剧故事，以及能够活灵活现、具有立体感的喜剧角色才是最重要的。我想，这部经典，应能被称为战争喜剧的巅峰。

写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喜剧片，『虎口脱险』，一部1400万法郎打造的恢宏巨著，一部喜剧界至今难以超越的传奇。 写给中国电影史上最棒的译制片，『虎口脱险』，一次凝聚了那一代最优秀老戏骨心血的配音，一部配音效果丝毫不输原声甚至更加精彩的影片。 今年，是她的50岁生日，中文译制片上映的第35个年头。在那个没有任何特效可言，就连飞机被炸都只能粗劣地涂白油漆代表的年代，电影唯一吸引观众的方法就是剧情和演技。而到现在，已有三代人在它精巧设计的剧情和演员出神入化的演技带来的笑声中成长。 <图片18> 为了这篇文章，刚又去看了这部片子，第17遍。 =======下方有剧透，剧透，剧透，小心！======== 先说片名：La Grande Vadrouille，法文原意：一次盛大的闲逛。什么鬼？这个让人完全联想不到战争的无厘头片名，就这样戏谑地将正宗法式幽默表现得淋漓尽致——连国破家亡，生死未卜的战争，都能用“闲逛”二字轻松带过，除了法国人还有谁。 可如果把片名直译来，国人一定没法理解这种幽默。于是『虎口脱险』这个听起来险象环生，刺激无比的名字诞生了。这个看似只是比喻意义的“虎口”，却在电影一开始（中队长降落动物园老虎旁），就直接被点了题——好像这片本就是中国人拍的，原名就该叫“虎口脱险”，还有什么译名更加合适？对比下港台的译名『横冲直撞出重围』和『大进击』，甚至英文译名『Don't Look Now... We're Being Shot At!』，无疑都逊色许多。 <图片17> 影片开场，马达轰鸣，爆炸连连，炸弹如雨点般落下，辅以鲜红和鲜绿不断快速变换的背景，让人心一下就提到嗓子眼，似乎这又是一部以“惊险刺激”为卖点的典型战争片。说好的喜剧呢？ <图片15> 当烟消云散，清晨来临，飞机冲出云层，色彩基调立刻变成柔和的蓝色，音乐也换成欢快的节奏——机长一边驾机一边吹口哨，哪怕最后机尾中弹，火焰熊熊，只能弃机跳伞，却依旧不改这种欢快。看惯了抗日“价值观”片的我们未免觉得有些太轻浮。然而当看完整部电影，发现所谓的“战争片”竟一个人都没有死掉，甚至几次为了告诉你“敌人尽管很惨，却没有死”而特意加镜头（如酒窖纵火后给德军士兵松绑，击落侦察机后飞行员跳伞），你才会明白导演乌里希望通过这种欢快所表达的思想，一部看似矛盾的『战争喜剧』的精神所在。 英国人，尽管有3个，但他们其实是一个人：军人。长年军旅生涯使他们不自觉地表现出同样的特质：英勇而乐观，守纪律肯牺牲（如麦金托什扮妓女），却不失人性（如偷窥裙底、酗酒、亲嬷嬷）。全片中这3人间没有过任何冲突，一切都整齐划一，像同一个人。这种划一不仅在性格上，哪怕在乡间逃命，都会不自觉地吹着同样的口哨齐步而行，仿佛是一次行军——这几秒钟的镜头不仅是个笑料，更是导演刻画角色入骨的神来之笔。 <图片8> 更有趣的是片中的德国人，德国鬼子。德国人是片中的“敌人”，但他们每个都不是泯灭人性的魔鬼，而只是服从他们长官命令的军人而已。这种种形象都借少校阿克巴赫这个典型表现了出来：打断指挥排练，他会说抱歉；还有那句经典的“我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秘密警察。你要不肯说，我就只好把你送交会让你开口的有关部门了。”言下之意，正规军有自己的操守，哪怕在占领区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操守；将军庆生，可以在法国人家宾主尽欢，还不忘教导“怕老婆”的法国人男人才是当家的，完全像是好朋友；而包括彼得和两个法国人先后被捕后，也都被人道相待。最令人惊讶的一幕是，跑到法国人家的搜查的德军士兵，竟能毫无怨言地帮助女主人搬箱子！ <图片4> 此片难能可贵是没有违背史实妖魔化德国纳粹——在历史上，他们确实除了对犹太人一定要赶尽杀绝，对已占领区的其他族人是相对友好的。这点和日本人完全不一样。 <图片10>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法国人，斯坦尼斯拉斯和奥古斯丁之间。两人一人是著名的指挥家，连德国人都要敬他三分；另一人却是社会最底层的油漆工，社会上没有任何他的存在感。本来这两人生活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却阴错阳差被迫共同踏上了逃亡之旅，注定不会合拍。他们各自的缺点，两人之间的矛盾，全都被恰到好处地制造成了笑料。如奥古斯丁胆小怕事又好色，却愿为心上人去逞英雄；斯坦尼斯拉斯当惯了“指挥”，就连推车都要去指挥（而且导演竟让他指挥推了两次车），可另一方面却处处缺乏生活技能，连骑车都不会，使他不得不依赖（或者说欺负）奥古斯丁。他们在片中不断争吵，却每个人也都救了对方n次。他们尽管有种种缺点，却都甘愿为救英国人而将自己陷于危险境地，乃至四处逃亡。看过那么多国家的电影，私以为只有法国人敢于直面甚至自嘲自己民族性格中的缺点，并以此为乐。 <图片7> <图片19> <图片14> 读到这里，相信你已明白，导演真正想刻画的：不是出现最早，人数最多的英国飞行员；不是“有人性的占领者”德国人；也不是没来得及写到的朱丽娅或者修女嬷嬷，而是这两个法国人。其余所有人的戏份，都是为了衬托他们俩。毕竟，这是一部法国电影。 法国人与英国人，除了英国人营救法国人的情节外，片中没有描写太多。比较有趣的场景是土耳其浴室中队长带着奥古斯丁偷德国军装，一开始奥古斯丁极为拒绝，然而一边喊着“我不干”，却一边接住了中队长递来的军装。

法国人与德国人，一方面是少数法国人对德国占领者恨之入骨，如企图炸死德国司令的（地下党？）；可另外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德国占领下平静过自己的日子，甚至为他们服务——斯坦尼斯拉斯为德军司令演出，奥古斯丁为德军司令部刷漆，这两幕场景的出现绝不是巧合。当然这跟德国人以礼相待法国人也有很大关系。这两点，或许就是法国作为一个大国却如此快沦陷的原因。然而，一个细节却道出压在法国人心底的愤懑：德军指挥部失火，士兵对赶来的消防队大喊“快灭火！”作为消防员的法国人不敢不从，却选择将手中水枪直接喷向他的脸。 <图片13> 还有更多的笑料没有针对国籍，而是直接指向了人性：麦金托什在朱丽娅家教奥古斯丁唱『鸳鸯茶』时，两人引吭高歌，歌词是“我爱你，你爱我”。等到他赤身裸体进了土耳其浴室，到了疑似大胡子面前，独特的暧昧氛围却让他难以启齿，唱出歌词也变成了“我跟你，你跟我”。同样的细节也出现在彼得和斯坦尼斯拉斯身上。仅用一字就把心理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这真要感谢翻译台词的前辈，否则我们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微妙。而『鸳鸯茶』更是翻译者的神来之作，英文『tea for two』翻译成中文，有什么能比这三个字更加“信、达、雅”呢？说句题外话，说英国是腐国真不是黑，就连几个老爷们接头，都要选在浴室，还选这么一首暧昧情歌当暗号…… <图片5> 与情节一样值得称赞的是演员的演技。扮演指挥家的路易·德菲内斯，是法国喜剧大师，虎口脱险正是他的成名作。片中他指挥乐队排练的镜头，前后出现了5分钟之久。令人惊讶的是，据身边交响乐团的朋友说，他指挥乐队的手法甚至神情，一招一式，都与真正的专业指挥家没有丝毫区别！似乎他不是演员，而真的是一位指挥家。 <图片2> 布尔维尔，人称“法国最可爱的老头”，扮演油漆匠时他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角了。可以说，很多中国人对法国平民的印象，都来自他成功塑造的这位法国油漆匠。油漆匠的性格没法通过大场面体现，只有用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慢慢深入人心，无疑，布尔维尔做到了这一点。日后，他和借助虎口脱险一战成名的德菲内斯、导演/编剧乌里被并称“法国喜剧铁三角”。 <图片12> 纵观整部电影，只有两处能算作小瑕疵： 一处是骑摩托车的德军士兵被油漆线带下山崖后，并没有交代后续下场，这是全片唯一没告诉你“他还活着”的场景。或许是中国版里被剪辑掉了（完整版132分钟，我们看到的译制版只有123分钟），也或许是导演已经通过他落崖后立刻传来的落地声告诉了我们：悬崖并不高，他一定还活着。 <图片9> 另一处则更匪夷所思：轰炸机上本有5名机组成员，跳伞前的镜头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图片1> 跳伞后，只逃脱3个，另外2个被德军俘虏了，从少校的话中可以得知： <图片3> 然而逃脱的3个人却没有任何等待或寻找那2人的意思，连一句要找他们的台词都没有，而是自顾自开始逃亡。对于奉行集体主义的军人而言，这实在是个细思恐极的情节，也是全片唯一能算作“败笔”之处。但愿也只是被剪辑掉了而已。 与影片的瑕不掩瑜相比，上译厂老一辈配音演员的付出，真能称作毫无瑕疵！尚华、于鼎、杨文元、严崇德、翁振新、童自荣、程晓桦……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联袂缔造了这个不朽的经典。 位于徐家汇的上海电影博物馆，是我这个看过国内超过300座博物馆的人心中的TOP3。其中一个展厅，专门讲述了那些老配音演员的付出。你可以在那里听到他们的声音，读到他们的故事：指挥家的配音者尚华老师，配音时已年逾花甲，可为了一句台词甚至会反复配音几十遍，日思夜想，不断揣摩，甚至追求对口型，直到终于满意，却已近乎病倒…… <图片20> （图片来自上海电影博物馆网站） 当你看过这部电影许多年，你可能已经忘记了片中每个人的相貌（毕竟我们对西方人常脸盲），却永远都会记得那些不朽的声音： “麦金托什先生，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尚华（指挥家） “我缺刷子，我要买一大盒新刷子……我要圆刷子”——于鼎（油漆匠） “你们把我当傻瓜啦？！”——翁振新（德军少校） 不论何时，只要提起虎口脱险，我们脑海中先浮现起的一定是这些幽默诙谐却不失穿透力的声音。国外的伟大电影有很多，然而单靠字幕，我们永远也没法真正理解一部电影的精神。感谢配音老前辈，感谢上海译制片厂，让我们第一次得以像欣赏一部国产电影一样去深刻理解一部外国电影。如果没有伟大的配音加持，或许我只会认为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却绝不可能称作“伟大”。 用滑翔机胜利大逃亡的画面做结尾吧——为了等待这风，剧组足足等了5个月。 <图片16> 我知道，此刻在你脑海中回荡的声音，一定是： “不~对~啦……风把我们吹回去了……你看啊……该死的风！”——于鼎（油漆匠）/杨文元（中队长）

很多都说本片用喜剧手法表现了战争的残酷，战争的残酷不一定要用血腥来表达～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认为本片并未想表达战争的残酷～它只是想用戏剧的形式抚慰人的心灵，讽刺战争的无意义～ 在影片的最后，中队长和油漆匠，指挥家一行人在空中撑着滑翔机自由的飞翔也凸显了战争结束后人们获得自由的美好未来～总之这是一部精神大餐～我们不得不感叹法国人的喜剧天赋～

Résumé

La Grande Vadrouille est un film français sorti en 1966, dès son apparition, il a connu un grand succès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 En tant qu’une comédie qui porte sur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omment La Grande Vadrouille a réussi à faire rire un si grand nombre des Français sans les gêner? Dans cet essai, on essaiera de traiter principalement cette question dans deux perspectives — le Zeitgeist de l’époque et l’application de l’humour comique. Ces deux facteurs, ainsi que d’autres conditions favorisées, contribuent au succès impressionnant de La Grande Vadrouille.

Mots-clés

La Grande Vadrouille, l’Occupation, la réconciliation sociale, la politique malrucienne, le film à tandem, la dualité.

Introduction

La Grande Vadrouille, une comédie qui se déroule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st sortie dans les salles en 1966, depuis une semaine, un orage a secoué le cinéma français. C’est un film qui : mobilise la grande foule, et dans les salles où on le projette, déchaîne des tempêtes joyeuses.

Le film a reçu plus de 17 millions d’entrées et a remporté le meilleur score du box-office de l’année 1966, il le demeure pendant plus de 30 ans avant d'être dépassé par Titanic en 1998. Jusqu’à aujourd’hui, il constitue encore un des plus grands succès des films français dans l’Hexagone. Presque tous les Français l’ont vu à un moment ou à un autre. D’après le sondage réalisé par BVA en 2015, La grande vadrouille reste le film le plus populaire en France, presque 50 ans après sa sortie en salle. Et puis, l’acteur principal du film, Louis de Funès, reste l’acteur préféré des Français, 30 ans après sa mort.

Vu comme une tentative de lever le verrou sur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 film est aussi marqué par le casting au top et les larges moyens déployés. Réussi à réunir Bourvil et de Funès pour la dernière fois sous l’objectif de Gérard Oury et Claude Renoir, il s’agit aussi d’un film de très grosse production, il a eu le plus gros budget du cinéma français à l’époque, financé à la suite de triomphe commercial du Corniaud(1965), précédent détenteur du record.

Pourtant, un autre film sorti en même année n’a pas eu la chance d’être inscrit dans l’histoire du cinéma français. Paris brûle-t-il?(1966), un film qui possède les mêmes caractéristiques susmentionnées et qui porte aussi sur l’Occupation et la Résistance, est vite tombé dans les oubliettes après avoir reçu moins d’un million d’entrées.

Alors pourquoi La Grande Vadrouille a-t-il réussi à obtenir un succès colossal, à la fois instantané et durable, et constitue enfin un phénomène exceptionnel? Dans les passages suivants, on essaiera de trouver la réponse à cette question.

1. La toile de fond

1. La réconciliation sociale de la guerre

« L’important, ce n'est pas le temps que l'histoire raconte, mais le temps où elle est racontée. » dit Foucault. La Grande Vadrouille a été tourné dans les années 1960, pendant les Trente Glorieuses, époque marquée par le rapid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qui réparait la confiance nationale chez les Français. 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contribuait à la réconciliation franco-allemande, l’Allemagne n’était plus considérée comme l’ennemi, le dernier tabou sur la Guerre s’est à ce moment brisé.

Il faut plus de vingt ans pour que la blessure et les stigmates de la guerre soient délicatement guéris. En même temp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ne cesse de passionner et de fasciner le public. Alors le désir de narrer l’histoire de cette période sombre et triste fait partie du Zeitgeist des années 1960. En 1966, l’occasion de transmettre la mémoire de l’Occupation comme sujet comique est déjà mûre, les Français osent enfin rire d’une époque si cruelle et honteuse. Le cinéma se fait miroir de l’époque, l’apparition de La Grande Vadrouille correspond parfaitement au désire du public :

Le succès du film a révélé à l’inverse que la France de 1966 attendait plutôt une bonne occasion de pouvoir rire franchement sur l’Occupation, souvenir d’une autre époque.

1. Une grande idée de la France

La Grande Vadrouille se trouve parmi les films patrimoniaux, c’est-à-dire les films français qui parlent de la France et qui ont obtenu de grands succès publics. Alors pourquoi le film peut-t-il toucher à toutes les couches sociales? Une des raisons est ce qu’il est un reflet du cadre gaulliste qui domine l’époque.

Charles de Gaulle a dit: je me suis fait une certaine idée de la France. En appliquant la politique malrucienne, le gouvernement gaullien cherche à rétablir le grandiose et la dignité de la France. La mission est de :

rendre accessibles les œuvres capitales de l’humanité, et d’abord de la France, au plus grand nombre possible de Français, d'assurer la plus vaste audience à notre patrimoine culturel.

Le courant dominant de l’époque est de récréer la reconnaissance patriotique de la France chez les Français. Pas nécessairement par intention, mais La Grande Vadrouille a achevé ce qu’a mal réussi à faire André Malraux.

Pour le peuple frança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st beaucoup plus qu’une simple blessure à la puissance nationale, elle constitue aussi un trauma sur l’amour-propre français et sur l’esprit national. L’Occupation a déchiré géographiquement l’Hexagone, tandis que la collaboration l’a blessé psychologiquement. Gérard Oury a eu bien des soucis à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l était délicat de tourner une comédie se passant sous l’Occupation, il a fini par répondre par la négative:

Dans toutes les choses dramatiques il y a des choses comiques, et dans toutes les choses drôles il y a de quoi pleurer.

En effet, il est possible de faire rire sur n’importe quel sujet, à n’importe quel moment, pourvu qu’il y ait une acceptabilité morale du spectacle.

Alors on voit que dans le film, la France est une France sans collaboration, sans pétainistes, sans police vichyssoise, une France unanimement résistante — la Résistance est partout et les non-résistants sont toujours prêts à s’en faire complices. C’est vrai que le film se déroule autour de la libération des aviateurs anglais, mais les personnages principaux sont en réalité le tandem de Bourvil et de Funès, qui représentent ensemble les Français. Ainsi, le film arrive à reconstruire à la fois la reconnaissance de la France et de l’identité française.

1. L’humour du comique

En tant qu’une comédie, La Grande Vadrouille est un film qui :

grâce à l’humour, vise à réconcilier les Français avec une période troublée de leur histoire dont les échos sont encore très présents en cette fin de siècle.

Ensuite, on va aborder comment cette comédie fait rire les Français sans les piquer.

1. Les personnages en tandem

Le film à tandem est d’origine du buddy movie américain, il exige le contraste et le rapport de deux personnages principaux, le contraste et l’évolution des rapports conditionnent le comique de situation et de dialogue. Ce modèle se montre très souvent dans les comédies françaises, à la suite du tandem légendaire de Bouvil et de Funès, beaucoup de films ont choisi de suivre leur exemple, y compris Bienvenue chez les Ch'tis et Intouchables.

Le noyau d’un tandem, c’est la collision identitaire entre deux personnages principaux totalement opposés par leurs caractères et leurs origines sociales. Dans l’opposition entre Augustin Bouvet (Bourvil) et Stanislas Lefort (de Funès), on voit la contradiction des classes — Bouvet représente le simple prolétaire tandis que Lefort représente le bourgeois irritable. Mais le film n’a aucune intention de rester là, à l’aide des caractères stéréotypés que construisent Bourvil et de Funès au cours de leur longue carrière cinématographique, Gérard Oury parvient à esquisser le portrait de l’ensemble des Français.

Bourvil tient le rôle d’un peintre des bâtiments simple, franc, et un peu trop naïf, c'est un rôle auquel le public peut s’identifier lui‐même. En revanche, De Funès figure l’impression des Français données par les étrangers, en incarnant le rôle d’un chef d'orchestre de l'Opéra de Paris très difficile et égoïste: imbu de lui‐même, colérique, obsédé par la nourriture et se défaussant sur les autres de ses propres problèmes.

Bien qu’ils se montrent souvent imbéciles dans le film, Bouvet et Lefort réussissent enfin à aider les aviateurs à franchir la ligne de démarcation et à gagner ensemble la zone libre. À travers ces deux personnages, on voit les Français qui semblent parfois insupportables, mais à la fin du compte, ils ont un bon fond.

Hormis ces deux personnages principaux, d’autres personnages suivent aussi le pattern du tandem. Ils entrent en scène en paire, les chassés-croisés des paires contribuent aux effets comiques du film.

Il faut noter que puisque Augustin Bouvet représente l’égo des Français, on peut remarquer que vers la fin du film, Bouvet finit par gagner l’amour de Juliette et le respect de tout le monde dont Stanislas Lefort. À la fin, les planeurs que prennent les fugitifs volent au-dessus des champs et des montagnes pittoresques de l’Hexagone, cette scène donne une grande espérance de l’avenir, où tous les Français, quelle soit l’origine, pourraient se réjouir de la devis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 Un conte à double tiroir

Dans La Grande Vadrouille, on peut repérer deux dimensions narratives. La dualité du film consiste à la coexistence de la narration réaliste et la narration irréaliste.

Dans la dimension réaliste, Gérard Oury raconte une histoire de l’Occupation et de la Résistance. Cette histoire est mise en scène par les personnages plus réalistes — les aviateurs anglais, les Français patriotes, les officiers et les soldats allemands plus dignes — dans un ton plus sérieux. Blessure de Peter Cunningham, arrestation et disparition des deux aviateurs, confrontation redoutable entre les deux belligérants… cette narration est entourée par une ambiance funeste, elle sert à la toile de fond de l’histoire principale. L’effet comique est réalisé en grande partie par les péripéties d’intrigue.

La narration où agissent librement Bourvil et de Funès est plutôt irréaliste, c’est dans cette dimension-là que l’intrigue centrale se passe. On voit là-dedans des scènes fantastiques — par exemple, laquelle où Lefort fait dormir major Achbach en sifflant. Dans ce monde, les aventures des personnages principaux n’ont aucun rapport avec la réalité historique, ce qui rassure sans doute les spectateurs français. C'est dans cette dimension que Gérard Oury réussit à accomplir le comique du film — les talents de Bourvil et de Funès peuvent enfin être déployés. Enfin d’équilibrer la structure du film, de trouver des homologues pour Bouvet et Lefort, le réalisateur met en scène le major Achbach et le soldat allemand qui louche. Cette narration devient ainsi un univers puéril des bouffons, on rit en raison du jeu des bouffons et de leur nature ridicule.

Gérard Oury applique différents moyens de faire rire dans ces deux dimensions narratives. L’unité du film est garantie par les chassés-croisés des personnages entre deux dimensions.

1. D’autres facteurs du succès

Il y a bien d’autres facteurs qui contribuent au succès de La Grande Vadrouille. Par exemple, style distinctif du tournage de Renoir, ingéniosité et esprit humanitaire de Gérard Oury, esthétique de la mise en scène, musique d’ambiance qui correspond au thème du film, coopération extraordinaire de Bourvil et Louis de Funès, charme personnel de Louis de Funès, réputation précédente du Corniaud … Toutes ces conditions forment ensemble une comédie légendaire, qui fait rire et continue de faire rire jusqu’à aujourd’hui.

La Grande Vadrouille est bel et bien un film qu’on n’en faisait pas avant et un film qu’on n’en fait plus. Il est tombé précisément sur l’occasion où deux des plus grands monstres sacrés du cinéma français sont disponibles d’être rassemblés, que les spectateurs se préparent à faire face à l’Occupation, que la France est prête à retrouver son grandiose d’hier. De plus, il faut ajouter que Gérard Oury a bien saisi cette occasion et en a fait un des meilleurs films du cinéma français. Alors on pourrait conclure cet essai par l’appréciation de François Kahn:

La Grande Vadrouille est un film divertissant, varié, souvent astucieux et faisant rire un large public. Cela peut paraître peu mais la combinaison dans un film de ces différentes qualités constitue en soi une réussite peu commune, qui mérite au moins d’être reconnue.

Références

Guy, Jean-Michel. « Les publics de 80 films », Jean-Michel Guy éd., La culture cinématographique des Français.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 DEPS, 2000, pp.205-299.

« Images, lettres et sons »,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vol. 137, n°1, 2018, pp. 18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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