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买股票认购证，现在看来就是打新股啊，怪不得要半夜排队抢。三宝和香港人说找人排队买股票认购证要人均100块，承包给莉莉人均50块，莉莉加价到人均60块，转包给邻居人均35块。

2、90年代在“下只角”的市区租房1000一个月已经算狮子大开口，三宝和莉莉谈到1000块一个月，和阿伦说2000块一个月。

3、当时的股市行情显示还没有红涨绿跌，莉莉进大户室穿的是绿色套装。

4、孔雀化工的两次操作，一次是在持续涨，一堆人买，这时候阿伦让莉莉抛掉，抛后没多久就下跌，及早挽回了损失；另一次是持续跌，莉莉想让他拿钱来补仓，最后越跌越多，割肉了。这两次莉莉都是典型的小散户思维，阿伦判断比较准确。电影里还提到上海股市崩盘是因为深圳股市雄起大户涌入。

5、90年代香港人自认为是“二等公民”，没有身份认同感，莉莉和阿伦去大户室，对保安说他是广东抓鱼的。

6、三宝在股市崩盘之后另攀金主搞房地产，当年要是能领悟这种神预测早就赚翻了吧。

举凡九十年代的大陆电影，尚未有一部电影在展现城市生活方面，像《股疯》这般成功，让人感受到鲜活有力的真实。同一年（即影史赫赫有名的1994年），张艺谋把《活着》拿到戛纳，田壮壮的《蓝风筝》也已完成，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前一年拿到金棕榈……第五代导演集体发力的同时，第六代差不多开始露出苗头：王小帅拍了《冬春的日子》，张元完成《北京杂种》，娄烨正在准备《周末情人》……还有姜文，于同一年拿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去了威尼斯。所有这些电影几乎都没有涉及到都市，在宏大的历史书写和细碎的自溺抒情两个极端上定足。

中国的城市化在九十年代初的迅猛发展，或许吓到这批结束革命不久即拿起导筒的电影人。第五代导演们自然不必说了，无论是否因为革命的“洗礼”使然，他们都无可奈何地丧失了把握当下社会真实的能力，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张艺谋在1997年拍的《有话好好说》，但我们已经分析过这部电影的特殊性（见此）。第六代导演虽然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躁动（比如《北京杂种》），但恐怕得等到世纪末才有对城市化进程对人与社会之影响作出客观的观察与记录（贾樟柯）。

《股疯》突然撕开的这道真实“伤口”，由一位香港导演提供，似乎也就不奇怪了。导演李国立不仅是一位外来者，同时也是香港都市化进程浸淫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跑到上海捕捉都市跳动的脉搏，看来不会很苦难。因此《股疯》这部合拍片虽然批着亮丽的“陆皮”，但内核实质上是一部港片——故事发生在上海，但从城市景观和摄制手法上，它仍然是十足的港片味道。无论是摄影机在现代都市建筑外的快速移动，或表现十字路口的堵车状况，还是所使用的极富感染力的配乐，电影都成功捕捉到一座大都市的躁动。

恐怕唯有香港导演才有这样的能力吧，九十年代初的大陆导演很难具有。究其原因，无非是向来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与欧美的大都市基本处于同步发展状态，大陆则因为革命的停滞唯有等至改革开放后才有真正的城市化发展，而且是在集短的时间内极速迈进。这在感知上对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造成了两种困难：一是发展过于迅速，如同观看奇观；二是捕捉真实的能力在革命阶段磨钝甚至丧失后，需要时间恢复。

李国立只需将上海当成另一个已然过去的香港来拍摄。他曾经亲身处在炒股狂潮中，因而发生在内陆之地的相同事件对他来说如同历史奏响的韵脚，显得既新颖又陈旧。拍出《股疯》两年前，也就是1992年，引发观看热潮的《大时代》诞生，这是一部讲述香港股市风云的电视剧。对于已经成功拍摄过相似题材的香港电影人来说，将其移植到上海，可谓驾轻就熟。

社会发展显出相似的逻辑与进程。我们或许还记得在安东尼奥尼的《蚀》中，作为重点表现的股票交易所作为展开探讨男女情感的现代空间呈现在观众面前，安东尼奥尼精准捕捉到了同时代（六十年代初）社会现实与人心之躁动。香港出现类似场景，应该会比欧美国家稍晚（可能在七八十年代）。至少在大陆经历此情景的九十年代初，香港早已经历过了。

当国人尚无法把握股市（以及城市状貌）这一陌异事物，香港电影人无甚困难地做到了。《股疯》像香港电影，显得合情合理。唯有亲身经历过，才把握得更加真切。香港电影人只需将这个故事拍成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故事，好像在拍回忆一样，都不用太去思考如何把握九十年代上海的真实情状，上海这座城市的真实状貌就表现出来了。

当然，上海有其特殊性，导演没有忽视。比如对老上海弄堂市井小民生活的呈现，虽然有些时候准确又深刻——每个角色都活灵活现，可见下了不少功夫——但与此同时，角色也表现出一定的脸谱化和夸大（也许为了喜剧效果），结果导致上海都市的独特性只得到片面呈现，不能不说这源自于一种刻板想象。这是可以问责的地方，削落了电影的价值。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90年代，中央六台，那时候还小，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潘虹用牙签剔牙——通过我妈的讲解，我记住了，剔牙是要用手挡住的。

还有结尾，三宝又找到了一个表叔，我妈妈说，嘿，这人又找到一个亲戚。

这么多年过去了，莫名对这两个桥段，印象深刻，还有我妈作为业余影评人的妙趣点评。

大概是因为这两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牛市，我又想起了这部尘封在记忆中的老片。

继92年《大时代》的股票大亨方展博一角，刘青云这次转战内地，继续扮演一个股市老手，在新兴市场纵横捭阖。

那个年代，买股票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可以直接购买心仪的票子，那时必须提前购买认购证——有点类似粮票，财力雄厚，头脑灵活的人，都会雇人排队；没有资本的，如潘虹，三宝，作为一二级中间商灵活地通过转手赚差价。

直到认购证消失，当年那一批雇人排队买认购证的，大概又继续雇人去有投资潜力的楼盘，排队抢号了。

电影中展现的90年代邻里关系也妙趣横生，大院子里住的街坊，谁家吵架，谁家发财，谁家有八卦，一个院子、同个社区的人，转头就把消息传遍。偶尔邻里间拌拌嘴，闹个别扭，前一秒还白眼相向，但等到别人家孩子或老人生病，终归还是要帮把手送去医院的；同样的，隔壁大户赚了钱，街坊都想分一杯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到底没讲错。

潘虹的社区里经常传递股市第一手消息的，是一个盲人大叔。。。但他眼盲心不盲，对股市动向比一般街坊都清楚——比较逗的一段是，这人在看到股价飙升时，干脆摘下眼镜盯大屏幕了，说好的盲人呢？另外，每次哑巴想要表达什么，没人明白，只有“盲人”大叔，一清二楚还能当哑巴的翻译。

那时的港人，还是带着有些拧巴的傲慢来上海淘金：

刘青云的女友Anna，面对老板追求，灵机一动借口洗手才脱了身，回头还不忘吐槽一句：

我得去洗手了，听说中国人上完厕所不洗手，丢~

不过这也对应着开头，潘虹家蹲完马桶的小朋友，手还没洗摸摸脸就直接上桌吃饭了。

片中各个角色，都充满了喜感，除了潘虹老公，一个典型的上世纪知识分子，面对改革大潮却最先受到了致命冲击，类似这样被时代吞没的悲剧角色，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

我的舅舅也是当年第一波投身股市的勇者，听说那时候他大概还上了杠杆。

90年代中后期，舅舅家里经常有一些北方不常见听起来就很贵的水果和海鲜。想来，那时他是赚了钱的吧。

听我爹说，估计90年代他就有个小五十万的样子了吧，同时还偶尔搞点邮票收藏，为这，还特意在家里搞了一个厚重的保险箱。

但炒股二十年，大A股牛熊转换多次，我舅舅却反而欠了很多外债，究竟数额有多少，他自己也从不对家人明说。

这几年，他离开家乡南下，去了江浙一带的私人医院，听说那里给主治医师的工资很高。

唉，可怜我舅舅，60多岁的人，还要背景离乡的，赚钱抵债。

去年听说他回来，在酒桌上开心地说，债务基本清了，现在主要想多赚钱，帮我表哥还房贷。

电影结尾，刘青云在天台上悲从中来，对那个落魄的知识分子说：

你说你不幸福，你堂堂中国人，而我呢？我是香港人，到了哪里都是二等公民——

以前还没发觉，这电影竟然还暗戳戳地融进了港人的无奈，大概由于是中港合拍，可以这么讲吧。

最后三宝继续他的老本行，到处找“葱头”，顺便还在电影最后给大家留下财富密码：

以后呀，房地产才赚钱。

不知道搬去浦东新区的潘虹一家，有没有在浦东多买几套房子。

而这部电影的导演，编剧，工作人员，包括刘青云和潘虹，有没有在浦东或者香港多购置几套房产呢？

只是这一切，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