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1996

前一阵儿很流行一句话“认真你就输了”，我很不喜欢这种鸡贼的价值观。但如今，认真、天真、真实、真诚……的确已经成了贬义词，成了愚蠢和二缺的代名词。以至于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最喜欢的俩字是“天真”（因为他要把我喜欢的字刻成印章之类送我）时，他连问了我三遍，真的吗？不开玩笑？
真的。不开玩笑。愚蠢和二缺未必不好，精明和世故也不一定总那么好。（当然喜欢不代表能做到）

如果说杨德昌《麻将》里的四个少年是在玩一场人生的牌局，那赢的显然是认真的那个。
在父母那儿只学到自私欺骗，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厚黑无耻的红鱼，在父亲醒悟之后，在发现自己搞错了报复对象之后抓狂了。一贯利用别人玩弄别人的香港，在发现自己才是被别人利用玩弄的那个之后崩溃了。牙膏呢？又纠结了一群因为利益集合在一起的男男女女，继续走下去，会有什么在路的尽头等他？而不愿欺骗马特拉，尽力保护她却又对其无所求的伦伦，最后却得到了马特拉的爱。
当然，当然，这部片的说教意味太重，类似“马特拉”、“接吻”等象征意象太过明确，在艺术性上似乎稍有不足，但我还是很喜欢，觉得是部好片。一是因为影片人物真实自然，风格细节写实生活，再也是因为我喜欢他讲的道理。

《麻将》跟《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内核很像，就像是一体两面的故事。
虽然正直纯净的小四和坑蒙拐骗的红鱼看来完全相反，但其实他们都是社会异化的牺牲品。
小四听父亲的话坚持信念做自己，结果父亲却妥协了，只剩他不见容于这个社会，最后成为杀人的少年。红鱼也是听父亲的话“要动脑不要动感情”“要做骗子不要做傻子”，看似混得很好，但往长远里看“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他父亲的现在多半是他的将来——如果他不是像这样更早因为幻灭而成为另一个杀人少年的话。
小四举起的刀子落在小明身上，但他其实是想举刀对抗残酷却强大的社会，是它将原本纯真的小明变得冷漠世故。同样，红鱼跟邱董也不是个人恩怨，他的子弹打在邱董身上，其实是要打向畸形的社会，而他父亲和邱董正是这个社会无信无义无耻的代表。
在《牯岭街》和《麻将》里，所有的少年即使不能说完全无辜，起码也是值得同情的，而真正邪恶丑陋的是教导主任、安琪儿这样的成年人。因为社会是掌握在成年人手里的。

之前跟AK聊到侯孝贤和杨德昌，她说她更喜欢乡土的侯孝贤（作为上海人这科学吗？），我则更能理解杨德昌镜下的城市。
跟两位导演都有过数次合作的吴念真曾说：“这两个人的工作态度和作品有关，侯孝贤很感性，待人也一样。杨德昌的作品很理性，待人也比较冷漠。不符合他所期待的，他会刷掉。”
从电影上看，我觉得杨德昌是很自我很诚实几乎不染尘埃的人。他的理智冷漠正体现了他内心的坚持、强烈的理想主义、批判性和不妥协。
AK说，杨德昌对她来说可能太过锐利了，他的理想主义很美好，但也伴着墙裂的困惑和愤怒。我同意。但在我看来，这愤怒和困惑是生命力的勃发，是年轻人所独有的、珍贵又危险的力量。（杨德昌说：年轻是一种品质。）
我果然还是喜欢杨德昌。




阵容华丽。看片尾字幕时大吃一惊。张震、柯宇纶不说，红鱼完全没认出来是唐从圣（果然能像张震一样杨德昌、侯孝贤、王家卫、李安、田壮壮……通吃，横扫文艺片界，实在太难了）。黑老大是吴念真客串。而公关文宣传居然是舒国治。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看杂志看报纸看广告看电视听电台，希望从其中找到答案，希望让别人来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是麻将里的台词。
这是生命中经常碰到的一个命题,说起来很简单,但会困扰你一生.在生命中的每一个穿越里,你都在试图解开这个命题的谜。小的时候,仅只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选择.或者是地质学家科学家解放军叔叔伟大的老师等等，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所好学校一个好职业；再长大些，我们把他定义成爱情家庭遇见那个你最想见到的人；再大一点时候，我们认为是钱是财富是声名；但现在的这一刻，你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吗？这可能是所有七零年代生人的困惑，我一直觉得，我们要比八零年代孩子们幸运，因为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拥有理想拥有愤怒拥有单纯的人，这一切缘于我们年少时的生活环境。

在我们三十岁的坎上面，但我们面临到了他们所未曾遇到的一个谜题，就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来得太快，快得我们反应不过来。我们才刚开始自己的赚钱之路，有了自己的孩子房子车子和票子，未来还有更多的位子等着我们，但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在拥有了这一切的时候，越又发现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个壳，那梦想的壳，历经岁月越磨越破薄但仍未破碎的一个梦想——我们曾经向往的那样简单而单纯的生活。海子的诗歌里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我们天天生活在都市之中，为了房租月供一年一次的旅游象只蜗牛一样的努力向上爬，上面的山好高，好高，就像比尔盖茨的财富一样的高不见顶。山的后面是什么，是另一座山。那当我们得到了自己曾经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下一个想要的是什么。是更多的房子票子还是更多的美女名车？曾经希冀的精神上的放逐什么时候可以出现？

我现在喜欢看那些活在三十年代的人们的访谈。他们的言论中有一种淡定，现在世界上所没有的淡定和从容，他们当时比我们更单纯，满心就是自己的梦想，然后一路走下去没有一点彷徨和犹豫，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梦想越来越小了？

给我一份坚定，让我把自己的梦想捍卫；
给我一份从容，让我可以面对所有的未来；
给我一个笑脸，我现在走上我想走的道路。

这就是麻将告诉我的.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
——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
——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

看完麻将，杨德昌再一次奠定了在我心中华语导演No1的地位，虽然他的八部片子我至今只看过四部。杨德昌对城市认识之敏锐深刻，角度之冷静犀利，令人叹服。
早在1983年，罗大佑就在歌里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们的小时候或许不会明白这句嘶吼的歌词代表了什么，可是现在，当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更多的人会明白这歌里所包含的无奈与悲怆，更多的人会对杨德昌电影里的台北产生深切的共鸣。

红鱼
红鱼就是他自己口中“最不要脸的国度里最不要脸的人”的最不要脸的儿子，四人集团的头脑。他自认为深谙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老爸，我太了解你们这群老XX了!他继承了父辈所有的虚伪奸诈和冷漠，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全台湾没有我搞不定的事。
在红鱼眼中，只有两种人：骗子和傻子，他骗钱的把戏是告诉别人要什么，他处事的原则是不动感情。
红鱼以为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他信奉父亲的骗子哲学，他自以为看透了这人生，可是当他看到父亲与情人双双自尽倒在地板上，当他看到父亲终其一生追逐的即他现在正在追逐的一切变成了返璞归真后的虚无，当他看到父亲用死亡这种最决绝的方式来表示对一种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的渴求，而这种渴求，恰恰是他所唾弃所无法理解的时候，红鱼的信仰彻底崩塌。
看着父亲与情人的尸体，红鱼的困惑是在这个城市里，是否还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是亲情，爱情，还是理想，追求？或许，这已经不是红鱼一个人的困惑，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更为悲哀的是，如果不是父亲用死触动红鱼，红鱼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困惑，因为我们生来就认为金钱可以购买一切是理所当然的真理。
听着老邱继续兜售骗子和傻子的哲学，红鱼把这一切的困惑与不安转化为对这个社会的愤怒和怨恨，枪杀了老邱。
一声一声的枪响击打着你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孩子。这就是对我们冷漠无情的存在方式最致命的报复。
酒吧里回荡着那首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
在浮躁的城市，有多少人可以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背后看到人生原本质朴的面容，又有多少人可以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过后体味到人生本不该有的虚妄滋味。

香港
少年杀人事件里长大了的张震扮演帅哥香港，负责勾引女色，然后将其诱奸继而轮奸，满足小集团的生理欲望。
如同他充满物欲的名字，为了金钱，为了阴谋，为了自己和同伴的性欲，香港沦为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性工具。
为了实施红鱼的报复，香港又一次以性为诱饵勾引老女人安琪儿，却被安琪儿带来的一群老女人当成了享乐的性玩物。猎艳高手香港戏剧性地变成了他人的猎物。
面对三个老女人，香港突然伏地痛哭。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压抑漆黑的夜空。是屈辱，是悔恨，是报应，还是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最荒诞的注脚？

牙膏
坚信跟女人亲嘴会倒霉的牙膏，扮成小活佛，与人预测未来，通过制造不测加深人对他的信任，进而进行敲诈。
没有忧虑，没有伤心，没有恐惧，简单，暴躁的牙膏，比有头脑的红鱼更为可怕。因为他真正做到了没有感情，甚至没有了对自我的感情。
所以，牙膏刀枪不入，没有弱点。
所以，红鱼杀人了，香港崩溃了，只有牙膏留下来向更为年轻的一代人继续传授着他冷酷的方式。
是否，在这个物质与精神日趋分裂的城市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才是对自我最讽刺的保护？

伦伦
敏感善良的伦伦是这个昏暗冰冷的城市里一抹暖色。
在红鱼眼中，伦伦应该算是一个半傻子了。来台北寻找真爱的巴黎少女马特拉显然被划归为傻子。
伦伦不想看到马特拉被红鱼诱骗为卖淫女，私自将其藏在自己的家中，阴差阳错两人又被绑架。直至影片的结尾，失落的伦伦退出了小集团，一个人冲出房子寻找马特拉。回首之际马特拉款款走来，两个年轻人在台北灯火迷离的街头深情拥吻。
这是杨德昌给我们的两个傻子的胜利。
这是杨德昌给我们的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
拥抱过后的两个人何去何从，谁也无从知晓。
只是此时此刻的他们，似乎真的明白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麻将
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
片中的麻将搭子是红鱼，香港，牙膏和伦伦。
麻将是中国人的游戏。
一盏灯下，烟气氤氲，勾心斗角，消磨时光。片中的粗口连篇，生存哲学，虽在一海之隔的台湾，听来看来却依旧亲切熟悉。
麻将是个赌局，赌的是钱。
台北这个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赌场。经济起飞带来了无限种可能性，却简化了这种可能性的终点：金钱。夜色中，老骗子，小骗子，本土骗子，洋骗子，妓女，嫖客粉墨登场，机关算尽，嬉笑怒骂，只不过为了一个钱字。
麻将是一场角逐，是一场有游戏规则的角逐。
每个人都在猜测别人手中的牌，每个人都想知道别人要的什么。而真相却是：不到最后一刻，你不会知道别人要的是什么，你所能把握的只有知道自己要什么。
整部影片都没有出现麻将，却用麻将作为片名。
只此一个名字，便轻松瓦解了一个台北的繁华：别人要什么，你永远不知道。

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落与反思
我一直认为，杨德昌的电影远远超出了对所谓残酷青春的刻画，而上升至对一段历史一种社会生存状态的剖析与反思。
在现代西方文明和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冲击之下，我们的民族正凸显出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传统文化及其所依附的道德伦理规范被一步一步啃噬殆尽，对利益的赤裸裸的追逐失去了本该有的社会约束力；而新的文明却无法根除民族的劣根性和愚昧性，反而加深了生存的迷茫：不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台湾经济先于大陆起飞，麻将纵然已是1997年的电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恰显得合乎时宜。麻将这一场游戏，已不再是一场梦，而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残酷现实。
台北，北京，上海，香港，东京，纽约，当所有的城市都变成了一种模样，当所有的城市都带着一种表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使用英语就可以交流，无论白昼和黑夜，都是那么嘈杂和拥挤，充斥着生生不息的利益的气味。我们古老的民族，在接受了西方工业化文明抛却了五千年的负累之后，突然间失去了一个健全社会本该有的道德伦理防线，让所有的欲望长驱直入。
——贫穷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都很有钱，十年后这里可能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将来的西方文明将在这里繁荣。有趣的是历史的讥讽，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繁荣时期，21世纪也是那样。
杨德昌借一个外国人的口说出了他对一个民族命运的堪忧。我想，让巴黎女孩马特拉成为拯救伦伦的天使，或许表达出杨德昌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思考：我们能不能借助西方文明先进性革命性的一面来重新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文化？就像片尾马特拉和伦伦的深情拥吻，在全球一体化浪潮推进下，我们怎样才能寻找到与西方文明，与整个世界融合的契机？
可惜的是，杨德昌先生已仙逝。作为台湾电影一个时代的终结，再难有如手术刀般将社会层层剖开，血淋淋地给你看的华语电影，充斥人们视野的满是不痛不痒的娱乐片和偶像剧。我们的民族文化何时才能再一次迸发真正的活力？
爱之深恨之切，愿杨德昌先生死得瞑目，愿这个时代不辜负所有有识之士的一腔热忱。

    如果下一刻就去死，你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影片里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拿枪指着父亲的旧友，一个房地产商人，咆哮着问他，我现在就要打死你，你还要钱有什么用？
    这是影片中最紧张的一刻。起初，我觉得很过瘾：像这样圆滑世故的不良奸商在如今世上何其之多，难道他们不应该像影片中的这个人一样，被人用枪指着脑袋来一番震耳发聩的质问吗？但是，紧接着，枪响了，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本能地希望影片中的年轻人放下手枪，同时，那中枪的人在苦苦哀嚎，他说他想看看自己的儿子。刚刚他还在央求这年轻人一定要帮他把这套房子卖出去，否则他就要破产，一转眼，他就被迫面对这个总是被人遗忘的问题：现在就让你去死，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你还要钱做什么用？
    最后，陷入疯狂的年轻人没有理会这哀求，乱枪将他打死。
    对于这陷入疯狂中的年轻人而言，这子弹何尝不也是射向自己？从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满嘴脏话、桀骜不驯又工于心计的年轻人，他跟自己的团伙干着骗人骗色的勾当，其情形颇像一群青年哲学家，他们看似一群不良少年，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操守，对成人世界里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乃至于把一些成年人也玩得团团转。他们看起来什么都不相信，他们拒绝亲情、爱情这些软性的东西，对于女孩（人），可以乱交却不可以亲嘴，据说是不吉利，我猜是因为这亲昵行为对人的感情具有软化作用，所以他们拒绝。
    然则，这年轻人，他自己做的这些又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嘴里念念不忘的那几句话来自父亲的教诲。不难看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父亲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哪怕看起来他们已经没有父子之情了。他做的一切，无非是要得到父亲的关注和承认。
    这个父亲是个文艺青年吧，诗人吧，或者，就是步入中年的导演杨德昌本人吧。他出现的时候，屋里的音箱里响着音乐，是肖邦，音乐的优雅与安静一如他安详的表情一样。任儿子嘴里怎样的奚落，他都保持着平静。他曾经被一个叫安琪拉的香港女人骗了财，还骗了感情，后来他自己就变成了骗子。他还教给儿子那几句被封为座右铭的口头禅：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么就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带着这样的座右铭，父亲成了一个骗子，重新做起了富豪。东窗事发后，他却把烂摊子扔给家人，害得儿子差一点被逼债的人作人质绑架。
    在外避债的父亲忽然跟他联系，叫他来居所。父亲说没事，只是想看看儿子而已。这句话被老到的儿子狠狠地奚落。他不知道，父亲已经决定走了。简单地讲，他准备下一刻就去死。他只是想临终前看看自己的儿子。儿子不理解，他要用父亲教给他的方式来报复。
    当儿子带着讨债的人再来找父亲的时候，看到的是父亲和自己爱人的尸体——那爱人自然不是儿子的母亲。
    父亲也许是想告诉儿子：如果下一刻就去死，那么他想做的就是看看自己的儿子，然后是生是死都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仅此而已。
    这算是一个好父亲吗？如果问这年轻人，下一刻就去死，你想要的是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父亲的爱。但是父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这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太自私了。
    如果这个父亲真的就是中年的杨德昌呢？说句实话，我并不相信杨德昌本人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毋宁说，他只是希望自己如此吧。
    也许，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问大家，同时也问自己：

    如果下一刻就去死，你想做的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骗你，因为你已经不需要有人骗了。

   91年的《牯岭街杀人事件》让世界认识了杨德昌，也引发了电影舆论界对于台湾新电影潮流的深一轮结构性评价，杨德昌本人确实可谓是华语圈中不可多得的电影悍将。杨的风格，就是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以小见大，以近及远，以小型的人物种群表现一整个时代台湾社会的共性，从思想、情怀与关注方面达到一种史诗级大作的水准。96年的这部《麻将》，虽无法达到神作的高度，但其绝对可以称作是杨德昌风格的再演绎再发展之作，可谓是杨氏风格完全成熟的代表作。因此，没看过《牯》，你不能说自己看过杨德昌，没看过《麻》，你不能说自己了解杨德昌。
  我丝毫不打算浪费口舌解读该片在视听语言方面的一切元素，因为杨德昌的片子在视听方面的东西早已被人嚼的稀烂，炒冷饭丝毫没有半点意思。而杨的片子总是会涉猎社会多领域的方方面面，展开全面论述，没等说出个所以然绝对就会把我的头先搞炸。然而，马特拉，这个人，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这个概念，是个挺有意思的东西。拿她与它说事，会成为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马特拉，在该片中是一位千里迢迢从法国来到台湾，起先是为了找她曾经的男朋友，后来就开始无厘头生活的20岁出头身无分文的法国女孩。马特拉并不是其真名，而是红鱼与仑仑给她取的不伦不类中文名。这个法国女孩美丽，青春，勇敢，并且似乎很重感情，为一个颇为混账的白佬不惜从法国只身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这样的女孩，可以说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伴侣。所以，马特拉成为该片中最惹人喜爱的角色，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但是，本人必须表明一个态度，就我看来真实的马特拉是一个反复被操的角色，且不论她是一个有多任性的女人（身无分文不计后果地跑到台湾），就所谓操守来看，或许也并不值钱，她自己说过，为了生活，做什么都无所谓（虽然她最终跑了没干妓女这行）。她夹杂着前后两个男人，白佬，仑仑，在二者间反复不定，总是乖张且歇斯底里，虽最后看似归属了仑仑，在蓝色的环境光中二人忘我地亲吻，仿佛是导演安排的最终救赎，可我们不要忘记，马特拉与两个男人，两个代表不同文化背景，地域差异的男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最根本的是靠性与“寄生”来维持，于是在片中马特拉与二男人间的深度交流戏，无不伴随着睡觉，打炮，半裸，亲吻，抚摸，吃饭，抽烟进行。那么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几乎不可能给予太过乐观的期待，甚至可以说，马特拉会在不久以后又被别人操，管他是谁，只要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这就是一位真实的马特拉。当然，有人会说，干，你这根老逼，你凭什么这么绝对？那就让我再挑明得具体点。还记得那位靠着做鸡发了家的白姐不，白姐与马特拉在片中只见过唯一的一面，但白姐却对小马一见如故，感叹小马真像十年前的她，并且还给了她几张名片，有问题来找她。白姐到底看上小马的哪样，难道是她为了爱的义无反顾？显然不是这样。白姐十年前为了20美刀就可以劈腿，花20美刀就可以操她操得天昏地暗，为了生活这女人放下一切尊严、人格、原则，寡廉鲜耻，敢说敢干，在被操中逐渐跻身上位，竟成了一个成功者的范例。无原则，敢干事，在异地他乡求生存的心理，是马特拉与白姐最为相似的连接点，后来剧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些事实。这三个关键词，也就成了解读马特拉的切入点。
  马特拉不仅仅是个女人的称号，从更深层次上说，是一个概念。白佬这个混账在片中颇为意味深长的谈起过，马特拉是台湾岛民一种共有的心理期待。这种心理期待，就是对于个人生存空间，生存地位的支配，直白的说，骗钱，打炮，搞到更加上位的社会地位，管他是用什么样不择手段的途径，这本身就是一种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价值取向。OK，那些类似于白佬，还有那位曾经靠着做鸡发了家的白姐的老外们纷纷跑到台湾发展，无外乎就是希望在一个市场与价值极其混乱的初级资本主义社会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杯羹，打廉价的炮，赚容易骗的钱，尽可能支配可能范围内的一切资源，且不计任何后果。毫无疑问他们或多或少都成功了，然后则带有着他们白人祖先征服东方市场的优越心理，在公共场所大放人种优越论。白佬说，19世纪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期，现在马上就要到21世纪，同样又是帝国主义的黄金期，台湾将会变成世界的中心之一，只要马特拉这种价值取向仍是广大岛民的追求。这是活脱脱的后殖民主义言论，更是活脱脱的现实。因为马特拉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它就是一个寄生的概念，一个被操的概念，在各种被操中发芽，成长，逐渐获得一定的既得利益，然后反过来，从被操的对象成为操的主体，操的比以前还要来得凶猛。纵观片中的所有人物，谁不是渴望着去操马特拉的角色，即使本身被操得一塌糊涂。最明显的莫过于一向演另类角色的张震，操过这么多女人，结果最终却被三位占有上位资源的女BOSS操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丧失自我，不知后事如何。这里小小八卦一下，他的外号叫做“香港”，这片是在96年杀青的，从杨德昌的导演视角出发，那三个女BOSS究竟代表了近现代史上钳制香港的哪三股势力，稍微明白历史的人估计很快就有了答案。在杨德昌眼中，香港的命运似乎比台湾更为多舛，被操得更加无奈，马特拉的程度更为彻底。而反省了马特拉，妄图超越马特拉，其结果可能是血淋淋的，红鱼的老爸骗了一辈子后自杀，红鱼在幡然悔悟之后行凶杀人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操与被操之后，他们最终渴望一场反叛，可惜在社会的洪流价值面前是如此的无力，最终只能靠自杀与杀戮来完成对于自我的救赎，这样的结局当然是悲催的。联系大陆，何尝不是如此，整个华语圈何尝不是如此，只怕比台湾岛来得更加血淋淋，更加无原则，更加被操的不亦乐乎。推己及人，以小见大，从台湾本岛推广到整个泛华语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时代的诟病，杨德昌的厉害之处莫过于此。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骗人的人，一种是被骗的人，红鱼曾不止一次地对此津津乐道过。其实稍作修改，这话就更有意味，这世界上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马特拉，一种是操马特拉的人，而夹在这二者间那一道鸿沟中的人群，则是一群自以为是却又被操的体无完肤的四不像。
  
    




    

生活是一件贯穿我们生命的事情，可是往往，每天都在经历的，我们却看不清它原本的样子。

这个世界五彩缤纷光怪陆离，汽车洋房漂亮衣服好看的鞋子名牌包包旋转餐厅七星级酒店，我们要的就是这些么？商人们说有了这些你们就是名流，就是最有品位的人，于是有钱人用自己手里花花绿绿的彩纸去换，知道有那么一天，衣服包包多到用也用不完，置身高档餐厅却怎么也提不起胃口，这时，他们才发现这些都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那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简单的生活，难道不是他们刚开始创业时的模样？那既然曾经拥有过，为什么自己浑然不知？

普通的老板姓，上班族，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每天早上想午休，每天中午想下班，每个周一想周五，每个月初想月末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辛勤劳动，用双手换得自己的温饱，可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等待，这种周一盼周五的心情，究竟是为了等到什么？仅仅是周末能够睡个懒觉？

生活总有一点不完美，我们总觉得它还缺点什么，可是，缺的，究竟是什么？

有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站出来说“我来告诉你你要什么”于是他们告诉人们这一生追究的事情就是成功，然后写一些题目耀眼的书来知道大家怎么才能获得成功。每每看到书店里，有人围着看那些所谓成功学的书，就会想，原来真的有很多人活十年二十年，还只是听别人说你需要什么就认为自己需要什么。可是他们缺少的真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成功么？

但是，有些规律总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太多的事情，只有等你真正经历过，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你得到那些你曾经误以为你缺少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心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不是总也欲求不满，是真的一开始就没有找对方向。这样残酷的事实每天都在发生，可是它真的要你体会到才能知道。

最幸福的人，其实只是那些心无旁骛的年轻人，他们坚守者自己最初的梦想，认定那才是自己需要的，然后决绝的坚持。就像找爱的女孩，无论男友做过什么让他失望的事情，可是她认定这就是今生的真爱，于是远渡重洋到陌生的国度，只为听到一句“我爱你”。可是，现实生活中，很多本来已经很靠近幸福的人，却因为各种原因，比如遇到的困难，比如旁人的意见，然后转向他处。我们看不清楚生活的样子，更别说那些点缀在生活的角落里的璀璨的幸福。

经常觉得生活充满无力感，就是因为我明明知道自己缺点什么，可是就是说不清，缺的究竟是什么。最残忍的事实就是：也许我们要用掉一生那么长的时间，才能明白，生活只是个巨大的圆环，费尽周折，往往回到的还是那个最初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