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春天

自今年年初以来，爆发自湖北武汉的新冠疫情牵动着全国民众的生命安全，而来自于各类渠道和平台的疫情纪实作品从网络播出，向全世界展示发生在武汉一线的医疗和生活状况，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也举办“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论坛，邀请身处疫情一线的纪录片创作者分享这段特殊的拍摄经历，其中也包括知名纪录片导演范俭，他在武汉完成了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导筒也带来范俭导演专访，一起重回武汉，找寻春日被遗忘的影像。

被遗忘的春天 (2020)The Lost Spring: Survival and Revival of the Wuhan People导演: 范俭类型: 纪录片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片长: 67分钟内容简介：丹水池社区是武汉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社区之一，在封锁中度过一个严冬后，居民们颠颠撞撞迈进春天里。春色静美如常，但他们却无暇欣赏，面对病痛和创伤，他们竭力求生和重建。

范俭

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硕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目前定居重庆。作品曾入选柏林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等。作品关注时代巨变下人性、家庭的故事。范俭导演的作品主要有《摇摇晃晃的人间》、《吾土》、《寻爱》、《活着》、《的哥》等。《活着》曾获得2011广州纪录片节评审团奖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关于中国传奇女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2016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评委会奖及2017波兰WATCH DOCS电影节最佳长片奖，并提名2017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2018年，范俭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参与奥斯卡评审工作。

导筒：最初进入武汉拍摄前，会有大概设想会拍摄内容吗？

范俭：方向是有的，要拍“社群关系”，这个是我出发之前就想好了的，就是要在一个社区里面来拍他们的社群关系，这是大方向。但是，对于深入家庭内部后拍什么在那个时候并没什么概念。只有到了现场接触具体家庭之后，才慢慢确定了我要拍这个家庭的哪方面。

导筒：最终选择去社区和医院进行有不同情况家庭的拍摄以及成片中穿插对照的呈现，又是如何考虑的？

范俭：医院其实我去得很少，医院实际上只是杜进、黄冲他们去做透析或者去住院的时候才会去。因为他们这一家其实挺特殊的，也是我在拍摄中遇到的，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解决了住院的这个事情。但是总的来说，去医院的场景不是特别多。 其他的人物及其家庭都和医院没有关系，或者说，另外的人物及其家庭和医院这一现场没有关系。他们的现场主要是在小区里面。当然我在这个社区里也拍了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人和采集到了一些观点。这些在前期素材采集的时候出现的很多，但在后期剪辑的时候觉得没有必要把很多特别零碎的东西放到片子中去。

比方说，我也拍过小区在疫情之下专门去开展志愿者服务的人，帮大家去团购菜品以及各种所需物资。这些我都拍了，但剪辑师在素材的取舍中觉得这些东西如果都放进成片中会显得很杂乱。因为我拍摄的时候是按照群像拍的，将小区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拍摄下来。但是在剪辑时，剪辑师着重刻画的是三个主人公及其各自的家庭。 所以前期的拍摄和后期的剪辑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导筒：那这三组主要的家庭是怎样选出来的？

范俭：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也是一定要做到的是选择一个有新冠患者的家庭。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疾病，是它导致了社群关系的变化，那么你肯定要先找到一个家中有患者的家庭才行。这其实还是有困难的，虽然这个小区被查出有22例。但是我们跟的这个社区副书记，他走访的家庭多半是拒绝我们的。有的人很害怕被人知道被人拍摄，哪怕被人采访都是很害怕的。 经过各种拜访后，只有这个蔡大姐的出现让我觉得可以。因为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正在跟副书记陈琦倾诉她自己的焦虑以及受到的歧视。我觉得她的倾诉欲很强，所以我想应该跟她深入地交流一下，她也是比较快地接受了我们的拍摄。

我们在那几天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个倾听者、陪伴者的状态。不仅她，还有她女儿环环也接受了我们的拍摄。当这两位女性都接受的时候，也代表这个家庭可以拍了。她还远程连线了仍在接受治疗的老公，老公表现的也很令人满意。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家庭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 找到他们这家之后我又在小区里找到了认识蔡大姐一家并对他们家有一些看法和意见的居民。后来，我觉得需要找一个跟任何疾病都没有关系的家庭来表现日常生活，是充满日常烟火气息，不和疾病“挂钩”的家庭，也就很快找到了在楼顶种菜的刘舒一家人。

再后来，我与副书记的聊天中发现了小区中好几个每隔几日就需要去做透析的病人以及很多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在新冠疫情其间被耽误了治疗。通过副书记每天的电话沟通，我寻找到了一个妻子患有尿毒症，丈夫患有癌症的家庭。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情况，虽然没有感染新冠，却因其他事情陷入困境。 见到了杜进、黄冲一家人的第一面，非常打动我的是感受到了他们彼此在困境中的紧密的情感，就决定也拍摄他们家的生活，这给片子也添加了一种不同的色彩。

导筒：刚才提到因为新冠疫情而导致身患其他疾症的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吗？

范俭：这个情况很普遍，这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三月中下旬时，湖北省内逐步开放后，有一个志愿组织专门把湖北省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周边县市的癌症患者带到武汉来接受治疗。因为只有在省会武汉，才有最好的治疗癌症的资源。 但实际上这些癌症患者进入武汉非常困难。另外，医院也很难收治他们，因为开放癌症门诊的医院本来就少。在新冠爆发期间，癌症的门诊和住院都是停止的。后来慢慢开放，但能够被收治的病人数量也非常有限，而床位更加有限。所以有一批志愿者就是专门解决这一大类难题的。还有部分志愿者负责的是把其中最特殊的人带到北京去接受治疗。这些被耽误的人群的数量其实是很庞大的。

导筒：杜进夫妇的遭遇令人印象深刻，杜进的尿毒症治疗被耽误，疫情对其他疾病就医造成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

范俭：总的来说不容乐观。前段时间他们是居家治疗，这两天又把黄冲带回到了医院治疗。因为他的癌细胞还是在转移，现在在用一种特别贵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除了语言上的鼓励支持，也转了一些钱款给了他们，并不是说这些钱能起什么作用，因为他一针药可能就要一两千。虽然他老公的情况不好，但杜婧非常坚持，不愿意放弃她老公，我是想给她点心理支撑。

导筒：新冠患者及家庭遭受社区和社会的歧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年非典后遗症也有过这类情况纪录片的详细介绍，您觉得会有比较好的方法去解决或缓解这类遗留问题吗？

范俭：我提供不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我既不是医疗也不是心理学相关专业的。但总的来说，对一个社区而言，他们是有自我治愈的可能性的。比方说，蔡大姐一家，他们家丈夫是患有脑瘫的，之前是物业的工人。在他四月份回到家后，物业公司的经理跟他说先不要上班，因为别人对他有意见。到了五月份他就试着去上班了。后来得到的反馈就是小区里的居民也开始慢慢接受了。

所以说，经过一个时间段，在社区内部是可以慢慢淡化这种偏见的，会有变化的。但另外来说，我觉得这种疾病在很多时候是破坏了人际关系的。我不确定在六月份或七月份小区中是否还会存在那种“气氛”，因为我人已经不在那个社区中了。 当人们复工的时候，这种偏见也慢慢蔓延到了职场。当影片里的主人公蔡大姐的女儿环环去上班时，在职场也遭受了歧视，所以她选择了辞职。当然，主人公在描述的时候会部分加重，因为这些遭遇对他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也许客观上去看没那么严重，但这种现象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就像我们片中的有一场，蔡大姐在小区走廊里就被一个大姐做了道德评判，就是带着一种眼光，说你们是“那样”一群人，才会染上了病情。我觉得还是要让知识更多的普及，让更多的人相信真正的科学以及理性，才能减少对他人的排斥。但实际上很难操作，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些人相信他们已经康复了。

导筒：这次拍摄过程中比较有难度的地方，或者说碰到的比较大的困难在哪？

范俭：我到的第一天就发热了，内心还是很恐慌的。心里在思考“难道自己到的第一天就被感染了？”，特别是当你晚上一个人躺着的时候会胡思乱想。后来马上就冷静了一下，一到那里身体就直接出线反应不合理。应该不是，也好在第二天温度就降下来了。类似于这种的胡思乱想有个两三次。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在医院拍摄完，去消杀通道。因为我们对这个程序不太了解，在紫外线灯旁停留的时间过长了，回去之后，我和摄影师当晚同时眼睛就看不见了，无论如何都睁不开了，而且还很疼，以为是得了新冠以外的疾病，一晚上就没睡着。第二天去医院就医，后来经过医生分析才知道是紫外线灼伤，用药就可以治好。所以说，这类的事情就算是碰到了一回。 另外在日常交往中有时会需要去到一些很危险的区域，好比蔡大姐他们家毕竟是有过新冠病患的，我们去他们家拍摄时如何做防护，这是一个问题。但后来我们经过讨论还是决定即便我们有防护服，也尽量不要穿。因为穿了防护服就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会让对方觉得我们在防着他。所以也就只戴着口罩，偶尔会带手套。不过每次从他们出来之后，心里还是会略微忐忑。这种情况持续了半个月以后，也就习惯了。每天晚上我们会执行一套我们自己制定的消毒计划和流程，给我们的设备、器材、载具消毒，大概半小时左右。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拍摄阶段，每天都这样。

导筒：这次拍摄的队伍大概是什么样的组成？是否就是你和摄影师两个人？

范俭：去的时候是三个人，摄影师、助理和我。因为我们用的是电影镜头，两套器材，都挺重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助理。一开始没有找录音师，因为我不想太多的人进入，来多一个人我就要多承担一个人的风险责任。但拍到中途后，我还是觉得声音需要录得更好，所以就从本地找了一个录音师来帮忙。然后团队就一直都四个人。

导筒：这个春天因为疫情显得格外特殊，而片名叫《被遗忘的春天》，这是如何考虑的？

范俭：首先是想到春天的意象，三四月份是武汉最烂漫的时间。对于我们拍摄者来说，可以四处游荡，能看到春光无限。我们住地旁边不远就是东湖。但是那些武汉人看不到，他们都被困在社区里。甚至我听到的好几个老人自我封闭50多天，都不下楼的。他们在阳台上能看到春天吗？我怀疑这一点。

小区里的玉兰花、桃花、樱花，这些花朵在怒放，开了一茬又一茬，但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的看到。或者说在这样的情形下，很多人并没有心思去留意春天的气息，更多是被其他的一些事情所笼罩。所以我觉得春天对于某些武汉人来说是一种被遗忘的状态。“被遗忘”这三个字也有点特指杜进、黄冲这样的癌症患者，他们这些非新冠的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了，其实这些人还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片名涵盖了多种意思。

导筒：这一次因为拍摄了不同的家庭，你是会选择同一天拍摄，还是会计划分开时间拍摄？

范俭：基本上随机应变的，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所以只要在微信中提前沟通，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家庭之间走动。当然有些场景是一定要按照时间点来拍摄的，比如说种菜的那位大叔，他需要在某一天去将秧苗栽在大棚当中，或某一天要处理他的鸽子。再比如蔡大姐一家，哪一天她的老公需要回来，回来之前的两天以及回来当天的生活，包括回来之后没多久就是她丈夫的生日，这些都是我会重点拍摄的。

这些东西我都需要提前询问清楚。最困难的反倒是最开始的阶段，就是对方需要勇气敞开他们家的门让我们进入。因为在疫情期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信任。当然小区里也会有人不让我们进，所以这一家人允许我们进入，并愿意留我们吃饭。这种在疫情期间的温情、善意非常的难能可贵。

导筒：之前有在微博上看到你发布一些在武汉的图片、视频和动态。在你所主要拍摄的这个小区以外，你对武汉这座城市当时整体有什么样的感觉？

范俭：首先，前一周的感觉是落差极大的。因为我熟悉武汉，我是在武汉上的大学，并且每隔两三年都会来一趟。2019年我还来参加毕业二十周年的同学聚会，热热闹闹的，刚办完。结果2020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原本特别烟火气的城市，走在街头巷尾能闻到很多气味的，后来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像是某种电影场景一般，很不真实，在街上开了半天就自己一辆车。尤其是半夜，整个街上就我们团队，仿佛是在游荡，这感觉有点恐怖、有点魔幻。 到了中后期，三月中下旬开始复工，路上慢慢有了一些车辆。 四月初的时候，人们开始慢慢出来了，烟火气也慢慢有了，饭馆，烧烤店都开门了。半夜我们拍完出来，就会去点一晚饭夜宵吃。 另外，《被遗忘的春天》并不是呈现这个城市的变化的，而是呈现这个社区的社群关系的变化的。我在这期间还拍了一部短片，专门是针对城市的，用我们拍的样态来呈现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感觉，是一个更有趣的短片，现在还在剪辑之中。

导筒：你从事纪录片拍摄已经十余年了，这次拍摄疫情相比之前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受？

范俭：最直接的不同就是很不便利。吃了一个月的盒饭，以及不停地给自己消毒，这是现实层面的。内在层面的话，这次我主动地选择拍群像，因为我不爱拍群像，我过往的作品也没有拍群像的。 《吾土》、《摇摇晃晃的人间》以及正在进行的还没结束的《爱过》，乃至到《活着》，都不是群像。我不太喜欢拍太多人，这次是觉得疫情给社群关系造成了明显影响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想着选择更多的人。

范俭《活着》 (2011)

还有一个创作上的不同，我到武汉待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在那样一些空间以及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人，我觉得可以拍一个非叙事的纪录片，这与我之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对我而言，这是一部用了纪录片手段的电影短片。只有置身于现场，我才有了这个想法，也才会刺激到我来做这样一个创作，或者说是尝试。

范俭《吾土》 (2015)

包括在短片中会用一些比较实验的方法，这都是在那段时间中产生的想法。当然也可能是我想致力于完成一个传统的表达，用非常个性化的方法。在那段时间里，当我们结束拍摄之后，在这个城市中开车回住处，我们在路上会遇到奇怪的场景以及奇怪的人。这些相遇是很奇特很微妙的，这也只能在这样一个城市以及这样一个特殊 时间才可能发生的某些场景、某些情绪。 这不是一个处于常态的城市会发生的。

范俭《摇摇晃晃的人间》 (2016)

导筒：这一次的拍摄有没有看到其他正在进行纪录片拍摄的人或团队吗？或者看到的已经做完的纪录片？ 范俭：我和周浩在去之前就有联系的。在武汉也聚了两次，他带了一个团队，主要拍摄大型的企业。在本地的我只见了程春霖，《生门》的摄影师，他也在拍摄一些东西。其他导演我也知道很多在武汉，但都没有见到。 还有一些我认识的相对年轻的创作者，陈玮曦——《武汉·重症区六层》的导演，他做出来的片子我觉得有些场景，有些人物是不错的。但是他短片的样态还是没有积蓄到足够的力量。我听说他还在做别的版本。 包括4月4日哀悼日那天，我的机位调度不过来我还请他来帮忙拍了某个地点。我也遇到了其他的一些年轻人，但我认识的还没把片子做出来。另外，一些平台播放的我大概看了一些，跟我做的不一样。

范俭工作照

导筒：刚才提到还有一个短片正在剪辑，目前正在进行的还有什么计划？

范俭：《爱过》这个项目我争取今年下半年收尾。本来是计划上半年做完的，结果因为处理武汉的这些事，再加上今年电影节也不开设了，所以今年要把这个项目给结了。《爱过》有可能最终会改名，现在我们还在讨论。 至于武汉还会不会去，我觉得有可能吧，但近几年不会了，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我是很想去的，也许会在那再拍一部片子。

工作中的范俭

导筒：今年的疫情对于电影、纪录片行业的影响都很大，从个人的角度和感受来说，有什么样的看法？

范俭：对于剧情片创作者的影响自不用说，对于纪录片来说是“船小好调头“，纪录片毕竟一个项目的体量小，所以我们可以主攻线上的发行。例如这次《被遗忘的春天》全网播放，这是我跟澎湃沟通的，既然没有什么别的路子，那就走线上、走网络。我觉得纪录片的发型策略可以相对灵活一点。

范俭在idfa

2020年的这个春天，可能不是“来过”，只是“路过”。新冠疫情带来的隔离与封锁，让我们与它之间，总隔着一扇窗的距离，有些遥远而冷清。在武汉，这个春天更易被遗忘，很多人的心，还埋在几个月前的那场严冬里，需要一点一点地往外挣脱——正如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所诉说的那样。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