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美剧第一名，《火线》，已刷完四季，好看到炸。当初看了两次第一季第一集都没有坚持看下去，现在捡起来慢慢啃真是越啃越有味道，每一季都是在慢条斯理的讲述巴尔的摩这座城市的故事，街角、港口的警察与毒贩、政治、教育体系等，尽显美国底层社会的百态，套用一句台词：American democracy. Let's show those third world fucks how its done ---- Rawls

距上次看完相差五年，百感交集，一切尽在Carver愤怒抽打方向盘爆发了出来。每季看完都需要缓一下，回归虚假的positive power媒介世界。一个是消费，一个是上瘾【比如刷短视频】，才能让人舒心愉悦，但将我们的认知与现实世界脱离愈来愈远。可能这季含McNulty量太少，才显得压抑和绝望。

前三季的铺垫之后，观众应当对警局的暗箱深谙于心，第四季将主题伸得更远，学校教育与市长竞选两方面。

（一）对命运的无力感

Carver抽打方向盘

Carver从第一季起，作为重案组内鬼，平步高升；第三季中，因为做事得力，又被Colvin赏识。在Hamsterdam里，他为放哨的小黑人打抱不平。【Carver的几项性格和能力比起来，忠诚>正义感>能力，一个标准的警察】Randy由于泄密放哨之事，被所有人排挤，毕竟整个西区小孩都收了Marlo的钱。Carver为他提供保护，黑帮报假警，吸引走值班警察，寻机报复。Carver为他找监护人，疲劳又无果，似乎Randy已经意识到，整个社会对他的期望就是进入收容所。对现实的无奈，以及积压整整一季的情绪，在这时爆发了。

第三季 慈善家Carver

Prez问过Randy的梦想是什么，不是科学家式的答案，Randy回答道拥有自己的小店。如果在中国的小学提起这个梦想，恐怕会被嘲讽没有梦想，但这些黑人在八年级时就已经如此现实。因而，他带三套校服来学校，兜售一书包的小食品，向各年级售卖，对未来做准备。Prez第一次给了他希望，第二次被Hawls破灭，Carver再一次给了他希望，但这一次他内心知道：但凡在巴尔的摩待一天，就没一天好日子过。在外界看来，尤其对墨西哥人来说，一墙之隔，美国是天堂，但就这些Corner Boy来看，他们只能重蹈上一辈的覆辙。

送进收容所那一刻，有种莎士比亚式悲剧感。

（二）系统（Game）

All in the game作为该剧主题，继续体现他的客观与冷漠。

在洲测验前会议上，校长助理明确指出，让所有教师放下目前教学计划，直接让学生背考试的语文题目。Prez疑问这不是骗人吗，哪能够测试学生水平？

旁边女教师解释道，其实这场测验不是测学生的，而是测老师们的。只要测试结果过关，意味着学校改善，老师达标，意味着补助将正常发放。Prez感慨道，警局也是同样逻辑，将抢劫伪造成盗窃，Major就能升到Colonel了。

伪造数据

所有人都知道，数据不能说明一切，但官僚系统的顽疾一直解决不了，下面是两个最直接的原因。

1.信息反馈

Lieutenant -Major -（Colonel这一级可跳过）-Deputy - Commissioner - Mayor，是《火线》世界里的Chain of Command，越级汇报是官场大忌，而信息传达到市长后，还需向市民和州里汇报。真实信息也会在一层层汇报中，被削去细节，并逐渐失真，唯有数字可以在马里兰洲各市之间相互比较。因此重视数据，而忽视实际民生，情有可原。

2.委托-代理问题

政府官员分为两类人，一部分是政治官僚，比如Commissioner，他们拿着死工资，并且升职激励很弱，所以将chain of command放在第一要务；另一部分是政治家，比如CarCetti，公民是委托人，政治家是代理人，他们有很强的晋升激励，比如两年后，Carcetti即将参选州长，所以公民的投票率对他至关重要。但代理人和委托人的目标常常产生偏离，因为有技术性手段，可以让他表现得更在意人民，于是追求这些手段，成了政治家的第一要务。

Carcetti

将人视作手段，而不以人本身为目的，这永远都是错误的。——康德

本剧亦正是将康德的意思体现得淋漓尽致，政治逻辑导致的离谱事件比比皆是。在市长选举前，Royce一方面自夸打击犯罪成效，另一方面打压重案组，使其噤声。造成的后果是，本末倒置，错过了追捕Marlo的最佳时机。用最佳资源仅仅抓捕了一群小喽啰，数据虽是好看些，但同时也让Marlo集团警醒，弃用手机，用更传统方式联络，为后续重案组增加难题。除了Kimma破获枪杀证人一案，整季警察陷入系统之中，为政治所裹挟。

（三）学术

除此之外，第三季和第四季带有些学术气息。第三季的毒品合法化，探讨究竟是毒品提高了犯罪率，还是警察对吸毒容忍的态度和行为决定了犯罪率。第四季的教育主题，探讨学校因材施教，抑或是个人有限的正义感，在系统之内能否帮助Corner Boy。

在学术中，经济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博弈论的兴起，让这些事情变得“可以解决”，只是解决方式与政府的政治逻辑相悖。

在Carcetti这条线中，他不断在与别人妥协，如果接受州长的教育帮助，他将失去两个大区的票，极有可能无缘两年后州长大选。但学生两年后大多依然没有选举权，Carcetti也只能忍痛割爱，为了实现更大的梦想。

汪丁丁在《身体与生命》中提到，中国社会是一个非稳态，依然处于变化之中。而美国已经形成一个稳态社会，想要找到帕累托改进方式很难，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教育问题可以归结于此。除非教育引起强烈的社会不满，让公民都觉得必须要大刀阔斧了，改革才得以实现，不然公立学校的学生会一直成为牺牲品。

周其仁在《改革的逻辑》中提到：

也总有人自发地试图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这非常关键。1956年支持包产到户的那位永嘉县委书记，倒是给农民提供了政策承认，但他本人却因此“犯了错误”，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回乡当农民一直当到1979年。这说明，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就有，历史上有，现实中也不断地冒出来，困难是合法承认的门槛太高。

毒品合法化的逻辑与之类似，况且荷兰等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实现，在美国实现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四个小孩都挺聪明，开始时他们看似天真友善，但稍许差错让他们离主流社会越来越远。一方面，老师希望他们将来做合法的事，但从小在Corner长大，他们清楚的知道，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并且他们的老师就是那个社会中的一份子。两种矛盾在Namond内心里交汇，使他产生了挑衅性人格，因此，老师和警察的话，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伪善。

最后附一张警局厕所的墙，也算是缓解这一季压抑的情绪。

凶杀科厕所

【媒体用稿，请勿转载】

1984年，当大卫·西蒙（David Simon）以《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警务条线记者的身份拜访警探艾德·伯恩斯（Ed Burns）时，差点因外形过度“社会”被伯恩斯当成是罪犯抓起来。西蒙肯定不会想到，20年后他会和面前的这名警察在HBO联手合作一部或许是史上最伟大的美剧，而后者彼时正负责马里兰州一桩重大毒品案，日后两人就以此案中的毒枭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反应巴尔的摩众生浮世绘的巨制。

艾德·伯恩斯和大卫·西蒙

西蒙更不知道的是，在结识伯恩斯30年后，他还会因为这部美剧，接受来自第44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白宫采访。在西蒙面前，还有一年即将卸任的总统像个谦逊的小学生，奥巴马自称是这部美剧的“大粉丝”（huge fan），还将其列为自己“最喜欢的电视剧”。整个采访中，奥巴马都在询问西蒙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美国社会中的毒品战争？或者换个问法，是什么造成了美国社会中的种种痼疾？

西蒙接受奥巴马采访

被淹没的传奇

《火线》（The Wire）像是一个美剧史上的神话。它刚刚播映时默默无闻，收视率完全打不过同台HBO王牌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和《六尺之下》（Six Feet Under），同时段更是被ABC的《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碾压。每季结束，西蒙和伯恩斯总要赶到纽约HBO总部的总裁办公室，说服总裁大人签下一季的合约。

《火线》实在缺乏卖相：2/3的角色是非裔演员（开播前两年，观众也大多是非裔），镜头对准的是巴尔的摩最底层，虽是警察剧（cop show）但却殊少破案的悬念，更乏案件告破时的“爽感”。它既没有《犯罪调查现场》（CSI）那样眼花缭乱的侦破手段，也没有《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那样的高智商对决。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低收视、低口碑，前两季在艾美奖上甚至提名都没能捞到一个。

《火线》中非裔演员占主流

《火线》警探方

转机出现在2007年。第三季播出后，越来越多观众开始希望《火线》不要因为重要人物的死亡而终结。剧迷们甚至成立了www.savethewire.com的网站来挽救这部口碑逐渐升高的剧集。在收视人群分布中，观众也不再局限于非裔，越来越多元的观众人群分布有效推动了这部剧的知名度——作为一部没有明星的美剧，在第三季播出后，越来越多无甚名气的角色演员开始在街头巷尾被路人认出。

《火线》也引发了知识阶层的广泛讨论，甚至逐渐开始成为了某种标签。如果当被问及“喜欢什么美剧”时，回答《火线》会让你看上去与众不同：你可能会被贴上“知识分子”、“读书人”、“有社会关怀的进步人士”的标签。14岁的小演员麦卡伦（Julito McCullen）一次参加电影试镜，年轻的他没看过多少影视作品，但又怕被选角导演问起“最喜欢什么电视剧”，于是向母亲求助。母亲答曰：你就说你喜欢《火线》。巧的是，一周之后，另一部美剧也向他发出了试镜邀约——正是《火线》！

当2008年最终第五季播完时，很多人似乎才如梦方醒，如此伟大的作品一直伴随了人们6年，而大部观众仍旧未能察觉。DVD的发行使《火线》迎来了第二春：剧集DVD的租售量稳步升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史上最佳美剧”的榜单上，始终名列前茅，并且数次位列三甲；而哈佛、耶鲁、伯克利、LSE等众多顶尖学府都将《火线》列为社会学课堂的讨论对象，藉此分析种族、毒品、教育等公共政策议题。

《火线》毒贩方

《火线》的高开低走既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的骄傲。说它“悲哀”，它在播时收视持续惨淡，每逢季终都要面临被砍的传闻，鲜有人能够发现它的魅力。但它同时又如此“骄傲”，它剑指美国社会体系的种种顽疾，同时又极度引人入胜，在满屏粗鄙的F-word之下，如手术刀细腻地解剖着美利坚。戏剧化的情节被极度丰满的人物群戏解构了，警匪猫鼠游戏的悬念被游走于黑白之间的正邪暧昧取代了，电视制片人们被尼尔森收视率数据奴役的恐惧被两个致力于追求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制片人击得粉碎。

巴尔的摩的柜子打开了，从里面走出的骷髅个个触目惊心。

《火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遗珠。很幸运，在剧终后不到十年，它就获得了空前的推崇。

系统的失灵

《火线》以巴尔的摩市警局与毒品黑帮间的斗法为主线，每季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街头毒品、码头工会、市政议会、公共教育和本地媒体。五季中，毒品战争更像是一个幌子，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牵引出巴尔的摩的众生相：警局的内部斗争，黑帮的毒品销售，市议会的议员和市长间的政治角力，公共学校中的教育实验，地方报纸为夺普利策奖的不择手段......在巴尔的摩徐徐展开的画卷上，下至贫民区里骨瘦如柴的瘾君子，上达在宴会上推杯换盏的达官贵人，他们一个个各怀鬼胎、粉墨登场。《火线》巨细靡遗地展现这些自始至终都可能互不相识的、不同社会温层的官僚、警察、记者、教师、学生、流浪汉和毒贩是如何交织在一起。

西蒙和伯恩斯在策划之初，就拒绝把《火线》打造成一部有关刑侦的警察剧，或是一部涉及毒品的犯罪剧，抑或是一部展现官场的政治剧。更夸张一点说，《火线》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类型剧，它不符合观众对一部剧的基础性期待。西蒙和伯恩斯最为关心的，并非是巴尔的摩某一个街角、某一座学校、某一所警局、某一位议员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系统（system），是整个美国社会系统出了怎样的问题。而这种系统性问题的来源，并非单单是某几个贪腐的官员，也不是效率低下的警察，甚至不是做着白粉勾当的毒贩。整个体系的崩溃来源于每一组齿轮都严丝合缝但又稍有差池，每一颗螺丝钉都看似牢靠却有些许缺陷，每一个发动机都看似运转正常可其实却在空转......

《火线》第二季将镜头对准了码头工会

巴尔的摩罪恶的被告席上，没有人是那个真正罪大恶极的元凶。大部分人都不过是这场罪恶的从犯，他们时不时伸手从撒旦的口袋里夹走5美分；但每一个人似乎都又有一肚子的委屈和义正辞严的理由。新任市长为了所谓更大的善、为了祖国未来的花朵（当然还有更多的选票以及自己的仕途前程），只能把答应给警局的钱转给千疮百孔的公立学校；公立学校为了教学绩效，不惜把试卷出得极其简单以换取教育政绩，再用此获取财政扶持；警局为了今年的破案率达标，明知废弃公寓区每扇门后都可能躺着一具尸体，也要等到新年一月来临之后再撬门；报社总编明知麾下小记者的报道掺假，但觉得掺假新闻有望夺得普利策，就假装充耳不闻......

谈及《火线》主旨，西蒙总喜欢用“系统失灵”（system dysfunction）一词。人们总喜欢把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称为电影社会学家，但电影120分钟的长度总是将老马丁的视角局限在某个具体而微的社会议题之上。而同样长于底层视角的那些导演们，如肯·洛奇（Ken Loach）又往往容易拿最为极端化的特殊案例（如《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来完成一个宏大的社会批判。这种手法往往流于失之简单的澎湃控诉，最终一叶障目地沦为知识分子过于理想化的自我道德满足，对于社会真实的问题却止于隔靴搔痒。

一心想要改变巴尔的摩的市长先生，最终也必须得跟系统妥协

《火线》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廉价的控诉体。除极个别官僚外，《火线》几乎找不出让人深恶痛绝的反派，大部分角色各自都有可爱的一面，但在每一个节点，他们都会利用先例、规则、制度为自己做出一点点似乎没那么诚实、但又合情合理的选择：警局为了政绩，只能放弃本可一举击溃毒品集团的“钓大鱼”的机会，代之以抓些街头的虾兵蟹将用以完成指标；市长不愿放弃快速晋升的机会，导致手头有限的资源只能在儿童教育和社会治安间二选一；码头工会领袖不惜以身涉险搞点小走私，只为筹钱给手眼通天的掮客们，希望他们能说服政客们在政策上重振海港码头。而最终，那些不得不承受系统内层累堆积不断小问题的后果的人，往往是公立学校里的学生，无力逃离糟糕社区的老人，以及不可自拔的瘾君子。

《火线》对于整个美国社会体系步步为营地批判，如教科书一般为我们展示着权力运作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向我们揭开了罪恶的渊薮：所有的人都无法自外于这个体系，最终要么参与系统的共谋，要么沦为受到排挤的理想主义边缘人。《火线》是大卫·西蒙和艾德·伯恩斯对美国社会所出具的一份病理异议报告，在他们这里，没有美国梦，也没有伟大，更没有治世的灵丹妙药。

当乌托邦遭遇现实主义

对系统入门三分的批判，来源于真实体验。对《火线》来说，所有的一切又都过分真实。西蒙曾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而伯恩斯则长时间在警局负责反毒品工作，之后又进入公立学校做老师。可以说《火线》的一切完全基于两人的真实生活：剧中的毒枭都能找到原型，甚至名字都在致敬；而罗宾逊式只打劫毒贩、不伤害平民的豪侠奥马尔（Omar）也源于巴尔的摩街头的真实人物。主创甚至找来了这些原型做现场指导：毒枭如何运营毒品网络，而豪侠如何谋划每一次打劫，而伯恩斯自己就能为警局内部的权力运作方式提供最内行的建议。

在选角上，剧组更是不拘一格。很多演员真的坐过牢：饰演杀手斯诺普（Snoop）的女演员曾经因谋杀罪蹲过大狱，出狱后继续做些非法勾当，她甚至在试镜后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继续贩毒以补贴家用；演完《火线》三年后，已能时不时接到片约的她又因为贩毒被捕。而扮演绰号Bubbles的男演员安德烈·罗佑（Andre Royo）在拍片间隙在街头闲逛时，因扮相过于像个吸毒者，居然有街头毒贩向他推销“新产品”；而当他回到片场时，HBO雇佣的保安又以为他是偷拍摄设备的小偷。

Bubbles的表演一发入魂

连拍摄脱衣舞俱乐部的场景，剧组都联络了真实的地点拍摄。结果剧集拍到一半，俱乐部因为有洗钱嫌疑被FBI查封了，导致剧组下半季只能向FBI（而非俱乐部原老板）支付场地拍摄租金。很多演员就来自巴尔的摩西区本地，最初的一批观众也是当地居民。《火线》的故事、人物、乃至取景，就在他们所居住的街道附近，对于很多初次演戏的巴尔的摩本地演员来说，他们甚至都不用表演，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饰演Snoop的女演员犯过二级杀人罪

为了趋近真实（当然也是迫于预算压力），剧组几乎没有启用任何一张好莱坞熟面孔，没有人带有明星光环，遑论主角光环。《火线》是一场似乎人人都是群众演员、人人又都是主演的大型群戏，将近四十余个主要人物，戏份平均已极，人物却仍各有特色、鲜活异常。

然则，“真实”的意义并不单单在于选角、取景和改编现实。《火线》的现实感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系统的绝望。它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甚至对任何所谓的解决方案都抱有质疑。第三季中，地区警长发现如果把毒贩聚集在一起搞一个“毒品自贸区”（Hamsterdam），可以有效降低其他地区的犯罪率。于是他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跟毒贩保证在自贸区中会对贩毒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可最终，这种方法虽行之有效，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政客们对这种做法非常感兴趣，但在面对普通选民出于直觉的反感和媒体不经调查研究的抨击时，立马调转枪头大肆批判“毒品自贸区”。没错，西蒙和伯恩斯在抨击官僚体系的同时，也暗示了普通大众在公共议题上极易被操控的劣根性。工会、学校这些在大众感知中较为正面的机构，也不再是纯洁无瑕的进步团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社会体系中每一个零件都在腐朽，这就是《火线》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

《火线》第二季的集装箱女尸案“预言”了2019年英国Essex的卡车车厢39具女尸案

当然，较真的左翼大佬们并不作如是观。2010年，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一篇名为《<火线>中的现实主义与乌托邦》（Realism and Utopia in The Wire）的文章中认为，《火线》在现实主义描摹的同时，也引入了友谊、家庭、美国梦等一系列乌托邦元素，然后不断用残酷现实将其一一击碎。《火线》将乌托邦的美好幻境引入了现实主义的叙事之中，从而激化了一种更具悲剧性的现实。而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其2012年出版的《梦之危年》（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里对此作出回应。他列举了具体片段，论证《火线》不是所谓“客观现实主义”，而是“主观现实主义”（甚至是心理现实主义），即《火线》仍旧展现了与真正现实所不同的经过“排演”的现实，它或许反映了某些客观现实，但却未能对更加抽象的资本主义体系作出客观的描摹。

诚然，左翼学者通常皆自命文本阐释方面的大师，但无论是詹明信抑或齐泽克，他们对于《火线》现实主义的见解未免都有些“六经注我”式的想当然。海明威研究专家菲利普·杨（Philip Young）曾说：“一切美国故事里最伟大的主题，就是天真遇上经验。”在《火线》中，警探麦克诺提（McNulty）作为剧集的核心人物，理想主义般地不断向追求浮于表面的统计数字绩效的官僚体系发起唐吉坷德大战风车式的绝地反击。但这是詹明信认为的“乌托邦”么？是齐泽克以为的“心理现实主义”么？《火线》只不过一次又一次用这些理想主义的人物，来揭示美国社会体系从上到下的荒谬绝伦、自我复制、不可救药以及二十二条军规。乌托邦（或是心理现实主义）在电视剧这种体裁中，是一种揭示现实主义的方法，而不是现实主义本身。

讽刺的是，麦克诺提警探在五季里都在顽固地攻击官僚主义，第五季中他甚至不惜伪造出一个所谓的“连环杀手”，并不停放料给媒体，以换取市政府对于警务的重视和财政投入。但当真相败露时，被政府高官和警局领导恨得牙痒痒的他，不但未受到逮捕起诉，相反因为市、警两界之前调子定得过高，高官们都希望息事宁人，只以强迫麦克诺提离职草草收场。一生都在以跟官僚主义作斗争为乐的麦克诺提，也拜官僚主义所赐，滑稽地逃脱了法律责罚。当乌托邦本身也在被现实主义化时，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现实主义的。

巴尔的摩，一座城市

《火线》为我们奉献了或许是美剧史上最为精彩的群戏，剧中人物的戏份相当平均。但《火线》仍然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主角、一个压倒性的C位领衔、一个贯穿全剧自始至终的演员——这就是巴尔的摩这座城市。

巴尔的摩位于美国东海岸，是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海港城市，距离首都华盛顿不到80公里。在美国治安最差的城市中，巴尔的摩长期名列前茅，而同时这里也是非裔市民占多数的美国城市。2019年7月，一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炮轰这个民主党长期盘踞的根据地，痛斥巴尔的摩“老鼠横行、令人作呕”；这也引发了作为巴尔的摩人的CNN非裔主播布莱克维尔（Victor Blackwell）在节目中眼含热泪地为家乡辩护。

巴尔的摩地区犯罪热点图，大部分犯罪集中在东西两区

特朗普对巴尔的摩的批评，当然可以从两党政治、种族歧视、城郊治理等多角度予以阐释；但巴尔的摩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泛滥肆虐的毒品交易、某些地区屡见不鲜的抢劫，在全美也确非虚传。2015年以来，警局更是接连爆发丑闻，先是非裔青年格雷（Freddie Gray）在警车上不明死亡，后是缉枪组组长詹金斯（Wayne Jenkins）借职权之便“白吃黑”，洗劫黑帮、敲诈勒索……

但如果没有巴尔的摩这座罪恶之都，或许也就没有《火线》。与美国其他城市一样，巴尔的摩也有安全、繁华、整洁的“富人区”，但这也不能掩盖巴尔的摩东、西两地区极度糟糕的治安。不过也正是巴尔的摩极端的地区分化，才能让我们在《火线》里看到那种从衣冠楚楚的政商人士，到街头巷尾流窜的“行尸走肉”之间巨大的贫富、阶级、文化的差异。第一季中，流浪汉线人Bubbles被警探开车带回了巴尔的摩西区，望着城市一侧的繁华和另一侧的破败，Bubbles感叹到：“天堂和这里，一线之隔。”（Thin line between heaven and here.）

对于东西两区的市民来说，巴尔的摩是不幸的。但对于《火线》而言，却没有比巴尔的摩再合适的主角了。西蒙和伯恩斯，这两个用电视剧来写论文的社会学家，用摄影机书写了或许是美剧史上最为现实、也最为绝望、同时也最为伟大的田野调查。这篇论文既是朴实无华的现实，也是大巧若拙的艺术。在这个收视率、点击率至上的娱乐快消品时代，《火线》或许是电视界给我们最大的一份礼物。

巴尔的摩，还是有其美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