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舌头

我这个人，不是因为了解西班牙才想去西班牙，而是想去西班牙，才开始了解西班牙。
通过音乐，文字和电影去接触西班牙。
越看，越觉得应当要去。

电影里的中国女孩是一种象征吧。
黑色的辫子，结实的身体。
红色的中国，向往中国女孩的安德烈斯。
他说，我喜欢中国女孩，中国女孩比较漂亮，我大一点时要去中国取一个。
然而却终究发现原来那美丽的中国女孩子永远都不会属于自己。
美好的情愫如同昙花一现。她在路边的山坡上同他挥手告别，他却只是哭泣。

实在是不愿意去回想电影结尾的部分。
自己小心保护的人，向自己举起石头。
太残忍。

要去西班牙。
看看这个也有过红色革命的国度。

人都有抹不开面子的时候，生活在俗世的我们，言而不尽的虚伪，往往令自己感到委屈，有时候话到嘴边，很可能是振聋发聩的一番道理，出于媚俗的顾忌，却生生咽回肚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碰到这样向我说话的，我会很愤恨于他的后半截，如果是碰到这样的电影，就简直要骂娘了，因为往往是不那么痛快的结尾，让本来好好的观赏变得及其不爽。

这部拍摄于1999年的电影是一部成长片，历来如此的是，通过儿童来讲述大人的故事，并且非常多地带有自传性质，1936年的西班牙，不过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对于我们都显得太过遥远了，不知道可以套在谁的头上，只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这是一部赎罪的电影，一部忏悔的电影，如果懦弱也需要忏悔的话。

在西班牙共和国建立伊始，人民享有着说得过去的自由，在邻近法国的小镇上，人们也有着相对的纯朴和善良，一个人的童年回忆，多少都带有田园牧歌的成分，我们往往美化自己童年的故乡，认为那是永不可再的失乐园，我暂且不管西班牙的话，可以先到东北亚，嫩江平原上，我童年的居所至今仍令我回忆，离开始终炊烟渺渺红砖瓦房，向东不远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可以捕捉斑鸠、鹌鹑、田鸡和蝈蝈的巨大乐园；向南不远是引水渠和可以游泳的蓄水池，捉鱼虾并避免接近淹死鬼；再远一点，是可以和看瓜人捉迷藏的瓜田，高墙的果园里一年四季都有蜂蜜，秋季更是让人馋涎欲滴；我们有成群的玩伴和吃不尽的四季零食，我们作恶多端，包括野生动物、家里的牲畜（浑不知宠物为何物）、邻居家的菜园、以及乞丐、醉鬼、侏儒、瞎子，都是我们作恶的对象，估计在他们眼里，半大孩子都是撒旦的徒弟，而且总是被原谅和讨好。

之所以扯出自己的童年，因为有一些相似的人性故事，连我自己也不曾触动过，可以拿出来比照着看看。

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之前，马卓大概8岁，瘦弱的他上学第一天就被起了绰号叫“麻雀”，还尿了裤子，不过班主任老师是个特别好的老头，镇上的人都尊敬他，是可以用全身心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教学工作的，老师，我们人类还对传道授业的师承关系保有父子般的敬意，不独中国人如此，西班牙小镇上的人都很尊师重道，有钱人就会送两只大公鸡到课堂上，马卓的父亲是个比较低调的裁缝，就为老师做了一套合体的西装，当然老师是倾囊相授，他带孩子们去体验自然，讲述蝴蝶的秘密，直到他光荣的退休，仍然是受人尊敬的自由主义者，暗地里的无神论者，情况变糟是在内战爆发以后，有很多史料和艺术作品涉及到这场战争，我看过另一部电影《牛的见证》也讲述过他们残杀持不同政见者，灭绝程度可媲美斯大林，而在马卓玩耍的小镇上，老师、乐队里的欢快风琴手成了被整肃的对象，电影浓墨重彩地描写政治犯被押上刑车的结尾部分，镇上原来的邻居和学生家长违心地朝犯人吐口水，裁缝泪眼迷蒙地骂着“叛徒”之类的字眼，那一幕对于故事讲述者而言，显然是鲜血淋漓的伤口，而最后一个镜头，小马卓们追逐汽车，老师最喜欢的麻雀，向汽车投掷石块，并且咬牙切齿地咒骂恶毒的字眼，那样的回忆，无疑是撒向旧伤口的一把盐。

以我三十几年的人生阅历，很少见到有人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其实人们在做这些事情之前，都是找了一千个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的，辩解的理由如此好找，以至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振振有词，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完全不需要自我原谅，简直就是非得要那样做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鉴于这一点，所以我不太相信马卓的父母是那样泪光盈盈的，我恶狠狠地猜测，他们在咒骂和吐口水的时候，不是幸灾乐祸并自我解嘲，就是一本正经地仇恨和诅咒，我看了这样不爽的结尾，远在西班牙的导演就莫怪我对他进行了诅咒，不，即使是心地善良的小镇居民也不至于那样滥情。

相反孩子们的反应才是我认为正常的人性，他们毫无顾忌地投掷石块，对着那位曾经令他们如此尊敬的人，对着所谓的恩师和引路人，他们像砸碎一面镜子一样地砸碎自己的过去，他们的骄傲现在成了屈辱，于是他们把它撕碎并扬手丢在风里，这是遗传自我们先祖的一种族群清理本性，我们一直在清除异己，比我们称之为动物的其他族群，未见得有多么仁慈，人性，另一种动物性而已，我儿时故事，可从侧面佐证。

在70年代的东北亚嫩江平原，生活着一群被称作右派的人，他们每天由专人看守出工，每周都要交代思想问题，不得随便走动，即使在自己家的周围也不可以，是名符其实的监外执行犯人。在这群犯人中，有一位是曾经的农场场长，面目慈祥而且善于讲古，在我们未知其身份的情况下，他用一些糖果勾引我们听他讲故事，直到被农场职工揭发，在揭批其罪行的大小批斗会上，这些曾经笑眯眯吃着人家糖果的劣童，成了一支支刺向反动右派的红缨枪，他的头发完全光秃了，挂着沉重的牌子，用游街来为灰暗的生活增添趣味，我们肆无忌惮地向他投掷石块，以至于大人们不得不出面驱赶，我们如此快乐，像是得到了另一把糖果。

动物学家早有研究表明，当一群动物中有一个被当作异类，比如稍有腿疾的羚羊，或者受伤的豺狗，都会被它的族群抛弃，甚至被曾经的兄弟姐妹分噬，袁崇焕的故事经常被用来指责北京人，冤枉，那样的残忍其实深埋在每个人的骨子里，当有一个人被抛出来，人们蜂拥而上乱石砸死，从古至今，无论中外，所在多有，那显然不是偶然的，我们距离茹毛饮血的祖先，区区不过万年，而清除异己的悲剧，上演了何止百万年。

这是一部关于蝴蝶，热爱自然的老人和初涉人世的孩子三者间关系的西班牙影片。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的乡村，在短暂的自由空气里，小男生望祖踏入小学课堂，即将退休的高老师在那里等待他，教他如何识别蝴蝶细长卷曲的舌头。身为共和党忠实的拥护者，高老师相信望祖这代孩子在自由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后，西班牙将真正摆脱专制的阴影。
某种程度上，本片和法国电影“蝴蝶”有相似处，点点细节给影片注入温暖人情味道。
但本片不为人情而写，而是为被扼杀的人情而写。法西斯统治下高老师被押进囚车，父母怯于恶势力威胁公开叛变共和，望祖随父母一起辱骂高老师。绞杀在沉默中诞生，不合情理，格外突兀，也永不能忘。也许这结尾是合理的，只是望祖不能理解那样的情理吧。
我们和望祖一样，是不懂得自由味道的一代。如果我们做出自己无法面对的事，大约也是必然而非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