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之裂变海外版

看《大秦帝国》是碰巧跟制片人聊过之后。初看了几集，画面宏阔，战歌慷慨，气势雄浑，有数年久不易见的大剧气象，便找了机会追下去。看到商鞅一袭白衣登场，高谈阔论，纵横捭阖，心想主创有气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论古，岂不有当初太祖为秦皇、魏武翻案的魄力？

但随着剧集深入，越往后边，却越觉得不对。剧情开始崩塌就不说了，许多人设、桥段明显违背史实，譬如商鞅那位未婚先孕的“妻子”白雪，刻意丑化的公子卬，武侠门派一般的墨家组织，无不为了制造冲突而一味传奇化，戏剧化，以至于低幼化。

李立群演的魏王初看极有意思，但越看越觉得有问题。不知是演员本身浓重的舞台腔，还是导演的喜剧化设定，魏王给人的印象差不多就是个脑子不太好使的铁憨憨。于是乎这边厢魏国庙堂一片昏庸，那边厢秦国朝野却被衬得高大伟岸。加之表演、战歌、苦情桥段连绵不绝，高下立判。直到卫鞅入秦，泾渭合流，遂一发不可收拾。秉着“依法治国”之大剑、横空出世的商君，简直成了一尊毫无瑕疵的神。

我就想问问，可能吗？

这部有口皆碑的历史剧，莫非就是这样罔顾历史，以今人之说法，僭古人之精要？

诚然，主创的苦心大家一看即知，自是为了当下依法治国的大势推波助澜，甚至不惜以古鉴今。这没问题，以古人之口说今人之事，素来是历史剧的套路。但这条道要走对，首先得选准对象。譬如要崇尚仁政，绝不可能聚焦希特勒；要高扬国威，断无必要拔高陈后主。当今所谓依法治国，解释权虽然在官方，但无论如何都是现代法制体系的一部分。然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政治是一回事吗？

很明显，并不是。应该说，差得还不只一点。

这是个大话题，要说清楚不容易。首先，得先铺排一下法家思想的脉络。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之世百家争鸣，孔子开其端，诸门继其后，法家属于其中诞生稍晚者，乃是随着战国大幕开启之后，各国竞相变法而生的一派以治国实践为主的学问。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在本剧中先后出场，分别代表了法、术、势三派，而三人竞相谢幕后，战国晚期最后一位法家巨擘韩非登场，统合三派之言，集法家之大成，终成一代名家。

申不害、慎到的书早已失传，现在流传下来的法家著作，主要是《商君书》（剧中最后被景监抱出来的那一大箱子）和《韩非子》。《商君书》到底是谁写的还无定论，但所反映的基本是商鞅思想无疑。所以历史上真实的商君到底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呢？先来看这么几段：

“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弱民》）

“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 ”（《去强》）

我想不用翻译，大部分人也能懂这几句话的意思。只不过，为师者常常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常不敢相信目之所见，总想找个说法证明“大师才不会这么想”。但对商君就真不必了，所见即所得。

简单地说，商鞅的主张可以用“壹民”“弱民”“重刑轻赏”等标志性观点来总结。第一，民必须弱，国才能强，然而民如何弱呢？辱之，弱之，贫之。《弱民》一章就说：“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 所以方法很明显了，就是让民一无所有，才能予取予求。第二，民必须单一，最好都是耕战之农。《算地》一章讲：“ 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简言之，朴实，憨厚，用着才顺手。第三，刑罚必须重，赏赐必须小。上面说了，商君认为苛政猛法摆在面前，国君才能爱惜其民，民才能为国君而死。

一句话，机械化管理，整齐划一。宗旨是为了打造出以君王意志为转移、强大而灵活的“战争机器”。在那之前，没有人把这个道理讲得比商鞅更透彻更显白了。

商鞅的话很容易让人想到讲求君王统治术的西方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和他那本毁誉参半的《君主论》。再近一点，也可以参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国主义——这些执迷于“王道乐土”“东亚共荣”的狂热分子自然也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践行了这一“以战养战”“杀人论功”的“强国之道”。但既然都联想到了这个层面，对于当今的许多国人而言， 这样的治国之道恐怕是不太能接受的。

传统学者对于法家的思想反驳是最为激烈的。学者鲍鹏山就有一篇文章谈商鞅，论其“作法自毙”（网上可搜，题为《 作法自毙的枭雄——评 商君书 及商鞅 》）。此说来自《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最后逃难，被旅店老板以法令严苛为由拒之门外而产生的“慨叹”。在太史公笔下，商鞅就是一个投机分子，自私、极端、刻薄、少恩，跟电视剧截然不同的是，当初可是他舔着脸入秦，主动试探迎合秦公偏好；秦国废分封，他倒好，得了六百里商於之地做自己封地，孝公死后他被人追杀，逃魏不成，先率兵袭郑，后被夹击身死军中，尸体给拖回咸阳五马分尸。

如此羞辱的结局，和电视剧最后那慷慨赴刑、洒脱浪漫、主动献身的刑场大戏，是不是判若云泥？

当然了，学者是理想主义的，批判商鞅容易从理论出发，空对空发话，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于是论坛上的爱国小将们多从这点出发，冷嘲热讽，厉声造势，指责从古到今所有学问之士对商鞅、对法家的反对都不足挂齿，是迂腐是守旧。唯商君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

所以，两千年来文明教化的言论昭昭，都是在放屁？

没错，卫鞅所在的战国之世，的确是各以武力论高低的大争之世。战争的阴影既然笼罩天下，各国都无一例外地踏上了变法之途，而且变法的方向最终都是指向军力的。魏国开其先河，用李俚、吴起变法，韩国以申不害为相，推行“术治”，楚国亦用吴起，齐国自威王起，用邹忌、田忌、孙膑等名臣，中兴仪式。普天之下，莫不欲自强。而商鞅，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最极端的一位。

商鞅的治国之道，首先是国家主义的，进一步说，是君主本位的。君主想要在大争之世，力压群雄，首推无双之战力。战力的基础，一是人力，二是国力，所以国家唯一要做的就是耕战。对此而言，民众只不过是耕战的机器，要效率最大化，那就尽量机械化，去除所有君主大人不需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即商鞅所谓的“六虱”： 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 。再者，就是传统文化赖以成立的礼乐文化。所以《商君书》言：“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

顺着这一链条走下去，战争机器的运转逻辑就浮出水面了：国家富强了，就得打仗，民众的精力得发泄，不打仗就会内部生乱；打完仗开疆拓土，就有更多农耕，继续培养战力准备下一仗。按商君的话说，就是“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 ”完全停不下来的节奏。

商鞅变法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成功了。秦国的战力，就像吃了伟哥一样迅速雄起，并且坚挺得可怕。自白起拔郢，大杀楚国之后，秦国几乎每年一小仗，数年一大仗，出兵速率极其恐怖，而且无论输赢，都能迅速集结部队，卷土重来，完全无愧于战争机器之名。相比之下，其它国家无论如何变法，也有高昂有疲乏有振奋有低估，起起伏伏，国之寻常，哪里经得起没完没了的消耗。

到最后，尽管合纵之势已然稳固，数国联军攻秦已成常态，然而各国政事又变幻不一，实在是集中不起力量。秦国便从大到小逐一穷追猛打，生生耗死了赵国、一战而灭韩、魏，大军压倒楚、燕，顺势灭掉齐国，以至天下一统。这一切，不能不说都是源于商鞅变法的功劳。

但换句话说，商鞅之法的本质是战时法，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懂。陆贾对汉高帝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讲的就是战时法度的局限性。新中国以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区别也说明了这一点。但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就少了，所以秦国靠变法得了天下，却没有靠再次变法坐稳天下，命短，亡了——这是站在国家立场对商鞅之法的评价。平心而论，商鞅在当时为秦国赢下这场灭国战争，是有功劳的。但同时他对诗书礼教的排斥，也断绝了统一之后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性——书都焚了，没得学可上，仗又未必有得打，不揭竿起义还干嘛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商鞅之法家学说，就只能是“兴奋剂”一样的存在——有时效性，剂量还不能太猛，否则，卒。

而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喜欢商鞅的，或者说喜欢住在商鞅所执政的这样一个国家里边的，我想可能不太多。如果有，大概便是已经住在这样的国里，习焉不察了。

好了，法家介绍得差不多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以战国法家思想，和当今依法治国相提并论？

你也看出来了，我的答案很明显——不能。连类比的可能性都没有。

关于这一点，知乎上关于“ 如何评价《韩非子》书中观点理论与现代法制社会的异同？”一问的回答堪称精彩。《韩非子》虽然和《商君书》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吸纳了后者的精髓，也算是法家集大成者，可参考性很强。总括其言论，大概有五：

1、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观点不仅仅是”更偏向”，而是整个“围绕”集权君主之需求设计的。 理念与现代法学观点及法律运作逻辑大相径庭、南辕北辙、针锋相对。

2、儒学的三大支柱是周代分封制（政治结构）、宗法制（社会结构）、礼乐制（统治手段），而法家学说的三大支柱是集权制（政治结构）、君法制（社会结构）、法术势（统治手段）。

3、除秦国外，中国再无以纯粹法家治国的例子。秦国政治的“空前绝后”，印证了法家这一本土原创思想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异变”。

4、现代法学源自罗马法，以民事为主，不像伊斯兰法和印度法那样以神事为核心，也不像中国法系那样以祖事为核心。罗马法是私法的源头，故而现代法学的重点是私权，强调权力与义务，与民主政治相适应。而法家之法是君主专制的刑律工具，强调刑罚，是公权之法。

5、法家的精华是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历史进化论”，商鞅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子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这才是值得后世借鉴的要义。若是遵循此教，即时调整，秦国大概未必会速朽了。

想要多了解的话，可自行百度，此处就不赘述。

所以说到这里，基本就很清楚了。战国之法家，虽然和“依法治国”一样都带了个“法”字，实际却本质不同。倘以史上赫赫有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作为“借古讽今”的主角，也不是不可，但至少总要基于史实，而不是肆意拔高。再说了，据实讲述本来并不丢人，商鞅的所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作者如此遮遮掩掩，甚至不惜胡诌，反倒显得心虚了。归根结底，当下这个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并不缺少历史，尤其不缺少光鲜亮丽的、热血沸腾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史。但我们更加需要的，永远是真诚的历史，既要有钱穆的“温情与敬意”，也不能丢掉鲁迅的“横眉”与“冷眼”。